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goldflyengle    文章發于：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5-17      

    以下是一個記者發表在深圳奧一網上的文章，特轉載過來，希望引起廣大網民對于“富士康”自殺工人的關注。

    記者潛伏富士康28天揭秘工廠真實生活

    這些富士康員工每天坐著穿梭巴士上下班，往來于固定的車間和宿舍，卻不清楚未來的方向。

    這些拿著低工資，永遠發不了財的工人熱衷于買彩票、買馬，以此寄托希望。

    在許多打工仔看來，加班多的廠才是“好廠”，因為“不加班，根本掙不到錢”。

     他們生產著世界上最頂尖的電子產品，卻以最慢的速度進行著自己的財富積累。辦公系統的公用賬戶密碼被設成以“888”結尾，像很多生意人一樣，他們喜歡這個數字。但是他們中或許鮮有人知道，是自己的雙手保住了國家的“8”，而他們每天去加班，去買彩票，甚至去買馬，卻難以找到屬于自己的“8”

我認識兩群年輕人。

    一群是與我一樣的大學生，他們生活在象牙塔，與圖書館、湖光山色相伴。另一群工作在鋼鐵機器，巨大貨柜，有無數繁雜精密生產環節的廠區里。這群人總是把他們的上級叫做“老板”，互相之間哪怕不熟也要大聲用粗口喚作“屌毛”。

    在富士康潛伏28天后，我走了出來。我一直試圖把這兩幅圖景聯系起來?？墒呛茈y。只是這兩個地方生活著的人們確乎有著相同的年紀，相同的青春夢。

    我的潛伏，起因于南方周末對富士康“六連跳”系列自殺原因的調查。編輯部很快發現，南方周末的記者們均因年齡較大無法進入只要20歲上下年輕人的富士康工廠。相較而言，不到23歲的我，很輕松就被招入了富士康。

    28天的打工潛伏，使我受到了強烈的震撼。這并非因為明白了他們究竟為何而死，而是知悉了他們如何活著。

【一】

    他們活得最闊綽的一天是每月的10號，發工資的日子。這一天，自動提款機與特色餐廳里都會排起長隊，以至于提款機也會時常被提空。工資由當地最低底薪900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費組成。

    每個員工都會簽一份“自愿加班切結書”，隨后你的加班時間便不再受法律規定的每月上限36小時的約束。但這并不是什么“壞事”，相反，在許多打工仔看來，加班多的廠才是“好廠”，因為“不加班，根本掙不到錢”。對急欲賺錢的打工者們，加班更像是“會呼吸的痛”：如果不加，沒有錢的日子讓他們“窒息”；如果加班，日夜勞累的工作只會讓身體加倍“疼痛”，迅速老去。更多時候他們堅定地選擇后者，甚至這種選擇的權利，也不是輕易可以獲得的。只有老大“信任”，關系好，或是身處關鍵崗位，才常加得到班。

    所以，“五一”假期對一些人來說成了憂慮，因為花錢不掙錢的日子“很難熬”。這一天，打工仔們顧不上是什么節，更重要的是加班費；實在不行，睡個懶覺更實在。

    新開的手機店門口，銷售員洋氣地向圍觀的員工們展示著iPhone，所有人都緊緊盯著他每一個“酷炫”的操作，像看著什么新奇?？墒聦嵣?，富士康生產著包括iPhone、iPad在內的幾乎所有知名品牌數碼產品的配件，那“新奇”的機器每個部件都來自這些工人們之手，只是他們從未想過擁有最終的成品?，F在，這些成品就以略高于他們一個月工資的“驚爆價2198元”出現在眼前。這是一筆昂貴的購置，所以他們只討論著怎樣花幾百元去買山寨手機。

    在與他們聊天的很多時候，我無言以對，我覺得自己幸福得太過分。他們居然羨慕那些受工傷可以休假的人，一面聊著笑話一面說自己的工作崗位如何有毒。他們討論自己的同事們跳樓自殺時，往往有著出人意料的淡定或者不屑，甚至語出戲謔，似乎每個人都是局外人。

