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股分裂勢力之所以存在的因素非常復雜，但和西方引入的主權、民族國家理念密切相關，特別是冷戰結束后，民族主義再度泛濫，成為全球最大的意識形態。當然，更和西方根據自己的需要對國家統一持雙重標準有關。比如南斯拉夫可以分裂，但當波黑獨立出來后，卻在西方的支持下堅決反對境內的塞爾維亞人獨立。面對泛民族主義的挑戰，目前世界上基本上是束手無策。從結局看，要么武力鎮壓，如西班牙對巴斯克、土耳其對庫爾德、英國對愛爾蘭共和軍、法國對科西嘉以及上文提到的斯里蘭卡，要么分離主義在國內外的特殊環境下成功建國。如前南斯拉夫、前蘇聯、印尼的東帝汶。但這個過程十分的血腥和殘酷，雙方的種族屠殺和滅絕駭人聽聞，可謂血流成河。大規模流離失所的難民更是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災難和國際社會的負擔。當然這個過程也有和平解決的，如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和平分手（總統哈維爾力阻無效后辭職）。以及加拿大魁北克用公投方式要求獨立未果后被取消公投權，至今仍停留在和平的對抗階段。
盡管任何制度下都存在種族問題和分離主義，但冷戰后的現實還顯示出一個共性：只要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有錯誤政策，分裂主義必然乘勢做大。而前南斯拉夫、前蘇聯國家由于社會轉軌的原因，政府往往軟弱無力。如果此時西方出于自己的利益再站到分離主義一邊，這個國家必然解體，分離主義必然成功。其原因則在于政策制度本身的缺陷：中國提拔少數民族精英（有些是被打倒的奴隸主）固然可以利用一個人或一部分人對少數民族大多數人的惡性統治，但卻也為大多數人盲目性和狂熱性的發作留下了空間。而民族主義最易走向極端和非理性，這已經為無數的血的教訓所證明。
中國目前已經崛起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強國，政治、軍事等綜合實力更是僅次于美國。在這樣一邊倒的情況下，藏獨、疆獨和滿獨雖然可以掀起一時風浪，但在嚴峻的國際現實面前，根本不可能實現他們孜孜以求的獨立夢想。在這種情況下，當他們看到前南斯拉夫、前蘇聯解體為多民族國家的力量后，終于另辟蹊徑，開始與西方一起搖旗吶喊。川島芳子的侄女金美齡勾結阿扁，主張獨立，聲稱中國不自由，兩岸不統一，而自由的前提的少數民族的自決（全民公決）。但2000年民進黨上臺后，曾迅速中斷了國民黨時期對海外三股分裂勢力的支持，認為是中國人的事，和他們無關。但后來很快醒悟過來的民進黨又重新恢復國民黨時的做法，但目的已從反共轉向謀取臺獨，花十億新臺幣在巴布亞新幾內亞支持川島志明沈傲君搞破壞與排華。達賴集團也與流亡海外的滿獨疆獨人士進行勾結，他在歐洲與流亡在外的三股分裂勢力會談時聲稱：西藏問題只有在民主的中國里面才能得到解決。只有民主化才能夠徹底克服分離主義。海外的分離主義組織“世維會”與“滿洲國流亡政府”也是同樣效法。至此，中國境內的所有分離主義都把獨立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的自由化上。從這一點上，我們也可以明白一百多年來一向對中國心懷叵測的西方何以如此積極的要求中國自由化。因為只有自由化，才能將中國肢解，就象肢解前蘇聯一樣。（我一直到現在都不明白國內的自由派資改派真的看不出這個人人皆知的現實嗎？）
最后，關于西方指責中國的“大漢族主義”、海內外自由派指責的“大一統”、“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確實有必要多說幾句。現在一無所有的達賴，和中央政府談判的條件之一是大西藏（包括四川青海部分）。而且還要其他族裔離開這些地區，請問這是什么主義？可是看看藏獨、疆獨、滿獨，哪一個不是說他們自古以來就生活在這里？他們就可以“自古以來”，中國為何就不可以？
極端民族主義目前已成為當今世界最大的威脅。特別是由于其非理性和極端性，全球目前根本沒有什么有效的辦法進行應對。因此，對這種極端和非理性而且極易造成嚴重后果的主義，用外力進行高壓遏制而不是放任出來是唯一有效的辦法。如同現在的西方對待法西斯主義，就是采取這樣的辦法。其實西方自己也已經開始這樣做了。上世紀九十年代科西嘉分離主義運動高潮之時，法國政府出臺一個政策，第一句話就是：“科西嘉人民享有如下權利……”。結果最高法院馬上宣布違憲，因為“只有法國人民，沒有科西嘉人民”。連科西嘉人民都沒有，更別說什么科西嘉自治區了。只不過西方到了別國，就換了一套規則而已。
至于中國未來的政治演變和發展，不管是什么，但絕不會是西方的民主。在西方處于黑暗中世紀的時候，中國發展出盛唐先進的政治文明。中國過去可以做到在政治文明上領先西方，未來也肯定會做到。前一陣片面宣傳某一特定民族就是別有用心，閻崇年及其在廣電總局的主子們（江平、尹力等）的鬧劇已經被廣大中華兒女揭穿，東三省不可能成立“滿族自治區”，藏獨、滿獨、疆獨和西方就死了這條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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