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毛主席的偉大風格和氣派
新 吉
毛主席說，“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主席這個話是在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之際，向黨內作《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報告時說的。
抗日戰爭勝利，躲在大后方的蔣介石和國民黨反動派就要下山來摘取人民的勝利果實了，他們依靠美國政府提供的飛機和裝備，到各大城市搶占地盤，忙著接收，從日本人手里“收復”失地。可是國民黨接收的各大城市里，各級官府貪污腐敗，接收大員“五子登科”（房子、車子、票子、婊子、衣服料子），但各大城市的老百姓深受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和失業的煎熬，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國統區廣大群眾當時流行的順口溜是：“想中央，盼中央，盼來的中央更遭殃”，群眾戲稱國民黨的“接收”為“劫收”。很明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是要把抗日勝利之后的中國重新拉回抗日以前那種黑暗、落后、專制、野蠻的狀態。
毛主席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報告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國民黨怎么樣？看它的過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現在；看它的過去和現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將來。”
但是毛主席同時冷靜地指出：“在人民中間，主要是在日本占領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中間，還有相當多的人相信蔣介石，存在著對于國民黨和美國的幻想，蔣介石也在努力散布這種幻想。中國人民中有這樣一部分人還不覺悟……”毛主席指出，這就需要我們做很多切切實實的工作，不要以為靠著政治影響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不要幻想刮來一陣風，把一切灰塵統統刮掉。
在抗日戰爭偉大勝利到來之際，為了把中國引向光明的前途，中國共產黨人和廣大進步人士、革命人民提出了響亮的呼吁：改造國民黨政府，廢除國民黨一黨專制，鏟除腐敗、改善民生，落實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組建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這是一個響亮的呼吁，同時也是符合當時中國國情的政治呼吁，它既逼迫蔣介石反動派做出反應，又照顧到一部分還不夠醒悟的國內知識分子、民主人士和各界群眾，陷國民黨反動派于被動地位。
蔣介石和國民黨反動派當然不愿意改造國民黨政府，當然不愿意放棄腐敗的國民黨專制，他們一心要把中國帶回抗日戰爭之前的黑暗狀態，但是他們又不好直接說出來，因此他們在口頭上也高唱著“和平”、“民主”、“建國”的論調。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做出姿態，邀請毛主席赴重慶舉行國共兩黨談判。
就在中國共產黨和各種進步勢力不斷逼迫蔣介石并使之陷入被動之際，一些別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在香港《大公報》發表文章，說共產黨就是要“另起爐灶”，就是要破壞民族團結、奪取國家最高權力。
在重慶談判期間，《大公報》記者當著毛主席的面問共產黨是不是準備另起爐灶。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陰險的話語陷阱，如果按照他提出的這個問題，回答“是”與“不是”都會使自己陷于不利。如果回答“是”，如果當時就說蔣介石歷來就是屠殺人民的劊子手，抗日戰爭以后國民黨接收各大城市只顧自己撈錢、不管人民死活，所以我們就是要把他打倒，那么這個別有用心的記者就會出去鼓噪，毛澤東說了，他們要另起爐灶，那么說明你毛澤東來重慶談判也沒有誠意，這樣就會陷共產黨和進步勢力于被動，也不利于爭取中間派群眾。如果回答“不是”，說我們絕對不另起爐灶，那就意味著公開向國民黨保證在政治上跟它保持高度一致，那么這個別有用心的記者也會出去鼓噪和發揮，說毛澤東保證了，“黨國的牌子不能丟”，如此等等，這樣也會陷共產黨于不利，而使國民黨反動派反過來要挾和欺負我們，也不利于鼓舞進步勢力的士氣。
那么毛主席是怎樣回答的呢？毛主席對《大公報》記者說：你提的這個問題，共產黨是不是另起爐灶，那你先要問一問蔣委員長是否管飯。如果他管飯，我們可以不另起爐灶。如果蔣委員長不管飯，我們怎么辦呢？那就只好另起爐灶。
這樣，主席就把話講活了，關鍵不在于共產黨是否另起爐灶，關鍵在于蔣委員長是否管飯，是否順應民心、徹底改造國民黨政府、廢除一黨專制。這樣針對《大公報》記者的問題，就講得既有原則、又有分寸，既鼓舞了革命人民的士氣，又照顧到尚不覺悟的一部分群眾的思想情緒。
同樣針對當時“共產黨是不是要打內戰”的問題，毛主席也采用了同樣的智慧來回答。毛主席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對于打內戰，第一是不贊成，第二是不怕，如果蔣介石膽敢進犯解放區，我們就要奮起自衛。因此打不打內戰，與其說取決于我們，不如說取決于蔣介石和國民黨，也取決于站在蔣介石背后的美國政府。我們不是蔣介石的參謀長，蔣介石是不會聽我們的。所以我們對于內戰的危險，采取的方針就是“爭取最好”，爭取不打內戰，減輕人民的痛苦和損失，與此同時要“立足最壞”，要做好思想準備，有人可能會不惜一切陰謀發動內戰。我們主觀上越是做好了最壞的準備，客觀上就越是可能推動事情向好的方向發展，因此“爭取最好，立足最壞”是一個辯證的關系，為了有效地阻止內戰發生，我們更要向全國人民闡明內戰的危險。
