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說皇甫平：價值錯位的“頂層設計”只可能是“樓歪歪”

二說皇甫平：價值錯位的　　

“頂層設計”只可能是“樓歪歪”　　

中國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主題的新一輪全面社會變革，在面臨國際國內各種深刻矛盾和復雜問題的嚴峻形勢之下，已無可避退地正在醞釀和即將展開了。　　

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要使一切公權力都必須建立在真正的民意基礎上，并始終受到社會公眾的有效監督，以防止公權力發生濫用、腐敗和異化的一整套包括思想自由、民權保障、政治民主、法制完善的現代社會體系構建。　　

但真正的政治改革卻并非只是被一些人們簡單化、狹義化的自由選舉政治，也不僅僅是西方自由主義的現代民主派們抽象表述的“自由、民主、人權”，或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戰略的“政治民主化、貿易自由化、市場經濟一體化、資本權利私有化”——對此的“中國式”表述則是“市場化、民主化、法治化”，其中的“私有化”卻被隱含在“市場化”這個已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大框架之中了。　　

其實，以民主化為特征的政治體制改革本是一個廣義的全面社會變革的概念，也是一個以全面社會改革為基礎并最終實現現代民主政治的制度體系構建。　　

新自由主義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和社會轉型國家的推行已充分證明了，一切沒有以堅實社會改革為基礎的所謂政治民主化只可能導致一個權力腐敗，兩極分化，社會分裂，政治動蕩的混亂社會。今天西方一些發達的現代民主國家也大多經歷過一個可謂是“先污染，再治理”，甚至長達幾百年漫長而痛苦的歷程，才最終達到了今天這種以一系列法律社會制度為基礎，并實際上融入了大量社會主義因素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但其大資本主導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本質卻并未改變）。　　

所以，無論是政治改革還是全面的社會改革，也必須是確立在一系列構成人們基本社會關系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設計和構建方面。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歷史欠賬太多，長期以來又反復地經歷了“左”的或“右”的歧路亡羊，以至各種矛盾和問題積重難返。也許正是這樣，才形成了中央“要重視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并把著眼點首先確立在“社會管理創新”之上的審慎改革思路。　　

但圍繞政治改革的“頂層設計”和中共十八大的即將召開，早已形成尖銳思想交鋒和激烈政策爭論的各方也在大造輿論，并試圖以各自的思想政治框架和政策目標指向來影響中央的改革決策。　　

其中，最引人矚目的就是，一些以黨內改革派自居的理論家和自由主義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又高調出鏡，集體亮相，大造輿論，并為我國政治改革的“頂層設計”先聲奪人地在那里“定制設規”了。　　

如，以黨內改革派自居的皇甫平和主流經濟學家中屬于市場理想派的吳敬璉等，就在同一家的《華夏時報》上，以鄧小平“南方談話”20周年的議題，接連發表文章和訪談，高調談論政治改革的“頂層設計”問題。皇甫平仍以“輔佐鄧小平”的“改革正統”，首先把我們將要展開的政治改革繼續設定在“已不再是爭論‘姓社姓資’”的所謂“非意識形態化”的思想框架之下，并把我們前期改革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都說成是“不徹底的市場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團’的‘步步為營’”，因此改革的主題也成了“在改革進程中漸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角逐”，還提出要警惕“有人拿‘左’的大帽子嚇唬人，阻礙改革”等等；吳敬璉則表示，“南方談話打破了‘姓社姓資’的偽命題，為確立市場經濟的改革鋪平了道路”，但“1992年重啟的改革存在一個明顯的缺點，就是只重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這不但延遲了法治、民主政治等體制的形成，也使政府的經濟作用、國有經濟等方面的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目前社會上存在的各種丑惡現象，從根本上是緣于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嚴重滯后，行政權力變本加厲地壓制和干預民間經濟活動，造成廣泛的尋租活動基礎的結果”；他們還共同地提出了一個“決不讓中國走上由強勢政府控制國民經濟和整個社會的國家資本主義即權貴資本主義道路上去”（皇甫平把“國家資本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這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故意混為一談；吳敬璉“國家資本主義乃至權貴資本主義”的說法則顯得還謹慎些）的所謂“改革頂層設計”，從而把改革的目標鎖定在要警惕“行政權力的擴張”、“工商業‘國進民退’的‘再國有化’、農業重新‘歸大堆’的‘再集體化’等方面，并要繼續推進反對國家壟斷和對大型國企、央企實施民營化而實為私有化的所謂“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議題之上；對此，甚至連早已聲名狼藉的主流經濟學家中屬于資本市場派或極端市場主義的張維迎也改腔換調地出來支招說，“要為公有制正名”，“要把國企、央企的股份均分給每一個國民，以實行真正的公有化”。　　

