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史辨按】：舉世矚目的陶寺遺址博物館于2024年11月12日正式開館了。陶寺遺址是名副其實的“文明祖地”，因其非同一般，與世界上真正的古典文獻——儒家經典《五經》《四書》的早期內容相互印證。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具有生命力的文明古國，陶寺遺址乃中國文明的起點，亦是人類文明的真正源頭。
一般認為，文明概念來自法語（civilization），卻不知法語的civilization一詞來自中文雅言。文明的“文”字見于陶寺朱書陶壺，“文”指堯帝，《尚書•舜典》說：堯為“文祖”，孔子在《論語》中所言的“斯文”，即指傳承自堯帝的文化傳統；而文明的“明”字，則指堯帝“光被四表”（《尚書•堯典》），《謚法》曰：“經天緯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是也。“文明”的概念最初見于《易經•文言傳》：“見龍在田，天下文明”。19世紀，西方中心論“以夷變夏”，僭越了來自中國的文明觀，杜撰出“文明等級論”，進而將自身標榜為“文明民族”，反過來將中華民族貶低為“未開化或半開化的野蠻民族”。于是出現了假文明取代真文明的逆流。
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澄清文明史的真相；西史辨運動的要旨正在于此。相信陶寺遺址博物館的建成，將向世人呈現原生文明的真實面貌，有助于人們提高辨別真假文明的能力、廓清西方偽史迷霧、重返中國文化大道。
西史辨學者一行于10月25-28日，懷著探尋人類文明祖地的心情，受臨汾市文旅公司之邀，參觀了國家一級博物館——臨汾市博物館與陶寺遺址博物館（布展中）等文物單位，在臨汾及太原，與當地專家、學者及文旅部門負責人進行了以“辨別真假古文明”為主題的學術交流。
“真假古文明”之辨
一般認為，全世界綿延不斷的唯一文明是中華文明，而西方古文明久已煙消云散；在這個意義上，似乎可以用“活文明”與“死文明”來進行區分表述；而西史辨同仁的研究成果則揭示，文明與其分之為“死活”，毋寧進一步辨其“真偽”，正如《西游記》中有“真假美猴王”一樣，實際上人類歷史上也存在“真假古文明”之別。
二十世紀初以來，流行世界的“四大文明古國”（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與古代中國）之說，來源于梁啟超的一首古風體詩——《二十世紀太平洋歌》（1900年1月30日）。然而，除了中華文明綿延至今之外，其它“古文明”早已灰飛煙滅。英國學者湯因比在其史學名著《歷史研究》中，對世界上二十六種文明形態進行了比較研究，結果認定中華文明是唯一具有未來性的文明。[1]實際上，西史辨的研究越來越指明：中華文明不僅是活著的文明，而且是唯一真正的原生古文明。而山西襄汾堯都陶寺遺址所發掘出土的文物及遺址本身所揭示的內容，顯示這里正是唐堯的都城遺址，為中華文明正脈之源頭，可以稱之為“文明祖地”。
而西方中心論的成說則認為，世界古文明分為“古典文明”與“古老文明”，前者指古希臘羅馬文明，而后者所指為古埃及文明、兩河流域的古巴比倫并上溯至蘇美爾文明等，后者為前者的源頭，如古希臘文明是古埃及的學生。而“古老文明”在地理上又恰好圍繞在“古希伯來文明”的周邊。于是，“古希臘羅馬文明”與“古希伯來文明”并稱為“兩希文明”，被推崇為“西方文明的源頭”。
不僅如此，19世紀以來，西方中心論反客為主，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文明等級論”，顛倒黑白，通過概念游戲、名詞變換的手法：將對歐洲人的認知，從起初的“野蠻民族”（哥特人），修飾為“自然的民族”（日耳曼人），繼而將其提升為“高貴的民族”（雅利安人），來推行白人至上主義，以竊據世界文明高地；反過來，將真正的文明民族——中國，貶低為“未開化或半開化的野蠻民族”。同時，還發明了“中華文明西來說”，這樣一來，所謂的“兩希文明”不僅是“西方文明”的源頭，甚至被打造成為“整個人類文明”的發祥地。
然而，西方的所謂“古典文明”及“古老文明”經不起推敲。按照西史辨偽的學術標準，以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的史學原則衡量一下，就會發現那不過是一種由西方中心論所杜撰的“假文明”。
