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傳統文化與普適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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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普適價值不同于“普世價值”。普世價值是抽象的，普適價值是具體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可以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說成是普世價值，而普適價值只能是人人平等。普適價值，就是不同階級、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人類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價值觀中所包含的共同價值認知。用文化的思維方式思考社會本質與社會規律，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系統、一以貫之的思考，是研究普適價值的方法論原則。

　　關鍵詞：普適價值、普世價值、文化的思維方式、公平正義、人道主義

　　中圖分類號：B 文獻標識碼：A

　　文化，就是著眼于系統的、本質的、整體的文明。文明是文化的展開，文化是文明的凝結與升華。文化的思維方式，就是本質的、整體的、系統的思維方式，就是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思維方式。理性與非理性的對立、規范與實證的對立、意識形態與科學的對立，都源于非文化的唯“科學”主義的思維方式。用文化的思維方式思考社會本質與社會規律，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系統、一以貫之的思考，是研究普適價值的方法論原則。普適價值不同于“普世價值”。普世價值是抽象的，普適價值是具體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可以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說成是普世價值，而普適價值只能是人人平等。普適價值，就是不同階級、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人類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價值觀中所包含的共同價值認知。有沒有普適價值?答案是肯定的。任何相對的東西中都包含了絕對的東西，任何特殊的東西中都包含了一般的東西。否認普適價值，是價值觀上的相對主義，而相對主義價值觀的邏輯結論就是價值觀上的虛無主義。虛無主義價值觀會使人類迷失方向。那什么是普適價值呢?

　　普適價值就是人的生命權對等原則。佛教認為無論王者百姓皆是眾生，“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名僧傳》在宗教的立場上是無貴賤差別的。“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性相近，習相遠”(《論語》)，“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涂之人可以為禹”(《荀子》)，“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朱熹：《玉山講義》)人的能力有大小，人對社會的貢獻有不同，而人的生命權完全對等。人的生命權完全對等是人的不同能力、人對社會的不同貢獻的前提，是個人存在與發展、社會發展與進步的基石。因此人的生命權對等原則就是人生而平等原則，人生而平等原則就是人格平等原則。有人格平等才有機會平等，有機會平等才有社會其他平等。人格平等就是普適價值。殺人償命體現了普適價值。殺人償命，不是所謂冤冤相報、“同態復仇”，不是所謂以暴制暴、漠視生命，而是公平正義的極端表現。正因為有了這個極端表現，才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底線。如果沒有這個公平正義的最后底線，社會就將大亂，政權就將傾覆，人民就將選擇新的政權，通過新的政權來建立維護公平正義的社會秩序。

　　普適價值就是權利義務的對稱原則。“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經》)“舍既然均，序賓以賢。”(《詩經》)“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尚書》)，“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尚書》)，沒有離開人的義務的權利，也沒有離開人的權利的義務。“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是用形象、樸素的語言，表述了深刻的權利義務對稱的道理。因為只有權利義務的對稱，人和自然、人和社會才能和諧相處、有序發展。所以權利義務的對稱就是普適價值。由于巨貪給社會造成的直接間接的危害大大超過殺掉一個兩個人，所以殺掉巨貪體現了權利義務的對稱這一普適價值。如果整個社會無官不貪，造成人的權利義務不統一、人格不平等，這種情況如果任其發展也會危及政權的穩定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普適價值就是公平正義。“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什么是正義?正義就是對權利義務對稱的追求、對人生而平等原則的追求。人類歷史上歷次朝代更迭都是人類公平正義的要求在冥冥之中起作用的結果。社會不公平是相對的，社會公平是絕對的，正義總要實現，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基本規律。因為宇宙對稱是絕對的，不對稱是相對的，人類社會是宇宙的組成部分，不可能脫離宇宙這一普遍規律的制約。社會正義的實現是宇宙的對稱規律在社會領域的表現。

　　普適價值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商鞅)，社會之所以需要法律，就是為了自覺實現正義，避免不自覺實現正義造成社會的動蕩與破壞。民主與法制是對稱的，但民主是手段，法制是目的;民主是基礎，法制是升華。如果民主不能上升到法制的高度，那么這樣的民主只能是部分人的民主而不是“人類”的民主，只能是部分人的價值、階級的價值而不是普適價值。

　　滲透在上述人的生命權對等原則、權利義務的對稱原則、公平正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后面更深一層本質的，就是平等。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平等;所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平等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也是人類的普適價值。那么，什么不是普適價值呢?

