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亭》里怎么沒蘭亭？
司馬南發(fā)言時哭了，司馬平邦看電影時哭了，我面對那些壯烈的場面時，用《水滸》里的話說，“也落了幾滴英雄淚”——大老爺們用詞要講究。
除了英雄淚，我這兒還有困惑。我看電影和看完以后有個問題揮之不去：篇名叫“蘭亭”，可片子里怎么見不到蘭亭呢?這個問題我一直在想，到這會兒剛剛想明白。
蘭亭實屬“虛筆”——不在而在。這個虛筆未必是創(chuàng)作者的“主觀故意”，卻是這部作品的客觀效果。為什么這么說呢?這就需講清楚“蘭亭”究竟是什么了。剛才進這間屋子，發(fā)現(xiàn)屋門口有幅對聯(lián)：“靜坐多清趣，悠游快此生”。這就是蘭亭，這就是中國文化中的蘭亭：浪漫、閑適、超然、自在。多舒服啊，中國人人都這么舒服那就叫“太平盛世”，世界人人都這么舒服那就是“天下大同”。蘭亭的舒服當然是一種比較高級的舒服,由魏晉時期包括王羲之在內(nèi)的士紳階級首先搞起來的。高級舒服、低級舒服都是舒服。舒服是什么?用今天的流行話說，就是一種“普世價值”，不但中國人喜歡舒服，哪國人都喜歡舒服，都追求高級的舒服。難怪影片中的日本姑娘心心念念非要見上蘭亭一面呢，難怪姑娘的商人爹爹口口聲聲懇請中國的貿(mào)易伙伴幫閨女實現(xiàn)“蘭亭夢”呢。
可惜這位日本姑娘到中國尋夢來的不是時候。要是在鑒真和尚去的時候她來，或者她跟著阿倍仲麻呂(漢名晁衡，李白的東洋朋友)一塊來，則她圓此夢一點問題也沒有，得見浪漫、閑適、超然、自在的中國一點懸念也沒有。但這樣的中國，在1840年以后來就不太容易見到了，1931到1941這段時間就更沒戲了。日本姑娘這時候來，注定見不到中國文化月白風清、漁舟唱晚、曲水流觴的一面，注定只能見到中國文化的另一面。哪一面呢?就是困獸猶斗、魯連蹈海、三戶亡秦的那一面。紹興可真是塊寶地，中國文化的這兩面它都有，而且還都特別極致，前一面的形象大使是捏著毛筆的雅士王羲之，后一面的代言人是握著匕首的烈士秋瑾。
我這個人說來也是個和平主義者，特別愛為中日親善、“大東亞共存共榮”著想。我想，如果那個日本爹爹一直經(jīng)商，換句話說，如果大日本帝國光把松下電器、豐田汽車賣到中國，而不把軍隊開進中國，那么這個日本女孩兒的“蘭亭夢”也是可以圓一部分的。但大日本帝國光經(jīng)濟擴張還不夠，還要軍事擴張，硬是把軍隊開了進來。女孩她爹也是棄商從戎，還當了小隊長中隊長什么的，率領著安倍晉三、麻原慎太郎的叔叔舅舅橫沖直撞欺負中國人，不是用繩套勒，就是拿子彈打，其中一梭子洞穿了被他托付了女兒及“蘭亭夢”的紹興女婿。
其實日本人欺負中國也不是神經(jīng)錯亂，而是出于最實在的考慮——要過更舒服的日子，說來也還是在追求普世價值。但當年日本人追求普世價值有個特點，用電影里老說的一句話就是，太欺負人了——他舒服了你就別想舒服，他普世價值了你就別想普世價值。這樣，“四萬萬”中國人便忍無可忍、退無可退，只好把蘭亭暫時放一邊，王羲之們都改當秋瑾——這時候不當秋瑾，將來就沒機會再當王羲之了。像張愛玲小說中、李安電影里的中華兒女不跟日本在陣前交火卻在床上交媾，實在是胡編亂造。鑒真和尚的后輩弘一法師，大家都記著他的惜生護生，都能背誦他的“悲欣交集”、他的“華枝春滿，天心月圓”，但大家不一定知道他當時四處演講“念佛不忘救國”。反欺負反侵略難道不也是一種普世價值么?
所以說，蘭亭的缺席實乃“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是對歷史本質(zhì)的真實描畫。說電影里沒有蘭亭，其實也有。影片里男女主角棲身的“鳳尾灘”就是一處“蘭亭”。這里茂林修竹，鳥鳴山幽，連風似乎都是淡綠色的，水也像是從《詩經(jīng)》經(jīng)《古詩十九首》一路流淌過來的。我私心是多希望這一切凝然不變、天長地久、讓小兩口子在山光水色間用青絲白發(fā)演繹一曲中日友好的佳話呀。但這只是美好的愿望而不是歷史的真實。真實的歷史是個轉換器，它不但把蘭亭轉換成了殺場，還把賺錢的、養(yǎng)老的、尋夢的統(tǒng)統(tǒng)轉換成了戰(zhàn)士。當女主角的爹爹率領鬼子沖進世外桃源，這個女孩完成了她生命的第二次轉換。第一次，她由一個日本人轉換成中國人，一個中國美好文化的熱愛者和皈依者。而這一次，他由王羲之的粉絲轉換成秋瑾的傳人。當她就像面對胡馬的古代戍卒登上長城點燃烽火那樣，放火燒了自家的安樂窩，以為反欺負反壓迫的戰(zhàn)士通報敵情時，我估計落淚的不止是我們幾個，而且我相信落的都是“英雄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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