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包身工》發表70周年

紀念《包身工》發表70周年 
鐘關平

（寫于2006年3月15日）

春節期間翻閱剪報，翻出一篇1995年2月21日《解放日報》的一篇短文，題目為《活得灑脫，去得從容——記夏公》（李子云文）。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在廣電部為他作95歲生日之后，他和我聊天的第一句話是，我覺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來。這話讓我悚然一驚。很少有作家能夠這樣嚴于衡量自己的作品。”
讀了夏老的這句話，筆者感慨萬千。夏老在即將走完人生旅途的最后時刻，為什么在回首自己眾多作品的時候最看重他的那篇僅有不到九千字的報告文學《包身工》呢？筆者對此浮想聯翩。
今年是《包身工》發表70周年，就此機會寫一點感想，以示紀念。

《包身工》反映了一個時代的階級斗爭

夏老的著作頗豐，成規模的結集出版的選集就有多種。除此之外，還有《夏衍劇作集》、《夏衍電影劇作集》和《夏衍電影論文集》等。其中名氣比較大的作品有：劇本《狂流》、《秋瑾傳》、《上海屋檐下》、《賽金花》、《脂粉市場》、《風云兒女》、《壓歲錢》、《自由神》、《白云故鄉》，改編創作的電影文學劇本《春蠶》、《祝福》、《林家鋪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報告文學《包身工》，是夏老1935年寫成，1936年發表在“左聯”機關刊物《光明》創刊號。這些作品已經成為中國文藝寶庫中的經典。
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夏老的許多作品，都有資格流傳后世的，那為什么他老人家卻偏偏鐘情于《包身工》呢？
為加深對夏老“可以留下來”這句話的理解，筆者重溫《包身工》這部作品，細細品味，又有所領悟。毛主席說過，“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按照這個標準衡量，夏老的這些作品，階級性和政治性都是比較鮮明的。由于夏老的特殊經歷和生活環境，他對知識界比較熟悉，所以他的不少作品是以知識分子，尤以中下層知識分子為主人公的，例如《上海屋檐下》、《愁城記》、《法西斯細菌》、《芳草天涯》等，而《包身工》的主人公則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工人階級。筆者揣度，夏老之所以認為《包身工》“可以留下來”，是不是因為這部作品所揭示的一個時代階級壓迫、剝削和蘊涵的革命道理更為鮮明的緣故呢？
《包身工》反映的是“一二八”前后到抗日戰爭前夕這一時期國民黨統治區社會的黑暗。那時，中國農村在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下日益破產，東部沿海地區大批貧苦農民涌向城市，又為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靠近上海的蘇北地區，每年都有大批無法生活的農家女子，被誘騙到上海做“包身工”。日本資本家為了避免上海工人運動的威脅，就大量地雇傭包身工來代替普通的城市勞動者。《包身工》這篇作品就是針對日本帝國主義這種殘暴掠奪，進行了有力的揭露和嚴厲的抨擊。它以生動、真實的筆墨通過記敘作為廉價“機器”的蘆柴棒等一群紡織女工所遭遇的苦難，再現了舊中國工人階級身處社會底層的悲慘命運，無情地揭露和鞭撻了日本帝國主義勾結中國反動勢力殘酷地壓榨中國工人階級的罪行。
這篇作品猶為可貴之處，是它不以揭露為滿足，而是在揭露資本剝削的本質、分析包身工制度形成的原因之后，指出了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必將奮起，砸爛枷鎖，埋葬萬惡的資本主義舊制度，迎來美好的社會主義新制度這樣的歷史發展規律。“黑夜，靜寂的、死一般的長夜。表面上，這兒似乎還沒有自覺，還沒有團結，還沒有反抗，她們住在一個偉大的鍛冶場里面，閃爍的火花常常在她們身邊擦過，可是，在這些被強壓榨著的生物，好像連那可以引火，可以燃燒的火種也已經消散掉了。不過，黎明的到來還是沒法可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國人當心枕木下的尸骸，我也想警告這些殖民主義者，當心呻吟著的那些錠子上的冤魂!”
當夏老在文章中發出這個警告與怒吼的時候，中國正處于血與火的激烈搏斗之中。一方面是民族矛盾日益尖銳化。日本侵入華北，不斷擴大侵略范圍，而國民黨政府卻實行喪權辱國的“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另一方面是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1935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突破國民黨軍隊的層層封鎖和圍追堵截，經過兩萬五千里長征，勝利到達陜北，隨后以民族大業為重，發表了“八一宣言”，號召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展抗日救國運動。這一年還發生了“一二九”運動，中國革命和抗日戰爭的烽火即將燃遍中華大地。這時，離新中國的誕生只有13年了。在這樣一個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的大背景下誕生的《包身工》，其影響和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存在決定意識。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客觀現實決定著人們的思想感情。夏老的這篇報告文學，就充分體現了他的感情世界。這種感情使他念念不忘階級斗爭，使他在生命的最后時刻說出“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來”的警世之語。

