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承志：體制外的意味

　　大約是在1984年，記得是一個文學雜志召開的會上。我發言時不知為什么幾次提到了“反體制”這個詞。散會后大家坐在一輛面包車里，我聽見后排兩位老前輩在低聲交談：“他說的是什么?反……旗幟?什么叫反體制?”

　　那一刻的記憶一直未被我忘。雖然今天若說給人聽，怕已沒有幾人會相信。那時在中國“體制”一詞尚聽著拗口，我也不過是因為聽多了罔林信康吼叫的歌，心里哼著“我乃睜開了眼的反體制派”，發著言它順口溜了出來。是的，哪怕經過全面戰爭的“文革”，知識分子的體驗，大都也只是體制內的悲歡離合。

　　如今不同了。無論手機電腦，只要敲擊tizhi，第一個蹦出來的就是它。如今，簡直國民已被劃分為體制內與體制外兩大族群，從出租車司機到打工農民，對這個詞的體會都會入木三分。

　　一、

　　不能以詩人為例談論體制問題。尋找例子，也許挑選考古會更有意思。因為考古，它既是象牙塔學術的頂端象征，又與“田野”上生息的百姓耳鬢廝磨。在某些時刻，民間百姓與專業學者，也即體制內和體制外的人——與古代環境與遺跡之間的距離，是一樣的。

　　不拘泥于考古領域，但是用考古學的方法，卻可能把文明探求的人流，歸納出若干個類型：

　　第一種人本身就生活在文明內部，或文明共同體的核心里。也許他們就是耕讀鄉里的農民，一代代從“文化”跟前走過，每天捉摸其中的奧妙。如今他們已有了余裕買書上網，并啃完了磚頭般厚重的大部頭。當腦際朦朧浮現的某種感悟、異議、觀點成為沖動時，他們決意進行表達，試圖描述自己理解的文明。

　　民間的文化內涵，為生長于斯的本地人、農民兒子，也被每日穿行其間的路人熟知。如馬克思所說，以前他們不會表述自己，對他們擁有的文明的解說，總是由外人代言：情報人員、軍人、學者，總之是由職業或專業的人員捉刀代筆。對他們的解說，并漸漸變成專門的知識，在課室里教授，更成了學府的梁架。

　　第二種是專業分工的產物。求俸及學，因職從業，全因躋身于體制之內，踽踽終老于大傘之下。不問智愚，皇糧味美，他們宛如水銀瀉地，占領遍及每個縫隙。“國際交流”多了以后，我發覺有些“老外”的大學系主任，很像電影里的納粹軍官，一手握生殺大權，眾教師噤若寒蟬。要命的是他(她)退休無期，一個系只能仰望蒼天盼解放。是為體制內學者之歐美類型。但還是中國類型的陣容最龐大：本來社會的細密分工已經是一種資本主義的結果，但這兒還有半殖民地的貧血基因，以及社會主義大鍋飯煮糊后倒不掉的鍋巴，所以，世間潮流一旦附庸資本，他們便從偽學的塹壕里蜂擁跳起，向著金錢與權勢倒戈。三十年河西，當年言必稱馬列的他們，早已是資本言說的鐵桿。其間抄炒欺盜，不知生產了多少印刷垃圾。但是極目眺望，豢養的體制尚在迅猛膨脹，這一類型的繁殖，還正方興未艾。

　　毋庸贅言，專業分工之內也會造就少數的佼佼者。但是，從宏觀的歷史觀察，從已被揭破的東方主義，到死賴茅坑的低質學術，繁衍孳生的體制內知識，已被推到了歷史批判的前臺。

　　至于第三類型則是一種理想;他們或身在文明遺址之外，也并非由于薪俸和職業使然，而是出自天然的氣質，從對文明的深愛抵達對于文明的忠誠，處于愛好與天性而導致一種宗教式的、文明之子的發現，這樣的例外當然也一直在接續，何止不受職場體制的限制，他們乃是知識分子中的巨人。

