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富士康關門也沒什么大不了

讓富士康關門也沒什么大不了

　5月26日　晚11點，富士康深圳廠區又發生一起員工跳樓事件，這已經是半年內發生在富士康的第12跳！員工跳樓無疑是悲劇，但更大的悲劇則是：所有人都知道這是個悲劇，但富士康卻無法制止悲劇的一再發生！　　

富士康大股東郭臺銘26日到達深圳，了解一連串員工墮樓事件。雖然郭臺銘不斷鞠躬道歉，卻不改骨子里的傲慢：他是在　5月26日　即第11跳之后才到達深圳親自處理，此前他一直端坐在臺灣。他在深圳表示，“跳樓事件與員工天生的個性和情緒管理有關，工廠管理并無問題。”他還表示，部分自殺個案涉及男女感情問題，他也沒有辦法阻止事件發生。最荒唐的是，富士康曾要求員工簽署荒唐的自殺免責聲明，最后在輿論壓力之下他才表示要收回。　　

在一個強調民生和以人為本的國家，富士康的問題已不再是一家企業的個案，而成了一個嚴重的公共事件。在任何一個文明國家，任何一家有頭有臉的企業如果連續出現這類事件，都會受到嚴重的警告和對待。但是，迄今為止，富士康在中國大陸還沒有受到這種待遇。國內相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只是督促、協助富士康進行調查，有地方政府官員甚至將跳樓事件歸咎于80后、90后年輕人的情緒容易波動。這種說法無疑是不合適的。　　

在眾說紛紜之后，其實應該深挖郭臺銘及其企業的“基因”和企業文化根源。郭臺銘旗下的鴻海集團和富士康，已經習慣了做代工業的“王者”。這個在中國大陸就有80萬員工的企業老板，將低成本代工業發展到了極致。他的核心法寶就是以“半軍事化的管理”，以效率和低成本來獲得市場。郭臺銘對鴻海（他的旗艦公司）和富士康的成功作出如下總結：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技術、一流客戶。顯然，人，在富士康是被排在最后的。在一本總結郭臺銘這位臺灣首富成功之道的書中，郭臺銘曾透露“Cost down（即降低成本）也是一種服務”的策略，企業能夠以虧本價接單，卻以盈利來輸出產品，那種嚴控成本以至在微利之間險中求勝，成為富士康的成功方程式。但從2008年金融海嘯之后，富士康的邊際利潤一再下跌，從2000年開始，中國內地的勞動力成本不斷上漲，結果讓富士康要進一步壓低成本。這種不斷壓低成本的做法，已經成為郭臺銘旗下企業的基因，成為一種企業本能。　　

不假，富士康的廠區內有游泳池，有宿舍，有醫院，有托兒所，但幾十萬人被圈在一個狹小的區域里工作，缺乏交流、缺乏娛樂，對于很多年輕人來說意味著絕望。有在富士康有過工作經歷的人說，“一進那個工廠，氣氛就很凝重，除了機器設備、宿舍，什么醫院，托兒所都在里面，完全就是在暗示你，你這輩子呆這里就這樣了。”這種生產與管理格局的形成，與富士康和鴻海的企業文化不無關系。　　

富士康在中國并非個案，許多類似事件，與中國當前的發展方式有關。誰需要富士康？中國政府需要它，因為它能解決就業，僅在深圳工廠就雇傭了48萬人；深圳市政府需要它，因為它能帶來稅收，其產品出口量占深圳外貿出口的22%，每年為深圳創造超過百億元的稅收。長期以來，我們都做低端代工，只重視工人作為廉價生產要素的“物性”，忽視了工人的“人性”，這成為相當長時間內的時代特點。過去，中國沒有選擇，但現在，一味追求低成本的情況應該到頭了。在跳樓事件之后，低成本代工的模式恐怕不得不進行調整。　　

下一步會發生什么呢？這樣幾種情況是可能發生的：第一，富士康還會有第13跳、第14跳，這雖然是個殘忍的預測，但完全有可能發生。如果情況惡化，富士康的生產和運營將不得不部分停止，其代工帝國將受到重創。第二，在政治壓力之下，更多、更高層的中國政府部門將過問此事，或者實施調查，這將給富士康帶來壓力。越來越多的人會認識到，富士康事件與山西煤礦安全事件在本質上并無二致。第三，受此事件影響，中國加工制造業的調整可能會加速進行，外資將普遍擔心，中國的制造成本會上升，這可能推動一部分加工業轉移出中國。第四，中國社會和國際社會的指責將波及富士康“一流的客戶”，類似“帶血的iPhone”的指責可能出現，這有可能迫使這些一流公司離開富士康。據稱，富士康的大客戶蘋果、戴爾、惠普等已表示要進行調查。　　

最終分析結論（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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