    我愿意把他們看成一群樂觀與堅忍的人，也希望他們真的是與此無關。不過這愿望怎樣想來，都免不了是一種心酸。我甚至想象自己有改變這一切的力量，可是就像王克柱在上夜班的時候說“真希望有人可以踹他一腳來交換5分鐘的休息時間”一樣，很天真，更沒可能。

【二】

    你要問打工仔們的夢想是什么，答案如出一轍，做生意，賺錢、發財，其它一切在這之后都會到來。在工廠的倉庫里，他們幽默地把拉貨的油壓車稱作“寶馬”。他們倒是想擁有真正的寶馬，或者至少是“寶馬”式的財富。

    他們時而幻想，又不斷地親自撕裂自己的幻想，像一個痛苦的畫者，無奈地不斷撕毀自己難以成形的手稿，“這樣干下去，一輩子也別想”。他們生產著世界上最頂尖的電子產品，卻以最慢的速度進行著自己的財富積累。辦公系統的公用賬戶密碼被設成以“888”結尾，像很多生意人一樣，他們喜歡這個數字，甚至篤信這個諧音。但是他們中或許鮮有人知道，是自己的雙手保住了國家的“8”，而他們每天去加班，去買彩票，甚至去買馬，卻難以找到屬于自己的“8”。
    工作最賣命的王克柱總抱怨工資太低，想去外面報名學點東西卻又“聽都聽不懂”，還是放棄了。他說知識太少，就只能干最初等的活，這是注定的。他有時候說頭很痛，有時候又瞬間精神煥發。拉貨的時候他總向前飛跑，仿佛那兩板24箱貨物根本沒有多重。每天他都會爬上兩三米高的貨箱去盤點賬目，也會鉆到夾縫里去檢查標識單。我問他為什么這么賣命，他并不回答，直到某一天上午我看到他停在柱子面前，突然喊出一聲：“救命！”他大約也不知道剛才自己說了什么，我卻聽到一群真實的靈魂。他們習慣了用最大努力去改變，直到努力演變為掙扎，也沒有把握自己是否有那力量破開生活的大繭。

    廠區里一幢幢廠房整齊敦實地豎立，除開頂上用英文字母和數字組合起來的序號，便幾乎再沒什么特質。廠房里的機器，倉庫里的貨箱，乃至流水線上著齊整工衣的工人們，也都是如此。有一天早晨，我在上班的路上看見廠房的窗戶里探出兩張臉，一動不動，一直望著路上的人流。太遠，看不到表情，也聽不見聲音，那窗里僅是兩個黑點?？烧驹谒麄兊奈恢茫@路上無疑也是一大群移動的黑點，無比巨大的白色廠房背景下，他們渺小而一致。

【三】

    這個工廠的工人們用雙手支配著世界上最尖端的電子產品的組裝生產，不斷刷新著令人激動的貿易紀錄，連續7年內地出口額排名第一。但是似乎在他們操縱機器的同時，機器也操縱了他們：零部件在流水線上的一個個環節中流過，加工成型；他們單一而純粹的青春，也在機器的特有節奏中消磨。

    凌晨四點，我上完廁所側耳貼在車間走廊的墻壁上，聽到機器的隆隆聲從四面傳來，頻率穩定不息，那是這個工廠的心跳。工人們每天就在這種固有頻率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飯，我此刻明白了為什么我在沒有人催促的情況下會在工廠的路上走得那么快，會在食堂里吃得那么急，雖然并不舒服。你就像每個零部件一樣，進入了這條流水線，順從于那節奏，隸屬于那凌晨四點的心跳，無法逃逸。

    深圳，這個曾經的邊陲小鎮一躍而成為珠三角東岸最繁華的都市之一，在高樓大廈鱗次櫛比的背后，我遇到的卻是一群迷惘焦慮的年輕人?！稌r代》雜志在2009年把中國工人作為了年度封面人物，這本雜志說，中國工人以“堅毅的目光，照亮了人類的未來”，然而所謂“堅毅”，卻是忍耐機器異化、資本侵蝕所必需的品質。這樣的“堅毅”，還是他們可承受之重嗎？當電腦、手機、汽車，每一樣商品都成了資本的產物，汗水、青春，乃至生命，每一樣代價也被資本消耗殆盡。