　　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壓迫是部分人的價值不是普適價值。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民族主義、排猶運動，美國外來移民對土著印第安人的屠殺與擠壓等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壓迫也只是部分人的價值而不是普適價值。資本主義社會不講義務的人權，不要監管的自由，以金錢衡量一切、以金錢換算一切的平等，以金錢主導一切、以金錢擺平一切的民主，也同樣只是部分人的價值而不是普適價值。只有完善的法制與道德、充分實現公平正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才是普適價值。

　　有報道說袁隆平的超級水稻推廣面積不多，之所以那么好的水稻農民不種原因是需要投入的肥料和工時長，投入產出比不高，經濟效率不高，所以全國并沒有大規模推廣。這是把經濟當做金錢、發展經濟和賺錢劃等號、只講經濟效益不講社會效益的典型例證。前幾年發生的腐敗官員用錢買歡不成用錢抽打服務員嘴巴、烈女鄧玉嬌為了維護自己的貞潔與尊嚴而刺死腐敗官員、當地政府為了掩蓋事情真相而左支右絀欲蓋彌彰從而激起民憤事件，也典型地說明了偽“精英”們的普適價值觀使金錢至上、道德淪喪、官場腐敗、世風日下，是西方和平演變中國深層次的理論基礎;雖然兵不血刃、潤物無聲，然而暗流洶涌、潛移默化，正在以加速度侵蝕我們民族的機體，危害我們國家的經濟、政治與道德安全。而鄧玉嬌的修腳刀不僅修理了貪官的淫念與肉體，而且也修理了偽“精英”們金錢至上的普適價值觀的面紗。在偽“精英”們金錢至上的價值觀以及用這種價值觀武裝自己大腦的一些政府官員看來，世界上沒有任何價值不能換算成價格、沒有什么東西是錢買不到的;如果人是理性的、正常的，就應該見錢眼開、完全利己;唯利是圖金錢至上，應該是人的本性，也是GDP增長的需要、社會發展的需要!什么理想，什么道德，什么誠信，通通都是偽科學，都是非理性的產物;為了什么貞潔臉面人格尊嚴而見錢不要、見大錢不要、見大把甚至大捆的錢不要的人都是必須用錢來抽打耳光促其清醒、必須送進精神病院清洗大腦使其與他們的“普世價值觀”保持一致的“精神病人”。他們推崇社會達爾文主義，推崇狼道;講科學就不能講道德，講道德就不配來做現代“經濟人”。在他們看來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就是“普世價值”。鄧玉嬌事件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從鄧玉嬌本人的表現與事件背后洶涌的民意可以看出，雖然經過自以為是、不可一世的偽“精英”們的長期肆虐、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刻意踐踏，中華民族深層次的價值結構并未被瓦解，中國人民根深蒂固的倫理觀念并未被泯滅，中國社會穩定的社會心理整體上并未被扭曲。這顯示了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頑強的生命力。這是中國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是中華民族希望的基礎，是中華民族浴火重生的基礎!所以，我們不是反對普適價值本身，而是反對偽“精英”們用不是普適價值的“普世價值”——市場原教旨主義、資本主義的價值觀作為普適價值強加在我們頭上，使金錢至上的潛規則披上“普適價值”的外衣而大搖大擺地滲透到我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否定了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制度、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這一真正的普適價值。

　　人類的普適價值是等價交換，然而是價值的等價交換不是價格的等價交換。只有價值的等價交換的平等——貢獻與索取的一致、權利與義務的統一，才是真正的平等，只有真正的平等才是人類的普適價值。而價格的等價交換只是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微觀領域的“普適價值”，不是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宏觀領域的“普適價值”，不是人類社會的“普適價值”。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是動物界的普適價值，也不是人類的普適價值。不是人類社會的“普適價值”不是真正的普適價值。偽精英們把微觀經濟領域的“普適價值”價格等價交換和宇觀領域動物界的“普適價值”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看成宏觀領域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犯了層次混淆的錯誤，這個錯誤使他們無法把握真正的人類社會的普適價值。

　　所謂人類社會的普適價值，也就是古今中外人類公認的道德準則，即人類公認的行為規范。有沒有普適價值的問題，在哲學歷史觀上就是人道主義和歷史觀能否統一的問題。如果人道主義和歷史觀能統一，人道主義是一種歷史觀，那么就存在著普適價值，否則就不存在普適價值。我國理論界就曾經有過馬克思主義是否人道主義、人道主義是否歷史觀的爭論。傳統馬克思主義學者多數認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只承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規律，人道主義只是一種價值觀而不是歷史觀;青年馬克思曾經有過的人道主義歷史觀已經被成熟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所否定。

