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惡性循環下，基層和地方綁架了中央，個別官員綁架了政府，以社會穩定為人質，迫使中央政府接受它自己本來可能也不愿意見到的后果。近年來，發生在廣東太石、汕尾等地的群體性事件，都有地方官員以強力壓制基層矛盾，然后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實的痕跡。
地方官員的這種能量，源于現行體制下社會穩定對控制手段的高度依賴。維護穩定需要強化控制，強化控制又需要悍吏。在矛盾凸顯的情況下，穩定與仁政似乎難以兩全。當穩定越來越依賴高壓時，地方和基層官員也越來越習慣于運用簡單粗暴的高壓手段，損公肥私、官侵民利等腐敗行為也在高壓的屏護下越來越橫行無忌。穩定、高壓、腐敗，似乎纏結成了一個無法解開的戈耳迪之結。
但是，最近貴州省對翁安“6•28”事件的處理，一劍斬開了這一繩結。貴州省的處理方法是，一方面繼續依賴“強化控制”手段，將甕安“6•28”事件定性為多數群眾被少數人煽動利用、黑惡勢力直接參與而釀成的打砸搶燒事件，以迅速平息事態，維護穩定，并快速搜捕涉案人員，阻絕此一群體性事件的社會示范效應。另一方面，對釀成官民關系惡化的地方官員也沒有姑息，以“工作不作為、不到位”的名義，將甕安縣縣委書記、縣長、政法委書記、公安局局長先后免職，直至甕安縣所屬的黔南州州委書記也遭免職，黨政問責制被運用到新的層次和領域。
這一處理方式，既維護了社會穩定這一“標”，又兼顧了官民關系這一“本”，標本兼治，改善了社會穩定的可持續性能，為政府擺脫“救火隊”角色創造了條件，堪稱“翁安模式”。翁安模式的關鍵在于，政府擺脫了原來“非黑即白”的二元論思維定式，并沒有因為要強化控制以維護穩定，就粉飾矛盾的另一方，而是對雙方同時作出處理。既利用基層專政力量維護穩定，又問責地方官員以安撫民心。問責的方式更具有示范意義：不管該地方或基層的負責官員在具體事件中有沒有過錯，只要發生了政府不愿意看到的事件和后果，就要承擔“工作不作為、不到位”的責任，首先免職，然后再清查具體過錯，按黨紀國法處置。
長期以來，由于問責制的流于形式，個別官員惹禍、政府背黑鍋的事屢有發生。為維護穩定，政府似乎也不得不充當這一“冤大頭”。翁安事件中，政府終于走出這一被穩定綁架、與肇事官員綁為一體的怪圈。這種轉變具有重要的標志性意義，它意味著政府已找到在現行體制下既不影響穩定，又可以制衡權力膨脹對官民關系之傷害的辦法。如果貴州省對翁安“6•28”事件的處理不僅僅只是個案，而是能夠在全國范圍內成為慣例，進而形成制度性的規則，那么整個官場生態將為之一變：專政手段不再是官員個人的護身符，只要造成了官民矛盾和沖突，負責官員至少就要承受“免職”處分。如此，將迫使他們不得不將維護官民關系放在重要位置，從而抑制自己以權謀利的行為或不切實際的政績沖動。
反腐難，因為需要調查、取證后，然后才能作出處理。由于腐敗分子本身的力量強大，他們往往有能力阻撓調查、取證的過程。但問責易，因為可以不問原因、過程，只看結果——你造成了這種后果，就必須承擔此種責任，不管你有什么理由。這樣一種處理方式，不管腐敗勢力再強大，也無從予以化解。他們唯一的化解之道就是擱置問責制本身。所以，嚴于問責不但是提高執政黨執政能力的必由之徑，而且是繞開反腐相對于腐敗的力量對比劣勢，遏制權力擴張和腐敗的方便法門。中國今天的腐敗之多及其不可遏制，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問責不嚴。而問責不嚴，很可能是腐敗勢力以種種理由相阻撓的結果。嚴行官員問責制，遠勝于成立那么多的反腐機構，頒布那么多的反腐文件。因為在腐敗網絡中，官位都是有價的，需要不斷投入一定量的利益資源才能獲得和維護。如果一次瀆職就必然導致官位的喪失（不管背后是否有利益交換），那么權力腐敗就將變成一項投入小于收益的虧本買賣，其從業人員必將越來越少。所以，腐敗分子并不害怕成立反腐機構、頒布反腐文件，而只害怕嚴行問責制；他們也并不阻止反腐機構的成立和反腐文件的頒發，而只阻止問責制的推廣與落實。
當然，僅有對市縣一級的問責還是不夠的。如果只有市縣一級權力受到制衡而省部乃至中央二級不受制衡，那么濫權和腐敗還是會由上向下擴張。在現行體制下，下級對上級的制衡能力微乎其微。因此，當某省連續有兩三個地方“出事”時，該下課的就不止是市縣級負責人，也應包括省級負責人。
這種可能導致官風吏治海晏河清的轉變，能否實現取決于翁安模式能否得到推廣和堅持。如果對翁安官員的問責，只是特殊時期在特殊壓力下的權宜之計；如果中央澄清吏治的決心，沖不破重重疊疊的官官相護之網絡，那么一切又會回到原來的樣子，權力制衡仍將是現行體制的軟肋與不治之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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