　　總結這幾種類型的人與學術，需要等到這個時代結束以后，上述三種都已徹底成型、并顯示出本質的真正區別之后。今天我們能做的，只是觸碰充溢的現象，提醒傾向中的警示。

　　二、

　　河南的民間考古學者馬寶光，是我熟悉的一個身在體制之外，求學于考古域內的人。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因政治的災難，迎受了全家下放農村的人生厄運。恰是在文物蘊藏豐滿的河南農村，他不僅見識了青銅器和畫像磚、古城址和古遺址的模樣，還邂逅了一位落難的考古學家，從而對考古學粗略入門。

　　他癡迷考古的程度，讓人難以置信。我和他是一對朋友，十數次結伴游走。常常是一塊走路時，他突然失去了蹤影。他像只山羊，不是爬上了半山，就是跑下了斷層，撥拉尋覓，不分公園荒山，總要找到點什么文物。那一年我倆在潼關的舊城，我只是想沿古道走一走，他卻爬到城墻上挖陶片。還有一次在安陽殷墟，我隨著參觀遺址公園的游客溜溜達達，他卻不住地在草叢路邊尋找。我在一邊澆涼水：從李濟到夏鼐，這土早被挖了三百遍了，你以為還剩下什么等著你么?他卻說：上次我只用了半天功夫就找到十幾片甲骨，其中好幾片帶字的!

　　我被噎住。他又說：下次再來，咱順著這條洹水走一遍。我保證找出點東西給你看!……不能不感慨，他對考古的著迷，遠遠超過了我這退役的考古隊員。

　　第一次，他把自印的《玉飾花紋》拿給我看。我連說沒價值：你愿意弄這個也可以，但別吹牛說什么學術。河南老地主家里的玉鎖，年代一樣的清末民初，紋飾一色的吉利花紋，有啥研究頭?

　　但看見他第二次印出的《源匯印譜》，我暗暗吃驚了。從戰國到元明，他居然收集了三百余方古印。不說那些戰國印和漢印，只數人所未聞的元代八思巴文印章，居然就超過了十方之多!我幾乎看見了研究八思巴文的學者、比如我在民族所的老所長照那斯圖先生的興奮表情。若是聽說馬寶光并無收藏的財力，這么稀罕的文物也只是過手過眼，一旦拓片完成，原物便不得已出讓，以求收購新的發現品——他們一定會驚訝。

　　他的興趣與他的局限并存。若那些珍貴的八思巴文印，他大咧咧注明“印文不識”四字后便擱置一旁，視線集中于印章的源流，以及美術的角度。我讀著他那本自印書的前言，也漸漸感到八思巴文確實不妨留待他人詮釋。確實，一冊在手，讀者就能了解印章的起源、鈕制、印的用法、名稱的變遷、印文的布局、治印的技法、書體和刀工，并能從三百古印中獲得藝術的享受。雖然只是通俗常識，也是必要的工作。

　　他的功夫，介于鑒賞家、收藏家、發現者和研究者之間。雖不能實行大規模的田野發掘，但河南豐富的文化遺址，以及民間流通的文物數量，不斷豐富著他對青銅玉器漢磚元瓷及楚城漢墓史地傳承的眼光。平日他以各種生計解決溫飽，再以更大熱情，聽由遺存的引導，追蹤古代的奧秘。無從言及名利，也不與工資有緣，他身在體制的機構之外，卻以一廂的鐘情，朝著考古的奧深鍥而不舍。

　　我曾暗中感慨，他的行為和方向大概是民間求學者共通的：一種天性令人贊嘆，但難得抵達學術的高度。愛好和癡迷都是一廂情愿，雖然樂在其中，但難以與專業人員形成角力。

　　但馬寶光似乎不服我的斷語。他不只年復一年進行考古的游擊，而且大膽地踏入了研究。

　　轉述則嫌紙短角多。那一年我們從河北曲陽出關，住在長城下的小店里。深夜披衣對坐，他給我細說了他對魚紋的見解。

　　簡言之，對從仰韶彩陶到漢畫像磚上遍布的，或濃彩勾描或成批燒制的三角紋、十字紋、米字紋、菱形紋，以及被解釋成森林、睫毛、七星的種種紋飾，他以“魚紋”的觀點，提出了一個有破譯意味的解釋。

　　他以為：古代人住居的條件是傍河。沿河而居的目的，除了飲水之外是為了食魚。古代人群攝取蛋白質的重要途徑，是捕魚而食。魚不可思議的繁殖力，為古代人群須臾不可離棄、由衷喜愛甚至進而崇拜。于是，多個魚頭朝一個方向排列(<<<<)、兩對魚對頭排列(X)或多條魚攢頭環列(※)的種種抽象化圖案，就成了古代最重要的一種裝飾思路。。

　　他說的紋飾，確實早已被人司空見慣，至于我則如同視而不見。我沉吟著，想著怎么給他出難題：“怎么覺得好像聽說過?會不會早就有人這么提出過，而你忘了在哪兒讀來的了，后來當了自家發現?”