《包身工》的方向是無產階級革命文藝的方向

作品是作者的思想窗口。夏老之所以能夠寫出《包身工》這樣優秀的、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力作，是與他堅持無產階級革命文藝方向分不開的。
列寧說：“文學應當成為黨的文學。與資產階級習氣相反，與資產階級贏利的商業性的出版業相反，與資產階級文學上的名位主義和個人主義、‘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和惟利是圖相反，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提出黨的文學的原則，發展這個原則，并且，盡可能以完備和完整的形式實現這個原則。”（《列寧選集》1965年版第1卷第723頁）
為什么人的問題，為哪個階級服務的問題，始終是文藝的一個根本問題，原則的問題。
毛主席說：“革命的文藝，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歷史的前進。例如一方面是人們受餓、受凍、受壓迫，一方面是人剝削人、人壓迫人，這個事實到處存在著，人們也看得很平淡；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的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斗爭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就能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斗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如果沒有這樣的文藝，那末這個任務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雖然毛主席的《講話》是《包身工》發表以后的事情，但夏老寫的這部作品充分體現了毛主席所說“驚醒”人民，“感奮起來”，“走向團結和斗爭”的一篇政治性、藝術性均佳的優秀作品。
夏老為什么能夠寫出這樣的無產階級的人民大眾的文學作品呢？不能不說與他的思想基礎與政治立場相關。毋庸諱言，夏老曾經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他參加中國共產黨之前，他的世界觀還不完全是無產階級的。他加入過中國國民黨，也信仰過“三民主義”。但是，夏老通過參加“五四”運動的洗禮，通過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熏陶，他的世界觀發生了轉變。就是在“四一二”蔣介石背叛革命對共產黨人進行大屠殺之后，他不顧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從此樹立起無產階級世界觀，走上無產階級革命文藝之路，成為我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之一、杰出的革命文藝家、電影藝術家。
夏老之所以能夠寫出《包身工》，既與他加入共產黨，并且已經有近10年的黨齡和革命斗爭經歷有著直接關系，同時也與他自覺地深入工農，與工農相結合分不開的。有文章介紹，早在1927年，夏老在上海就認識了一些在紗廠工作的朋友，了解了一些紗廠工人的情況；1929年，他從做工人運動工作的同志那里知道了一些包身工的非人生活情況。“一二八”戰事后，為了寫《女性的吶喊》電影劇本，又搜集了一些包身工材料。他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帝國主義經營的工廠里，還公然保存封建奴隸制度非常憤怒，決心深入調查，打算徹底揭露。由于紗廠工人的熱心幫助，作者深入工廠實地觀察調查了三個月，獲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包身工》的方向是有現實意義的。一個時期以來，在我國文藝界發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現象，有許多身為共產黨員的文藝家，在他們的頭腦里，似乎改革開放不需要堅持無產階級的政治方向了， 毛主席當年提出的“政治是第一位”的標準似乎也不適宜現在的形勢了，由此，提出什么“超越階級”、“退出政治”、“躲避崇高”、“告別革命”等等荒謬的主張。在他們的詞典里似乎只有藝術標準，沒有政治標準，誰要是講馬列，講政治，他們就極力諷刺、嘲笑，并且隨意給人扣上“極左”、“反改革”等大帽子。這些人真的要“退出”政治，真的要“告別”革命嗎？否。這是騙人的陰謀。事實上，他們在“退出政治”的幌子下，是在用資產階級政治取代無產階級政治；在“告別革命”的幌子下，秘密進行資產階級的“顏色革命”。不是嗎？請看，他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輿論陣地，惡毒攻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詆毀、污蔑革命領袖，歪曲、否定革命歷史，妄圖推翻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為了達到這個罪惡的目的，他們積極配合帝國主義對我國和平演變的政策，大造“西化”、“分化”、“私化”和“腐化”的政治輿論。當年早已被我們批臭的梁實秋、周作人一類的反動人物，又被他們奉為神明，到處招搖過市。封建主義文藝、資產階級文藝、漢奸文藝統統從黑洞里爬了出來。毛主席說，“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并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這種思想上沒有入黨的人，頭腦里還裝著許多剝削階級的臟東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無產階級思想，什么是共產主義，什么是黨。”“有些人就是一輩子也沒有共產黨員的氣味，只有離開黨完事。”（《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些人何止是“思想上沒有入黨”，他們已經墮落為掛著共產黨招牌，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干著破壞共產黨事業的無恥叛徒！

