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出版的《蔣黨內(nèi)幕》（作者翊勛）以民國人寫民國內(nèi)幕，頗具史料價值。關(guān)于當時的大報《大公報》，本書說它是假的“大公”：
“九•一八”后，國民黨報紙的威信掃地，蔣介石采納了張群、楊永泰的建議，采取資本主義國家的辦法，運用民間的有力報紙，對政府“小罵大幫忙”，于是就對《大公報》“特加青睞”，另眼相看。民國二十一年吳鼎昌到上海發(fā)起“廢止內(nèi)戰(zhàn)大同盟”，但不包括“剿共”在內(nèi)，其作用即在團結(jié)一切反動力量，以反對人民、反對共產(chǎn)黨，鞏固蔣介石、汪精衛(wèi)的統(tǒng)治，所以得到國民黨各種御用團體的響應(yīng)。這也是《大公報》與蔣介石合作的第一聲。
民國二十三年蔣介石在南京勵志社大宴群僚，各院部會長以下到者數(shù)百人，首席的主客卻是《大公報》主筆張季鸞，蔣介石對他推崇備至，與席者大有“韓信拜將，一軍皆驚”之概。從此張季鸞就成為蔣介石的顧問，可以不待通報，直接跑進去見他。《大公報》即利用這機會，常在評論中或新聞中透露一些蔣黨新聞檢查所不許發(fā)表的消息，新聞檢查所如要檢扣，張季鸞打一電話去說：“這是委員長說的，由我對委員長負責。”新聞檢查所的奴才們決不敢去問委員長，只好通過。
《大公報》對蔣介石的幫忙是無微不至的，但他的方式很巧妙：平時對蔣政府常加批評，好像它真是“大公”一樣，但仔細分析起來，它決不批評蔣政府的基本政策，更從不批評蔣介石本人，只講些枝節(jié)問題和蔣下面的二三等或四五等角色。其作用即在麻痹讀者：基本政策方針是“對”的，只是若干具體辦法錯了；蔣介石是“好”的，只是部份的官吏不好，這是所謂“小罵”。
至于“大幫忙”的手法則更為高明：民國二十五年西安事變時，國民黨所有報紙都大罵張學良、楊虎城，人家一看就說是一面之詞。《大公報》并不如此傻，它開始大夸獎百靈廟的勝利與百靈廟勝利的艱難與偉大，這首先造成一個“政府已在抗戰(zhàn)”的印象，其次略說一說西安事變是一個不幸事件，最后則提出是非曲直，大家應(yīng)聽一聽綏遠抗戰(zhàn)將士的意見與主張。它并沒有正面明白提出誰是誰非的話，而要大家聽傅作義的話，又在傅作義的頭上戴一頂“抗日將士”的大帽子。文章這樣做法，對張學良、楊虎城的打擊，比國民黨報紙的一味謾罵者要毒辣萬倍；對南京政權(quán)的幫助也十分有力。這就是《大公報》一貫使用的手法，表面上使讀者覺得它頗為公正，并不偏袒蔣政府，實際上則偏袒得最有力，最有效果。有時《大公報》對于國民黨的政策也作某些批評，說那樣不行，會失敗，但其作用則在提醒國民黨，要國民黨聰明些，提防吃虧，基本上仍是幫助國民黨說話的。
《大公報》對國民黨的幫助這樣大，所以成為蔣介石每天唯一閱看的報紙，而許多國民黨要人不論是那一派的，也都很注意《大公報》。政學系就利用這一點取得了若干政治上的便宜，當某一問題或某一重要職位的人選尚未決定的時候，《大公報》就先進行輿論準備，使政學系獲得優(yōu)勢或有利條件。如民國二十六年吳鐵城調(diào)廣東省主席，所遺上海市長一職，各派逐鹿，在人選難以確定時，以秘書長俞鴻鈞代理，以后《大公報》即傳出“俞鴻鈞將真除”的消息，俞鴻鈞的資望是不足擔任上海市長的（以能力講，他當然比吳鐵城強得多），但競爭的各派，如自己不能到手，也不愿競爭的對手得到，政學系就利用這點拖延決定繼任人選。最后一次，蔣已同意給錢大鈞，第二天的中政會就要提出通過，政學系知道了（那時張群兼中政會秘書長），當晚通知《大公報》，就在報上登出一則“專電”，說“上海市長決定由俞鴻鈞真除”。中政會開會時，《大公報》，上海版的航空報已早到南京，大家紛紛猜測，“是否蔣的意見又變更呢？至少表示蔣還沒有最后決定吧！”于是反對錢大鈞的增加了勇氣，結(jié)果錢大鈞的市長就沒有到手，下一次，俞鴻鈞就真的成為正式市長了。這僅是一個例子。
《大公報》并不直接拿國民黨的津貼，但比接受津貼的報紙要多得實惠數(shù)百倍以至千倍。如日本投降之前，重慶的美匯市價要三千元蔣幣換美金一元，《大公報》從財政部獲得外匯二十萬美元，是照最低的官價二十元蔣幣換美金一元計算的，就是以四百萬元換到價值六萬萬元的外匯，其所得超過一千個職員全年的薪金，比《大公報》全年的開支要大幾倍，那里有這樣大的津貼！
又如抗戰(zhàn)剛開始時，《大公報》向海外買進一大批紙，運到了香港，價值近十萬元。那時俞鴻鈞真除市長不久，胡政之去對愈鴻鈞說：“紙已到香港，報館一時無錢，請市長打一電報給廣東吳主席請代墊一下，并把紙代運到漢口。”俞鴻鈞當然立即照辦，不僅敲了一筆大竹杠，而且那時粵漢路運輸極擁擠，化了大錢也不易運輸，《大公報》不僅很快運到，還叫別人出錢（這筆紙錢和運費，當然由俞鴻鈞彌補）。
