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校長的犯罪和社會應負的責任

小學校長的犯罪和社會應負的責任

奚兆永

在12月29日的《報刊文摘》上，讀到一篇題為《一個退休教師的瘋狂炒股經歷》的文摘，講了上海一位已經退休的小學校長，因為瘋狂炒股，終于走上了犯罪道路的事。讀后很發人深省。

這位小學校長是新中國的同齡人，曾經響應黨的號召上山下鄉。改革開放后回到上海，在一所小學任教。他不抽煙，不喝酒，生活儉樸，工作熱情，從大隊輔導員到團支部書記，再從團支部書記到副校長，憑借其扎實的知識基礎和工作熱情得到了各方面的認同，還被評為上海市優秀輔導員。

這樣一位本來還是很積極向上、奮發有為的人，怎么會在快要退休時走上犯罪道路的呢？

原來，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上海市教育局于1993年為全市所有中小學教師做了一件“大好事”，——給每人都申辦了一張上海證券A股賬戶卡，并且給每人都派發了1000份基金。從此，這位從未接觸過股票、基金的小學校長也和上海市所有的中小學教師一樣，一下子成了股民，開始了他的炒股生涯。在最初的幾年中，他先后在股市中投入了35萬元。經過頻繁地買進賣出，又經歷了多次熊市之后， 35萬的家庭積蓄不斷縮水。于是，他又把老母親的全部積蓄15萬元借來炒股。到2004年年底，他的50多萬元投入只剩下了幾萬元。為了更快地撈回損失，他決定辦理信用卡，進一步用借來的錢炒股。由于單位知道他炒股失敗，未給他開證明，他竟然偷蓋了學校的公章。而為了多辦信用卡，他干脆花了120元偽造了學校的公章，在短短兩年時間，向各家銀行申領了20余張信用卡。2007年，滬市股票上漲到6000多點，他為了更多地賺錢，又開始了炒“權證”。而為了炒權證，他甚至私刻公章偽造兒子的收入證明辦信用卡。但是，權證跳水，他不僅沒有撈回自己的損失，卻透支達80余萬元。在這個過程中，妻子離開了他，兒子也不能原諒他。他走投無路，只好去公安局自首。

毫無疑問，這位小學校長走上犯罪道路，首先要負責任的，當然是他自己。應該說，他的貪婪是他走上犯罪道路的根本原因。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社會是不是也有負有很大的責任呢？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最直接要負責任的是上海市教育局。上海市是一個中央直轄市，教育局是一個教育行政管理部門，作為上海市的教育局，本來應該領導全市的中小學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教育全市的中小學教師忠誠黨的教育事業，使受教育者在德智體美方面得到全面發展；但是，上海市教育局居然作出了一個讓全市的中小學教師都成為一個炒股的股民的決定，這恐怕是全世界教育史上都沒有而為中國所特有的“創造”。我想，如果不是因為這一“創造”，這位原本生活儉樸、熱心工作和一心向上的小學校長是不會一步一步地走上現在這條道路的。

事實上，上海市教育局的這一“創造”，所影響的也絕不只是這一位小學校長的人生道路，它所影響的是整個上海市中小學的教師隊伍和整個上海市的教育工作。試想，上海所有的中小學教師都成了股民，還能夠全身心地投入教學工作嗎？還能夠全面關心學生的健康成長嗎？這些年來，我們看到，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的素質都呈現出下降的趨勢。這絕不是偶然的。人們不難想象，當每個教師都成了股民時，他所最為關心的是股票價格的變動，他所經常思考的是買進還是賣出，他所竭盡全力的事是如何弄到更多的錢進行投資，哪里還能專心致志地從事教學工作呢？哪里還有心思和精力去關心學生的健康成長呢？而學生們在這樣的環境下學習又怎么能在德智體美方面得到全面發展呢？在建國后幾乎絕跡的考試作弊現象又重新泛濫成災就是一個證明。

其次是公安部門。公安部門是共和國的專政機關，是打擊違法犯罪的強力機構，但是，我們看到，這個部門在打擊某些違法犯罪行為方面是不力的。我們在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買賣假發票的人，也可以看到“辦證”的各種廣告。所謂“辦證”，其實就是造各種假證件，蓋各種假公章。這些都是明顯的違法犯罪活動，但是，犯罪分子居然可以公開地堂而皇之地干這些事，可見其猖狂的程度。這位小學校長之所以敢于私刻公章，恐怕也與公安部門對這類活動打擊不力有關：既然公開干這樣的壞事都還可以，隱蔽地做這種事當然就更沒有問題了。

最后是整個社會的教育。自打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大地放松了，根本不講樹立遠大理想，根本不講學習馬列著作，根本不講世界觀的改造，也根本不強調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相反，甚至在中央黨校也宣傳什么“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宣傳什么“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一套腐朽沒落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整個社會充斥著“向錢看”的氛圍，似乎只要賺錢多就是“成功者”，就可以上富人榜，就可以被看作是“社會精英”。這樣的大環境無疑也是導致這位小學校長走向犯罪的一個外部原因。

寫到這里，恕我直言，在這方面，中央出臺的某些政策也是有責任的。大家知道，2007年17大出臺了“創造條件讓更多的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的政策。所謂財產性收入，無非是指基于財產或所有權獲得的收入。財產有動產和不動產，動產的收入如存款利息，股票紅利、炒股的價格差額等，不動產的收入如房租、買賣房屋的價格差額等。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價值，財產本身并不會自行增殖，財產性收入也是勞動創造的，一些人的所得實際上就是另一些人的所失，商業炒作并不能增加社會財富的總量。人民群眾要增加收入從根本上來說還是要靠勞動，還是要靠增加生產，增加財富總量，同時要不斷改進分配，改變分配中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應該看到，社會上一部分人炒房炒股，對于在工作崗位上勞動的人來說是有很大腐蝕作用的。有人利用上班炒房炒股，有人利用公款炒房炒股，就是證明。當然，進行有價證券的買賣，進行房地產的買賣，國家可以得好處（國家批地的收入是很大的，收稅也是很大的），券商和開發商也可以得好處（賺取手續費，交易越多，賺得也越多），上市的企業更可以通過發行股票獲得大量資金，但是，這風險在很大程度上卻是由股民和炒房者負擔的。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哪個政黨會號召人們去增加所謂“財產性收入”，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勞動者收入的提高理應來自勞動報酬，而不是來自所謂“財產的收入”。勞動者與那些擁有巨額財產的人比，也不可能獲得多少所謂財產性收入，在這種博弈中，他們所獲得的往往是負數。大量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這位小學校長的人財兩空不過是添了一個突出的例證罷了。因此我認為，提出“創造條件讓更多的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這樣的政策實際上是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廣大勞動者的，也是不利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鞏固和進一步向前發展的。就此而言，中央提出這樣的政策也是值得反思的。

一個小學校長走向犯罪的道路之所以發人深省，就是因為它也暴露了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這件事，我們與其要追究這位小學校長的個人的責任，還不如更多地去追究社會各方面所應負的責任。如果社會真正負起了責任，像小學校長這樣的人間悲劇自然就會大大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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