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請你不要當自殺的幫手

央視，請你不要當自殺的幫手　　

方略　　

　5月11日　晚，CCTV《新聞1+1》報道了富士康“第七跳”的新聞調查，在結束時報道：今天晚19點30分再現‘第八跳’，死者是一個24歲的女孩，河南人，據說在跳樓前父母已陪伴在身邊、、、、、、　　

也許是一種巧合，也許又是一起偶然事件。然而事件就發生在央視討論“第七跳”之時，也正巧發生在該公司新聞發言人劉坤述說“我們很高興地（在防范）第七跳（事件發生）我們盡力了”，“我們不知道第八跳會由什么原因產生”的話音剛剛落下之時。　　

央視的本意應該是避免類似事件的再發生，而偏偏卻又在同一時間段發生了。請看央視新聞調查是怎樣報道此事的:　　

字幕提示：
　2010年1月23日　，凌晨4時許，富士康19歲員工馬向前死亡。警方調查，馬向前系“生前高墜死亡”。
　2010年3月17日　，富士康龍華園區，新進女員工從3樓宿舍跳下，跌落在一樓受傷。
　2010年3月29日　，龍華廠區，一男性員工從宿舍樓上墜下，當場死亡，23歲。
　2010年4月6日　，觀瀾C8棟宿舍饒姓女工墜樓，仍在醫院治療，18歲。
　2010年4月7日　，觀瀾廠區外宿舍，寧姓女員工墜樓身亡，18歲。
　2010年4月7日　，觀瀾樟閣村，富士康男員工身亡，22歲。
　2010年5月6日　，龍華廠區男工盧新從陽臺縱身跳下身亡24歲。
解說：
根據富士康方面的介紹，這幾起跳樓事件共同的特征是，死者年齡在18到23歲之間，都入職富士康不久。
在接受采訪時富士康的新聞發言人劉坤坦言，管理存在漏洞，但是面對著深圳地區42萬員工的龐大數字，對于為何接連發生這樣的事故，如何避免類似事情的發生，似乎同樣也抱有迷茫。
劉坤：
難道你的防止真的是到位了嗎？真的是觸及到42萬人每一個人的心靈嗎？我們作為一個企業，沒有本事做到這一點。但是我不知道第八跳會由什么原因產生。
主持人：
就在5月6號事發之后，一些心理專家應邀來到了深圳的富士康公司，其中就包括清華大學心理學系的副主任樊富珉，接下來就我們連線樊主任。
樊主任，我們知道盧新他最后被確認精神上是出了問題的，但是當時公司采取的是一種讓朋友陪護他這種方法，而為什么當時不可以把他直接送去醫院呢？
樊富珉（清華大學心理學系副主任）：
其實這個問題提的非常好，企業也有企業的難處，按理講，發生精神障礙以后送醫院，誰可以有權利送醫院，一般情況下是要親屬同意，因為我們沒有這個法律，一般只有警察可以有這個權利，一般情況下企業是沒有這個權利強行給他送到醫院。
主持人：
這個我明白了。還有一個問題給您，因為我們知道在富士康是從今年，進入到今年以來，這已經是第七起了。在短時間內發生這么多起跳樓的事件，如果站在學理這個角度上，發生率算不算高？
樊富珉：
從世界衛生組織關于自殺率的統計是按十萬分之多少統計計算的。目前中國的自殺率大概是，按照衛生部統計，是十萬分之十幾，十六左右。
主持人：
這是在一年的時間內？
樊富珉：
對，富士康我們去了以后感覺到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企業，40多萬人。
主持人：
您覺得40多萬人的企業發生…
樊富珉：
十萬分之二三左右，大學生我們也做過統計，大概十萬分之二到三左右。
主持人：
您覺得這是低還是在范圍之內的？
樊富珉：
如果從全國的自殺率來比的話，應該還是低。
主持人：
好。
樊富珉：
但是15歲到34歲這樣一個年齡段，從統計來看，自殺現在已經成為死因的主要原因。
主持人：
好，謝謝您。巖松你看，剛才樊主任也說了，在正常范圍內的一個自殺率，你怎么看？
白巖松（評論員）：
我覺得一個問題要分成兩個層面看，首先要看到作為一個企業，富士康的確有它很難的一些地方，第一個它這一個廠區，盧新自殺的這一個廠區就有30多萬人，如果加上深圳，他的廠區是40多萬人，相當于一個不小的城市。可是它又不如一個不小的城市，因為在一個不小的城市里，是由一個又一個家庭構成的，那種心理撫慰、親情之間的牽絆和有效那種警覺、觀察等等。在城市里頭，其實要是由家庭構成的話，要更容易一點，但是在他這兒是一個同治化極其明顯的一個廠區。18到23歲之間，80、90后孩子占到他整個員工的80%，30多萬人，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數字。
第二個，80后、90后這批新生代到異鄉去打工的人，他的抗壓能力、吃苦能力不如上一代。因此如果再用上一代的管理方式顯然是不合適的。另外這一代人更自尊、更脆弱，壓力也更大，夢想也更大，不僅僅是為了解決家里人生存下來，他有自己的夢想，經常容易在這種罐頭一樣廠區之內被擠壓的，夢想被擠壓沒了，這個時候就容易出現絕望，所以的確有它現實的難處，但是這只是問題的這一個方面。
主持人：
你說公司有了難處之后，相應的責任又在什么地方？
白巖松：
是，我想說作為富士康的硬幣的另一方面，他的新聞發言人在接受采訪的時候說了這么一句話，面對盧新的自殺，說這一次我們盡力了。第一個我承認他這一次盡力了，因為在盧新出現這種幻覺，包括有人追殺他等等問題的時候，請了心理干預專家，有朋友去陪他，還把他的父母從異鄉請過來，還差四個半小時他的父母就到達深圳，但是我覺得起碼有兩點我們是要提出一點點質疑的。
第一個我個人認為，其實提前告訴盧新他的父母要來，不見得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因為在他的精神已經出現這樣一種幻覺，出現了很大的壓力沮喪的時候，是很怕見自己的父母的，所謂無顏見江東父老。父母要到，有可能成為他的一個催化劑和巨大壓力產生的點。
第二個，我想一說大家就能夠明白。在接連之前，今年已經出現了六起跳樓事件之后，這一次陪他的兩個人和他，廠子給他安排住處的樓層是六層，連新聞發言人自己都說，心理專家要給我們更細致的指導，我們是不會把他安排在六層的，哪怕安排在一層或者說地下室，也許這樣的悲劇就會推遲上演，所以我覺得這還僅僅是一個表象上的責任，身后的責任我覺得一會兒有時間我們還會再談。　　