鳳凰電視臺不就是昔日的《大公報》么？
嘗記得余秋雨“大師”在鳳凰電視臺每天都在為自己做一個廣告說：“為什么有些人這樣生活？為什么有些人那樣生活？只能從文化里找答案。”（大意）然后，鳳凰電視臺接著就吆喝中國人民和他一起去“拜文化為師”。
這是什么意思呢？難道說資產(chǎn)者暴富，聲色犬馬；勞動者貧困，一貧如洗，只能從什么“文化”里找答案嗎？貪官污吏是什么文化？貧窮的“農(nóng)民工”又是什么文化？看來，他一方面要蒙騙老百姓，一方面還要向一些人討好。這種人正是要用一種貌似“文化”的嘴臉，來掩蓋當前社會的不平，掩飾社會的腐敗。梁效當年就是抱中央文革的粗腿，現(xiàn)在當然還是要抱粗腿，抱慣了。
另外還有一例，不久前法國政府收回了人民所反對的勞工法。二個多月來，法國的工會和學生會，顯示了自己的力量。香港鳳凰臺的評論員何亮亮，幾分鐘前卻立刻表達了中國“主流”的意思。他馬上判斷說，這一次在法國沒有贏家。在實際上，他指責了法國民眾，認為法國將承擔沒通過新勞工法所帶來的法國經(jīng)濟沒有競爭力的后果。他說法國、德國和英國都是“吃大鍋飯”的。至此，我們才明白了這些中國“主流傳聲筒”的意思。
照鳳凰臺的說法，西歐北歐都是“吃大鍋飯”的，都沒有經(jīng)濟競爭力，都應(yīng)當實行中國式的“改革”，貧富懸殊，可以隨意開除勞工，才可能有經(jīng)濟活力。香港鳳凰臺完全是中國資產(chǎn)階級的傳聲筒。幾乎從來沒有站在人民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西歐北歐人民生活得好好的，他們拒絕打開將“失去社會保障”的潘杜拉的匣子，歐洲人民不需要中國式的“改革”，他們目的明確，他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無需何亮亮之類的中國評論家來指出他們陰暗的、沒有經(jīng)濟競爭力的前景。
中國人民倒是沒有“大鍋飯”了，他們也沒有錢去看病、上學、買房了。不少中國人在盼望“社會保障”，但他們能夠得到嗎？而且我們中國人怎么好意思嘲笑歐洲經(jīng)濟的“競爭力”問題。中國經(jīng)濟的技術(shù)基礎(chǔ)，比歐洲天差地遠！現(xiàn)在是中國在引進歐洲技術(shù)，而不是歐洲在引進中國技術(shù)！奔馳、寶馬、標致、大眾，還有空客，那都是歐洲的，不是中國的。
鳳凰臺前些年倒還騙了不少善良之人，現(xiàn)在越來越露出中央二臺的馬腳。有時候會灑幾滴鱷魚淚，但基本立場是為了官僚買辦辯護的。有心人留意一下劉老板的背景，就知道它實是黨內(nèi)走資派的代表了。
魯迅說：“浙東的有一處的戲班中，有一種腳色叫作‘二花臉’，譯得雅一點，那么，‘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橫行無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勢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護公子的拳師，或是趨奉公子的清客。總之：身份比小丑高，而性格卻比小丑壞。他不是橫行無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是仗勢欺人的宰相家丁。他是保護公子的拳師，或是趨奉公子的清客。他有點上等人的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倚靠的是權(quán)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tài)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臉來，向臺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著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家伙！這回可要倒楣哩！”
小百姓看得明白：《大公報》和鳳凰臺之流，可不就是“二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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