　　本人認為，就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曾經闡述的唯物史觀而言，人道主義確實只是一種價值觀而非歷史觀。但馬克思主義并沒有終結真理，馬克思主義本身是開放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闡述的唯物史觀沒有封閉歷史觀真理發展的道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結果就是人類哲學，唯物史觀的發展結果就是人類歷史觀。就人類哲學或人類歷史觀而言，人道主義和歷史觀并不矛盾，更不沖突。如果說，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是個人主義，這樣的人道主義歷史觀是個人主義歷史觀，那么作為人類哲學的歷史觀的人道主義作為主客體相互關系的本質與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有本質的不同。所謂人道主義歷史觀，就是把人類社會看成是宇宙發展完整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宇宙整體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人類及個體從結果來看是神秘的，從起源和過程來看是自然的;社會發展的規律雖然是主客體相互關系的規律，然而是自然規律的延伸，是宇宙普遍規律的局部表現，同自然規律并沒有什么本質的不同。主客體相互關系構成的社會時空與自然界的時空同源、同構、同質、同功。對稱哲學，以對稱哲學為哲學基礎的對稱經濟學，科學與道德是完全統一的：科學直接就是道德，道德直接就是科學。而在其他學科，科學與道德都存在著這樣那樣的背離。對稱經濟學的最重要功能，就在于使科學同道德統一起來。所謂經濟學帝國主義，就在于經濟學有君臨一切的整合力，以人的價值為中心去整合各門科學，包括歷史觀。使科學和道德統一起來的核心和紐帶就是主客體對稱，使科學和道德統一起來的平臺就是對稱經濟學。道德尺度與歷史尺度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二者都是相對與絕對的統一;前者以后者為基礎，后者以前者為主導。如果在有些人那里道德尺度與歷史尺度發生了不一致，那只是這些人頭腦里的道德觀念絕對化了的結果，而不是二者本性上的不一致。

　　資產階級有人道主義，并不等于人道主義只能是資產階級的。如果說人道主義是一種價值觀，那么人道主義就是一種普世的價值觀，人類普世的道德價值觀就是人類的歷史觀。人類普世的價值——人類的理想和現實的矛盾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共產主義作為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就既是一種理想，也是一種道德價值。人類幾千年文明史上，人類人道主義理想和現實的矛盾都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由主體的活動組成，是人性、人的本質、人的理想的實現過程，是主體和客體的內在必然性聯系。所以歷史的發展與道德的發展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那只能是歷史退步，而不是歷史的進步。歷史進步以道德進步為標準，道德進步以歷史進步為根本、動力、基礎。真理是具體的、全面的。認為道德尺度和歷史尺度不一致是由于把道德看成是全面的，而把真理看成是片面的。實際上片面的真理對應于片面的道德，全面的道德要求全面的真理，二者在本性上是一致的。歷史尺度與道德尺度一致的基礎，在于人是歷史的主體。一方面，社會的本質是人;另方面，人又不在社會之外，或凌駕于社會之上，而是在社會之中，成為社會的組成部分。社會和人的關系是整體和部分的關系，正好像任何事物的本質都是事物的部分一樣。任何事物，都由現象和本質兩個層次、部分組成。因此，我們既要反對那種否認人是社會的本質、把人看成只是社會的奴隸的觀點，又要反對那種認為人在社會之上，人可以隨心所欲創造社會歷史的觀點，全面地、準確地把握人和社會的關系、價值觀和歷史觀的關系。

　　用現代解釋學的眼光來看，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是否統一，青年馬克思與晚年馬克思是否一致，如果僅僅從馬克思的原話中找唯一正確的答案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意義的。關鍵是從本質來看，從發展來看，科學與人道主義是一致的;如果馬克思主義是科學，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也應該是一致的。如果過去不一致，那么在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中，也會一致起來。用整體的、發展的眼光看待馬克思主義，是我們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是我們看待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關系的正確態度。人道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適價值。