以上皇甫平把國家資本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并非出于無知，而是故意混淆地要為他們“決不讓中國走上由強勢政府控制國民經濟和整個社會”的自由主義政改路線作鋪墊的。　　

國家資本主義本是由國家主導資本市場經濟，以限制自由資本主義在資本集中規律下必然形成少數私人資本寡頭壟斷的一種市場經濟形式。列寧在戰時共產主義經濟政策受到嚴重挫折后，最早提出了要采取國家資本主義的新經濟形式，并通過同西方資本主義和國內小農經濟等的廣泛市場形式來發展和壯大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設想和實驗。奠定中國共產黨最終取得革命勝利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中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實際上也就是由國家以國有經濟為主體，并允許多種經濟形式并存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只是后來的提法上有意地避免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概念而統一地叫做新民主義經濟。無論是蘇聯的新經濟時期還是我們建國初期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時期，都呈現為是社會經濟發展最為良好的一個時期。但后來一些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家又在特定的集權社會主義理論形式下，人為地把國家資本主義轉化為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或統制經濟而產生了極其負面的歷史結果。但仍不可否認的是，今天的德國在實行了大眾民主的政治形式下，其國有經濟仍占國民經濟相當比重的社會市場經濟（他們也有意地避免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提法），在整個西方的資本主義世界也呈現為是社會經濟發展最為良好的國家。　　

皇甫平等把國家資本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完全是十分荒謬、也是別有用心的。在我國，隨著新民主主義進程的中斷，實際上也就不存在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了。改革開放以來，在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和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缺乏充分認識的情況下，本來最好的做法就是先恢復到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思想和政策上去。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并沒有這樣做，而是在新自由主義的鼓噪下，演繹了一場把相當一些國有經濟MBO地私有化的權貴資本主義。在社會轉型國家，正是新自由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倒是有著天然的聯系的。萬幸的是，我們當時還沒有把整個國民經濟主體的大型國有經濟也一股腦地全都私有化掉。　　

但應該引起人們警惕的卻是，那些自由改革派和市場理想派的理論家和主流經濟學家們，在圍繞政治改革的議題上，又再次地吹響了“決不讓中國走上由強勢政府控制國民經濟和整個社會”和“要對國企、央企實行全面私有化”的集結號，還倒打一耙并蠱惑人心地把權貴資本主義的泛濫全都推到了國家主導市場的這一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原則之上。　　

不可否認的是，我們前一階段的改革中形成了公權過度濫用、貪污腐敗肆行、貧富兩極分化、公共道德缺失、拜金主義嚴重，社會關系失衡，生態環境惡化等，甚至搞成了各方面都極為痛恨的權貴資本主義的情形，都無不同政治改革的滯后有著重要的影響和關聯。　　

但這種影響和關聯卻并不是什么“左”的思想干擾和一個“市場化改革不徹底”就可以籠而統之地忽悠、搪塞得過去的，而恰恰是在市場經濟改革的大目標確定之后，又形成根本就無視和完全地拋棄了甚至是鄧小平也一再強調的那些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從而在價值虛無化的實用主義和“右”的片面市場主義的思想影響下，也在政治改革滯后和新思想專制的形成而過度膨脹的行政官僚政治和過度擴張的資本主導經濟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導向的結果。我們甚至也可以說，我們前一階段所進行的市場經濟改革不過是煮了一鍋“夾生飯”。　　

現在的問題正是，我們必須通過科學發展觀的真正落實和政治改革的切實推動來解決好我們在前期改革中形成和累積的大量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和發展問題。　　

但無論是完善市場化改革的政策制度設計還是全面政治改革的“頂層設計”，我們都不可以再重蹈過去那種在價值虛無化的實用主義和價值錯位的片面市場主義影響下，必然會導致一系列矛盾和問題的覆轍了。　　

由于制度設計和政策制定的價值錯位而造成嚴重后果的情形，我們在《一說》中提到所謂MBO的那種公開鼓吹可由資本精英和特權官僚們來共同地瓜分、掠取公有資產的私有化改制，并因此而導致了一度十分瘋狂的公權濫用、官商勾結、權錢交易、貪污腐敗，以及一些人處心積慮地就是要做空、搞垮公有經濟的權貴資本主義泛濫。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由于制度設計和政策制定的價值錯位，還形成了在構建人們的經濟社會關系上全然是以資為本和權力主導的社會扭曲，并人為地擴大了收入差別、制造了分配不公、加速了兩極分化。如一段時間自由放縱地形成一些已獲得市場強勢或權利優勢的企業（包括私企和國企）高管們，可以毫無節制地為自己權定超高薪金，卻一味地壓低了普通勞動者收入的分配關系扭曲。　　

