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９６８年7月2１日，在全國山河一片紅，全國人民喜迎黨的“九大”勝利召開的新形勢下，毛主席站在社會歷史的制高點上，發出了高教改革的重要指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和農民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毛主席的這一光輝指示，如春風，似雨露，滋養和吹開了植根于社會主義土壤中的教育革命的新芽，“七·一二”工人大學、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以及經過洗禮改進后的各類社會主義新型大學，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一批批來自農村、廠礦、部隊的工農兵學員，迎著燦爛的陽光，肩負黨和人民的希望，從祖國的四面八方，匯集到繼續革命的新戰場，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

何方同志的《一定要解決好民主化問題》一文開頭便說：“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開始的1942年說過，我們黨的歷史上有過兩個生動活潑時期，一個是五四運動到大革命，一個是遵義會議到現在。”、“第一個時期的總書記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第二個時期的總書記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張聞天。”，并把二人說成“盡最大力氣發揚黨內民主”。陳獨秀、張聞天真的是“最大力氣發揚黨內民主”嗎？還是何方想說明的是毛澤東破壞了黨內民主？實際上毛澤東不但是指出和使用“黨內民主”一詞的第一人，更是黨內民主始終如一的踐行者。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就熱情贊揚的農民運動，而以陳獨秀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固執己見，不愿接受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說工農運動是“過火”、“妨礙統一戰線”。毛澤東經過32天的考察，寫下那篇著名的《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稱贊農民運動“好的很”對陳獨秀的錯誤意見進行抵制……
 

蘇聯的演變和解體是從否定斯大林來擾亂和瓦解蘇聯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西方資產階級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把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提并論，大規模地搞思想文化滲透。戈爾巴喬夫之流與之相互策應，全盤否定斯大林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全盤否定蘇聯的歷史，譴責蘇聯建立的是“極權官僚主義制度”，是“兵營式的共產主義模式”，要予以“摧毀”﹑“打碎”，“根本改造整個社會大廈”，同“萬惡的過去”“徹底決裂”，提出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這就搞亂了人們的思想，瓦解了黨的凝聚力，也為敵對勢力逼共產黨下臺、奪權改制提供了口實和條件。否定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否定黨的領袖和黨的實際活動，就是把自己擺到了接受審判的被告席上，必然會毀掉共產黨賴以生存發展的思想理論基礎和社會政治基礎而垮臺。蘇共亡黨亡國為我們展現了一幅社會主義社會演變﹑復辟﹑倒退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真實圖景，使我們對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階級和階級斗爭有了一個真實的感受和全新的認識，特別是對經過了社會主義改造，在基本上改造了﹑消滅了歷史上的即來自舊社會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之后，在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社會里是如何重新產生了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社會里，特別是無產階級政黨里的資產階級是如何產生﹑形成﹑發展壯大，直至重新奪取政權的，由此建立起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關于社會主義國家和政黨、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里階級和階級斗爭的一整套的新的思想理論。

近些年來，作為共產黨員、退休軍人的宋科，以辛子陵的筆名在《炎黃春秋》一類的刊物、網站和某些沙龍式的講座上，在所謂“救黨”的名義下，發表了大量言論，毫無顧忌地攻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直言不諱地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要求中國走民主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道路。從他的言論中明顯地看到此人的思想軌跡：從攻擊、抹黑黨的領袖入手，繼而否定黨的歷史特別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再到從根本上歪曲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全面顛覆黨的理論基礎。為此，他不惜夸大事實，偽造歷史，“攻其一點，不及其余”，而其用詞之尖刻、陰毒，達到了令人難以復述的地步。對于這位還頂著共產黨員招牌的人來說，如此踐踏自己的入黨誓言，背棄黨的綱領和章程，違反國家憲法的行為，是不能簡單地看作是某個人的罪孽，而是深刻地反映了一種歷史現象：是在社會主義低潮情況下要另找出路的一種社會思潮，是表達了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始終存在著的逆向發展的要求……

