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聽到“老榮你很堅強”時,老榮的眼角溢出了淚水。

王凌艷的媽媽。

新華網5月21日報道 2010年1月10日,半輩子沒離開過河北邱縣的榮凡英被一個電話叫到廊坊。電話來自一個叫“富士康”的公司。電話那邊平靜地說:你的孩子出事了。

一個半月后,比榮凡英小六歲的河北鹽山縣農民王建坡重復了類似經歷。

榮凡英的大兒子榮波,王建坡的大女兒王凌艷,一前一后進入富士康精密電子(廊坊)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廊坊富士康)工作。2010年1月8日,19歲的榮波從廊坊富士康A06員工宿舍墜樓身亡；2010年2月22日,16歲的王凌艷被發現死在員工宿舍的床上。

和深圳富士康的“九連跳”備受關注不同,僅有3萬員工的廊坊富士康,在相近時段內接連發生的這兩起死亡事件,至今無人提起。

據透露,在王凌艷死亡后,廊坊富士康高層曾向總部匯報了相關情況,大意是:“目前還沒有媒體獲知此事,已通知媒體辦作應對準備。”“已經通知廊坊市安次區的區委書記,并請他協助控制媒體。”“我們這邊已安排好兩隊人員,日夜輪班照看死者家屬,請董事長放心!”

從樓下墜落后,榮波成了“無名尸”

掀開一張寫有“福”字的舊年畫,榮凡英小心翼翼地從墻洞里摸出一個紅色塑料袋,抖落在用鐵架子和木板搭起的方桌上,從里邊找出榮波的身份證、火化證、富士康員工卡、勞動合同……

“電話只說榮波出事了,要家里趕緊去個人。”遞過榮波的證件,榮凡英的手在發抖,眼神空洞,迷茫中略帶疲憊。

“榮波在富士康做什么工種?”

“不知道。”

“公司怎么解釋孩子的死亡的?”

“當時說賠償,我們就想算了(不追究了)。”

“孩子是自殺?”

“他殺。”榮凡英的語氣突然堅決,好像對“自殺”兩個字很在意。

“但協議上寫著跳樓死亡。”

“公安沒認。”

“他家小子這么聰明。說是自殺,誰信?”看著榮波長大的鄰居喬強插話。

“怎么個聰明法?”

“去年入伍考試,他都被驗上了,能不聰明?”

在榮家低矮昏暗的土房里,榮波帶回來的北京城區地圖是最大的裝飾物,就貼在屋門旁邊的墻上,“以前榮波在北京的工地上打過工,從來沒出過什么問題。”

正對屋門的墻上則貼滿了二兒子榮祥朋的獎狀,大部分獎狀上的“朋”字被涂改成“舉”字。“榮波可調皮了,把弟弟名字改成自己的(榮波也叫榮祥舉)。”

據廊坊富士康員工小李說,事發第二天,人力資源部門要求各單位清點人數,“據說有人跳樓了,死者是頭朝下落地,面目無法辨認,身上沒有任何可以證明身份的東西,公司只好讓各個部門確定少了誰。”

據有關部門最初的報告,上面寫的也是“無名尸”。小李很奇怪:怎么會無名呢?爹媽都給取了名的,怎么到了富士康就成了“無名尸”呢?

關于這起跳樓事件,多數員工得到的信息是:跳樓的人走得很安詳,全身洗得干干凈凈,衣服也是,鞋底幾乎沒有灰塵。由此,一些人相信這就是自殺。

“說不定早洗干凈了。”喬強覺得即使傳言是真,也不能排除榮波遺體在被警方發現之前就被處理過了。

“榮波死后,他的床上放著一張紙,”榮凡英清楚記得這樣一個細節,“上邊寫著‘榮波是王八蛋’”。

王凌艷猝死時還屬童工

王凌艷出事的那天晚上,把她拉扯大的奶奶做了一個怪夢:夢里看到一車的人哭哭啼啼。第二天醒來,奶奶去找住在同村的弟媳解夢。但剛坐下來,電話就追過來說:盼盼出事了。

盼盼是王凌艷的小名。盼盼離家去廊坊富士康求職；2月23日早晨7點16分,同宿舍工友發現王凌艷沒有起床。叫來醫生后發現,王凌艷口角有白沫,已沒了心跳；7點35分,廊坊市人民醫院確認王凌艷死亡。

在廊坊市人民醫院開具的《居民死亡證明書》上,王凌艷就被定性為心臟猝死。

“孩子身體一直沒什么毛病。連感冒都很少。”王建坡的妻子對最終的說法很不滿意,“平時都好好的。怎么到了他那公司第一天,孩子就沒了。”

“孩子之前跟家里聯系過嗎?”