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平安保險公司老總（也是老板）馬明哲的年薪高達6 000多萬元，但平安保險公司普通員工的薪資在當時的保險系統中卻是最低的，也最沒有勞動安全感、工作穩定感和職業歸宿感。當時，平安保險公司的相當一些基層員工甚至沒有底薪，只能拿所謂的業務提成，還有一類即使有底薪也不過500元左右，也主要是靠業務提成。當年相當一些平安保險員真是“到處竄、滿街跑”地推銷保險，還常常遭到人家的白眼，有的單位連門也不讓進，進了門也往往被人家從辦公室給轟了出去，搞得很沮喪、也很沒有尊嚴；當然，當年的平安保險（也包括一些股份制銀行）也招攬了一些所謂的“明星員工”，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搞定一些很大的系統和單位，自己也動輒可獲得幾十萬元、幾百萬的提成，但他們靠的卻并不是專業技能或個人勤奮，而是在“拼爹”，是他們的爹爹擁有某種特殊權力和社會資源……馬明哲們的超高薪金和巨額資產收益，大約就是建立著這樣一種精英主義哲學和資本權勢主導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制定的基礎之上的。　　

這種必然產生馬太效應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導向正常嗎？不問“姓社姓資”，難道也不可以做一番認真的價值判斷，問一問這到底是以人為本、以勞動為本，還是以資為本、以權為本呢？　　

這種以資為本的片面市場主義——說穿了就是資本市場主義或市場資本主義——造成人們經濟社會關系扭曲，應引起人們認真思考的地方還有很多很多！譬如，作為關系國計民生重要資源的煤炭產業，作為社會公共產品的公路業和基礎市場物業，具有大眾需求剛性化和（土地）資源有限性矛盾的房地產業等等的特殊經濟領域，同樣是在那種片面市場主義和私有化的制度和政策設計下，很快就形成了少數人資本權利壟斷的社會關系扭曲——也就是馬克思說是形成了“社會上的一部分人靠犧牲另一部分人來強制和壟斷社會發展（包括這種發展的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和“利用這種（資本權）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不合理制度。　　

最令人嘆為觀止的就是，在我國甚至是一夜之間就憑空（實際上多是“空手套白狼”）地派生出一個驟然暴富的“煤老板”階層，相對應的則是以血汗勞動和頻頻礦難為代價的煤炭產業發展。　　

最近一、二十年來，我國的高速公路建設以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得到了巨大發展，但十分吊詭的卻是，本身成為暴利產業的高速公路業卻沒能有效地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高速公路的高收費、亂收費、亂罰款不僅制約了我國物流業的發展，也使眾多以長途運輸為業的勞動者深深地感到真是選擇了一個令他們既勞碌不安、也痛苦不堪的職業。問題的結癥正是，高速公路業實際上成了已經利益集團化的官僚資本和以權貴資本主義方式而形成的特殊私有資本的聯合壟斷，并對整個社會進行暴利盤剝的產業。上海的陳良宇之流就是用國家資本建公路，再通過騰挪公共社保基金的方式讓特定的私人“買斷”，并使之成了他們手中的特權暴利資產——除了陳良宇之流外，各地又有多少也是如法炮制的呢？ 　　

不久前，有關部門和媒體曾就北京等一些大城市的蔬菜價格為什么在“最后一公里”會成倍飆升，從而令廣大市民大為抱怨的問題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從蔬菜產地的菜農到長途販運的菜販，他們都沒有獲得額外的利益，而是微利、薄利，甚至在慘淡經營中還時時會面臨巨大的市場風險；而整個菜價卻是在送達城市的批發市場后，從批發市場再到菜場小販的“最后一公里”成倍翻升了；那么，菜場小販們是否獲取了不適當的暴利呢？調查的情況是，菜場的小販們不僅沒有獲得任何的暴利，反而在整個蔬菜產業鏈中是處于最低端的弱勢生存者。媒體對好幾戶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賣菜為業已十多年的小販及其家庭的調查發現，他們大多是失地農民，流入城市后也不過是勉強地以此為生罷了，生活也相當困苦，住的是一些擁擠不堪、沒有任何衛生設施和家用自來水的破爛窩棚，常年是夜里二、三點鐘就要進入批發市場開始采購忙碌，一天要辛勤工作十多個小時，盡管這樣，也根本就無法形成像樣的自我積累……那么，“最后一公里”的蔬菜暴利又到哪里去了呢？原來，真正的暴利主要是以菜市場的進場費、攤位費、管理費、衛生費等形式，進入了擁有市場物業的資產所有者的手中——也就是說，主要都進入了居于整個市場高端并控制了基礎市場的資本所有者的手中。這樣的市場過去都是國家所有和實行國營經營，但在后來的私有化或資本化的情形下，最后都集結到了具有權利操控實力的資本所有者的手中了。　　

