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不可調和的產物。恩格斯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由于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由于它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于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時期毫無例外地都是統治階級的國家，并且在一切場合在本質上都是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
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的一般性闡述。對資產階級國家，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有一個富有資本主義特色的比喻：“資產階級國家不過是資產階級用來對對付它的個別成員和被剝削階級的互相保險的公司，由于統治被剝削階級日益困難，這種保險必然會日益昂貴，似乎日益脫離資產階級社會而趨于獨立。”
也就是說，為了維護階級統治，國家需要越來越多的開銷和越來越大的權力，從而日益凌駕在社會之上。但是國家并非僅僅具備統治階級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職能。除了這些階級專政職能之外，國家還有管理社會事務的一面。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說，“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必須承擔起整個社會的管理責任，因而使這種管理從社會的事務變成國家的事務，就如同馬克思說過的那樣，“每一種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脫離社會而作為一種最高的普遍的利益來與社會對立，都不再是社會成員的自主行動而成為政府活動的對象。”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是要消滅國家，使這種管理重新成為社會的事務。
國家發揮作用需要有公共權力。恩格斯說，“為了維持這種公共權力，就需要公民繳納費用——捐稅。捐稅是以前的氏族社會完全沒有的。但是現在我們卻十分熟悉它了。隨著文明時代的向前進展，甚至捐稅也不夠了；國家就發行期票，借債，即發行公債。”馬克思也說過這樣的話，“強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賦稅是一回事。”我國的政府絕對是強有力的，所以我國的賦稅程度也較高，而且大量的價內稅使你搞不清楚你到底交了多少稅。為什么我國的流通體制改革到現在也沒有個什么結果，物流成本居高不下，這大概就與商品多次流轉過程中的層層加稅有很大關系。
有了國債，就有了公共信用的問題。馬克思指出，最早的國債并不是由于用來維持公共權力的，而是為了發財的。他指出，公共信用在歐洲產生于中世紀，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流行于全歐洲。“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貿易和商業戰爭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溫室。……在所謂國民財富中，真正為現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們的國債。因此，一個國家的人民負債越多就越富這一現代學說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公共信用成了資本的信條。隨著國債的產生，不可饒恕的罪惡，已不再是褻瀆圣靈，而是破壞國債的信用了。”我們現在都知道，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也是世界上負債最多的國家。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主，擁有大量美國國債；當然中國自己的債務也不輕，地方政府債務的償還能力問題一直不安地縈繞著人們心頭。據說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早已遠超負債警戒線（2010年初有人估計我國地方融資平臺負債在6萬億元左右），這兩年銀監會就在忙著清理地方政府債務，特別是清理空手套白狼的地方融資平臺。而不論美國國會內兩黨如何爭執，如何斗爭，即使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人也決不敢破壞自己國家的信用。
美國的國債為最高信用等級，市場上很受歡迎。對那些追求低風險收益的投資者很有吸引力。國債天生就是和投機聯系在一起的。沒有人是因為愛國而去買國債。馬克思說，“公債成了原始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揮動魔杖一樣，使不生產的貨幣具有了生殖力，這樣就使它轉化為資本，而又用不著承擔投資于工業甚至高利貸時所不可避免的勞苦和風險。國債債權人實際上并沒有付出什么，因為他們貸出的金額轉化為容易轉讓的公債券，而這些公債券在他們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現金完全一樣。于是就有了這樣產生的有閑的食利者階級，充當政府和國民之間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發橫財，包稅者、商人和私營工廠主也大發橫財，因為國債的一大部分成為從天而降的資本落入他們的手中，——撇開這些不說，國債還使股份公司、各種有價證券的 、證券投機，總之，使交易所投機和現代的銀行統治興盛起來。”
但是并非只有本國投資者才會買本國國債。美國的國債最大買家就是中國。美國很多財政開支都來自于中國購買的美國國債。2009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會晤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陸克文建議美國對中國要態度強硬一些，希拉里·克林頓說，“對于你的銀行，你要如何硬起來？”這樣的對話挺有意思。由于中國持有大量美國國債，普遍認為中國對美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即使中國對美國還沒有施加什么影響，至少美國做事也要考慮一下中國的態度。馬克思說，“每一次新的公債都使金融貴族獲得新的機會去盤剝被認為地保持在瀕于破產狀態的國家，因為國家不得不按最不利的條件向銀行家借款。”如后面要介紹的，馬克思的這個論斷對于希臘這樣的窮國來說就更加準確了。中國2010年還成功地投機了一把日本國債。馬克思指出，“隨著國債的產生，國際信用制度出現了。國際信用制度常常隱藏著這個或那個國家原始積累的源泉之一。……今天出現在美國的許多身世不明的資本，僅僅在昨天還是英國的資本化了的兒童血液。”國際信用不光是購買國債，還包括了一個國家貸放給其他國家的各種貸款。這十年來中國在世界各地大舉投資，特別是在非洲和南美洲。在國際資本市場上，中國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雖然上演的很多故事都是很陳舊的內容。
光借債是不行的，總會有支付的問題。所以到了最后，繼續借債和增稅就成了僅有的兩個選擇。馬克思說，“因為國債是依靠國家收入來支付年利息等等開支，所以現代稅收制度就成為國債制度的必要補充。借債政府可以應付額外的開支，而納稅人又不會立即有所感覺，但借債最終還是要求提高稅收。另一方面，由于債務一筆接著一筆的積累而引起的增稅，又迫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額外開支時，總是要借新債。因此，以對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課稅（因而也是以它們的昂貴）為軸心的現代財政制度，本身就包含著稅收自行增加的萌芽。過重的課稅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倒不如說是一個原則。”增稅是個痛苦的事情，誰都不愿意承擔這個光榮的使命。在2011年美國債務危機的糾紛中，民主黨與共和黨分歧的關鍵之處就在于是否增稅。我們大概都聽說過這樣一句話，“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據說是捍衛私有財產的名言。實際上這是老威廉·皮特說的一句話，他在七年戰爭時期是英國的主戰派和實際上的政府首腦。戰爭中英國的國債幾乎翻了一翻，為了還債，只好考慮增稅。有產者購買國債當然不是出于愛國，而是為了從戰爭中分得一杯羹。而征稅還債，無異于有產者右手得到的戰爭財馬上從左手付了出去。這樣，老威廉·皮特開始積極反對戰后立刻開始的增稅。“風進雨進”的演說就是在1763年反對征收梨酒和蘋果酒稅時發表的。他死后，他的兒子小威廉·皮特作首相的時候，倒是一直在增稅，甚至在英國第一次征收了所得稅。那時候英國正值多事之秋，先是美國獨立后是反法戰爭，債務規模龐大。
綜上所述，現代國家的特征就是越來越大規模的債務，這些債務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有著其深刻的本質性原因的，這就是國家越來越獨立、凌駕于社會之上了。債務是維持國家運作的必要條件，也是金融資本發財致富的渠道。不過如果債務的償還有了問題，就有了債務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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