“打過兩次電話。打電話時很高興,說體檢通過了,合同也簽了。”

“第二個電話呢?”

“再打電話就變得有些急躁。說感覺很膩歪,同宿舍的人說話口音都很重,沒法交流。后來我勸她說上了班就沒事了,她有些生氣地說‘聽不懂我的意思就算了’,后來掛斷電話。”

這成了王凌艷跟父母說的最后一句話。這句“聽不懂我的意思就算了”究竟是什么含義,也成了王建坡和他的妻子幾個月來解不開的心結。

王凌艷的死亡醫學證明顯示,王凌艷還只是一個孩子。在“實足年齡”欄,清楚地寫著:16歲。而身份證號顯示,王凌艷生于1994年4月3日。

為加入富士康,王凌艷借用了22歲的王凌風的身份證。事發后,富士康方面告訴王建坡,滿17歲就可以加入富士康。“但是,因為身份證問題,原本說賠償11萬6,最后只賠償了11萬,”王凌艷的伯父王建國說。

“當時有沒有調查死因?”

“心都亂了,沒想那么多。”表情憨厚的王建坡略帶尷尬地說,“而且是個女孩,不方便檢查身體。”

“沒有解剖?”

“沒有。孩子還未成年,(按風俗說)解剖不好。”

“怎么確定的賠償?”

“賠償5年的工資,差不多11萬多。”

“你們有沒有提別的條件?”

“提了,讓多賠償點,但公司沒答應。”

很有“誠意”的“捐贈”

幾無再去廊坊可能的榮凡英和王建坡,都在廊坊辦了一張銀行卡。辦卡的目的是“接收富士康的賠償金”,但在富士康與他們簽訂的協議書上,并沒有出現“賠償金”字樣。

在兩張協議書的第三條寫著:“乙方(即富士康)秉承愛心原則,人道救助,特向甲方一次性捐贈人民幣(……)元”。但直到記者看到協議書,王建坡依然沒有意識到領取的是“捐贈金”,而非“賠償金”。

“他給了我們這份協議書,說可以賠償11萬。”

“當時說的是賠償?”

“記不清了,孩子走了,當時心里都亂了。”

被“捐贈”的不只王建坡。村民公認的老實人榮凡英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拿到的是什么錢。“一直都是外甥在幫我處理,賠償金也是他幫我查收”,榮凡英說。

跟榮凡英不同,在縣政法委工作的外甥清楚協議書的細節,并向記者特別強調這是“贈與”不是“賠償”,并表示“富士康領導很開明,表現得很有誠意”,希望“不要報道,以免造成不利影響。”

不過,“誠意”顯然沒有體現在付款速度上。現在距離簽訂協議書已經四個月,榮凡英還沒有拿到全部的“賠償金”。而按照協議書第四條約定:雙方簽定協議一個月內,乙方要將十五萬元款項匯款到甲方指定郵政儲蓄賬戶……

晚簽一個多月協議的王建坡則已收到全款。

對比兩份協議書可以發現,雙方對付款日期的限定并不一樣。榮凡英拿到的協議書上,限定一個月內付款,而王建坡的協議書則限定自簽訂協議日即付款。

盡管付款時間出現區別,但協議書的第六條則基本一致:在乙方(廊坊富士康)支付完上述款項后,雙方就王凌艷死亡(榮波身亡)處理事宜終結。甲方及其親屬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富士康要求支付任何費用。雙方法律關系終結,后續任何狀況與乙方無關。

“他們說了,剩下的錢這幾天就給,這幾天就給。”榮凡英不住地點頭,就像是在給自己打氣。

1000多元的“高薪”·絕望的家人

“王建坡家?前邊胡同,柵欄門就是。”

“柵欄門?”

“對,竹坯子門。”

……

“榮凡英家?最矮的土房那家就是。”

“這有兩家矮房子。”

“只有他家還住人。”

……

石佛寺有三千多人,村里只有榮凡英一家姓榮；星馬村有兩千多人,但村里只有三家姓王。小門小姓的背后,是相似的貧困與清苦。

“就這兩間正房住了幾十年,去年農歷6月,他老婆就跑了,窮怕了”,身高1米72的鄰居喬強低頭進門時,一不小心頂在門框上。此前,彎腰進門的記者已經頂過一次。

“前兩年這房的大梁還折了,政府補貼了50塊錢。”榮凡英說到這顯得很不好意思。

榮家為數不多的可以看見商標的物件是半盒香煙。坐在由三個破舊單人床拼成的“大床”上,榮凡英每隔一段時間就向我們遞煙,我們說“不吸”,他便不太熟練地把煙放回煙盒。過一會兒,再拿出來遞給我們,如此往復多次……但煙拿來拿去,我們不吸、鄰居不吸、他也不吸。

“他是村里的低保戶,村里就三四家,其他幾家都是沒有兒女的老人”,鄰居說,“你們能不能反映一下,給他多發點補助?”

