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根本制度是什么？--與李榮融先生商磋

社會主義根本制度是什么？

--與李榮融先生商磋

田忠國

李榮融先生是國資委主任，是大官，我是平民百姓，按資改派的理論說，對于李先生這樣的大官就該頂禮膜拜，如果反之就是文革余孽（據說文革時代就是批評大官錯誤的時代）。想想這幾年，為捍衛立國思想、立國原則，也就是捍衛社會主義思想和原則打拼，罵我為文革余孽甚至反政府的留言，如果保存下來，足可以車拉船載，多一次不多，少一次也不算少。但是，從各種留言中，支持或反對的留言中，我深刻體會到，人們所說的所謂文革，不過是兩個階級尖銳斗爭的過程。也就是說，一個階級勝利了，一個階級失敗了，這就是階級斗爭，這就是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直到勞動人民通過長期但又艱苦卓絕的斗爭，最終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思想，階級斗爭才可能退出人類歷史的舞臺。階級斗爭爭奪的是什么？在社會主義歷史時期，一是爭奪思想文化的主導權；二是爭奪社會制度的建構權。因為，思想文化是社會制度的萌芽，社會制度反過來又是社會制度的保障。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思想和理想，不同的社會制度不過是不同思想和理想的呈現而已。不同的社會制度，其體現者一是什么人當家作主的問題，二是什么人分享勞動人民的創造成果問題。我想就此問題，同李榮融先生在理論上，就李先生“遵循企業發展規律，推動國有企業科學發展”一文的觀點共同探討一下。不當處，敬請全國人民和理論工作者批評指正。

一、業績觀或者說效益觀是有階級性的

李榮融先生在“遵循企業發展規律，推動國有企業科學發展”一文中明確說：“企業就是應該講究效益，按效率的分配，才是最公平的，但在這個基礎上也有一個底線，那就是對于生活困難的職工，要保證收入比當地社會的低保線高；對于企業的領導，你想拿高薪，就拿本事來，業績增，薪水增；業績降，薪水降。”按照資本自由經濟學的觀點，也就是資本的觀點看，李先生的這番話是對的，因為，資本的唯一目標就是在剝削中追逐利益。但是，如果從人民大眾的角度看問題，就會發現，創造業績或者說效益的并非資本，而是人民大眾。但偏偏在這個關鍵部位，李榮融先生倒認為資本創造效益，而不是人民大眾創造效益。

從我國立國原則和憲法有關規定上看，我國確立的是人民大眾創造效益的主體價值觀，并非是資本創造效益的價值觀，也就是說，人民群眾共同創造、平等分享創造成果，并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這是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區別。作為國資委主任的李榮融先生，恰恰在這個關鍵問題上做出了錯誤的價值判斷。當然，如果李先生是一位單純的理論工作者，做出錯誤的價值判斷并無大礙，但李先生偏偏不是一般的理論工作者，而是掌管全國人民共同資產的國資委主任，李先生的錯誤判斷對于黨和共和國而言就生死攸關了。

二、國資委主任一職并非是老板，而是受人民大眾委托的管理員

李榮融先生是這樣給自己定位的：“我算是一個好老板，從2002年到2007年，我給1556個中央企業副總經理以上的領導，年均增加了共計4600萬元薪水；而在這期間，央企平均每年增長的利潤，達到了1500億元。”至此，我們發現李先生又犯了一個嚴重的定位錯誤，因為，他把自己定位到老板上，而不是受人民委托、掌管全國經濟命脈的管理員。有人可能認為，只要管理好國有資產，李先生如何定位、怎么定位無所謂。但是，人們知道，老板玩的是自家資產，而受人民委托的管理員玩的是全國人民的資產。另外，請注意李老板的這個觀點：“按效率的分配，才是最公平的，但在這個基礎上也有一個底線，那就是對于生活困難的職工，要保證收入比當地社會的低保線高”。由此可見，李老板為了創造利潤，給國有企業領導人創造高薪條件，也就是給國有企業領導人剝削工人創造條件，李老板給出職工“要保證收入比當地社會的低保線高”。也就是說，高出當地低保線是李老板給出工人收入的最高標準，而“企業副總經理以上的領導，年均增加了共計4600萬元薪水”。李老板的這番話，給我們最強烈的感覺就是，李老板真的是老板了，而且無視中央擴大內需的決策，繼續為削弱民眾消費能力推波助瀾。天下人都知道，導致我國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一是我國經濟依賴度過高；二是我國人民大眾消費能力逐年萎縮，造成產品流通阻塞，產品積壓；三是美國金融危機的沖擊。而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國人民大眾消費能力逐年萎縮。拋開方向路線問題不說，單從治國理政的角度說，在人民大眾消費能力逐年萎縮的情況下，如果繼續削弱人民大眾消費能力，當人民大眾難以承受生存的重壓時，都會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動蕩。由此可知，社會主義不僅僅是政治經濟機制的問題，更是一個中華民族能不能和平發展的問題。

三、社會主義根本制度是什么？

追求效益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一個共同的命題，但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在于：社會主義制度在于保障人民群眾共同創造、平等分享創造成果，并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而資本主義則以占有人民大眾創造成果為己任。李先生可能認為，社會主義不追求效益，只有資本主義才追求效益，但是，回顧我國六十年的建設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上的每一步成長，都是追求效益的結果，因為，沒有效益的積累，就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所不同的是，我國前三十年的歷史，是人民群眾共同創造、平等分享創造成果，并為共同富裕奮斗不止、強國富民的歷史；而我國后三十年則是一個資本和權貴階層占有人民大眾創造成果的歷史。因此，我國到了必須分清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時候了，因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自由機制，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而是關系到黨和共和國前途命運的大問題。以上所言，不知當否？歡迎各界朋友批評指正。

200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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