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劍雄：當我們與世界面對面
現在我們隨時能看到大街上有外國人，而無數的中國官員、學者、明星，跟那些外國人已經熟悉到深感厭倦。但要一個普通老百姓真正接觸外國人，實際上是不容易的。我們群一個從外國留學回來的老師，就在我們第一次會議后感嘆說，現在很多問題，實際上就出在我們對外界了解太少。我對這個是認同的。但是，我們一般人，到哪里去了解“外界”呢?基本上沒有渠道。
在這個事情上，我是值得慶幸的。但我不能說，就因為這個，我就真正了解外界多少。實事求是的說，至今我仍然對那些外國人和他們背后的外界沒有任何了解。因此，這里除了如實陳述我的一些接觸外國友人的過程，最多有點私下的猜想?；蛘呖梢砸虼苏f明：要成為“世界公民”，對中國多數人有多難。
十多年以前，我在報社當記者。應邀采訪了一個日本老藝人。這個日本人當時70多歲，是老日共黨員。后來自動脫黨。但他對中國非常有感情。很多年來，一直堅持每年到四川的邊遠山區小學校，給孩子們演出日本的木偶劇。
當時我毫無經驗，也沒什么準備，隨口問了些大而空的問題。其中問到他參加過侵華戰爭沒有;去看過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沒有，他怎么看南京大屠殺;又問他為什么會脫黨;日本人為什么那么多剖腹自殺的、你怎么看日本人的性格等等。確實有點欠缺禮貌——我有什么理由非得用審判者的態度去對待一個熱愛中國的友人呢?現在回想這些，真有點后悔。
采訪的過程當中，我發現，這個老人一直不看我們。這是因為日本人特有的性格還是他應付那些不確知底細的采訪所采取的策略，我就不知道了。他說，他沒有參加過侵華戰爭。至于脫黨，說了很多原因，大致涉及到他的家庭、日共當時的具體情況等，我也記不起來了。但因為這個事情，我后來看了些有關日共的資料，才稍微了解到一些情況。說到南京大屠殺，他鄭重地說：“任何一個有良心的人，如果看到這些，都會為此感到慚愧!”說到日本人的剖腹等，他釋然一笑，象描繪海外奇談似的給我們講了那個大致情形。我當時想，他肯定心里想的是，你們年輕人總對這些事情好奇!然后他說，日本是個島國，這個空間的狹隘是造成日本人特殊性格的重要原因。日本民族從沒出過人民英雄，跟這個有很大關系。這些話聽起來似曾相識。那幾年，介紹日本文化的文章大致也這樣說。最后說到當時日本青年對華的情緒正在漸漸冷下去，有的年輕人越來越反感中國人。在旁邊一直不插話的翻譯這時也附帶說了一下這個情況，他們當時組織交流活動都比較難。
后來來了一個愛莎尼亞的研究生還是什么的，大概在研究中國的民俗。他們約我跟另一個作家去給這個女子介紹一下成都的風俗。我哪知道成都的什么“風俗”，那對我不過就是我們的生活習慣而已。但這個畢竟也是好事嘛，我當然就去了。
那個女子個子不高，很年青，也很漂亮。聽她說的話，大概也確實對中國非常不熟悉。談話過程也很短。那個作家跟她介紹了一些諸如人們遇到有茶倌給自己摻開水，為什么要用指節敲兩下桌子等風俗的來源;我給她介紹了一些本地的民間游戲。沒怎么深談。完后我們出來，一起在庭院里合個影留念。那個女子臨別的時候問我要電子郵箱。我告訴了她。但回頭一想，居然說錯了。后來我又想，我們語言不通，留郵箱也沒法聯系啊!