　　建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與實踐模式只能遵循人類文明發展、文化發展的普遍規律。在這個普遍規律中，小圓圈是中圓圈的濃縮，中圓圈是大圓圈的濃縮。濃縮不是等同，而是一環套一環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中實現發展。對稱文化完成了人類文化發展的大圓圈——對稱文化在當代中國這塊土地上產生有邏輯與歷史的必然性。對稱文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文化背景，也是解析與重建中國普適價值觀的范式參照。雖然“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但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卻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簡單移植，而是中國傳統文化合乎邏輯的發展。傳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不是科學，和中國要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并無必然聯系。真理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我們之所以說要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要以中國本身固有的文化為主體，吸收馬克思主義的精華，使之成為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樣，價值、普適價值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中華傳統文化之所以能接納馬克思主義，就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蘊含了普適價值，馬克思主義所蘊含的普適價值和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普適價值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同樣，“自由、平等、博愛”作為概念，在中華傳統文化中比西方更早出現，西方資產階級抽象的自由、平等、博愛要成為普適價值，也必須尋找和中華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普適價值的共同點，使之成為通過空間展示體現時間發展的人類普適價值體系中合理的一環。

　　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是價值機制，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是平等，市場經濟的價值本質是效益。平等是公平的本質，公平是平等的展開;公平側重于分配領域，平等則是主體性的概

　　念。平等是比公平更深層次的范疇。如果說，公平相對于效率而言，那么平等則蘊含了公平與效率的一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僅是為了保證公平分配，更重要的，是為了保證社會的有效運轉。因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是平等”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是公平與效率的統一”是同一個命題。平等，不是結果平均，而是機會平等;機會平等，就是起點平等;起點平等，就是生存的機會平等、發展的機會平等、自我實現的機會平等，就是貢獻與索取的統一，權利與義務的對稱;就是“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十八大報告)平等是對稱在社會領域的具體展開。如果說，對稱是宇宙形成、產生、發展的根本動力，那么平等就是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發揮和社會發展的最根本動力。主體的價值規律就是平等的規律。平等的規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在封建社會，由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封閉的小生產的狹小的生產規模，商品生產的不發達，使平等沒有成為人們的自覺意識，追求平等沒有成為人們普遍的自覺行動，因此不平等圍繞著平等上下波動的周期較長，有時甚至要幾代人才能顯現出來。這給人們認識和運用這條規律帶來了困難。但也不是完全沒有認識。中國農民 “王候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佛教的“因緣論”、“報應說”，以及群眾的“吃虧是福”等，可以說都是對平等規律的樸素的、帶有神秘色彩的反映。到了市場經濟時期，等價交換成了人們的自覺原則，平等意識成了人們的自覺意識，追求平等成為人們的普遍的自覺行為。因而不平等圍繞著平等上下波動的周期，顯得較短，且越來越短，向零點無限接近，因而比較容易使人們看到這條規律的存在，并較自覺地按其行動。把勞動和勞動力看成商品，就是這條規律的直接體現。把勞動力看成商品，使平等規律由通過人們的自發行動表現出來，變成由通過人們的自覺行動表現出來。平等規律是通過人們的自發行為表現出來還是通過人們的自覺行為表現出來，表現周期是短還是長，對于人的素質和社會發展的影響是不同的。前者可以使人由于認識不到這條規律的必然作用而把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花耗到人際之間的大小戰爭和掠奪行為上面，而降低了人的主體性和阻礙、延緩了社會的發展。而后者可以使人意識到這條規律的強制作用，從而把提高自己的主體性變成自己的自覺行動，即有利于主體素質的提高，又推動了社會更快發展。

　　民主是手段，平等才是目的。民主不是普適價值，平等才是普適價值。從直接現實性上看，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侵犯人權，但從本質上看，文化大革命是共產黨防止執政后蛻化變質成為新的統治階級走向人民的對立面而進行的自我革命，恰恰體現了執政黨追求社會平等的普適價值。雖然文化大革命犯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極左錯誤，但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共產黨脫離群眾墮落腐敗的動機和效果都是好的，說文化大革命純粹是一場動亂并進而貶低毛澤東是錯誤的。奧巴馬靠民主選舉上臺是美國人對金融危機暴露出來的資本主義經濟政治體制的致命缺陷的遮羞布，用所謂種族平等、人人平等的普適價值來掩蓋其制度的尷尬。可以說，沒有這一場源于美國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奧巴馬根本不會當選。奧巴馬當美國人的總統也可以說是時勢造英雄;奧巴馬也確實不負眾望，上臺后就在推銷普適價值的名義下，軟硬兼施要中國人為美國的金融危機買單。奧巴馬是美國人的工具和推銷員，奧巴馬的黑人身份是美國在中國搞顏色革命的旗幟。從美國逼迫人民幣升值、航母黃海軍事演習、挑唆日本挑起釣魚島事件、通過漢奸賣國勢力在我國推廣他們的“普世價值”，就是要通過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手段來掠奪中國的財富，用中國60年發展的經濟成果來填補他們財政黑洞，把經濟危機轉嫁給中國人民。奧巴馬上臺是用民主這一形式上的平等來掩蓋實質上的不平等。

