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時無派：“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的復出

“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的復出

作者: 暫時無派

“四項基本原則”目前還是中國共產黨黨章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內容之一，但它已經名存實亡。其中的社會主義道路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已經被“特色”和 “創新”所取代，而共產黨的領導也在實質上被政治、經濟和文化“精英”形成的“鐵三角”基本架空。那么，人民民主專政（過去稱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國家政權，或曰國家機器怎么樣了呢？盡管毛澤東思想在人民軍隊中仍有強大的生命力，盡管人民解放軍仍然是廣大人民群眾可以信賴的人民武裝，但是我個人認為，要警惕中國的國家政權走向變質的道路。這個變質的過程，可能從國家政權將“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作為自己的基本點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長期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給人們的印象是一個理論混亂不堪、政策矛盾百出的過程。但是，三十年后的今天，當我們回頭看去的時候，我們不難發現，在這些混亂和矛盾當中，有一條黑線卻是清晰地、自始至終貫穿其中的。這條黑線，就是私有化。否認這一點，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回避這一點，對改革開放的任何討論和“紀念”都將毫無意義。

中國的私有化，帶有鮮明的“特色”。這個特色就是，它在一開始就是為“一部分”人準備的。換句話說，改革開放的設計者和啟動者，在接手毛主席領導人民經過近三十年創造和積累的社會財富的時候，考慮的并不是如何進一步為社會全體成員增加財富總量，而是如何將這筆財富經過某種手段，轉換成極少數人的個人財富。這樣說，在三十年前大概沒有多少人信；三十年后的今天這樣說，我想大概沒有多少人會不信。

在原始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社會的財富總量處于有剩余卻又不是極大豐富的狀況。對于整個社會來說，要達到“極大豐富”，別無它途，只有提高社會生產力，不斷擴大再生產，增加社會積累；而對于少數社會成員來說，卻有另外一個非常簡單快捷的途徑：占有其他社會成員的勞動。改革開放起始時，中國的人均社會財富，相對于發達國家并不高。但是，這樣一個大國，如果將其財富集中在占社會總人口1-5%的人手中，這些人在短時間內成為“不知咋吃咋玩”的世界級“大款”卻易如反掌。

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都是圍繞著這個目的進行的；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所有令人不解的“怪事”，從這個角度來分析時，都會讓人恍然大悟。

大體上說，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改革者”們用了兩個基本手段：欺騙和強力。

如果人為地將改革開放分為前后兩個大的階段，我們可以說，前一個階段基本是以欺騙為主，以強力為輔，而后一個階段則基本上是欺騙與強力各占其半。我們知道，到今天為止，改革者還沒有宣布最后的勝利。可以預想，在最后的、他們稱為“攻堅”的階段，強力將成為主要的手段。

第一個階段的欺騙是比較成功的，除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現的短暫“動亂”，“改革者”們基本上做到了“穩定壓倒一切”。這個成功的欺騙，除了“精英 ”們在理論上的云苫霧罩和對普通群眾在經濟利益上的小恩小惠外，主要得益于共產黨在毛澤東時代的信譽。因為深知這個信譽的價值，“改革者”們在早期的改革理論的“創新”上是頗為小心翼翼的，具體表現在不在口頭上公開放棄毛澤東思想和用模棱兩可的語言包裝“創新理論”。這種欺騙使被欺騙的廣大工農群眾，在經歷下崗、失去過去的福利并在生活上陷入極大的困境后，仍然能夠做到“與黨中央保持一致”。這些，顯然大大降低了“改革”的成本。

欺騙不可能長久，隨著少數人莫名其妙的暴富，人們開始產生疑問。在被欺騙的人發出疑問的時候，長時間靠謊言度日的“改革者”似乎也感到某種心理上的疲倦和不耐煩。于是，欺騙開始向撕破臉皮的強力過渡，社會上的“事件”開始增多。這些事件由平和的“上訪”向激烈的“抗法”發展；由個體事件向“群體事件”發展；由利益糾紛向“無利益糾紛”發展，具體表現為大量的暴力拆遷和野蠻執法。最近，社會以上海的楊佳和四川的甕安為我們各舉了一個“個體事件”和“群體事件”的例子。

應該指出的是，即使在采用強力手段的時候，“改革者”們也沒有完全放棄欺騙的手段。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將為既得利益集團看家護院叫做“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這個口號在上世紀八、九年代的那場“動亂”中曾被用過一個短暫的時間，后來不是很流行。我最近看到它的“復出”，是在上海《解放日報》的評論員文章《堅決煞住這股歪風》中。作者在文中說到：“他們（指民警）處于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的前沿，處于維護社會穩定的第一線，同時也保護人民群眾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線”。在這里，“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顯然是被認為是國家機器的首要任務。

迄今為止，“保駕護航”說仍有價值。它的價值為，可以將人們對私有化的否定和“弱勢群體”對損害他們利益的行為的反抗，統統指責為“反對改革”；將為保護這個旨在為少數人某利益的私有化過程而犧牲的民警和“城管”人員，說成是保衛改革開放的烈士，從而在普通人民群眾中造成一種“煮豆燃豆萁”式的自相殘殺。無論是上海的楊佳事件，還是四川的甕安事件，利益集團都是毫發無損。可以預見，在今后的一個時間內，隨著“改革”難度的增大，隨著人們對欺騙越來越深刻的揭露，隨著既得利益集團喪心病狂的“攻關”，針對普通群眾而動用國家機器的時候會越來越多。如果人們不能認清所謂“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的卑鄙本質，人民群眾內部的自相殘只能會越來越殘酷。

列寧主義認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階級壓迫的工具；同時，國家也擔負著調節社會關系的功能。在今天的中國，國家機器已經基本上背離了人民政權的本質。不僅如此，它甚至連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調節的作用也沒有起到。在所謂的“和諧社會”中，我們看到的是：每當國內單位與外商有了糾紛，它基本上是站在外商的立場上；每當工人和“企業家”發生矛盾，它基本上是站在“企業家”的立場上；每當群眾和政府機關發生矛盾，它基本上是站在政府機關的立場上；每當窮人和富人發生矛盾，它基本上是站在富人的立場上。一個由共產黨領導工農大眾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機器，正在，或者說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變質，變成了利益集團對人民群眾專政的工具。這種狀況如果不在一個短時間內有明顯的改變，大規模的“群體事件”將不可避免，歷史的“周期率”也將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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