為什么這樣說呢？原來這里所謂的“古典文明”及“古老文明”實際上是一種近代類文學建構，其歷史不超過300年。舉例來說，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的法國神父斯卡利杰是偽造世界歷史的始作俑者，他編造了最初的近東歷史文本；起初遭到冷落，連牛頓都不相信，但畢竟鋪下了其后想象性層累建構世界歷史的最初基石；到了19世紀，西方中心論、帝國主義列強與共濟會三者合流，對近東地區展開“考古學的十字軍”運動，掀起了用科學手段偽造“西方古老文明”的高潮，將斯卡利杰等杜撰的偽史轉為正史。[2]
歷史的真相是：在17世紀之前，歐洲既無可信的歷史，也無理性的哲學，更無體系化的科學，呈現一派蒙昧、野蠻的狀態。由17世紀發端，到整個18世紀，因受中國文化的廣泛影響，形成了風靡歐美世界的中國風。從18世紀下半葉開始，為了抵消中國風的影響，在歐洲興起了民族主義，并進行了有組織、大規模的偽造歷史運動，這就是西方中心論的由來。所謂的西方“古典文明”及“古老文明”顯系晚期虛構。換句話說，在真實的歷史上并不存在“兩希文明”，兩者均出于18世紀中期之后西方中心論的歷史構建。
西方提出“文明標準三要素”以中國歷史為藍本
要辨別文明的真偽，首先要明確文明概念的來源及其最初的含義，進而還要搞清楚文明的內涵及其外延，進而明確“文明的標準”為何。文明（civilization）一詞最初在18世紀下半葉的法國橫空出世，對于傳統歐洲而言是一個外來詞匯。當時的法國承擔著在歐洲傳播中國文化的角色，該詞顯然是一個來自中國文化的概念。與“文明”相對應的概念是“野蠻”（barbarians），最早出現于英法七年戰爭期間，法國人自稱“文明人”，稱英國人為“野蠻人”[3]。
人們以為現代漢語中的“文明”一詞來源于日本的“和制漢語”，而和制漢語中“文明”一詞的意涵是從歐洲概念（civilization）翻譯引進而來；然而，人們卻未必知道歐洲語言中的“雅言”概念，包括“文明”一詞，實際上來源于漢語雅言。歐洲語言中“文明”與“野蠻”的概念是在18世紀中期以后突然出現的，并無歐洲本土起源的痕跡，例如，文明一詞不存在于狄德羅與達朗貝爾合編的《百科全書》里，也曾被薩繆爾·約翰遜以從未用過為由、拒絕編入由他主編的、直至1772年再版不斷的《英語大詞典》中[4]。究其根源，原來“文明與野蠻”這對概念是出于對漢語中“華夷之辨”（又作“夷夏之辨”）中“華”（夏）與“夷”的翻版，華指“華夏”，夷指“夷狄”。華夏與夷狄的區別在于，華夏為禮儀之邦，崇尚仁、義、禮、智、信，互利互惠；夷狄為野蠻之群，唯蠻力是尚，唯利是圖，損人利己。
在歐洲，文明（civilization）一詞本來是專指中國文化而言的，與此對應，歐洲相當于文明的對立面——“夷狄”（哥特蠻族、日耳曼蠻族等）。然而，法國學者基佐（后來擔任法國首相）在巴黎大學作系列演講，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法，首次將“文明”一詞套用在古羅馬以來的歐洲歷史的頭上，其后將其結集為《歐洲文明史》（1828年）一書，聽講的學生們大受啟發：原來歐洲歷史可以這樣講！其后，基佐又出版了4卷本的《法國文明史》，從此，歐洲學者們就開始將“文明”一詞用來指稱歐洲歷史了。從此之后，文明一詞“高奏凱歌”[5]，在歐洲大行其道。
歐洲學者摩爾根在其名著《古代社會》（1877年）一書中，為“文明”概念制定了最初的標準，就是“文字的使用”。恩格斯肯定了摩爾根的意見，將文字的出現確定為從野蠻時代到文明時代的界限。其后，將有文字記載的時代稱為“歷史時期”，前此時期則稱之為“史前時代”。稍早時，西方的博物館陳列工作人員，出于展品分類的方便，分別將上古大宗器物以石器、銅器、鐵器分類，并將石器排列在前、銅器居中、鐵器置后進行陳列，于是形成了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及鐵器時代的考古時代劃分。[6]由于大量青銅器出土的時期與有文字出土的時期（殷商）大體相當，于是從制造工具的層面添加了冶金術作為文明的要素之一；而青銅器的出現，依靠發達的社會分工協作，必須以較大規模的社群聚落為前提，于是文明的要素又增加了“城市規模”及大型建筑（宗教、宮殿建筑等）這項內容。這就是國際上“文明標準三要素”之說的來歷。[7]
然而，考察一下世界歷史便知，真實的西方古代史正好缺乏這個“文明三要素”。西方考古學所標榜的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圖畫文字”以及“古希臘線形文字”等，實際上都是17-18世紀之后偽造出來的假古董；試想，連字典都沒有，如何能夠根據今日的語音、邁越幾千年的時間去破譯隨時隨地變動不居的所謂拼音文字（一種語音現象）在上古時期的確切意涵的呢？幾千年設若有如此成熟的文字，為何卻如曇花一現，沒有在隨后的歷史留下逐步演進的痕跡呢？[8]
