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事先張揚”的自殺事件
印度電影《自殺現場直播》（Peepli Live）講述了一個卑微小人物因自殺卷入政治和媒體
渦的荒謬故事：
布迪亞和那塔是印度北部農村畢布里的一對兄弟。為了給老母親治病，他們用家里的地作抵押向銀行貸了款，如今還不上款，土地面臨被銀行拍賣的命運。兄弟倆沒辦法，只好去求村中強人、放債人拜•塔庫爾。
他們從拜那里沒有得到幫助，卻得到一個殘忍的政府項目信息——因欠債而自殺的農民會得到10萬盧比的補償！于是兄弟倆經過了短暫的掙扎與痛苦后決定，通過弟弟那塔自殺來保住祖輩辛辛苦苦攢下的土地。
沒想到，這么一個卑微的小人物的自殺決定，竟意外地驚動了包括政界人物和媒體在內的各色人等，他們蜂擁來尋找準備自殺的那塔。那塔家門口頓時變成了一個鬧哄哄的集市。
他的自殺計劃在媒體的放大和炒作下愈演愈烈，不僅萬眾矚目，成為印度悲劇的象征，也成為影響正在進行的選舉的關鍵因素。為了平息事端或利用事端，有關各方面，從聯邦農業部到邦政府、縣政府，從首席部長到地方低種姓領袖到當地強人，都紛紛上場。
圍繞著那塔的自殺事件，影片諷刺性地展示了印度多層面的現實：農民負債、自殺，而政府救濟只指向善后；媒體之間的收視率競爭催生嘩眾取寵和一窩蜂，卻沒有人真正關心新聞對象的命運；民主在地方上依靠強人地痞（“強人”的意思是慣于用武力解決問題），他們也是鄉村自治政府的代表；印式選舉民主——發手機換選票，低種姓政治領袖將農民自殺議題變成種姓議題，以換取政治利益；官僚鈍感、高高在上；高層政客則制定“中央賣乖、地方吃癟”的政策。
雖然影片中那塔的自殺變成了某種鬧劇，卻不能掩飾農民自殺這一核心議題的沉重性。
影片中一位國家電視臺主持人在節目中說道：“我國每8個小時就有一個農民自殺，自1998年以來已有17萬人自殺。”印度政府的統計數據顯示，1995-2009年間，有241679名農民自殺；僅2009年一年就有17638人——幾乎是每30分鐘就有一人自殺。看起來，最古老、最和平的農業已經成為一個高危行業。
“綠色革命”的雙重后果
根據200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印度10億多（2011年最新數據已達12億）的總人口中72.2%的人居住在農村。不過，印度并非以戶籍來定義農民。農民是指擁有或持有土地并經營農業生產的人，被雇傭進行農業勞動、獲取報酬但不承擔收成風險的人，被稱為農業勞工，他們往往沒有自己的土地。此外，農村還有不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工匠、商販等等以及住在農村而在城鎮上班的人。
當代印度農村盛行的是家庭農場。印度歷史上土地占有極不平等，獨立后，以制定封頂面積、由政府贖買超出部分進行再分配等方式進行過土地改革，這一土改的成果公認是很有限的：實際被用于再分配的土地比例不到2%。但是，許多從前無立錐之地的農業勞工由此獲得了一塊宅基地，并有效改善了生存條件和社會地位。
隨后，經過幾十年人口的自然增長、分家以及土地的自由買賣，土地持有已經大大零碎化，大多數農場由家庭成員耕種，雇用勞工減少，但不平等狀況沒有結構性的改變。
從1990年代末開始，關于印度農民自殺的報道和調查研究逐漸開始多起來。自殺者雖然包括了從大農到邊際農的各個層次，那些持有土地規模小而完全依賴農業收入的農民仍是最脆弱的。
研究者從不同角度探討了農民自殺背后的影響因素，概括起來包括：依靠高產量種子（種植美國孟山都公司的轉基因棉種的農民是自殺農民中一個突出的群體）、化肥、農藥、機械灌溉等現代技術及生產擴張帶來生產成本的上升，氣候變化（將近60%的印度農業完全依賴季風帶來的雨水，易受旱災和洪澇災害的影響）、生態與環境惡化導致作物歉收或無收，卷入了全球市場的價格波動，這一切導致農業風險不斷增高，收益率不斷下降，農民負債不斷增加，他們借債的直接目的包括生產投資、治病、嫁女等等，由于機構信貸的有限性，大部分是向私人放貸人借高利貸，許多陷入絕望的農民最終轉向了繩索或農藥。