    這個容納四十多萬人的巨型工廠并非是人們想象中的“血汗工廠”。它提供食宿，規模達到一個中等城鎮，流水作業，井井有條。與同類相較之下，這里的設備齊全而優越，待遇標準而規范。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蜂擁而至，只為找一個自己的位置，找一個也許他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

    這實非一個工廠的內幕，這是一代工人的命運。

[ 古唐愚叟 ] 于2010-05-17 09:46:40 上帖 [ 發短信 ] [ 表狀 ]

2010年05月17日09:10 來源：《法制日報》

　不知道這還應不應該算“新聞”，當我們面對一家企業以天來計算的員工跳樓記錄之時。是的，富士康又有員工跳樓了，距離上一起員工跳樓事件發生的時間是三天：14日晚間富士康一名梁姓員工墜樓身亡，這是今年（2010年）以來富士康科技集團第九名墜樓的員工。

　　當今之世，關于人群非正常死亡，有兩件事非常不能讓人理解，一是報復社會者向天真無邪的孩童瘋狂舉起屠刀，二是富士康的員工接二連三選擇從高樓跳下。如果不是病態的傳染或者說盲目的模仿，簡直無法解釋暴徒報復社會的地點為何都是學校，而富士康員工的自殺方式居然都是跳樓！因此，我心里真的很矛盾，雖然絕無此意，但善意的關注會否事實上也成了一種推波助瀾？

　　雖然已經有專家出來解釋說，富士康員工的自殺率低于中國社會整體的自殺率，但如此密集的自殺事件高度集中于一家企業，仍然使富士康難逃“血汗工廠”之類的公眾指責，無論其本身是否確實如此。事實上，面對員工接二連三跳樓，富士康顯然也感到有些招架不住。富士康不僅已經向外界表態“檢討”，甚至都邀請僧人到企業做了法事，但企業鬧的顯然不是什么鬼，而是受挫于困境而又無法得到安撫的年輕的心。

　　從公平的角度說，跳出企業的范疇而將年輕員工頻繁跳樓看作是一種社會病，也許要更恰當。但是，這并不應妨礙人們將富士康“九連跳”作為一個特殊標本予以專門研究，只要是在明晰企業責任與社會原因的基礎之上。那種針對企業的情緒化表達也許是非理性的，但是企業顯然也不可能想要從中撇清干系。這絕非什么“輿論暴力”，而是理所當然的生命追問。

　　不僅是富士康，所有的企業都有必要認真反思自己所給予員工的距離“體面勞動”尚有多遠？《時代》雜志將年度人物授予“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中國工人”，而“勤勞堅韌”的另一種更為殘酷的說法則是“廉價勞動力”。必須看到，提高勞動報酬與改善員工福利，給員工更多夢想的空間與上升的可能，這一切與“九連跳”之間并非沒有關聯。

　　涂爾干在《自殺論》里說“集體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殺的障礙之一”，而勞動密集型企業卻更愿意讓員工“原子化生存”，就像機器上的螺絲釘一樣，各自處在孤立疏離的狀態，便于管理的同時也便于提高效率。最常被提及的現實是，企業工會制度普遍名存實亡，而官方工會組織又與工人如此疏遠。我們該從何處著手，給“原子化生存”的工人們一個慰藉心靈的“集體力量”，其實這不是問題；只是企業肯定不會主動去做，而政府部門又始終毫無作為。

　　在引起公共輿論的強烈關注之后，富士康員工跳樓仍以天為單位向上竄升，此時再來拷問富士康做了什么或者沒做什么，已經沒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面對一家企業員工非正常死亡事件頻發，相關政府部門是旁觀者還是介入者，做了什么或者沒做什么。病態的傳染也好，盲目的模仿也罷，也許我們都有感覺，“九連跳”大概不會是最高的記錄。此刻，在那絕望的縱身一躍之前，誰來發現并且幫助尚未變成冰冷死亡數字的“下一個”？（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