同時，西方的考古遺址中缺乏大批量青銅器遺物的出土，在西方博物館中展示的所謂古代青銅器物，大多是從文物市場收購回來的來歷不明的器物，或者宣稱從沉船中打撈出來的遺物。[9]從這些來自文物販子之手或者沉船中打撈上來的器物來看，完全缺乏在歷史長河中被風化、受浸蝕的歲月遺痕，與中國的出土的同類器物相比照，真偽立判。更不用說在西方找不到錫礦資源，在其考古中銅礦采掘遺址、加工作坊遺址、鑄造模具以及制作工藝等也完全缺位。
進而，西方考古實踐中沒有發現過真正的大型人群聚落遺址；甚至到了所謂的文藝復興時期，西方世界仍然缺乏大型的人群聚落。例如，所謂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中心城市佛羅倫薩，不過是只有幾萬人口的小鎮。甚至到了17-18世紀，西方社會仍然是處于小國寡民的狀態，例如所謂的德意志，不過是由800余個互不統攝的政治單位相互兼并到300個左右政治單位的一個過程，19世紀70年代出現的所謂統一的德國，實際上是普魯士邦排除了真正的德意志（奧地利），而冒名頂替建立起來的一個小德意志聯邦。總而觀之，舉凡當時意大利、英格蘭、法蘭西、德意志等西方社會，其人群聚落大抵如此。用“文明標準的三要素”來衡量，不僅西方“上古時期”，一無文字，二無青銅器，三無大型人群聚落，處于典型的前文明狀態，甚至18世紀之前的歐洲社會也依然會被排除于文明世界之外。
總覽世界歷史之經緯，只有中國才是符合此“文明三要素”的唯一國度。“文明三要素”正是中國歷史的特征，只有中國的文字（漢字），具備完整的文字形態（字形字義字音）；只有中國歷史上存在真正的青銅時代（夏商周），也只有中國歷史上形成了承載文明的大型都會聚落（良渚遺址、陶寺遺址、石峁遺址及二里頭遺址等）。世界歷史上唯一真正的原生文明就是中華文明。而西方在抄襲中國歷史、引進文明概念的同時，甚至其所推崇的文明標準，也是從模仿中國歷史而來！
陶寺遺址——中華文明正脈之源頭所在
1958年在晉南文物普查時在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鎮發現大面積上古文化遺存，從1978年開始正式發掘，經過考古工作者四十余年的不懈努力，揭示出一個年代在距今4300-3900年前面積達300萬平方米的大型古文明城市遺址，被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核心遺址之一。這里不僅發現了早于甲骨文800年并與甲骨文、金文一脈相承的文字，觀測月相輪等齒輪狀銅器，精致的銅制車馬器等，還發現了世界上最早的觀測天文的圭表以及觀象臺，可以與《尚書·堯典》：堯帝“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正仲春、仲夏、仲秋、仲冬“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的文獻記載相互印證；進而，發現了具有禮樂制度性質的陶鼓、石罄、銅鈴等樂器、禮器，說明作為中國文化特色的禮樂制度在當時已初具規模。這里所發現的彩繪蟠龍紋陶盤達四張之多，龍作為中華文化的圖騰，是至高無上權力的象征。根據文獻記載及各種考古學、天文學、地理學的綜合證據鏈，考古工作者基本認定，這里就是唐堯的都城。[10]
21世紀中國文化迎來全面復興，中國文化的核心是儒學，作為儒學的集大成者，孔子越來越受到人們的尊崇。而孔子一生的事業，概括起來就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記·中庸》）八個字。可見唐堯在中華文明正脈源頭中占據重要的歷史地位。
“祖述堯舜”，說的是孔子的學說以堯舜之道作為自己學術傳統的起點，“憲章文武”文武即周文王與周武王，意指尊崇以文王、武王及周公旦的政治傳統，孔子周游列國，棲棲遑遑，目的是“如有用我這，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意思是要在東部中國重建西周文武周公的政治秩序。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這里的“文”指周文王，而周文王的政治傳統也是堯舜之道的展開，孔子所發揚光大的“斯文”道統，正是延續了以堯舜之道為開端的文化傳統。這樣一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斯文”傳統，完整地體現在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這八個字上。[11]