《包身工》將永遠留在人民的心里。

包身工

夏 衍

夏衍，本名沈月熙，生于浙江杭州。曾創作《祝福》、《林家鋪子》、《革命家庭》、《在烈火中永生》等由文學名著改編的電影劇本。 　　

1936年 6 月寫出《包身工》，反映包身工在資本家剝削下的慘痛生活，引起社會上強烈反響。　　

已經是舊歷四月中旬了，上午四點一刻，曉星才從慢慢地推移著的淡云里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鋪里的人們已經在蠕動了。　　

“拆鋪啦！起來。”　　

穿著一身和時節不相稱的拷皮衫褲的男子，像生氣似地叫喊。　　

“蘆柴棒！去燒火，媽的，還躺著，豬玀！”　　

七盡闊，十二尺深的工房樓下，橫七豎八地躺滿了十六七個“豬玀”。跟著這種有威勢的喊聲，在充滿了汗臭、糞臭和濕氣的空氣里，她們很快地就像被攪動了的蜂窩一般地騷動起來。打伸欠，嘆氣，叫喊，找衣服，穿錯了別人的鞋子，胡亂地踏在別人身上，在離開別人頭部不到一尺的馬桶上很響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覺，在這些被叫做“豬玀”的人們中間似乎已經很鈍感了。半裸體的起來開門，拎著褲子爭奪馬桶，將身體稍稍背轉一下就會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換衣服。　　

那男人虎虎地向起身得慢一點的女人們身上踢了幾腳，回轉身來站在不滿二尺闊的樓梯上，向樓上的另一群人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來？懶蟲！等太陽上山嗎？”　　

蓬頭，赤腳，一邊扣著鈕扣，幾個睡眼惺忪的“懶蟲”從樓上沖下來了。自來水龍頭邊擠滿了人，用手捧些水來澆在臉上；“蘆柴棒”著急地要將大鍋子里的稀飯燒滾，但是倒冒出來的青煙引起了她一陣猛烈的咳嗽。十五六歲，除出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腳瘦得像蘆柴棒梗一樣，于是大家就拿蘆柴棒當作了她的名字。　　

這是楊樹浦福臨路東洋紗廠的工房。長方形的，用紅磚墻嚴密地封鎖著的工房區域，被一條水門汀的弄堂馬路劃成狹長的兩塊。像鴿子籠一般的分割得很均勻。每邊八排，每排五戶，一共是八十戶一樓一底的房屋。每間工房的樓上樓下，平均住宿著三十三個被老板們所指罵的“懶蟲”和“豬玀”，所以，除出“帶工”老板、老板娘、他們的家族親戚，和那穿拷皮衣服的同一職務的打雜、請愿警，……之外，這工房區域的墻圈里還住著二千個左右穿著破爛衣服而專替別人制造衣料的“豬玀”。　　

但是，她們正式的名稱卻是“包身工”。她們的身體，已經以一種奇妙的方式，包給了叫做“帶工”的老板。每年——特別是水災旱災的時候，這些在東洋廠里有“腳路”的帶工，就親身或者派人到他們家鄉或者災荒區域，用他們多年熟練了的、可以將一根稻草講成金條的嘴巴，去游說那些無力“飼養”可又不忍讓他們兒女餓死的同鄉。　　

“還用說，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魚肉葷腥，一個月休息兩天，咱們帶著到馬路上去玩玩，嘿，幾十層樓的高房子，兩層樓的汽車，各種各樣，好看好玩的外國東西，老鄉！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見識一下啊！　　

“做滿三年，以后賺的錢就歸你啦，塊把錢一天的工錢，嘿，別人跟我叩了頭也不替她寫進去！咱們是同鄉，有交情。　　

“交給我帶去，有什么三差二錯，我還能回家鄉嗎？”　　

這樣說著，咬著草根樹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說，就是她們的父母也會怨悔自己沒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于是，在預備好了的“包身契”上畫上一個十字，包身費一般是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內，由帶工的供給住食，介紹工作，賺錢歸帶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聽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銀兩訖，“恐后無憑，立此包身契據是實”！　　