　　并非只是抬杠。只要排除了我說的可能，他就算出色地提出了一項見解，給考古和人的知識做出了一個貢獻。

　　近年馬寶光集中全力突擊的，是河南淺山區大地上的一種巖刻。確實，大地上有一些文化現象，或許屬于神秘的范疇。它們與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相近相遠遙遙呼應，引誘人的靠近又否決人的深究。民間學者最是對這一類問題深懷興趣。混沌大地上怎么會到處都留下了這種鬼斧神工呢?

　　他們幾乎想直接把天書一語寫進文章，而學術界則審慎地挑選了諸如巖刻等詞來描述。“巖刻”一語是個保險的詞，但是嚴謹在面對造化的豐富時，其實只是無計無策的表達。我雖身處兩難之間，為行文方便姑且也直呼天書。因為幾乎所有人都覺得那些鑿在一道道山脈兩翼、在人跡罕至的山腿一行行詭秘排列的石上凹穴，實在過于匪夷所思。尤其在泌陽縣羊冊鄉山麓，一頭巨大的石羊身上，滿披符咒般的坑點，渾然令人不得不聯想天書。但是冷水懸于頭上：因為很難解決對這頭大羊的斷代。中原大地風俗古老，但古風更使判斷年代加了一道迷障。在擂鼓臺，我倆目擊了當地以亡童獻祭的遺風。那么凹穴會不會也是今人的鑿刻呢?說不清刻下天書的究竟是夏商的神官還是民國的地主，只能感到民間與大地上，藏著一脈相承的思路。

　　馬寶光千里單騎的考古，宛似到了最后的沖刺。他坐著長途班車，指揮一伙原來在縣城街上閑逛、現在隨他迷上了考古的青年，逐縣排查，拉網搜索，尋找天書。方城、淅川、南陽——九個縣市的方圓里，幾乎隨人足跡所至，天書便破土而出。瞪著呈現眼前的天書，小報忙轉載，政府也興奮，后來居然是哪個縣市發現了天書群，馬寶光便被該縣授予名譽縣(市)民稱號。

　　實在難以想象，就在河南省的西南一隅，體制外的考古，居然被一個人搞得轟轟烈烈!

　　就這樣，積累日漸堆積，一介民間百姓，居然編輯了一套六冊本考古文叢。當然“出版”對民間的表述常是拒絕;唯因在印刷術的故鄉如今印刷術終于普及，才使他能夠找到簡陋的小印廠，白紙切邊，藍紙函套，把沖決欲出的悲愿，終于印成了書。

　　三百方從戰國到元代的古印、數百種漢磚紋飾、數百種畫像磚圖案、一冊民間的玉器拓本、一套瓷器圈足的青花藝術、以及一輯中州大地的天書或巖刻——每一冊都附有這一領域的入門導論。隨心所欲，直覺大膽，雖然端詳著似不甚像論文，但每篇都是一氣呵成，淋漓痛快，毫無八股。他的涉及，有些是對鑒賞的導讀，有些則已是研究的攻堅。如前述對從彩陶到漢磚紋飾中“魚紋”起源與抽象的研究，就已經屬于學術的一家之言。

　　三

　　他在北京大學豪華的演講廳里，克制著河南的家鄉土語，別著勁用普通話講解魚紋的演變。一旁靜聽的我，琢磨著他講的內容，更體會著他存在的意味。那一天他在北大，講得遠不如我倆在王屋山、雁門關、五丈原等地夜宿十元小店促膝而談時，一口河南話，講得那么精彩。

　　一邊旁聽的我，感到了一種沉重。他的胃口和他的推論，都已經愈來愈大，他闌入的領域，也愈來愈艱深了。他的查索，已經從《左傳》的印章記事“問璽書追而與之”，一部跳躍到難懂的《尚書》甚至撲朔迷離的“河圖”。這令我不能不擔心他的能力。

　　“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畫八卦，謂之河圖。”——這已不單牽扯學術的淵源，也糾纏著古代的奧義。他具備甄別、看破、梳理的能力，面對如此題目，達到科學而非隨意的把握么?