　　平等與自由、民主不是通常所認為的，是同一層次的概念。從邏輯上看，民主是自由的途徑，自由是平等的前提;相對于平等而言，民主與自由都是手段;平等是核心價值，民主與自由是圍繞這一核心價值展開的外圍價值。只有民主、自由與法制的對稱，才能使民主與自由走向平等，而不是走向平等的反面。所以對稱是重要的;離開對稱，民主、自由和法制只能走向自己的反面：民主和自由走向無政府主義，法制成了專制，它們都離平等漸行漸遠。從歷史上看，在商品經濟早期，自由與平等是同一的;隨著商品經濟發展到市場經濟，隨著市場經濟越來越立體化、宏觀化，自由與平等逐步分離，以致經濟主體的自由與平等的統一必須通過法制與政府的宏觀調控來實現，以化解各種“外部性”問題對市場公正原則的干擾。所以，從邏輯和歷史兩方面來看，市場的基本原則是平等;認為市場的基本原則是自由的觀點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是正確的，但在當今時代已經不合時宜。既然平等是目標，自由、民主只是實現平等的手段，那么當自由、民主同平等背離時，自由與民主就必須受到限制，以保障平等的實現。當然，如果剝奪自由與民主的同時又損害了平等，或就是為了損害平等而剝奪自由與民主，那這樣的社會就必須改革。

　　自由必須以民主與法制的對稱為中介，才有可能達到平等;只有平等，才有可能做到充分的自由;只有平等與充分的自由，才有完善的市場經濟。而完全的自由，則以犧牲平等為前提;所謂完全的自由，就是官商勾結的自由、資本意志的自由、兩極分化的自由、剝奪人民的自由。新自由主義是在市場經濟旗號下的完全自由，而我們要的是以平等為核心的充分自由。有充分自由才有充分的競爭，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才是完善的市場經濟。充分自由與完全自由、充分競爭與完全競爭、完全的市場經濟與不完全的市場經濟是我們同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本質區別。完全自由、完全競爭的不完全的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是不擇手段、弱肉強食，奉行叢林法則;充分自由、充分競爭的完全的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是平等，奉行人類普適價值。雖然二者的最終結果都是“優勝劣汰”，但二者的本質區別，就在于不同的原則造成的不同的起點與不一樣的過程。如果說，在法制完善的市場經濟國家，新自由主義反對政府干預尚可以形成與政府對稱的一極，那么在法制不完善的市場經濟國家，新自由主義的完全自由競爭則以資本和權力的結合為特征。他們反對政府干預是假，反對法律監管是真;崇尚自由是假，無法無天是真。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通過所謂“保駕護航”“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從理念到現實操作無不體現了以犧牲公平來保證效率，因而到處都可以看到權力與資本結合的影子，這也是造成廣大人民大眾仇富仇官的根源。如果說新自由主義在西方還有合理的因素，那么把其移植到處于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中國，則只能使其異化為權貴資本主義、權貴市場經濟的理論工具，走向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本意的反面。

　　要把握普適價值，首先要探索人的多層次本質。作為先天的人的本質，是一個層次系統。這個層次系統的不同方面同社會的不同方面在特定時空條件下的具體結合，產生出人的不同的修養要求，得出不同的修養結果，凝結為人的不同素質，體現為人的主體性的不同程度：或高、或低，或正面、或反面，或善、或惡。人的本質有普遍、一般、特殊、個別四個層次。

　　普遍層次：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對稱是人和整個大自然共有的自然本質，也是人的最深層的本質。既然追求平等是人與大自然的共有本質，因此它是無善無惡的。而平等對于人來說最根本的，就是需要面前的平等。需要面前人的平等，又分為追求需要的權利面前人的平等和事實上需要得到滿足的平等兩方面。這兩方面，又分為強制和自覺兩種。原始社會這一方面的平等通過強制達到，和諧社會這兩方面的平等通過自覺達到。資本主義社會雖然做到了追求平等的權力面前人人平等(既所謂機會均等)，但不可能做到事實上的平等。封建社會和奴隸社會，則連權利面前人人平等都做不到。