福臨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隸屬在五十個以上的帶工頭手下，她們是順從地替“帶工”賺錢的“機器”，所以每個“帶工”所帶包工的人數，也就表示了他們的手面和財產。少一點的三十五十，多一點的帶到一百五十個以上。手面寬的“帶工”不僅可以放債，買田，起屋，還能兼營茶樓、浴室、理發鋪一類的買賣。　　

東洋廠家將這些紅磚墻圍著的工房以每月五元的代價租給“帶工”，“帶工”就在這鴿子籠一般的“洋式”樓房里裝進三十幾部沒有固定車腳的活動機器。這種工房沒有普通弄堂房子一般的“前門”，它們的前門恰和普通房子的后門一樣。每扇前門楹上，一律釘著一塊三寸長的木牌，上面用東洋筆法的漢字寫著：“陳永田泰洲”、“許富達維揚”等等帶工頭的籍貫和名字。門上，大大小小地貼著褪了色的紅紙春聯，中間，大都是紅紙剪的元寶、如意、八卦，或者木版印的“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圖像。春聯的文字，大都是“積德前程遠”、“存仁后步寬”之類。這些春聯貼在這種地方，好像是在對別人驕傲，又像是在對自己諷刺。　　

四點半之后，當沒有影子和線條的晨光膽怯地顯現出來的時候，水門汀路上和弄堂里，已被這些赤腳的鄉下姑娘擠滿了。涼爽而帶有一點濕氣的朝風，大約就是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氣里的人們僅有的天惠。她們嘈雜起來，有的在公共自來水龍頭邊舀水，有的用斷了齒的木梳梳掉拗執地粘在她們頭發上的棉絮。陸續地、兩個一組兩個一組地用扁擔抬著平滿的馬桶，吆喝著從人們身邊擦過。帶工“老板”或者打雜的拿著一疊疊的“打印子簿子”，懶散地站在正門出口——好像火車站軋票處一般的木柵子前面。樓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類收拾掉之后，晚上倒掛在墻壁上的兩張板桌放下來了。十幾只碗，一把竹筷，胡亂地放在桌上，輪值燒稀飯的就將一洋鉛桶漿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的中央。她們的定食是兩粥一飯，早晚吃粥，中午干飯。中午的飯和晚上的粥，由老板差人給她們送進工廠里去。粥，它的成分可并不和一般通用的意義一樣。里面是較少的秈米、鍋焦、碎米，和較多的鄉下人用來喂豬的豆腐的渣粕！粥菜，這是不可能的事了，有幾個“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場去收集一些萵苣菜的葉瓣，用鹽鹵漬一浸，這就是她們難得的佳肴。　　

只有兩條板凳，——其實，即使有更多的板凳，這屋子里面也沒有同時容納三十個人吃粥的地位，她們一窩蜂地搶一般地各人盛了一碗，歪著頭用舌頭舐著淋漓在碗邊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門口。添粥的機會，除出特殊的日子——譬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發工錢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難有的。輪著揩地板、倒馬桶的日子，也有連一碗也輪不到的時候。洋鉛桶空了，輪不到盛第一碗的人們還捧著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鉛桶，到鍋子里去刮下一些鍋焦、殘粥，再到自來水龍頭邊去沖上一些冷水，用她那雙方才在梳頭的油手攪拌一下，氣烘烘地放在這些廉價的、不需要更多“維持費”的“機器”們的前面。　　

“死懶！躺著死不起來，活該！”　　