同以上相反的情況卻是，前些年浙江義烏的小商品生產和批發的市場經濟迅速地發達和繁榮了起來。當地政府總結的一條最重要經驗就是，對基礎市場的物業場所的所有權，一直是當地政府所有，然后以較低的價格將市場鋪面、經營場所租給了商家和生產經營者，正是政府通過對基礎市場的建設培育和主導管理，義烏的小商品市場經濟迅速地發達和繁榮起來了。但后來，在所謂的私有化浪潮中，許多地方的基礎市場卻更多是由大地產資本來主導和控制了，基礎市場的地產物業租金也開始變得非常不確定，甚至成了大資本對中小經營者進行剝削的工具，以致廣大小業者及其家庭的廣大人眾，卻成為一個生存很不穩定和慘淡經營的社會群體，也成了我們整個社會發展“體制外生存群體”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　　

正是這樣，現在一些地方又重新考慮要對這種基礎市場實行國有經營和社區管理的“零進場費”、“零攤位費”，以體現建立服務型政府的社會責任和功能，解決好城市蔬菜的“最后一公里”矛盾。　　

國民住房的完全商品化、市場化和房地產業的片面市場化和資本化，使得本來就具有大眾需求剛性化和土地資源有限性矛盾的房地產業，不僅最多地產生權力操縱、官商勾結、貪污腐敗和壟斷暴利，大量催生的虛高房價和經濟泡沫也扭曲了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還直接造成廣大民眾買不起房和無房住的怪異矛盾情景，我們在此就不用過多地贅言了。只再補充說明的一點就是，房地產業的片面市場化和資本化，甚至還形成了一個中間地帶的商品住房再資本化的市場扭曲問題，這也形成更直接地表現出了“社會上的一部分人靠犧牲另一部分人來強制和壟斷社會發展”和“利用這種（資本權）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不合理情形。這就是現在一些擁有權力和貨幣剩余的人們，也紛紛把商品住房作為最有利的投資對象，并事實上掌握了大量的住房資源，然后通過出租、收取高額租金而大獲其利，而且房租也隨著房價的高企而不斷地高漲。這樣就形成了，那些本來就買不起房，只能租房住的許多外來打工者、剛進入社會的大學生群體的所謂“蟻族”們，以及只能租房來進行自主創業的小本經營者，就都成了他們任意盤剝的對象，也使80后的新白領道路變得越來越狹窄甚至將被窒息了。這種人們社會關系扭曲的的矛盾情形，一般地說來，又往往非是個人的努力就可以改變的。我就認識這樣的一個家庭，他們有兩個分別是70后和80后并且都很優秀的兒女，70后的姐姐大學畢業后，什么都趕在了點上，工作、買房、買車、立業、成家，一切都按部就班，并順利跨入了穩定的中產階級行列；但更優秀的80后弟弟也是大學畢業后，卻沒有那么幸運了，就算工作還可以找到，卻在可計算的日子里都不可能買得起房，只能是加入“蟻族”的行列了。房租的不斷升漲，使他工資的一大半都成了房東的收入。房東是一個早他十幾年進入社會，并占穩了有效“社會地形”的大學副教授，他除有自住的一套大房子和郊區別墅外，還在北京擁有三套小戶型房專供出租，現在每月的房租收入就是近萬元，而這正是三對年青大學生夫婦每月收入的60%還多呢…… 　　

現在流行著一個很是有些忽悠的說法：點背不能怨社會。　　

其實，這樣的說法完全是錯誤的，因為這一切的歸根結底，正是錯誤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導向的結果，也是全面市場化和片面私有化而形成少數人權利壟斷和市場資本化扭曲的結果。　　

