人們常常以為敵人總是面目可憎、惡形惡狀，仿佛臉上寫著“我是壞人”四個大字。小時候看電影，反派總是一身黑袍、眼神陰鷙、語氣猥瑣，好識別、好憎恨。于是我們習慣了那種“視覺化”的判斷方式——以為敵人一定是喊打喊殺地出現，以為背叛一定伴隨著喧囂與宣告。
可現實從不如此。真正的敵人從不自稱敵人，真正的叛徒也絕不會承認背叛。最危險的對手，往往不披黑袍、不帶標簽，甚至還會打著“捍衛傳統”“糾正偏差”“推進改革”的旗號，披著一身紅袍，手里卻握著通往資本世界的鑰匙。
修正主義就是這樣一種存在。
它不是暴風驟雨的顛覆，而是溫水煮青蛙的蠶食；不是公開對抗，而是“溫和調整”；不是扛刀上門，而是端著“科學”“民主”“人道主義”的旗號，從系統內部打開后門——名義上守著革命的門，實際上請來了最狠的買辦與資本。
回頭看歷史，每一個典型的修正主義者幾乎都以“糾錯者”“守護者”的姿態登場。赫魯曉夫說他是糾正斯大林的“極左錯誤”，要反對“個人崇拜”；勃列日涅夫說他是在發展“成熟的社會主義”，要實現“穩定與秩序”；戈爾巴喬夫則宣稱自己要“重建信任”，走“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可現實呢？他們一個個將階級斗爭掃進垃圾堆，將工農權力移交給技術官僚與資本勢力，把革命成果逐步變賣，最終親手掘了無產階級的墳。
從伯恩施坦到赫魯曉夫，從考茨基到勃列日涅夫，從馬克思主義的建立到今天，每一次修正主義的出現，幾乎都以“更科學”“更現代”“更真實”為名。而他們共同的特點，這些人從不承認自己是修正主義者。他們不敢。他們深知，一旦承認，就是承認了背叛人民的正當性破產，是等著人民的清算與追責。所以他們只好死死拽住“紅色符號”的皮，哪怕只剩個外殼，也要貼在自己身上當遮羞布。
他們不直接攻擊馬克思主義，而是“現代化”它；不否定公有制，而是“優化結構”；不批判階級斗爭，而是鼓吹“人民利益一致”“社會共贏”。他們最喜歡講的，是“轉型期的陣痛”“與時俱進的調整”“對歷史經驗的反思”。可在這些詞背后，是剝削制度的回歸，是階級壓迫的死灰復燃，是對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的系統背叛。
于是我們看到，在他們的統治下，資本以“市場效率”之名重新入場，人民在“改革紅利”中越過越窮，權貴在“制度優勢”中腰纏萬貫。他們嘴上說的是“群眾路線”，行動上卻把群眾踢出權力分配體系；嘴上喊著“為人民服務”，手里卻在簽下賣身契，把公有制逐塊切割、打包、變現。
他們最會偽裝。他們不說“我們要復辟”，而說“我們要改革”；不說“我們要剝奪人民”，而說“我們在讓效率優先”；不說“我們要消滅公有制”，而說“我們在釋放活力”。他們包裝得精致溫和，口氣甚至比誰都“進步”，但他們最擅長的，不是建設，而是掩蓋。
這正是修正主義的危險之處。它不像傳統反革命那樣站在對面舉刀，它是在身邊挽著你的胳膊、口口聲聲叫著“同志”的時候，悄悄拔走你腳下的地基。
所以，識別修正主義，不能只看他們說了什么，更要看他們做了什么。他們是否還堅持階級斗爭？是否還捍衛公有制？是否還把無產階級的權利放在第一位？如果這些都不再是判斷標準，只聽他們嘴上“紅”，那群眾遲早還會再被騙一次、再被出賣一輪。
他們靠什么維持自己的合法性？靠的是對話語權的壟斷。他們掌握了定義詞語的權力，于是可以一邊拋棄革命傳統，一邊繼續打著革命的旗幟；一邊出賣群眾利益，一邊高喊“人民萬歲”；一邊引入資本剝削，一邊宣傳“社會共贏”。
他們不需要承認自己是修正主義。因為只要他們還穿著紅色外衣，只要他們還在講幾句“口號”，只要宣傳機器還歸他們所有，他們就能繼續把資本主義的貨色裝在社會主義的口袋里，到處兜售。
他們是怎樣的一群人？他們可能不喝可樂、不穿西裝、不玩名牌，但他們懂得如何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里，為資本搭臺唱戲，為特權開門鋪路，為新生的權貴階層定制度、寫法規、護利益。
他們不是外來的敵人，而是系統內部的變節者。他們最可怕的地方，不是站在對立面，而是混入同一陣營，在口號里變質，在程序里反轉。他們從不說“我要復辟”，卻用一紙紙“措施”實現了復辟；他們不敢承認“我已叛變”，卻用一件件“改革成果”交出了人民的命運。
他們從未舉起屠刀，但他們讓革命的火焰熄滅；他們從未宣稱背叛，但他們讓一代人的信仰破產。他們沒有一個承認自己是修正主義者，可他們的每一項決策，每一條路線，都是對無產階級的直接出賣。
你不能等他們自己承認身份。他們不會。他們絕不會說“我是修正主義者”。就像強盜不會自稱強盜，騙子不會自稱騙子一樣。他們知道，一旦說出口，就等于公開背叛，就等于把自己送上人民的審判席。他們最清楚，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一旦揭穿了他們的外衣，他們就連“自我辯解”的資格都不會有。
所以他們才拼命控制輿論，打壓左翼聲音，把“階級斗爭”四個字變成“過時詞匯”。他們說：“不要總提階級，那是搞對立。”“我們現在是人民共同奮斗的時代。”可你明明看到，奮斗的是人民，收割的是資本；犧牲的是工人，發財的是權貴；負債的是農民，暴富的是官僚。你要是說句實話，他們就說你“煽動仇恨”。
他們說：“你不能搞極端，要理性、要包容。”可他們從不去勸勸那些貪官與資本家“理性克制”，卻總是勸你別掙扎、別發聲、別組織。他們要的是安靜的人民，不是清醒的人民；要的是沉默的群眾，不是有斗爭意識的無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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