再后來，一個法國科學院的學者到成都，我們幾個人一起陪他吃了一頓飯。
那個學者是研究中國政治史的，當時為查找作家李劼人的書信來到成都，找到他們研究會的人。他們又把我約去，叫我帶上兩本我的書送給他。然后大家一起吃火鍋。這個學者一直居住在香港，因此會說漢語，對中國的飲食并不陌生。
但那頓飯吃得非常冷清。因為當時幾個人都不知道怎么跟外國人交談。除了些沒譜的應酬辭令之外，沒談任何有意義的話題。在座的一個作家說：“法國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就是推出了一個‘人權宣言’!”我觀察那個法國人的表情，覺得他大概也不知道你們怎么忽然說起這個來，滿臉漠然又透出一絲驚異，只是他很禮貌地克制住流露這個驚訝了。后來他漸漸不吃東西了，若有所思的坐在那兒。我們自己吃得熱火朝天，也不知道一個法國人會怎么看我們。因為我們也沒什么說的，只好吃。但光顧自己吃也不太禮貌，又不停招呼他吃。他只好為了禮貌裝著吃。那頓飯本來僅僅是個私人約會聚餐，后來整得非常“外交”。在座的每一個人，心里都一定無比難受。
好不容易吃完那頓飯。出來我們又外交辭令一番，裝著很高興的樣子相互道別。然后我跟那個法國人搭乘一個朋友的車回家。在車上我才跟他談了一下法國當前的社會等級等問題。他說，法國政府為解決這個問題，也想了很多辦法，比如建大學，各地的大學投資都完全一樣，就為了縮小巴黎和外省的差別。然后說到中國的民主問題，他說了一句：“現在全世界，中國民主是做得最差的。”不知道這樣說，是不是帶有那頓飯鬧下的情緒。
反正我為這個話是有點難過的。我知道這個法國朋友信仰他們自己的自由民住。在見我們以前，他已經走訪過好幾個本地的“公知”。我感覺無法跟他談論各自的信仰，還遠遠不是信仰本身的問題，而是至少在我們中國普通人，尚且還根本無力跟外國人建立自然的溝通。我們希望能夠這樣自然的達成溝通、能夠自然的交流思想、能夠就我們的信仰等等展開討論，現在還非常困難。
我寫這篇文章也不是偶然的。
因為前幾天，經一個老師介紹，我去見了兩個奧地利的藝術家。那時候，我雖然稍微有點經驗，可以跟他們作比較具體的交流，談到幾個稍有意思的事情，但畢竟相互之間的差異，還是非常明顯的。因此我估計，我們即使再深入具體的交談下去，要相互達成一致，也同樣很困難。我們的文化背景差異太大了。
那也是兩個年青的藝術家，男的在搞雕塑，女的搞藝術理論。其中那個女的，看起來甚至象個比她實際年齡小很多的小姑娘。他們在咖啡館門口下車跟我打招呼，我還以為那女子是那先生的女兒呢。結果后來坐下來了才發現不是。歐洲人的體貌特征，確實有讓我們中國人感到驚訝的地方。然后我們簡單應酬了一下，相互介紹了自己。我就問他們此行到過哪些地方、見過哪些人，其中有沒有畫家等等。因為此前我們都剛看了一個小展覽，我也問了問他們對這個展覽的感受。
雕塑家特別想知道我們成都的有關工農兵題材的雕塑。這些雕塑，目前可以看到的，僅剩下一個“建設者”。已經從水碾河十字路口移到偏僻的音樂廣場去了。其他很多80年代前期的有關作品，也被紛紛拆除。
然后他對我說：“你是記者，當然可以問很多有意思的問題。那么我想問幾個問題可以嗎?”接著就問了我幾個問題。這些問題，都很有意思。雕塑家看過一些關于中國文革的資料。其中包括張戎的回憶錄。也大約參觀過當地某些人搞的有關文革的展覽。然后談到那個廣場發生的全球都知道的熱鬧事。因此，他得出結論，認為文革是一個“悲劇”。他問我怎么看。
我深知西方人對中國的理解先天就有些缺陷，他們不知道、或者難以切身體會中國的基本情況，思考問題首先就沒法從接近14億人口這個起點開始，因此可能把某些事情看得格外重要。所以當時我說：“實際上中國很多人對文革未必有多深的印象。那些農民和不少地方的工人，都未必知道那到底怎么回事?？赡芄賳T和知識分子知道稍微詳細一些。至于說到悲劇，我倒覺得更準確說來，中國的歷史應該是悲壯，而不是悲劇。”
然后我問他，如果在奧地利，一個一般人想繪畫出頭，成為畫家，主要得靠什么?他說，你看那些畫家的簡歷就知道，參加展覽的經歷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奧地利，一個人想成為畫家，首先得找到贊助商，能夠參加展覽。我又問他，那么奧地利藝術界關不關心政治呢?他說藝術家的繪畫主題肯定會涉及社會和政治，但對現實政治并不怎么關心。主要關心的就是拍賣會、關心行情。我和作翻譯的趙老師都忍不住嘆氣：中國也差不多!
我直覺感到象奧地利這樣近900萬人的國家，人們相對比較容易享有足夠的自由，因此他們或者難以理解，政治對中國這樣的大國有多么重要。
談話完了，我們走出咖啡館準備道別。我還是忍不住最后問他：“你們奧地利的藝術家，都了解奧地利的工農嗎?他們有什么樣的文化需求?”
開始他對這個問題有點驚訝，說：“我是城市里的人，在城市里長大，確實不了解農民怎么生活的。”接著猜測似的說，他們或許就看看電視、旅游一下，或者從事點個人愛好什么的嘛。
這些，讓作為中國人的我，深感他們的創作是自由的。雕塑家還補充說，一個藝術家其實很難知道大眾需要怎樣的藝術，也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的作品到底為什么會有人喜歡。他們只是從自己出發，表達自我。至于這個自由表達而至他們都沒有為誰創作的意識，是不是值得肯定，確實是我沒有想過但值得去想的問題——至少，它涉及到我們的藝術觀、哲學思想等等復雜的問題。奧地利藝術家們的創作，也會受市場行情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畫廊以及富有的收藏者等的干預。這在我看來，畢竟也很盲目吧?這個真的算自由嗎?
他們沒有關心工農文化需求的意識，覺得被人問到這個，都深感不解。我就想，還是我們的畫家好一些吧，總有那么多人，還在畫工農題材的作品。
過了一會兒，雕塑家仿佛意識到我問他這個話的真正意思，因此才鄭重地對我說，我提的這個問題，給他帶來啟發。他愿意多學習。
在跟他們握手時我想：我們都愿意學習。
（2013-11-5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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