王建坡家的條件稍微好點。正房比榮家多一間,而且告別了紙糊窗,但住人的屋子同樣只有一間。王凌艷出去打工前,每天睡覺就跟爸媽和小自己5歲的弟弟擠在一個大炕上。

王建坡家的院子很大,正房旁邊還有三間土房,房頂已經塌掉,只剩下土墻和沒了窗紙的木格窗扇,安靜地掛在散亂堆放的柴禾幫邊。

“上到六年級,盼盼就不想上學了,想早點給家里掙錢,”王建坡說。

“這個孩子很懂事,跟村里的老人、孩子都很合得來”,王凌艷的伯母說。

不過,內向、不愛說話、膽小,是奶奶、爸媽、伯父對王凌艷的評價。去年秋后,王凌艷到與鹽山縣相鄰的黃驊市打工不到十天,便被媽媽叫回家,“就是擔心她,這個孩子膽小,見到蟲子都害怕。”

這次去廊坊打工。源于堂哥王凌浩的建議。大年初三,王凌艷就跑到縣城的一個電子工廠打工,月薪只有四五百塊錢。初六,堂哥說認識富士康的老工人,可以推薦她去富士康,月薪一千多,干好了能接近兩千元。

沒有太多的猶豫。王凌艷于初七這天動身,由一個叫張蓉毓的老鄉介紹,初九便進入廊坊富士康。事發后,王凌艷的媽媽在床上躺了幾個月。這個從貴州嫁到鹽山的母親很后悔當初沒攔住女兒,“去黃驊工作我都舍不得,怎么就同意她去廊坊呢?”

“說實話,一個月要是能掙2000元,對我們這種地的人來說,那真是頂天了,”王建國說。

“我去年帶孩子去了一趟貴州,見到了姥姥、舅舅,”讓凌艷媽媽欣慰的是,“舅舅他們都很喜歡她。”

可惜,她的姥姥和舅舅,再也看不到她了。

極端事件背后　隱藏的“信息”

從廊坊富士康王凌艷、榮波的死亡事件中,我們可以讀出以下信息:

一、并不僅是富士康深圳工廠存在員工“9連跳”事件,在富士康其他地方的工廠也存在著類似情況。這再次證明了,徘徊在富士康真正的鬼影,是富士康的用工和管理方式。作為一家兩頭在外的代工企業,即原材料進口、產品出口,富士康號稱在物質成本是零利潤,那么它賺的就是勞動力的差額利潤。所以富士康一直堅守的就是所在地的最低工資標準,并且一直追逐著工資標準最低方向,由沿海向內陸、由東部向西部游牧。所以類似的事件,也會沿這一曲線不斷涌現。二、發生在廊坊富士康公司的死亡事件,提醒我們,除了接連發生的跳樓自殺事件,還存在著員工猝死的問題。

三、死者王凌艷,還不到16歲周歲。不論是否有意,也許只是個別情況,但富士康存在著招用童工的現象。

四、據現場目擊者稱,死亡發生在宿舍內,屋里共有6張雙層床,能住12個人。死者住其中的一個上鋪。醫生到達現場時,死者已現尸斑,說明已死去有一段時間。死者口角有白沫,不知道她當時是否經歷了一番痛苦掙扎,又為什么沒有人關心和幫助她。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媒體以前披露的富士康人為造成了人際關系冷漠。

五、知情人士稱,廊坊富士康在王凌艷死亡后通知媒體辦作應對準備和請廊坊市安次區委書記協助控制媒體,讓我們心生疑問:在富士康廊坊公司、在富士康全國其他廠區的還有多少這樣的意外事件被掩蓋?

六、不知廊坊市安次區委書記在這一系列的事件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但從富士康的口氣我們可以看出,富士康與當地領導間有著“成熟”的公關渠道。

富士康接連發生自殺、猝死事件,除了其追逐利潤的本性所形成的用工管理方式,堪稱直接原因外,我們的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部門的缺位,也是一個重要的客觀原因。從報告中,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么當地政府會如此沉默。如果不是本報歷盡千辛萬苦、撥開層層迷霧,那么至少這兩位員工就會這樣默默地來、默默地死去。但問題和矛盾依然在積聚,所以就有了深圳富士康的“9連跳”,就有了富士康其他公司的“連環死”。為此我們想問問“安次書記”,我們究竟該怎樣對待這樣的事,和該負起怎樣的責任。

(本文來源：新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