這樣的回答是極富智慧的。如果我們直接說，蔣介石歷來是屠殺人民的劊子手，是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所以他肯定會發動內戰，我們必須跟他打內戰。這樣，別有用心的人就會鼓噪，是共產黨早就想好了要打內戰。反過來，如果向別人表示共產黨人保證不打內戰，那就會麻痹革命人民，而使得蔣介石更便于發動內戰。
“問問蔣委員長是否管飯”、“爭取最好，立足最壞”，這些智慧決不是雕蟲小技、決不是談判桌上的一時敏感機智，而是反映了一種宏大的辯證思想，一種宏大的唯物主義反映論。這種宏大的思維，既符合歷史的發展過程，也符合人的思維過程。這樣一種思維，既堅持了原則、鼓舞了革命人民的志氣，又顯示了靈活性，抓住了一些群眾不愿意看到國家分裂、不愿意打內戰的心理，針對他們的思想給予了點播。與此同時，這樣的回答也繞過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設計的話語陷阱，使中國共產黨和進步勢力始終處于精神上的主動，而使一些想要挑撥中國共產黨和廣大國統區群眾之間關系的別有用心之徒啞口無言。
在“打倒”的問題上是這樣，在“聯合”的問題上，主席同樣富有大智慧。毛主席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無論是抗日時期的國共合作，還是1970年代同美國、日本實現邦交正常化，都是立足現實可能性，又采取積極的態度，從來不搞主觀的一廂情愿，從來不做“單相思”。而且在抓住現實機遇、積極促成統一戰線的同時，又不忘記斗爭，且往往是通過必要的斗爭，才實現了統一戰線的形成。
新中國成立之后，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對我們實行封鎖政策，而且阻撓恢復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毛主席當時就講，不要著急，我們不急于進聯合國。而且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針對美帝國主義在世界各地到處伸手、到處挑釁，毛主席代表新中國政府多次發表聲明，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對各國人民的挑釁和侵略，堅決支持各國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斗爭，例如1964年發表談話支持日本人民的反美愛國斗爭，1964年又發表聲明支持剛果（利）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斗爭，1965年發表聲明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對美國武裝入侵的斗爭。在這一時期，毛主席還明確揭露道，“在美帝國主義眼里，什么聯合國，什么美洲國家組織，什么別的玩意兒，統統都是它手掌里的工具。對于這些工具，它用得著就用，用不著的時候就一腳踢開。”（1964年1月《支持巴拿馬人民反美愛國正義斗爭的談話》）并富有遠見地指出，“臺灣、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國在外國的軍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國主義脖子上的絞索；美國自己制造這種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把絞索的另一端交給了中國人民、阿拉伯各國人民和全世界一切愛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國在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脖子上的絞索就將越緊。”（1958年9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就是說，美國封鎖我們、阻撓我們進聯合國，我們還是要堅決反對美國的侵略行徑，決不能因為要爭取美國承認我們、爭取美國允許我們進聯合國，我們就向美國討好，就不去支持各國人民的反美斗爭。
我們一方面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支持各國人民的反美愛國斗爭，另一方面另辟途徑，開創外交工作新局面，例如我們積極團結第三世界國家中進步的國家，積極同他們開展往來、建立外交關系，再例如我們在西方國家中積極開展民間外交，積極爭取西方國家的進步團體和進步人士，贏得他們對我們的了解和支持。這樣經過十幾年的長期努力，鋪墊了一個堅實的基礎，才導致1971年聯合國大會上以壓倒多數的表決結果，新中國被抬進了聯合國安理會。實際上新中國進入聯合國，跟美國態度的改變有關系，但也不全因為美國的允許我們才成功進入聯合國，而是跟我們在其他各個方面所做的長期工作都分不開，我們沒有把希望全系在美國這一顆樹上。據《基辛格回憶錄》稱，實際上1971年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訪問中國的同時，聯合國表決結果已經出籠，而身在中國的基辛格還不知道，還在不斷提出各種方案，諸如大陸當常任理事國、臺灣當一般會員國等等。
當然，我們也從不放棄對美國開展工作，無論是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還是基辛格、尼克松來華訪問，都是毛主席積極創造條件促成的。又據《基辛格回憶錄》記載，1972年尼克松來華訪問，討論《中美聯合公報》時，美方最初提供的《公報》草稿只談雙方的共同點，毛主席看后立即提出意見，《公報》中不僅要談共同點，也要談雙方的分歧，中方負責把中方認為的分歧寫出來，請美方也把美方認為的分歧寫出來，雙方再行討論。