孔子以山西為精神故鄉，不僅講學的內容關乎山西的古圣先賢——堯、舜、禹，而且在魯國講學不用魯國口語，而是以“雅言”（雅者夏也，雅言就是夏言[12]）來講授經典，亦即以“夏言”（堯舜禹故都所在地使用的語言，即上古山西話）為基礎形成的“書面語言”（古漢語的由來），《爾雅》一書就是以“夏言”為基礎來規范詞匯的，“爾”者近也，“雅”者夏也，以夏言規范古語（釋詁篇）及方言（釋言篇）之謂也。
孔子“祖述堯舜”，堯舜之道為儒學正脈——“斯文”道統的起點。《尚書·舜典》說：堯為“文祖”，《論語·泰伯》說：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而陶寺遺址為唐堯舊都，因此可以說這里是真正的“文明祖地”，也是名副其實的“最早中國”（或“最初中國”）。
帝堯——西方人偽造歷史的年代坐標
17世紀之前在天主教歐洲流行創世紀故事：上帝在4004年前，用六天時間創造了天地萬物，并在第六天創造了人類。后來由于人類不遵守上帝的規矩，于是降下大洪水，將人類基本滅絕，只剩下諾亞一家躲在方舟里避開了滅頂之災。后來諾亞的三個兒子——閃、含及雅弗——繁衍子孫，遷徙到世界各地，開創了世界歷史。這就是西方傳教士來華之前歐洲最標新、最權威的歷史觀。
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發現了一個聞所未聞的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度，因而大受刺激。在接觸到中國的經學與史學之后，將中國歷史的時間觀念傳回歐洲，引發歐洲人的頭腦風暴，形成了歐洲歷史上創世概念之外最初的歷史時間觀念。接觸到《周易》《尚書》《論語》《史記》等經史典籍時，聽說《易經》出于伏羲畫卦，《史記》以黃帝開篇，《尚書》以《堯典》開篇，《論語》以《堯曰篇》結尾，于是形成西方人對中國歷史開端的最初印象，并由此分別以伏羲、黃帝、堯帝作為編造歐洲版世界歷史的時間坐標。伏羲就是亞當，神農就是該隱，黃帝就是以諾，堯帝就是諾亞。[13]
歐洲傳教士來到中國之際，其宗教傳統淺顯簡陋，也沒有堪稱“典籍”的文本。[14]不僅上帝的讀音尚未定型，就連上帝是誰也不甚了了。因而來華傳教士受到中國文化的震懾，于是紛紛襲取中國文化的概念來進行粉飾。
例如，在18世紀之前，在歐洲對上帝有一種讀法，讀作Iao（音堯）。[15]大概就是把中國的堯帝當成了天主教的上帝。更有進者，這種說法將諾亞與堯帝同一化，不僅稱堯帝就是諾亞，而且說中國的《五經》（《周易》《詩經》《尚書》《儀禮》《春秋》）出自諾亞方舟；當時的傳教士還認為，希伯來文為象形文字。
法國耶穌會士白晉認為：儒家五經來自諾亞方舟，猶太所有著作出于中國典籍。[16]傅圣澤也說：中國古代典籍來自諾亞方舟。[17]伏爾泰相信偽書內容：猶太十族進入中國，也有五經。
猶太人在2000年以上時間里從來不說希伯來語。[18]歐洲最著名的猶太人斯賓諾莎的證言：“古時說希伯來話的人沒有把這種話的任何原則基礎留給后世。他們沒有傳給我們任何東西，字典、文法、修辭學，一無所有。”[19]19世紀后半葉，立陶宛猶太青年埃里澤•本•耶胡達（本•耶胡達在希伯來語中的含義就是“猶太人之子”）創編了希伯來語。
教會觀點：希伯來語是上帝的語言。在教會中，人們“無論在何處、永遠而且完全”接受的學說是，萬能的上帝所講的語言是希伯來語，上帝把這種語言傳授給了亞當，地球上的所有其他語言都是在巴別塔毀壞、眾人分散時，從這種語言中產生的。[20]
希伯來語是亞當夏娃的語言。[21]英國人約翰·韋布在《中華帝國的語言是原初語言》（1669年）中寫到：漢語（漢字）是從亞當和夏娃那里傳承下來的（原初純正和普遍通感的“伊甸園語言”）。[22]“1713年，一位旅居荷蘭的法國學者馬松（Philippe Masson）出版了一部論述漢語的著作，題為《漢語評述——論漢語與希伯來語的關系》（Dissertation critique sur la langue chinoise où 1'on fait voir autant que possible les divers rapports de cette langue avec 1'hébraique）。作者認為，漢語與希伯來語有許多相似之處，由此推測，這兩種語言可能同根同源。”多位西方學者的研究結論：希伯來文是象形文字！[23]
