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中國近代史上的偉大愛國運動五四運動爆發了。五四運動把“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賽先生”(科學，science)請上了座上賓，把中國推進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五四精神的本質就是“民主”與“科學”。可就在95年后的今天，有人提出“精英治國”論，呼吁國家要由“精英”管理，不應把國家交給人民。如果在五四運動前提出這種觀點也不足為奇，因為那時的中國雖然推翻了腐敗的大清王朝，但封建極權專制的殘余思想仍占統治地位，在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精英治國”論，這顯然是人類文明歷史發展洪流中的一股逆流。
首先，“精英治國”是違憲的。憲法是一個國家最高意志的集中體現，我們必須在憲法的框架內討論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前三條分別規定“人民民主專政”、“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和“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這就規定了國家政權的性質和政府的工作原則，也就是說國家屬于人民，通過民主的方式實施管理，而不是由“精英”管理。
其次，“精英治國”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唱反調。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列寧在批判“精英治國”思潮時指出：“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氣勃勃的創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獲得勝利并保持政權。”群眾路線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指出：“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小平同志也旗幟鮮明地反對“精英治國”，他反復強調“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是我們的傳家寶”。“三個代表”則要求執政黨要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就要求我們不能走“精英路線”，而要走群眾路線,這也是我們國家的生命線。
再次，“精英治國”與民主政治相對立。古希臘政治家伯里克利給民主政治定義為：民主政治就是政權在全體人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民主政治制度已逐步成為世界各國人民治理國家的根本制度，這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誰違背民主的意志，誰就會被淹沒在民主的汪洋大海。
有人認為“精英可代表草根”，這是階級矛盾調和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指出，“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而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統治階級是不可能代表被統治階級利益的，通俗地講，就是狼群不可能代表羊群的利益。少數“精英”只能代表他們自己那個階層的利益，再有，“精英”很容易被利益集團收買，制定有利于利益集團的政策，《中國青年報》4月26日發文稱，68.1%的人確認專家被利益集團綁架。為此，必須把國家的最高權力交給人民，交給人民的代表機構人民代表大會(國外叫國會)，在國家非常重大問題上，一定要由全國人民行使國家的最高權力，即通過全民公決的形式，讓全體公民參與國家政策的制定。
從歷史經驗看，我們什么時候走群眾路線，采取民主制度，革命和建設事業就取得輝煌成就;什么時候走“精英路線”，脫離群眾搞“神秘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就蒙受巨大損失。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在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軍事民主指導下建立、成長和發展壯大起來的，可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洋指揮李德違背了這“三大民主”，搞“精英指揮”，結果使紅軍慘敗。
1964年，一批專家積極論證、支持中央領導提出要在198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在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可到了20世紀末，一個現代化也沒實現，四個現代化遙遙無期，中央不得不又把現代化目標一下子推遲了50年，還是“基本實現現代化”。
一個個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精英治國”實則誤國。政府不應問政于專家，而應問政于民，絕不能讓“精英”堵塞政府與人民溝通的渠道，正如艾森豪威爾警告的那樣：“我們必須警惕由科技精英掌控公共政策的危險。”
我們不否認“精英”在科學技術等領域的重大作用和貢獻，但在國家管理上，決不能搞“精英治國”，而要搞民主治國，這是憲法的規定，是社會文明發展的潮流，也是用無數生命換來的治國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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