　　一般層次：人和生物界共有的自然本質：靠自然界現存的東西來生存。因此必然產生互相爭奪和殘殺，社會奉行叢林法則，人的本質是惡。西方配置經濟學基礎上產生出來的選擇理論、自私的“理性經濟人”理論、完全競爭理論、腐敗是社會發展的潤滑劑理論就是這一層次本質的反映。

　　特殊層次：人的社會本質，既是人區別于動物的特殊本質，又是整個人類社會共有的本質。人不但可以依靠自然界現存的東西生存，而且可以創造出自然界所沒有的東西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在這個層次，人的本質是創造。有了創造能力，人們就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聯合起來，互相合作。所以人性是善的，可以而且也應該做到“自由、平等、博愛”。

　　人的“創造理性”高于“選擇理性”;形象地說，配置經濟學家的“理性”只能在地震到來后選擇逃出樓房還是躲在桌子底下，再生經濟學家善于思考能否預測地震，能否把房屋設計的不容易倒塌，萬一倒塌時怎樣使人不至于馬上喪生，有足夠的生存空間使遇難者可以活著等到救援的到來。“創造理性”與“選擇理性”的區別，決定了投資與投機、配置型經濟與再生型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不可持續發展的區別。

　　個別層次：在私有制(包括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生活資料私有制)社會，因社會產品有剩余又有不足，不但不能做到需要滿足的事實面前人人平等，而且甚至連追求的權利面前都不能做到平等。人類除了互相合作的一面以外，還有互相爭奪的一面。因此人性是善惡混。但互助合作的一面是更為深層的本質，它們雖然共同發生作用，但由于每個人的環境、地位、能力、修養不同，所以它們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搭配，使有的人表現出更多的互相合作的屬性，有的人表現出更多的互相爭奪的屬性。前者，我們稱他為“好人”;后者，我們稱他為“壞人”。“人類理性”高于“個人理性”，合作理性高于自私理性。地震抗災活動中企業的捐贈行為可以看出，信息社會，企業的社會責任、社會行為已經透明化，企業的社會責任心與社會效益已經成為企業經濟效益的必要保證。那些不會負起與自己企業規模相應的社會責任的企業，其在社會公眾中的形象將打折扣，其后續發展將受到嚴重影響。這已經超出了企業公關戰略的范疇，而進入企業微觀經濟學與社會宏觀經濟學融為一體的境界;而所謂的“捐贈經濟學”，只能作為二者統一的中介與紐帶，才能得到合理的定位。同時，像地震這樣大的自然災害，只能通過政府力量才能救災與組織災后重建工作，才能使損失降到最低限度，并以最快速度恢復生產。這說明：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分離只是歷史的產物，知識市場經濟時期二者將得到統一。

　　人的上述四個層次的本質是共同起作用的。其中，前面的決定后面，后面的包含前面。如果只有惡，那么人類社會就只能是由無數戰爭組成的互相殘殺的大小戰場，任何創造性活動都不可能進行，人類社會一天都不能存在，那么人類社會自原始社會解體以后只能歸于滅亡。如果只有善，使社會發揮出更大的功能，生產力水平提高得更快，最終使人的創造性本質得到充分實現，使之成為人的唯一現實本質。但這在現實中只能是一種理想。

　　人的四個層次本質的矛盾，是人的理想和現實的矛盾。這個矛盾使人的理想和現實、深層本質和淺層本質不對稱。揚棄這個矛盾，使人的理想和現實、深層本質和淺層本質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

　　性無善無惡→性善→性惡→性善惡混，是人的四層次的本質。它們是人的一切行為的內在根據，提供了人的各種行為的可能。但哪一種行為可能成為現實，取決于外部條件。這外部條件最根本、最主要的是社會政治制度，其次是道德環境、輿論環境。當社會政治制度、道德環境、輿論環境有利于人善的本質外化為行為時，人的善的本質就外化為行為的現實，那么人就成了好人;反之，當社會制度、道德輿論環境有利于人的惡的本質外化為行為時，人的惡的本質就外化為行為的現實，那么人就成了壞人。當然，社會制度、道德輿論環境是歷史的、具體的、可變的，因此人的本質的外化也是歷史的、具體的、可變的。好人和壞人可以轉化，轉化的條件就是外部環境的變化。不管怎樣變化，好人總是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