　　但沉吟的原因尚不在此。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云：

　　凡時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時代，必文化昂進之時代也。……凡時代思潮，無不由“繼續的群眾運動”而成。所謂運動者，非必有意識、有計劃、有組織、不能分為誰主動誰被動。凡參加運動之人員，每各不相謀，各不相知，其從事運動時所任之職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異。……其中必有一種或數種之共通觀念焉，同根據之為思想之出發點。……此觀念者，在其時代中，儼然“現宗教之色彩”。

　　或許梁啟超設想和鼓吹的，是一種不受體制桎梏的束縛、推動文化昂進的時代思潮。我們此刻面對的，確是那么新鮮的思潮么?我們如今身處的，是那樣的一個時代么?

　　至少在文學界，我們已看膩了一代代人的出世、成名、異化與腐爛。他們的質地中，先天缺乏抵御體制侵蝕的基因。他們中的一部分，無疑將可悲地被淘汰，沉入中國文人逍遙與墮落的泥河。

　　他們常把修辭的小技，錯當了思想的發現。他們決絕的姿態，多是“早期”的化妝。他們慣以文學的主觀，掩飾對客觀世界認知的無能。他們猛烈地抨擊權威，只因憤慨自己地位的低賤。他們總是滿腔怨憤，其實從來不為他人痛苦。他們以為一己私臆的發泄，就是人性的解放——他們尤其膜拜西洋的八股，燕人學步，尋章弄句，把西方價值認作文學的宗教。

　　體制外的考古，與這樣的命題有關么?

　　那一天我作為講演會的評議人，在會場也講了幾句。我在贊賞北大考古諸學兄為民間學者提供發表場所的舉動之后，更呼吁聽眾對馬寶光的質疑。因為我深知，體制既然能存在久遠，乃因其積累的深度與規范，馬寶光其實把自己擺上了尖銳的學科駁難面前，其嚴厲程度，也許他自己還不能想象。

　　無論如何，一個終日為五斗米操勞煩惱的民間人，居然在中原大地上奔波思考，不僅成就了一套考古論叢，時而還向象牙塔內的學術填空補白，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有意味的事。

　　混雜于馬寶光廣泛也可以說雜蕪的成績之中，泥土氣息，農民味道，非專業感，無疑都在所難免。但我更想留意的，是其中的一股真摯和一種體制外的意味。是的，在人心浮躁的今天，在印刷垃圾瘋狂生產的時代，如此真摯地涌動于體制外的潮流，應該受到注意了。

　　誰能盡知這一次涌動的命運，以及它未來的趨勢呢?

　　體制的引誘何等強大!公務員，鐵飯碗，幾乎可以說，中國人的目標不過如此，多數話語權威的秘密，也不過如此。其實國民已經幾乎被劃分成體制內外兩大類，滲透推搡，在矛盾中等候著下一次危機。

　　可以斷定的是，今日體制外奮斗大軍中的一部分人，將會對腐朽體制采取恭順姿態。瀏覽著個人奮斗的故事可以知道，挑戰體制往往不過是可悲的作態，不過是躋身體制的手段而已。

　　但真摯的初衷，確是理想的重點，所以梁啟超說，它“儼然現宗教之色彩”。

　　既然敢于置身體制外的追求，就應該斷念于出世的榮耀。馬寶光和他身后遍及于各種領域的奮斗者大軍，能守住這一姿態的尊嚴么?否則他們將玷污自己的初衷和意義，再次跌入常見的沉淪。

　　但同樣無疑，存在著真有大志的人。

　　或許經由他們的努力，病入膏肓的知識界會獲得換血，中國會出現新的文學、新的學術和嶄新的知識分子。或許他們將推動真的時代思潮，更新資本控制以來的知識體系，迎來所謂文化昂進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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