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國經濟危機以來中國的經濟學就失去了理論基礎

自美國經濟危機以來中國的經濟學就失去了理論基礎

數學

可以認為，改革開放從計劃經濟往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中國的高校及研究所中，有關經濟學部分的研究，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就是基本上完全拋棄了原有的計劃經濟的一切理論和一切研究全面轉向市場經濟的理論和實踐的研究。

而在這方面，西方因為已經搞了幾百年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因此市場經濟的理論要成熟得多，已經廣泛應用現代數學理論深入到市場經濟的各個課題，方方面面，已經有了特別強有力的研究團隊，有了一系列的經濟學諾獎獲得者，資深的高校及研究所專家教授，還有應聘于西方各超級大公司的戰略研究小組的專家，加上成千上萬的從事這方面的普通研究人員和高校教師，加上每年培養的博士碩士，大量的本科生。而我國在轉向市場經濟的時候，這方面的研究幾乎是空白，或者只剩下早期馬克思主義的陳詞濫調，沒有任何學術上的指導價值。如果將我國的研究團隊和西方的相比，那簡直就是相當于這樣兩個足球隊，一個是幼兒園隊，另一個是巴西隊，如果比賽起來那根本就不成比例。

在這種情況下，迅速建立起我國龐大的市場經濟的研究隊伍，這避不可免地有一個大量拷貝西方經濟學的過程，從而也避不可免地產生一大批頭腦中完全是西方經濟學觀點，背誦了許多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信條的專家教授，這些人位置上都爬得很高，而且對我國的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影響力相當強。

而一切對改革的建議，其理論基礎實質上也全都來自于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例如，認為國企必然不盈利，必然倒閉，只有私企才有可能盈利，才有可能發展。政府的干預是不好的，看不見的手會形成帕累托最優，政府要放權放權再放權，社會上一切弊病的根源都來自于政府權力過大，永遠不提政府權力其實過小，一說政府權力大，那就一定是專制獨裁，等等等等。

可以認為所有這些方面的宣傳已經到了陳詞濫調的地步，就是說，現在如果我面前站著一個經濟學家，他馬上要開始向政府提自己的建議了，我會向他喊一聲：“打住，讓我事先猜猜你要講什么。”那么，我一定講得他會點頭，他會認為他打算講的建議就是這個。

例如，網易昨天的一個文章標題是說要想避免經濟危機就必須“對內開放”，則具體內容我已經完全不需要去看了，那講的肯定又是怎么樣讓民間解決事情。而所謂民間解決，社會解決，說白了就是資本家解決，因此理論基礎仍然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

但是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了，而且國家有全面崩潰的危險，甚至也可以認為已經全面崩潰。美國已經要求中國伸出援手，“拉兄弟一把”。而在全球的金融危機中，中國的病應當算是輕的。當我們的文人還是背誦“國企必虧損，只有私企不虧損”的時候，美國的巨大的公司都要嚴重虧損了，都要倒閉了。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改革的路，進一步應當怎樣走，就引起了理論界的遑惑。

我這么打一個比方吧，一個人，我們把他叫某甲，原來弄食物的辦法不太好，因此吃得不太多，粗茶淡飯免強渡日。后來采取了一種新的弄食物的辦法，可以每天大魚大肉，山珍海味，當然是新辦法比老辦法強。而這種新辦法是從一個鄰居那里學來的，這個鄰居我們叫某乙，那個鄰居早已經每天大魚大肉，山珍海味了。問題就在于，那個鄰居突然得了癌癥，究其原因，是因為他長期食用的大魚大肉，山珍海味中，可能有致癌物質，當然，只是可能有，卻沒有最后定論。而這時某甲還身體相對健康得很，還能夠對某乙施行某些照料。

但是這么一來，某甲繼續應當怎樣走，決策就是一個嚴重問題。繼續沿著某乙的路走下去，繼續山珍海味大魚大肉地過日子，前景就很可能是某乙的下場，就是得癌癥，但是回到從前粗茶淡飯的日子？卻又不甘心。

如果某甲認為“改革不能停止”，那么這個不能停止的改革是不是繼續朝向某乙的方向前進？那么，是不是就是繼續朝著得癌癥的方向前進？難道要一條道走到黑？如果是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改革。那么可以認為，以前的改革，基本上屬于“拷貝性質”，而新的改革，必須提出人類社會從未提出過的新理論，新觀念，這里的新，不僅是只對中國新，而是對美國也新，而且必須新的有道理，有效果，導致全世界都接受這個理論。

但是，我認為中國的學者，“拷貝”是他們的傳統，一旦發現拷貝國外成問題，就要拷貝老祖宗，例如，要學一學孔子來一個心得。難道就這么沒出息，不敢寫一本書聲稱比孔子強也完全不同于外國的理論？難道不敢吹牛“我就是當代孔子”？那所謂的中學西學之爭，其結果成了是拷貝什么之爭，完全地創新，沒有想過。那鼓勵繁體字是什么意思？當然是拷貝過去的字。

我覺得我這個人是右派，老計劃經濟的弊病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毛病我都有一些認識。但是，當我反對美國作法美國理論的時候，就有人要對我說“回到過去是沒有出路的”，就強行地要把一個我沒有的觀點“回到過去”，也就是拷貝過去，強加到我的頭上了。這些人自己拷貝慣了，因此觀察別人，也是“你打算拷貝什么？是拷貝毛澤東思想呢？還是拷貝美國？還是拷貝孔子？”

其實，即使是計劃經濟，我也要指出老計劃經濟的一個特別大的奇怪之處或者說不可避免的弊病就是，它居然是建立在沒有計算機支持下的計劃經濟，那怎么算得過來？拍拍腦袋做決策就是必然的事情。但是有了計算機，有了網絡，那本來不同。一個巨大的超市里面現在有幾根針，電腦里都記得一清二楚。我怎么可能去支持完全沒有計算機支持的老計劃經濟呢？因此我當然不是極左派。我甚至都不是左派，我是右派。

我的觀點是，人類現在面臨著的是一種特殊的“癌癥”，那么，怎么辦？研究研究再研究，實踐實踐再實踐。此外，在沒有發現好的辦法時，就不要說什么“清除癌細胞刻不容緩，再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改革不能夠停止”，試問辦法研究出來之前，你清除癌細胞的想法難道不是夢想么？

但是，拷貝慣了，陳詞濫調慣了的文人們不能夠習慣，如果不讓他們說拷貝的話，他們都不知道該說些什么，立即張口結舌。

我國的職稱制度是完全支持拷貝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如果想要創新，風險大到難以想象。一個創新的東西即使由專家們來評審，那些個專家們都用頭腦中拷貝的標準來衡量，你這個新見解怎么和我頭腦中拷貝來的東西不一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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