　　在異化社會里，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的一致是相對的，不一致是絕對的;在非異化社會里，人與人之間利益的一致是絕對的，不一致是相對的。但無論相對的不一致，還是絕對的不一致，都不可能是完全的一致;無論一致還是不一致，人的出發點都是他們自己。因此，任何條件下，以自己為目的、他人為手段是絕對的;以他人為目的、自己為手段是相對的。每個人都是相對獨立的生物個體，有著相對獨立的生物、生理需要;每個人都不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成為相對主體，但任何人都只有經過主觀努力即修養，才能使這種成為相對主體的必然性成為現實性。修養，是人成為相對主體的必要條件。價值尺度與道德尺度的統一是一個主體與客體相互作用的歷史過程。到了社會化大生產與市場經濟階段，由于人與人之間交往的日益頻繁，等價交換成了人們的自覺原則，平等意識成了人們的自覺意識，追求平等成為人們的普遍的自覺行為，不平等圍繞著平等上下波動的周期越來越短，向零點無限接近。把勞動看成商品，就是這條規律的直接體現。把勞動力看成商品，使這條規律由通過人們的自發行動表現出來，變成由通過人們的自覺行動表現出來。和諧素質，就是把自己看成是社會主體、看成是創造者、看成是勞動力、看成是平等交換的主體的素質，就是貢獻與索取、權利與義務相對稱的素質，就是自由、平等、博愛的素質。此時平等就成為人類的普適價值。

　　普適價值研究不排除代表人的不同層次本質、不同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關鍵是要對各種意識形態進行合理定位，對它們的合理性做出合理證明。不同意識形態之間之所以水火不容、難以融合，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利益機制。經濟全球化也是人類經濟利益的趨同化，對意識形態重新定位，就是變政治意識形態為經濟意識形態。如果說，政治意識形態是狹義的、階級的意識形態，那么經濟意識形態則是廣義的、人類的意識形態。經濟學人類化的前提，是經濟學范式背后的意識形態人類化。重新定位意識形態，把政治意識形態轉變為經濟意識形態，是意識形態人類化、實現普適價值的必要步驟。而只有使配置經濟學轉變為再生經濟學，才能使經濟意識形態有與之對稱的經濟學理論基礎。與經濟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相伴隨的是經濟帝國化;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政治意識形態已逐步被經濟意識形態所代替，經濟取得了君臨一切的地位。這為經濟學范式的轉換提供了客觀要求。如果說，配置經濟學是國家之間生存競爭的經濟學，那么要建立和諧世界，在世界范圍內對稱發展、和諧發展就必須以再生經濟學為理論依據。經濟學范式的邏輯與歷史是一致的;中國經濟學的建立必須放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的背景條件下來把握，中國經濟學體系的建構與經濟學規律的運用必須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邏輯與中國經濟學發展的邏輯、經濟客體發展的邏輯與經濟人性發展的邏輯、中國發展的邏輯與人類社會發展的邏輯的碰撞、揚棄與融合的結果。中國改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要求整體論思維方式，只能把改革開放發展與人類經濟發展結合在一起，這就為建立普適價值觀打下了經濟基礎。而政治經濟學的還原論的思維方式，決定了它們所謂的“宏微觀經濟學”都只是人類經濟活動某個局部領域、某個層面的反映，只是微觀的、局部的、抽象的“真理”。政治經濟學是特殊的理論經濟學，不可能成為普適價值觀的理論基礎，但我們完全可以從中提升出一般的理論經濟學，屬于全人類的理論經濟學。只有以一般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科學社會主義。只提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而未提出社會主義的具體模式，只是一種描述性的經濟學，而不是一種規范性的經濟學。對稱經濟學對現有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從邏輯和歷史兩方面對它們合理定位，通過對它們的相容實現對它們的超越。對稱經濟學是一般經濟學，是超越階級、揭示人類經濟一般規律的一般經濟學。對稱經濟學從主客體關系出發揭示了人類經濟學的一般規律，實現了經濟學規范性與實證性的統一，為建立普適價值觀奠定了經濟學基礎。