十一年前內外棉的顧正紅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戰爭之后，東洋廠家對于這種特殊的廉價“機器”的需要突然增加起來。據說，這是一種極合經營原則和經濟原理的方法。有括弧的機器，終究還是血肉構成的人類。所以當他們忍耐到超過了最大限度的時候，他們往往會很自然地想起一種久已遺忘了的人類所該有的力量。有時候，愚蠢的“奴隸”會體會到一束箭折不斷的理論，再消極一點他們也還可以拚著餓死不干。此外，產業工人的“流動性”，這是近代工業經營最嫌惡的條件，但是，他們是決不肯追尋造成“流動性”的根源的。一個有殖民地人事經驗的自稱是“溫情主義者”的日本人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說：“在這次爭議（五卅）中，警察力沒有任何的威權。在民眾的結合力前面，什么權力都是不中用了！”可是，結論呢？用溫情主義嗎？不，不！他們所采用的，只是用廉價而沒有“結合力”的“包身工”來代替“外頭工人”（普通的自由勞動者）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體是屬于帶工的老板的，所以她們根本就沒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們每天的工資就是老板的利潤，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時候，老板也會很可靠地替廠家服務，用拳頭、棍子，或者冷水來強制她們去做工。就拿上面講到過的蘆柴棒來做個例吧（其實，這樣的事倒是每個包身工都有遭遇的機會）。有一次在一個很冷的清晨，蘆柴棒害了急性的重傷風而躺在床（？）上了。她們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時間是非讓出來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可是在那一天，蘆柴棒可真的不能掙起來了，她很見機地將身體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縮做一團，盡可能的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這種工房里生病躺著休養的例子，是不能任你開的。很快的一個打雜的走過來了。干這種職務的人，大半是帶工頭的親戚，或者在“地方上”有一點勢力的“白相人”，所以在這種地方他們差不多有生殺自由的權利。蘆柴棒的喉嚨早已啞了，用手做著手勢，表示身體沒力，請求他的憐憫。　　

“假病！老子給你醫！”是一腳，踢在她的腿上，照例，第二第三腳是不會少的，可是打雜的很快就停止了，后來據說，那是因為蘆柴棒露骨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足趾！打雜的惱了，順手奪過一盆另一個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頭潑在蘆柴棒的頭上。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風。蘆柴棒遭了這意外的一潑，反射地跳起來，于是在門口擦牙的老板娘笑了：　　

“瞧！還不是假病！好好的會爬起來，一盆冷水就醫好了。”　　

這只是常有的例子的一個。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從鄉下出來，而且她們大半都是老板的鄉鄰，這一點，在“管理”上是極有利的條件。廠家除出在工房周圍造一條圍墻，門房里置一個請愿警，和門外釘一塊“工房重地，閑人莫入”的木牌，使這些“鄉下小姑娘”和別的世界隔絕之外，將管理權完全交給了帶工的老板。這樣，早晨五點鐘由打雜的或者老板自己送進工廠，晚上六點鐘接領回來，她們就永沒有和“外頭人”接觸的機會。所以，包身工是一種“罐裝的勞動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取用，絕沒有因為和空氣接觸而起變化的危險。　　

第三，那當然是工價的低廉。包身工由“帶工”帶進廠里，于是她們的集合名詞又變了，在廠方，她們叫做“試驗工”或者“養成工”。試驗工的期間表示了廠家在試驗你有沒有工作的能力，養成工的期間那就表示了準備將一個“生手”養成為一個“熟手”。最初的工錢是每天十二個小時，大洋一角乃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范圍是不需要任何技術的掃地、開花衣、扛原棉、松花衣之類，幾個禮拜之后就調到鋼絲車間、條子間、粗紗間去工作。在這種工廠所有者的本國，拆包間、彈花間、鋼絲車間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上海，他們就不必顧慮到“社會的糾纏”和“官廳的監督”，就將這種不是女性所能擔任的工作，加到工資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們身上去了。　　

五點鐘，第一回聲很有勁地叫了。紅磚罐頭的蓋子——那扇鐵門一推開，就像放雞鴨一般地無秩序地沖出一大群沒鎖鏈的奴隸。每人手里拿一本打印子的簿子，不很講話，即使講話也沒有什么生氣。一出門，這人的河流就分開了，第一廠的朝東，二三五六廠的朝西。走不到一百步，她們就和另一種河流——同在東洋廠家工作的“外頭工人”們匯在一起。但是，住在這地域附近的人，對這河流里面的不同的成分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外頭人的衣服多少的整潔一點，有人穿著旗袍，黃色或者淡藍的橡皮鞋子，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們有時愛搽一點粉，甚至也有人燙過頭發。包身工，就沒有這種福氣了，她們沒有例外的穿著短衣，上面是褪色和油臟了的湖綠乃至青蓮的短衫，下面是元色或者柳條的褲子。長頭發，很多還梳著辮子。破臟的粗布鞋，纏過而未放大的腳，走路也就有點蹣跚的樣子。在路上走，這兩種人很少有談話的機會。臟，鄉下氣，土頭土腦，言語不通，這也許都是她們不親近的原因。過分地看高自己和不必要地看輕別人，這在“外頭工人”的心里也是下意識地存在著的。她們想：我們比你們多一種自由，多一種權利，——這就是寧愿餓肚子的自由，隨時可以調廠和不做的權利。　　