中國古代史與《圣經》二者一體，中國的“上帝”即摩西的上帝，伏羲就是《摩西五經》的亞當，“黃帝”一名出自以諾。[24]
希伯來文是象形文字還是字母文字？19世紀末開始“復活”的希伯來語是字母文字；早期學者講述的希伯來文是象形文字。12-13世紀希臘字母文字取代希伯來文字，說明希臘字母文字也不靠譜，實際上兩者互不沾邊。
由此看來，17-18世紀歐洲人所尋找的“古希伯來文”，從其內涵（儒學經典）及字形（象形文字）上來說，無疑就是中文。現在作為拼音文字的希伯來文，是19世紀后半葉，一位立陶宛猶太青年埃里澤•本•耶胡達（本•耶胡達在希伯來語中的含義就是“猶太人之子”）編造出來的，并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進行了最初的推廣。
這就解釋了本來天主教與猶太教水火不相容，為何天主教要到河南開封去尋找猶太教的希伯來文經典的問題。因中國的經書為五經、四書、十三經，于是后來編訂舊約時附會五經名目編出了《摩西五經》，編訂新約時附會四書名目將福音書編定為《四福音書》（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25]，聽說中國有《十三經》的名目，于是在開封找到了十三部“希伯來文本經典”。（后來為了先前的冒失而改口，稱其原先所找到的是一部經典的十三個抄本，以自圓其說）
不僅如此，說《舊約》中的大洪水故事發生在西亞也不靠譜。以耶路撒冷為基點的西亞地區，多為沙漠地帶，根本不可能發生什么世界大洪水。諾亞方舟在亞拉臘山，亞拉臘山位于亞美尼亞高原今亞美尼亞與土耳其交界處，此地山勢高峻、降水稀少，怎么可能發生世界大洪水呢？為了圓謊，西方偽史后來又炮制除了大量的所謂泥板文書，來支撐世界大洪水之說。然而數以百萬計的各類“泥板文書”，大量、集中出現在西方中心論鼎盛時期的19世紀末，此前未見、其后絕跡，顯然是當時西方中心論者以其絕對的話語權蔑視天下，嫌偽造碑文費時費力，不屑于顧及常識，而肆無忌憚偽造歷史的一種“新境界”，不足辨也。
歷史上最早可靠記載的大洪水發生在堯的時代。《尚書·堯典》：“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這里堯帝對舜所言“四海困窮”的背景，就是大洪水，要將治水的職責交給了舜。《孟子•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于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舜亦以命禹”（《堯曰》），大禹又從舜帝手里接棒治理洪水，最終降服水患，之后舜帝“肇十有二州”，從冀州分出幽州、并州，又從青州分出營州，變成了天下十二州。《尚書·禹貢》是中國最早的地理著作，古九州始于冀州，而冀州以當時的山西為中心。大禹治水從山西的汾河流域開始。《禹貢》開篇就說“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這里說的就是大禹治水，地點在汾河流域的太原盆地與臨汾盆地之間。岳陽為太岳山，在太原盆地與臨汾盆地之間，山南為陽，岳陽為太岳山之陽。關于“梁”與“岐”，古注有誤，稱其在雍州[26]，《禹貢》在這里明明講的是冀州，怎么突然跳到雍州去了呢？宋代學者已經指出，這里的“梁”指呂梁山，“岐”指介休的狐岐山，正是汾河從太原盆地流向臨汾盆地的必經之地。太原盆地上古時有一個大湖，古稱“昭馀祁澤藪”，因古晉陽城在太原盆地，因而俗稱昭馀祁為“晉陽湖”。靈石縣在太原盆地最南端位于太岳山之北，“打開靈石口，空出晉陽湖”是當地口耳相傳的大禹治水的主要工程，因此說“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文獻記載堯帝“始都晉陽”，《詩經•唐風譜》：“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太原晉陽，堯始居此，后乃遷河東平陽”，唐堯時代版圖的中心位置在太原盆地與臨汾盆地，因此大禹在冀州的治水范圍，主要從太原盆地開始，再到臨汾盆地。太原盆地北部有系舟山，傳說為大禹治水系舟之處，這里才應該是諾亞方舟的故事原型。
