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莊事件看京城司法界
在中國傳統禮制社會，有刑不上大夫的規定，那是對特權明確的保護。后雖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之說，這種提法本身就暗含著承認特權。在特權面前，除非罪大惡極者，否則與民同罪只不過是忽悠庶民的口號。高太尉之子高衙內強搶民女，這樣的兇惡之徒，是可以把任何庶民給送進監獄的。不是碰到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這樣一個有血性的武官，也許高衙內強搶民女事件，是很少有機會寫入水滸的，因為黑惡社會太平常了，庶民只有接受蹂躪，沒有反駁的空間。
如今有些改變，就是在學習西方法制社會進程中倡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特權就沒有了條文上的保障。但特權存在與否，庶民是心知肚明的，如果沒有特權現象，毛主席也不會勞神搞斗特權及特權思想的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以來，因為要建法制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百年特權和民眾博弈后觀念產物，但并不因為有這條觀念特權就不特了。律師行業是反映特權最明顯的行業，因為犯法者，能請起起律師的，多是有錢人。沒錢人，想請到“好”律師那是做夢。律師們，清楚一件經濟案子，那提層是一般離婚或民事案子的千百甚至萬倍的回報。而有權有錢犯法者，依據積累是可以賦予律師高額辯護回報的。因此，我們就經常聽傳聞，有殺人讓人冒名頂替的，有給人家腿打斷用錢彌補者，有黑老大被不斷地撈出來，有鄧貴大之流被保護辯說，等等。李莊就是這樣一個法制環境下為重慶“名角”辯護的，沒想到懂法的他，涉嫌了作偽，一下子碰到了硬茬，不是黑能嚇住也不是錢能收買的重慶新司法界，就演繹了一出魔道交手的事實。如今，不識趣的京城司法界，和一些金錢媒體，為李莊被刑拘在抱“不平”。這是演繹著維護他們昔日一貫成功的“法制“。殊不知，他們認為神圣的法制，在百姓心目中司法界早已成為有錢能使鬼推磨的領域。重慶之所以一打黑，全國就呼聲遍地，就是對多年司法界的否定；之所以李莊一被刑拘，支持李莊者一登場，百姓就認為李莊就是為虎作倀的代表，不管他以前是否公正，就一起成為民眾唾棄的形象。
李莊要主持“公道”，他是認為無論之是正義還是邪惡，重慶的司法界是北京司法界就可以擺平的，因為他們是懂法的，重慶的司法界法律層次是不如他們的。也許他認為自己十年在司法界的混跡，就可以把中國法律玩于鼓掌之中，聰明人辦糊涂事，風向正在變，前些年百姓對腐敗是在可承受范圍內的，如今調查顯示，腐敗已經超越了百姓承受的底線，如果再這樣肆無忌憚地去維護百姓舉報出的黑惡力量，那是將自己劃入了黑惡陣營。如今最高法院也在傾聽民意，而不單是按照法律條文讓一些假證據就可以混過去的。常在河邊走，遲早要濕鞋。任何僥幸維護邪惡行徑都是在向老天宣戰。
看到京城高法也發出聲音，說要媒體監督司法，說要記者們不要猜測報道，上半句落實就需要下半句出格，因為有猜測的地方報道出來，才會引起司法界透明公正辦案，否則如何能監督呢？高法的這種做法本身就不可取，這是以特權在要挾民意。老百姓的聲音不發出來，你怎么知道哪個是真，哪個是假，在十幾年前，民間就流傳科長以上十個拉出九個槍斃也沒有冤案，今天之所以出現民意一邊倒，就是多年司法界無作為的結果。
中國適合建設的禮制的社會不是法制社會，因為我們的傳統是以三綱五常維系的禮制社會，毛澤東所建的社會主義社會核心也是大民主禮制社會，不是大民主法制社會，近三十年一味失去老傳統和新傳統地叫喚建法治社會，而就建成一個郎咸平、路愛國等學者說的中國成了世界超級腐敗國家、五千年來最黑暗之時代。難道司法界不應該反省嗎？重慶已經帶頭反省了，難道北京司法界不該向重慶學習嗎？各地司法界出現如此狀況，京城司法界是難辭其咎的。高法居然在應對輿論冠冕地說傾聽，又說出威脅輿論參與者的話語本身就是對言論自由的否定。不說違背毛澤東時代的四大精神了，就是現在的憲法精神都不夠。難道現在高法就這個水準嗎？我看高法也該集體到重慶好好學習學習了。
出現這樣的律師，京城司法界是該給人民一個交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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