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教條主義者最大的特點，就是“跟著走”、“兩個凡是”：“跟著蘇聯走，跟著共產國際走”、“凡是蘇聯人說的都認為是對的，凡是蘇聯人做的都要照著做”。他們的錯誤給中國革命事業帶來了災難性的損失。毛主席是反對教條主義最積極、最堅決的真正偉大的共產主義理論家，他根據中國抗日戰爭實際情況創造了游擊戰略學，就是他反對教條主義的偉大成果。
列寧寫的《游擊戰爭》不是軍事學著作，而是從革命政治路線角度評價了游擊戰爭和革命暴動的聯系以及其在特定階段的必要作用。但是，列寧在這篇著作中有一個極其片面的、形而上學的觀點。列寧認為：“有人說，游擊戰爭會使覺悟的無產階級墮落到不可救藥的無賴流氓的地步。這是對的……無產階級的政黨無論什么時候都不能把游擊戰爭當做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斗爭手段;這種手段應當服從于其他的斗爭手段，應當配合主要的斗爭手段;應當經過社會主義的教育影響和組織影響變成一種高尚的手段”（列寧：《游擊戰爭》）列寧的這個觀點無疑是片面的。列寧說游擊戰爭可能會讓一部分無產階級墮落、產生游擊習氣，是沒有問題的。毛主席在古田會議決議、《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都講過；列寧說要用社會主義觀點教育和影響游擊戰爭變成高尚的手段也沒有問題，用無產階級立場觀點方法指導游擊隊也是主席所堅持的。但是，列寧認為無論什么時候都不能把游擊戰爭作為主要手段，則是完全錯誤的。他如果說在當時的俄國不能以游擊戰爭為主要手段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他說無論何時都不能把游擊戰爭作為主要手段，則是對游擊戰爭成為主要手段的可能性做了片面否定、犯了嚴重的形而上學的錯誤。
毛主席無疑沒有跟著走。列寧說游擊戰爭不能作為主要手段，毛主席則認為游擊戰爭就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主要手段。主席說：“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包括在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和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7年，四十四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席精準規定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的中心任務——游擊戰爭。主席還指出：“游擊戰爭在第一階段中乘著敵后空虛將有一個普遍的發展，建立許多根據地，基本上威脅到敵人占領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階段仍將有廣大的戰爭。此階段中我之作戰形式主要的是游擊戰，而以運動戰輔助之。”（毛澤東：《論持久戰》）可見，主席精準預測了抗日戰爭第二階段的主要作戰形式就是我中共領導下的游擊戰爭。
主席的論述，無疑突破了列寧對游擊戰爭的認識局限——毛主席是世界軍事史上第一位創立游擊戰略學的大戰略家，更是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第一位把游擊戰爭提到了一定條件下主要任務的革命導師。如果照抄列寧在《游擊戰爭》的形而上學觀點，就沒有中共領導下的革命力量的大發展，甚至會導致我們在抗戰時期亡黨——當時形勢下，除了以在敵后開展游擊戰爭、在敵人薄弱環節通過游擊戰爭建立革命根據地為中心任務，我們中共別無選擇！創造游擊戰略學，無疑是毛主席反對教條主義的偉大成果。
游擊戰爭中，由于毛主席為首的中共統一領導和精準教育，我黨不僅沒有流寇化，而且空前的成熟化、革命化、得到了最廣大人民的熱烈擁護。正如主席所說：“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還由于有人民自衛軍和民兵這樣廣大的群眾武裝組織，和它一道配合作戰。在中國解放區內，一切青年、壯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脫離生產的原則下，組織在抗日人民自衛軍之中。自衛軍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軍隊和游擊隊者外，則組織在民兵的隊伍中。沒有這些群眾武裝力量的配合，要戰勝敵人是不可能的。”“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軍隊，不但在對日戰爭的作戰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在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項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正如主席所說，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都能創造出來！
主席能突破前人的論述局限、能成功反對教條主義，最關鍵的原因就是他掌握了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精髓——實事求是。正是因為主席最懂實事求是、最會實事求是，他成功根據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特殊實際情況創造了游擊戰略學這一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戰略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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