前文提到，18世紀之前傳教士認知里，亞當就是伏羲，炎帝就是該隱，黃帝就是以諾，堯帝就是諾亞。而臨汾洪洞縣卦地村傳說為伏羲畫卦的地方，附近還有人祖山，傳說人祖正是伏羲與女媧。炎帝陵在晉東南的高平，而黃帝的元妃嫘祖西陵氏為晉南人，中國第一次田野考古（1926年）在夏縣尉郭鄉西陰村發現了距今6000年前的養蠶遺址，印證了“嫘祖始蠶”的傳說并非虛言[27]。再加上傳教士指認堯帝就是諾亞，大禹在冀州（山西）治水的歷史就成了舊約大洪水故事的不二源頭。這些舊約人物與山西的關系如此密切，因而傳教士們將中國最早的天主教堂之一（明萬歷年間）建在晉南（新絳縣），就不難理解了。20世紀初，新教傳教士李提摩太選擇在山西籌辦大學（山西大學堂，為山西大學的前身）[28]恐怕也非偶然。
認清文明本質，重返中國大道
20世紀初在中國興起了“古史辨運動”，其結果是摧毀了中國的文化傳統，打擊了中華民族的歷史自信，“中華文明西來說”一度占據了顯著的學術地位。究其源頭，我們發現這場古史辨運動并不單純，它繼承了19世紀傳教士質疑中國古史的遺緒，屬于西方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構建西方中心論的重要一環。
西方傳教士以己度人，在編造西方偽史的同時，開始質疑中國古史的真實性。著名的法國耶穌會士傅圣澤（Jean-FranÇoisFoucquet,1663-1739），來華見到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便以此為據，只承認戰國為中國紀年信史的開端，開始了無端質疑中國古史的惡例。接下來在19世紀，有荷蘭學者德勝（Isaac Titsingh）、法國漢學家老德經（Joseph de Guignes）、老德經的兒子小德經（Chrétien Louis Joseph de Guignes）、英國學者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新教傳教士馬禮遜等，不斷對中國古史進行質疑。其質疑中國古史，無外乎采用雙重標準及捕風捉影的手法，并無實質性學術依據。
上世紀甲骨文的發現，早已回擊了“疑古派”質疑中國上古史的論點。“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尚書·周書·多士》），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采用地上地下“雙重證據法”，證明司馬遷所敘商代帝王世系并非虛言。然而，至今還有人面對大量夏代文化遺址拒不承認夏代的存在，大概原因是如承認夏代的歷史，就將危及西方中心論構筑起來的西方偽史體系，因而，在中國搞夏商周斷代工程時，西方就會有一些學閥跳出來歇斯底里地進行指責，其態度完全超出正常學術探討所能理解的范圍。
今天，陶寺堯都遺址的發掘與展示，完全印證了中國文明的內涵真實不虛，這里不僅發現了與商代甲骨文及金文一脈相傳的朱書扁壺篆書文字，而且所發現的字恰好有一個是“斯文”道統的“文”字，《尚書·舜典》說：堯為“文祖”，非虛言也。文獻記載堯、舜、禹的都城都在山西境內：“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平陽位于現在的臨汾市（襄汾陶寺所在地）地界，而蒲坂、安邑，則在山西省運城市地界，與陶寺都屬于晉南地區；“堯都平陽”的面貌現已得到考古學的初步揭示，相信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以晉南為中心的地區一定會有更多關于中華文明起源的信息揭示出來。
近年來，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美西方感覺到自身以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為基礎建立起來的西方中心論世界秩序受到威脅，于是挑起了東、西方之間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多領域的激烈博弈。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之外，原來還有一場你死我活的文化戰爭！
美西方假文明的政治實踐與真文明完全兩樣，假文明視自身為上帝的選民，視他者為上帝的棄民，這是一切雙重標準的總根源。美西方以鄰為壑，任意制裁他人，發動代理人戰爭，搞脫鉤斷鏈、技術封鎖、金融割韭菜，是偽文明強盜邏輯的典型表現，一點不奇怪。