紅磚頭的怪物已經張著嘴巴在等待著它的滋養物了。印度門警把守著鐵門，在門房間交出準許她們貢獻勞動力的憑證，包身工只交一本打印子的簿子，外頭工人在這簿子之外還有一張粘著照片的入廠憑證。這憑證已經有十一年的歷史了。顧正紅事件之后，內外棉搖班（罷工）了，可是其他的東洋廠還有一部分在工作，于是，在滬西的豐田廠，有許多內外棉的工人冒混進去，做了一次里應外合的英勇的工作。從這時候起，由豐田廠的提議，工人入廠之前就需要這種有照片的憑證了。——這種制度，是東洋廠所特有的，中國廠當然沒有，英國廠，譬如怡和，工人進廠的時候還可以隨便地帶個把親戚或者自己的兒女去學習（當然不給工資），怡和廠里隨處可以看見七八歲甚至五六歲的童工，這當然是不取工錢的“贈品”。　　

織成衣服的一縷縷的紗，編成襪子的一根根的線，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適而愉快的。可是，在從棉制成這種紗線的過程，這不像穿衣服那樣的愉快了。紗廠工人的三大威脅，——就是音響、塵埃和濕氣。　　

到楊樹浦去的電車經過齊齊哈爾路的時候，你就可以聽到一種“沙沙”的急雨和“隆隆”的雷響混合在一起的聲音。一進廠，猛烈的騷音，就會消滅——不，麻痹了你的聽覺，馬達的吼叫，皮帶的拍擊，錠子的轉動，齒輪的軋轢……一切使人難受的聲音，好像被壓縮了的空氣一般的緊裝在這紅磚墻的廠房里面，分辨不出這是什么聲音，也決沒有使你聽覺有分別這些音響的余裕。紡紗間里的“落紗”（專管落紗的熟練工）和“蕩管”（巡回管理的上級女工，日本人叫做“見回”），命令工人的時候，不用言語，不用手勢，而用經常銜在嘴里的口哨，因為只有口哨的銳厲的高音才能突破這種緊張了的空氣。　　

塵埃，那種使人難受的程度，更在意料之外了。精紡粗紡間的空間，肉眼也可看出飛揚著無數的“棉絮”，掃地的女工經常地將掃帚的一端按在地上像揩地板一樣的推著，一個人在一條“弄堂”（兩部紡機的中間）中間反復地走著，細雪一般的棉絮依舊可以看出積在地上。彈花間、拆包間和鋼絲車間更可不必講了。拆包間的工作，是將打成包捆的原棉拆開，用手扯松，揀去里面的夾雜成分；這種工作，現在的東洋廠差不多已經完全派給包身工去做了，因為她們“聽話”，肯做別的工人不愿做的工作。在那種車間里，不論你穿什么衣服，一刻兒就會一律變成灰白。愛作弄人的小惡魔一般的在室中飛舞著的花絮，“無孔不入”地向著她們的五官鉆進，頭發、鼻孔、睫毛和每一個毛孔，都是這些紗花寄托的場所；要知道這些花絮粘在身上的感覺，那你可以假想一下——正像當你工作到出汗的時候，有人在你面前拆散和翻松一個木棉絮的枕芯，而使這枕芯的灰絮遍粘在你的身上！紗廠女工沒有一個有健康的顏色，做十二小時的工，據調查每人平均要吸入0.15克的花絮！　　

濕氣的壓迫，也是紗廠工人——尤其是織布間工人最大的威脅。她們每天過著黃霉，每天接觸著一種飽和著水蒸氣的熱氣。按照棉紗的特性，張力和濕度是成正比例的。說得平直一點，棉紗在潮濕狀態比較不容易扯斷，所以車間里必需有噴霧器的裝置。在織布間，每部織機的頭上就有一個不斷地放射蒸氣的噴口，伸手不見五指，對面不見他人！身上有一點被蚊虱咬開或者機器碰傷而破皮的時候，很快地就會引起潰爛。盛夏一百十五六度的溫度下面工作的情景，那就決不是“外面工人”所能想象的了。　　