當然，現在黨和政府也開始以科學發展觀的新思維來扭轉和糾正以上種種片面市場主義和社會關系扭曲的情形了。　　

但我們也應該看到，所謂的科學發展觀并非只是一種屬于技術實踐的思想理論，要是我們的整個改革和發展沒有一個高屋建瓴、堅定明確的根本價值定位，并切實解決在體制機制方面的深層次改革問題，那么，科學發展觀的全面貫徹和落實，就必然會在一些涉及到改革重大方向和體制機制的根本矛盾和問題時，或是無法深入落實、事倍功半，或是勞而無功、適得其反，甚至在一些重要的方面還會顯得理不直、氣不壯。　　

譬如，中央曾正確地對一度混亂不堪的山西煤炭產業進行了資本整合和產業調整，并在安全生產、企業管理和建立良好經濟秩序的方面都取得了較好的改變。但隨后發生的問題卻是，中央這一本是利國利民的決策措施，卻立即遭到相當一些已高居廟堂或躋身上流社會，卻一直在誤導我們前期市場經濟改革的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和資本實力派們的不滿。于是，他們就在捍衛市場經濟原則和保衛市場改革成果的旗幟下，對中央的以上決策群起而攻之，稱是“國進民退”，在“開改革的倒車”了，進而提出“市場經濟就是要反對壟斷、開放市場”，還最終把目標集中地指向了要對各中央壟斷企業的國企、央企實行所謂民營化改革的議題之上。　　

這樣的攻擊真是豈有此理！　　

煤炭產業本是關系國計民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源性產業，建國后的社會主義改造以來，也一直就是由國家在統一經營的。但為什么后來卻在發展市場經濟和實行企業改制的口號下，一下子就以權煤轉換和利權勾結的空手道手法（外國人稱是“世紀大拍賣”），都變成大大小小“煤老板”的私有資產了呢？　　

現僅以“規模經營”和“資產整合”的形式，讓部分的“煤老板”交出了法人經營權并繼續充當組合經營后的股東——這本已是夠溫和的也是非常便宜他們的事情了。嚴格說來，各種橫空出世的所謂“煤老板”們都是有“原罪”的。黨、國家和人民沒有去“折騰”和清算他們也就算了，結果卻是，他們和他們的思想代表們卻反客為主地大肆“折騰”起來，并首先發起難來了（當然，這里面也有一些特殊情況就是，一些真正有“原罪”的“煤老板”早已把煤礦高價轉手，套現走人了，后來接盤的“民企老板”卻偏偏遇上國家整合，故而在前后的定價、核價上，顯得是吃虧了）。　　

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咄咄怪事呢？　　

問題的根子似乎正是，中央的以上決策在價值定位上仍采取了一種模糊政策，以一種技術論的所謂“規模整合”為理由。但為什么就不能明明白白地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原則，特別是對煤炭這樣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資源性產業，更是應該理直氣壯地就是要實行國有經營呢？　　

當然，我本人也不主張采取“硬清算”的辦法而引起新的社會震蕩，但為什么就不能十分明確地宣示并采取“推恩令”的重新贖買方式，重新實行國有化呢？　　

正是在價值虛無化和所謂“非意識形態化”的幌子下，才形成了皇甫平和主流經濟學家們“決不讓中國走上由強勢政府控制國民經濟和整個社會”的改革設計，從而把改革的目標鎖定在要警惕“行政權力的擴張”、“工商業‘國進民退’的‘再國有化’、農業重新‘歸大堆’的‘再集體化’等方面，并要繼續推進反對國家壟斷和對大型國企、央企實施民營化而實為私有化的所謂“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議題之上　　

的確，我們的一些具有壟斷地位的國企、央企，正是在新自由主義以資為本和資本主導的推動下已經異化、腐敗和變質了。因此才不斷地發生了一系列很為國民詬病的天價招待費、天價吊燈、天價采購費，以及同資本主義接軌的高管超高資薪制和國企、央企體系超國民待遇和超國民福利等等的問題。總之，我們現在的國企、央企體制的確需要進行一番全面的改革了。但所謂的國企改革，卻絕不能是再一次的私有化，而是要從整體上對國有企業實行去官僚主義化和去利益集團化，同時打破一些屬于競爭性領域的國企壟斷，并真正實現它門應有的全民性。　　

總之，人們完全有理由期待我國以全面社會變革為基礎的政治體制改革應有一個正確價值定位的“頂層設計”。　　

對此人們應該謹記的歷史經驗更是，價值錯位的經濟制度設計和政策制定的結果只可能是“樓歪歪”，但要是政治體制改革也建立在價值錯位的基礎上，再一次走上歧途，其后果則將是萬劫不復的“樓倒倒”——中共垮臺、國家解體、民族分裂！　　

                                                           （馬林韜：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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