陶寺堯都遺址所揭示的文明才是真文明。孔子將所傳承的堯舜之道歸結為“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為“恕道”，為文明的基本標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為“忠道”，為文明的高級標準。“恕道”在西方也逐漸獲得承認，被稱之為“金規則”，可以視為維護世界和平的文化底線。“忠道”為利他主義，例如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在非洲修鐵路、柬埔寨挖運河等項目的實施，就是真文明“忠道”的體現；倡議與祈愿世界和平的民族攜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之民本主義在當代的偉大實踐。
2014年林鵬先生在為西史辨學者專著寫的序言中提出，真正的文明需要具備下列三項標準：第一，要有真正的“文字”，而文字必須具有形、音、義三項要素；第二，有了文字，還需要“文以載道”，未能“載道”，就算不上真正的“文明”。第三，既稱“文明”，必須照亮歷史，唯有“中華文明”曾經照亮歷史、并為人類的未來指明了方向。[29]陶寺遺址正好符合文明定義三項標準，尤為重要的是，陶寺堯都遺址與《尚書》《論語》《孟子》等中國經典最為契合。這里不僅發現了文字，而且堯為“文祖”（《舜典”），他所開辟的“斯文傳統”，達到了“文以載道”的高度，正是作為中國文化核心的儒學的直接源頭，通過孔子的繼承與發揚光大，“斯文傳統”開辟了數千年中國文明史，“光被四表”普照天下；并在數千年后繼續“協和萬邦”，影響歐洲啟蒙運動，照亮世界歷史。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以中國文化互利互惠的精神與全世界致力于和平發展的民族共創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條通向未來的康莊大道。
林鵬先生生前非常關心陶寺遺址的發掘，當時他聽到陶寺的考古現場被回填了、無法參觀時，感覺非常遺憾。如今，陶寺遺址博物館如愿建成并于2024年11月12日正式開館。在此可以告慰林鵬先生在天之靈，真正的“文明祖地”終于有了屬于自己的遺址博物館。
注釋：
[1] 劉濤《湯因比的預言：中國文明將照亮21世紀》，載《社會觀察》2013年第3期。
[2]詳見諸玄識、董并生《“世界偽史”紀年體系來歷揭秘》，載黃河清主編《歐洲文明史察疑》，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1年8月。
[3] 詳見諸玄識、董并生的近著：《虛構的世界大文豪——莎士比亞》第6章相關內容。
[4]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劉瑞洪譯，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第31頁。
[5]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劉瑞洪譯，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第31頁。
[6] 1819年，丹麥考古學家C•J•湯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1788-1865）將館藏武器與工具按藏品材料的性質進行分類，分為石器、青銅器和鐵器三種不同的器物類型，并排列出先后相互銜接的三個時代，提出“青銅時代”（BronseAge）這個概念。
[7]這種文明因素的分析，這種理論，最早的出現是在1958年，在美國召開的關于近東文明起源的一個研討會上，經過英國劍橋大學學者格林·丹尼爾《最初的文明》傳播普及開來，這本書在西方成為考古學生的必讀的參考書。”參看李學勤《追尋中華文明的起源》，見《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代前言，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10頁。
[8]詳見裴峰《如何徹底證無古希臘——兼談破除西方偽史的方法論》，載黃河清主編《歐洲文明史察疑》，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1年8月。
[9]參看董并生《質疑“露臉”中國故宮的“古希臘文物”》，載【董并生公眾號】2019年10月16日，以網名“朝行千里”發表。
[10] 參看蘇秉琦（中國著名考古學家）、何努（陶寺遺址發掘主持人）等學者的相關考古學論著。