毛主席并沒有因為尼克松來北京訪問了，就高興得不得了，就不擇手段地急于促成《聯合公報》、急于促成中美關系正常化，而是冷靜地指出《公報》還要記載雙方到目前為止的分歧。這是何等的眼界和胸懷！
所以說在“聯合”的問題上，毛主席歷來堅持現實主義的態度，既有團結、又有斗爭。他曾經指出，即使在統一戰線內部，也要以斗爭求團結，“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妥協求團結，則團結亡”。在“聯合”的問題上，毛主席歷來是從容不迫的，從來不乞求聯合，更不會幻想聯合，不會用熱臉去貼別人的冷屁股！
只有像王明那樣的書呆子，才是從極“左”（一切斗爭，否認聯合）跳到極右（一切聯合，否認斗爭）。王明一開始搞關門主義、主張純而又純，當著共產國際批評他，指出根據中國抗日時期的新情況，必須力圖逼蔣抗日、聯蔣抗日，王明又跳到另一個極端，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對國民黨充滿了幻想。
在“批評和自我批評”方面，毛主席同樣是我們的楷模，他歷來認為要讓人家講話，讓人講話天塌不下來。他曾經說，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怕群眾、怕批評的道理呢？有了錯誤，自己不講，又怕群眾講，越怕，就越有鬼。延安時期，曾經有一個農民婦女說了一句“雷公怎么不劈死毛澤東？”就被一些干部認為是反革命言論，要求當作反革命來處理，毛主席堅決反對這樣做，而且親自找這位婦女談話，結果了解到因為戰爭需要，邊區農民賦稅任務比較重，這家婦女的丈夫是殘疾人，勞動有困難。毛主席抓住這件事馬上展開調查研究，指示采取措施減輕邊區群眾的賦稅。
毛主席歷來主張有不同意見就要講出來，真理越辯越明。當年我們公開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時候，有些外國朋友害怕造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裂，勸我們停止論戰。毛主席指出，第一，是赫魯曉夫先發表《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把問題捅出去的；第二，他們已經發表了幾十篇文章批評我們，我們則剛剛發表了幾篇文章；第三，爭論有什么不好呢？這種公開爭論不要緊，不要那么緊張，第一條不死人，第二條天不會塌下來，第三條山上的草木照樣長，第四條河里的魚照樣游，第五條女同志照樣生孩子。毛主席指出，修正主義流毒必須肅清，這個爭論要進行一萬年，如果你們來說情，那我就給你們面子，減少一些，變成五千年，但是錯誤的觀點一定要批判。
毛主席敢于批判錯誤觀點，無論這個錯誤觀點出自哪里，從來不迷信權威、不信邪。同時，毛主席也允許爭論的對方充分發表意見。在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時，我們可以把《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刊登在《人民日報》上，而蘇聯則對中國共產黨的文章百般封鎖，不允許蘇聯的干部群眾看到。在公開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時，毛主席還曾指示編輯出版《赫魯曉夫言論集》，供參考研究之用。這是何等的胸懷和氣魄！
當然，毛主席在敢于批判錯誤觀點的同時，也歷來注重批判的方式方法，他老人家總是善于抓住時機、善于挑選素材、善于運用語言，經他修改過的批判文章，既生動犀利、又以理服人。毛主席曾經指出：“在我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還會長期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斗爭。不了解這種情況、放棄思想斗爭，那是錯誤的。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他們自由泛濫。但是，這種批判，應該是充分說理的、有分析的、有說服力的，而不應該是粗暴的、官僚主義的，或者是形而上學的、教條主義的。”
1956到1957年間，毛主席親自關心對王蒙的小說《組織部來的青年人》的批判，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對于小說的批評和稱贊兩方面的文章，毛主席都認真閱讀，了解各方面意見。1957年2月他親自請中宣部、文化部和中國作協的領導同志到頤年堂開會，專門討論對《組織部來的青年人》的批判問題。會上，毛主席說，對這個小說，批評的文章很多，千軍萬馬圍剿，但看了這些批判文章，我就感覺不服，我不是偏袒王蒙，我跟他又不是兒女親家，我偏袒他干什么？問題是你們寫的文章沒有說服力，搞教條主義。毛主席指示說，不要倉促應戰，不要打無準備、無把握之仗，在批評時要搜集材料，多下一番工夫，不要急躁，不要怕香花毒草。會上，主席還批評一些同志，從小人物變成大人物，進了領導機關，當了婆婆，形而上學多了起來，寫的文章不生動、使人讀不下去。
從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出，毛主席是極其注意批判的方式方法和效果的。他專門找一些同志研究對《組織部來的青年人》的批判問題，對一些同志寫的批判文章表示不滿意，與其說是對這些同志的批評，不如說是對這些同志的關心、愛護和幫助。毛主席曾經指出，我們的一些同志，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就那么照著講，比較單調，講話、寫文章，缺乏說服力。
我們每天都在說要學習毛主席，時代也確實在不斷呼喚新的毛澤東出現。我們學習毛主席，決不能只搬來毛主席一兩個現成的結論，而是要認真研究毛主席所處的歷史條件，學習他重要的思想觀點形成的過程，學習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學習他的偉大風格和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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