為什么五千年傳統文化和百年革命文化可以共同成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核心資源？因為二者在精神內核上是一致的。馬克思主義是在反對慘無人道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革命實踐中誕生的，它的價值目標是全人類共同擁有天下的資源，共同創造并享用社會財富，實現最大的平等和公平。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也在這里，中國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是天下為公，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從夏商周三代以及更遠的原始社會的狀態，描述出一個大同社會，用這個理念來指導中國社會的運行，同時也用這個理念來影響中國社會控制集團的行為選擇，要求他們遵守禮制，克制貪欲，不要過分剝削與掠奪。這與馬克思主義的主旨天然相通。如果我們對歷史上這兩種否定中國主流文化的思潮缺乏認識，就會卡在“文化瓶頸”中無法脫穎而出，在文化交流上就會一直處于被動地位，文化認同上就會遭遇混亂和危機。只有伴隨著這些命題的研究和澄清，以“兩個回歸”糾正歷史原因造成的偏頗思想，我們的民族復興與和平崛起才是有保障的。

黃萬里先生出名不是因為什么偉大的學問，也不是因為什么具體的偉業，主要是兩點，一是因為他是毛澤東欽點的右派，因為毛澤東而出名；二是因為反對了三門峽水庫工程，后來又反對了三峽水庫工程。黃萬里一生因江河——具體是反對大江大河建大壩——而得“江河萬里”之美名，美名將隨歷史而被湮滅，然而，那些為我國水利發展做出實際貢獻的有名、無名的英雄的偉業，將不會被歷史淹沒，我國的萬里江河，長江也好，黃河也好，吞古納今，延綿萬里，無論怎樣程度上正遭受大壩的創傷，都將帶著這些英雄們的偉業，承載著中華文明走向未來。

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凡是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我們的事業就會前進，就會取得勝利，反之，就會遭受挫折和失敗。這是中國共產黨90年歷史提供的一條根本性經驗。毛澤東作為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統一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的理論和實踐活動中蘊含著在這方面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歷史啟示，所以我們要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而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關鍵是要把我們的思想方法搞對頭；第二，必須把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為指導和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樣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緊密地結合起來。第三，必須把調查研究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的中間環節和橋梁。這三點實際上構成了毛澤東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內涵，是黨的思想路線的題中之義。

改革開放時期，由于資改派們對大躍進作了不適當的批判，將查找大躍進工作方法的錯誤片面擴大到對人們工作熱情的否定，并將糾正正常工作中的失誤這樣的“對事”上升為追究毛澤東等人左傾錯誤責任的“對人”，使得大躍進批判偏離了原來的預定航線，不再是總結經驗的反思活動，而不斷演變為清算毛澤東“左傾錯誤”的情緒發泄與人身攻擊。那么，是否大躍進的責任都歸于毛澤東？當年毛澤東主動承擔失敗的責任，原因就在于像大躍進這么影響深遠的運動，只能是共產黨的政黨集體行為，是黨中央集體決策、推動并實施的。這個責任，特別是領導責任只能由黨來集體承擔，因為毛澤東是黨的領導人，因此代表黨主動承擔了這個責任。當后來人們再重新評價這個運動時，有誰能想得到這個運動還是一個政黨的集體行為，想到這個責任應當由它的負責人來承擔呢？

毛澤東逝世15年后，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揭開了他一生“兩件事”的內涵深意。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恩格斯從哲學高度拎出“兩大發現”的武器，讓人去認識社會，改造世界；毛澤東從革命與實踐的角度將無產階級革命歸結為“兩件事”，即“奪取政權”與“保衛政權”。旨在告訴后人，革命武裝奪取政權之后，僅用武裝來保衛政權是不夠的，因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在于消滅剝削，不僅要革剝削階級的命，還要通過“斗私批修”的自我革命，在思想文化上筑起“反修防修”的長城。這是無產階級的性質決定的。毛澤東把這種自我革命定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通過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思想革命（靈魂革命）提高共產主義覺悟，將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所以將一生定為“打蔣”與“文革”兩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