這大概是自然現象吧，一種生物在這三種威脅下面工作，加速度地容易疲勞，尤其是在做夜班的時候。但是打瞌  是不會有的，因為野獸一般的鐵的暴君監視著你，只要斷了線不接，錠殼軋壞，皮輥擺錯方向，乃至車板上有什么堆積，就會有遭“拿莫溫”（工頭）和“小蕩管”毒罵和毆打的危險。這幾年來，一般的講，毆打的事實已經漸漸的少了，可是這種“幸福”只局限在“外頭工人”的身上。拿莫溫和小蕩管打人，很容易引起同車間工人的反對，即使當場不發作，散工之后往往會有“喊朋友”、“品理”和“打相打”的危險，但是，包身工是沒有“朋友”和幫手的。什么人都可以欺侮，什么人都看不起她們，她們是最下層的“起碼人”，她們是拿莫溫和小蕩管們發脾氣和使威風的對象。在紗廠，做了“爛污生活”的罰規，大約是毆打、罰工錢和“停生意”三種，那么，從包身工所有者——帶工老板的立場來看，后面的兩種當然是很不利了。罰工錢就是減少他們的利潤，停生意不僅不能賺錢，還要貼她二粥一飯，于是帶工頭不假思索地就歡喜他們采用毆打這一種辦法了。每逢端節重陽年頭年尾，帶工頭總要給拿莫溫們送禮，那時候他們總得卑屈地講：　　

“總得請你幫忙，照應照應，咱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盡管打！打死不干事，只是不要罰工錢，停生意！”　　

打死不干事。在這種情形之下，“包身工”當然是“人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個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的爛紗沒有裝起，就遭了拿莫溫的毆打，恰恰運氣壞，一個“東洋婆”走過來了，拿莫溫為要在洋東家面前顯出他的威風，和對“東洋婆”表示他管督的嚴厲，打得比尋常格外著力。東洋婆望了一會，也許是她不喜歡這種不“文明”的毆打，也許是她要介紹一種更合理的懲戒方法，走近身來，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將她扯到太平龍頭的前面，叫她向著墻壁立著，拿莫溫跟著過來，很懂得東洋婆的意思似地拿起一個丟在地上的皮帶盤心子，不懷好意地叫她頂在頭上，東洋婆會心地笑了：　　

“迭個（這個）小姑娘壞來些！懶惰！”　　

拿莫溫學著同樣生硬的調子說：　　

“皮帶盤心子頂在頭上，就不會打瞌  ！”　　

這種“文明的懲罰”，有時候會叫你繼續到兩小時以上。兩小時不做工作，趕不出一天該做的“生活”，那么工資減少而招致帶工老板的毆打，也就是分內的事了。毆打之外，還有餓飯、吊、關黑房間等等方法。　　

實際上，拿莫溫對待外頭工人也并不怎樣客氣，因為除出打罵之外還有更巧妙的方法，譬如派給你難做的“生活”，或者調你去做不愿意的工作，所以外頭有些工人就被迫用送節禮的辦法來巴結拿莫溫，希望保障自己安全。拿出血汗換的錢來孝敬工頭，在她們當然是一種難堪的負擔，但是在包身工，那是連這種送禮的權利也沒有的！外頭工人在抱怨這種額外的負擔，而包身工人卻在羨慕這種可以自主的拿出錢來賄賂工頭的權利！　　

在一種特殊優惠的保護之下，吸收著廉價勞動力的滋養，在中國的東洋廠飛躍地膨大了。單就這福臨路的東洋廠講，光緒二十八年三井系的資本收買大純紗廠而創立第一廠的時候，錠子還不到兩萬，可是三十年之后，他們已經有了六個紗廠，五個織布廠，二十五萬個錠子，三千張布機，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萬元的資本。美國哲人愛瑪生的朋友，達維特·索洛曾在一本書上說過，美國鐵路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橫臥著一個愛爾蘭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這樣聯想，在東洋廠的每一個錠子上面，都附托著一個中國奴隸的冤魂！　　

“一·二八”戰爭之后，他們的政策又改變了，這特征是勞動強化。統計的數字表示著這四年來錠子和布機數的增加，和工人人數的減少。可是在這漸減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卻在激劇的增加。舉一個例，楊樹浦某廠的條子車間，三十二個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個包身工，全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約數百分之五十計算，全上海三十家東洋廠的四萬八千工人里面，替廠家和帶工頭二重服務的包身工總在二萬四千人以上！　　

科學管理和改良機器，粗紗間過去每人管一部車的，現在改管一“弄堂”了；細紗間從前每人管三十木管的（每木管八個錠子），現在改管一百木管了；布機間從前每人管五部布機，現在改管二十乃至三十部了。表面上看，好像論貨計工，產量增多就表示了工資的增大，但是事實并不這樣簡單。工錢的單價，幾年來差不多減了一倍。譬如做粗紗，以前每“亨司”（八百四十碼）單價八分，現在已經不到四分了，所以每人管一部車子，工作十二小時，從前做八“亨司”可以得到六角四分，現在管兩部車做十六“亨司”工錢還不過四角八分左右。在包身工，工錢的多少，和她“本身”無涉，那么當然這剝削就上在帶工頭的帳上了。　　