勿庸置疑，央視的初衷是好的。但看看上面的調查分析，細心的人們會發現：該公司新聞發言人已明顯預感到會有“第八跳”發生，而心理專家似乎覺得該公司的自殺率還沒有達到全國平均水平，即使發生“第八跳”已屬正常。除了白巖松作了一些理性分析，談了些“表象上的責任”，整個調查未給出讓人信服的結論。諸如，類似事件為什么在同一個企業連續發生？個中原因究竟是什么？如何防止類似事件再發生？公司、社會應負起哪些責任和義務？對員工如何進行心理調適？等等，這些實質性內容在調查中并未觸及。讓人們看到的是，對事件頻發的淺層次披露，對事情責任的表象分析，甚至借心理專家之口對企業的坦護其詞。作為權威媒體的新聞調查，一旦遠離了深度報道的本質，無異于為某件事情開脫罪責，或推波助瀾。　　

人們不禁要問：央視，你作為中央新聞媒體，是否起到了你應起的作用？你究竟在扮演怎樣的角色？當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在眼前消失的時候，你是否應該意識到在輿論引導上存有某種缺失？還有這位心理專家，你不該如此漠視生命，如此為企業開脫。你看看你在央視面向大眾都說了些什么：“從世界衛生組織關于自殺率的統計是按十萬分之多少統計計算的。目前中國的自殺率大概是，按照衛生部統計，是十萬分之十幾，十六左右。”這個自殺率是大眾期望的嗎？你連概率具體是多少自己都沒搞清楚，在央視胡說什么呢？”再看：“富士康我們去了以后感覺到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企業，40多萬人。大學生我們也做過統計，大概十萬分之二到三左右。如果從全國的自殺率來比的話，應該還是低。”這是作為一個心理專家該說的話嗎？這個企業到底還要有多少跳才不算低呢？不知道富士康給了你多少好處，你的社會道義、職業良心哪里去了？　　

誠然，把這些事件的責任歸咎到央視、或某個專家頭上也是有失公允的。只是作為主流媒體、作為心理專家，在報道和評價類似事件上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給社會開出良方，對防范此類問題指出明路。如果只是夸夸其談、王顧左右而言他，不僅起不到應有的作用，還會給社會造成誤判、誤導，甚至成為自殺的幫手。　　

作為央視主持人和評論員，你們掌握著獨特的話語權，應該懂得從人文關懷的角度，從珍愛生命的角度，從社會效果的角度去展開調查分析，而不應就事論事，任由他人信口開河而不加評論。在社會心理嚴重失衡的今天，你們的作用舉足輕重。因為你們是社會最敏感的神經，你們的一言一語都在撞擊著脆弱的心靈。　　

作為心理專家，你所承擔的是撫慰心靈的重責，應該給失衡的社會心理開良方，而不是為類似事件找托詞。一個有良知的專家，為社會多盡一份義務，社會就多一份關愛，人間就多一點溫暖，類似事件才會真正降低。　　

還有富士康新聞發言人，你和你們企業的目光不應盯在何時發生“第幾跳”上，而應很好反思一下你們應承擔的道義和責任。找準原因，對癥下藥。比如：十二小時的工作制在給企業帶來效益的同時，給員工的心理增加了多少壓力;基層干部的素質是否有待提高，管理是否應該人性化；作為知名企業是否應該多一點人文關懷，另外在心理疏導方面能否為全社會做出示范。　　

希望央視，也希望有關專家和企業，為我們這個社會盡到應盡的社會責任，為防止這樣令人傷痛的事情再發生盡到各自應有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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