　　普適價值觀應該成為方法論，成為邏輯與歷史兩方面融合左右、超越中西、提升意識形態、使意識形態科學化的方法論。如果說“普世價值”觀是西方資產階級抽象片面不科學帶有欺騙性的意識形態，那么“普適價值”觀就是人類具體完整科學的意識形態。只有使意識形態科學化，才能掃除普適價值觀的障礙，為建立一般的人類的普適價值觀打下基礎。從普適價值的歷史眼光來看，資本主義是不完善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是完善的市場經濟。當西方的市場經濟自我完善，就成了社會主義;當社會主義吸收了西方市場經濟的成果，就成了成熟的市場經濟。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本來就是同一個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而不是根本對立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也是人類意識形態，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人類意識形態統一起來的紐帶是市場經濟意識形態。市場經濟與市場經濟意識形態是大陸與臺灣之間，中美、中日之間，為了各自的經濟利益求同存異、相互融合的基礎。在這種融合的過程中，資本主義逐步被社會主義所代替是大勢所趨，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在這里，“資本主義逐步被社會主義所代替”的命題與其說是政治意識形態，還不如說是經濟意識形態，或者說是通過政治意識形態表現出來的經濟意識形態。從普適價值的邏輯眼光來看，社會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的問題，本質上不應該是政治意識形態問題，而是建立怎樣的政府、政府怎樣做才對市場、對經濟發展、對人的發展有利的問題。計劃調控與市場調控，都是政府宏觀調控的手段;公有制與私有制，是政府采取不同調控手段所賴以進行的產權法律關系基礎。如果以公有制為基礎，計劃調控會更加得心應手;如果僅以微觀調節為手段，私有制可能會更有效。不同的發展觀會牽涉到不同人的利益，但既使是同一種發展觀中的不同政策，也都會關系到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調整。改革開放以前的主流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改革開放以后的主流經濟學——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都有這樣的政治意識形態色彩。政治意識形態容易走極端，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不是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不是私有化就無真正的市場經濟;真正的社會主義必須割資本主義尾巴，真正的市場經濟必須排除政府干預，等等，都是這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寫照。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化的經濟學只有片面的真理，在整體上都是錯誤的。而中國改革開放前后的主流經濟學恰恰都是這樣的政治意識形態的經濟學理論，它們相互之間的互相攻擊本身就構成了一道對稱的風景線。發展觀政治意識形態化對形成科學的發展觀與形成科學決策并無好處，應該找出隱藏在不同政治意識形態、不同發展觀背后的普適價值觀。只有徹底拋棄政治經濟學線性思維方式的桎梏，把經濟學從政治意識形態的束敷中解放出來，才能從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踐中總結出普適價值，然而又用這種普適價值觀來指導中國經濟的實踐，使之得到更快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毛澤東選集 人民出版社 1991.6

　　2、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 1994.10

　　3、黨的十八大文件匯編 黨建讀物出版社 2012.11

　　4、《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13.11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universal values

　　Shiqing Chen

　　China Academy of Management Science Hong Kong Wantong international network chain Beijing 102400

　　Abstract：The value differs from the universal values. The value is in the abstract, the value is specific. market fundamentalists to the law of the jungle would say that it is a universal value, and the value can only be equality for all. The value is different class,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nd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the different values that are included in the common value. The cultural ways of thinking about social nature and social laws, and to the social phenomenon in the whole system, and a consistent view of the thinking is to study the value of the methodology。

　　Keywords: Universal values，The value，Cultural ways of thinking，Fairness and justice，The humanitarian

　　作者簡介

　　陳世清：對稱哲學、對稱邏輯學、對稱經濟學、對稱管理學、對稱管理模式、和諧管理模式、創業型管理模式的創立者，把管理學與成功學相結合、創立管理成功學與成功管理學的開山鼻祖。他擁有自己的哲學范式、經濟學范式和中國人第一個自己原創的經濟學體系、管理學體系、擅長跨學科研究而在學術上自成一家，曾出版《經濟領域的哥白尼革命》等五十多部著作，并公開發表數十篇經濟學、管理學、哲學論文，論文多次轉載并多次獲獎。他還是縱深學科、五度空間理論、再生經濟學、和諧經濟學、幸福經濟學、中國經濟學、人類二次創業理論、知識運營學、創業經濟學、名牌經濟學、共有制理論等經濟理論的創始人，致力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做出創新性成果，被稱為“中國的愛因斯坦”、真正的經濟學家。其創立的對稱經濟學被認為結束了人類經濟學的史前史，是人類經濟學范式的革命。

　　對稱經濟學的產生確立了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的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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