兩粥一飯，十二小時工作，勞動強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義務勞動，豬玀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踐——血肉造成的“機器”，終于和鋼鐵造成的機器不一樣的，包身契上寫明的三年期間，能夠做滿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還是工作，手腳像蘆柴棒一般的瘦，身體像弓一般的彎，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慘！咳著，喘著，淌著冷汗，還是被逼著在做工。譬如講蘆柴棒吧，她的身體實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時候，廠門口的“抄身婆”（檢查女工身體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觸她的身體。　　

“讓她扎一兩根油線繩吧！骷髏一樣，摸著她的骨頭會做怕夢！”　　

但是，帶工老板是不怕做怕夢的！有人覺得太難看了，對她的老板說：　　

“譬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還我二十塊錢，兩年間的伙食、房錢。”他隨便地說，回轉頭來瞪了她一眼。　　

“不還錢，可別做夢！寧愿賠棺材，要她做到死！”　　

蘆柴棒現在的工錢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錢三角二分做平均，做了兩年，帶工老板在她身上實際已經收入了二百三十塊了！　　

還有一個，什么名字記不起了，她熬不住這種生活，用了許多工夫，在上午的十五分鐘休息時間里，偷偷地托一個在補習學校念書的外頭工人寫了一封給她父母的家信，郵票，大概是那同情她的女工捐助的了。一個月，沒有回信，她在焦灼，她在希望，也許她的父親會到上海來接她回去，可是，回信是捏在老板手里了。散工回來的時候，老板和兩個打雜的站在門口。滿臉橫肉的老板趕上一步，一把扭住她的頭發，踢，打，擲，和爆發一般的聽不清的轟罵！　　

“死婊子！你倒有本事，打斷我的家鄉路！　　

“豬玀，一天三餐喂昏了！　　

“揍死你，給大家做個樣子！　　

“誰給你寫的信？講，講！”　　

鮮血和慘叫使整個工房都怔住了，大家都在發抖，這好像真是一個榜樣。打倦了之后，再在老板娘的亭子樓里吊一晚。這一晚上，整屋子除出快要斷氣的呻吟一般的呼喚之外，絕沒有別的聲息，屏著氣，睜著眼，千百個奴隸在黑夜中嘆息她們的命運。　　

人類的身體構造，有時候覺得確實有一點神奇。長得結實肥胖的往往會像折斷一根麻梗一般的很快的死亡，而像蘆柴棒一般的卻偏能一天一天地磨難下去。每一分鐘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還有韌性地在那兒支撐。兩粥一飯、十二小時騷音、塵埃和濕氣中的工作，默默地，可是規則地反復著，直到榨完了殘留在她皮骨里的最后一滴血汗為止。　　

看著這種飼養小姑娘謀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時候看到過的船戶養墨鴨捕魚的事了。和烏鴉很相像的那種怪樣子的墨鴨，整排地停在舷上，它們的腳是用繩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魚，起水的時候船戶就在它的頸子上輕輕的一擠。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鴨整天的捕魚，賣魚得錢的卻是養墨鴨的船戶。但是，從我們孩子的眼里看來，船戶對墨鴨并沒有怎樣的虐待，因為船戶總還得養活它們，喂飽它們，而現在，將這種關系轉移到人和人的中間，便連這一點施與也已經不存在了！　　

在這千萬的被飼養者的中間，沒有光，沒有熱，沒有希望，……沒有法律，沒有人道。這兒有的是二十世紀的爛熟了的技術、機械、制度，和對這種制度忠實地服務著的十五六世紀封建制下的奴隸！　　

黑夜，靜寂的、死一般的長夜。表面上，這兒似乎還沒有自覺，還沒有團結，還沒有反抗，——她們住在一個偉大的鍛冶場里面，閃爍的火花常常在她們身邊擦過，可是，在這些被強壓強榨著的生物，好像連那可以引火，可以燃燒的火種也已經消散掉了。　　

不過，黎明的到來還是沒法可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國人當心枕木下的尸骸，我也想警告這些殖民主義者當心呻吟著的那些錠子上的冤魂。　　

--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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