從制度環境上來說，自1980年代中期尤其1990年代初自由化改革之后，政府采取了傾向于工業的貿易政策，農業投資下降；由于農業商業化的擴展，很多農民轉向了更高風險的經濟作物，在缺乏可靠信息系統的情況下，他們的選擇常常被種子、化肥公司主導。
在《自殺現場直播》中，聯邦農業部長通過政治交易，使首席部長答應所有種子合同都給美國的“山孟都”公司——毫無疑問讓人聯想到孟山都。
農民自殺只是農業危機的一個極端表現。印度的耕地面積僅次于美國，人均耕地面積是我國的兩倍，但傳統上生產力偏低。1960年代中期面對嚴重的糧食短缺，印度政府選擇了用美國技術解決問題：在最有生產力和灌溉基礎的地區如旁遮普，增加現代農業的投入，這就是以高產量雜交種子、化肥、農藥、灌溉和機械化為特征的“綠色革命”。
另一方面，印度政府通過價格補貼和公共分配系統，保證糧食的分配和對貧困人口的供給。農業生產還得到其他的優惠，如免稅和免費的電力供應。30年后，印度的糧食完全實現了自給，并有了剩余。與之相伴隨的問題是糧食收購、管理、儲存等過程帶來了巨額的財政補貼需求。
綠色革命的負面效果也從1980年代后期開始逐漸顯露：環境退化，生產力停滯，農民收入下降，與殺蟲劑使用相關的癌癥高發。
印度的自由化改革之后，經濟的高速增長伴隨著對農業的忽略。2000年，印度政府承認農業已經成為一個回報率相對低下的行業。農業陷于停滯狀態，某些年份甚至出現了負增長。農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從1979年的40%，下降到2009年的17%。相比1990年代，糧食的人均生產和消費雙雙下降，食品生產的增長開始低于人口增長。
影片結尾打出一行字幕：“從1991年到2001年，800萬農民放棄了農業。”印度經濟改革過程中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許多人像那塔一樣，去城市討生活。但是，無論在農村還是在城市，他們都是片尾歌中唱的“泥土一樣”被忽略的群體。
農業向何處去
2001到2011的又一個十年，更多的印度農民離開了農業，雖然千萬級的數量與中國兩億多的農民工數量相比是小巫見大巫，但同時要考慮到印度工業吸納就業的能力遠遠小于中國。印度的三農問題與中國相比既有共性又有差異。
在電影《自殺現場直播》中，聯邦農業部長上電視時說到政府為防止農民自殺做出的努力：減免了農民的債務，增加了農村信貸，采取了新的灌溉措施。而他認為根本的解決之道在于工業化，因為“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能僅僅依靠農業”。這引來了主持人的質問：“你作為聯邦農業部長，竟然認為我們應該拋棄農業，轉向工業化？”
反諷的是，農業部長的觀點不僅反映了印度1980年代中期以來的政策取向，也契合了當下農民的經驗和認識：農業沒有前途。不僅受過中學教育的農民子弟不愿從事農業，根據最近的全國抽樣調查，45%的印度農民希望離開農業。
與此同時，印度的糧食開始供不應求，導致食品通貨膨脹，政府不得不重提糧食安全問題。政府的調查報告認為，印度農業正處于十字路口，而第二次綠色革命，漸漸成為政府主流的呼聲。
第二次綠色革命，無論裝入什么樣的內容，高投入和新技術無疑是核心，而生物技術自然是最新的。在第一次綠色革命的負面后果已經得到廣泛承認，在轉基因棉農自殺的悲劇尚在上演的今天，印度政府到底期待第二次綠色革命帶來什么樣的“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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