[11]參看趙馳在“第三屆西史辨偽與中國文化復興學術論壇”上的發言，載【西史辨偽公眾號】2024年01月13日《第三屆西史辨偽與中國文化復興學術論壇綜述》。
[12] 上古“雅”和夏代的“夏”相通，在《墨子》、《荀子》及地下發現的竹簡里，“雅”和“夏”都通用。
[13] [法]維吉爾?畢諾《中國對法國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耿昇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5月，第224-245頁。
[14] 16世紀西班牙來的多明我會傳教士高毋羨（Juan Cobo,1546-1592）所傳教義文本曰《天主要理》，全書約五千字左右，為代表當時歐洲天主教水平的文本。與此相應，1592年，高毋羨將中國明代初級入門啟蒙讀物《明心寶鑒》譯成了西班牙文，啟蒙歐洲。天主教來華傳教三百余年，為何偏偏不把自己的經典《新舊約全書》（如果當時真有這部經典的話）傳過來？天主教的《新舊約全書》中文版的問世是1968年的事！今日所見各種文本的《新舊約全書》當時并不存，19世紀初現身的賀清泰《古新圣經》稿本（今書名曰《古新圣經殘卷》），實際上是一切文本《新舊約全書》的祖本，非殘卷也。
[15]伏爾泰在其歷史名著《風俗論》的導言中提到：猶太人摩西則自稱同上帝Iao談過話，并說將上帝讀作Iao來自腓尼基。見[法]伏爾泰：《風俗論》上冊，梁守鏘譯，商務印書館，1994年11月第1版2008年5月6刷，第64-65頁。
[16] [丹麥]龍柏格《清代來華傳教士馬若瑟研究》，李真、駱潔譯，大象出版社，2009年1月，第152-153頁。
[17]傅圣澤在《智慧之巔》中將此論點細化，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日本中國卷卷4,4,（2），5，頁1-220。他實際上是將此作為第四個命題的第二部分提出。
[18] Glaude Hagège：《共通語之世界史——關于歐洲諸語言的地政學》，糟谷啟介、佐野直子日文翻譯，株式會社白水社，2018年12月發行，第102頁。
[19][荷蘭]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溫錫增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10月第1版，2019年11月第9刷，第112-113頁。
[20] [美]安德魯?迪克森?懷特《科學-神學論戰史》，魯旭東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11月，第2卷，第902頁。
[21][美]安德魯?迪克森?懷特《科學-神學論戰史》，魯旭東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11月，第2卷，第936-937頁。
[22]諸玄識《西方現代性理論中的“漢字密碼”》，載黃河清主編《歐洲文明史察疑》，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1年8月，第39頁。
[23] Anatoly Fomenko, Gleb Nosovskiy: Crusades and Exoduses, Delamere LLC, 2016, 10.3.
[24] [法]維吉爾?畢諾《中國對法國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耿昇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5月，第224-245頁。
[25]在伏爾泰的時代，西方的《福音書》名目有上百種之多，伏爾泰能列出書名的就有五十余種。見伏爾泰的名著《哲學詞典》。
[26] 雍州，為中國古九州之一，史料載，其名來自于陜西省鳳翔縣境內的雍山、雍水。
[27]詳見趙馳在“第三屆西史辨偽與中國文化復興學術論壇”上的發言，載【西史辨偽公眾號】2024年01月13日《第三屆西史辨偽與中國文化復興學術論壇綜述》。
[28]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所創辦的山西大學堂（山西大學的前身）與當時的京師大學堂、北洋大學堂齊名。
[29]見林鵬先生為董并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歐洲“古典歷史”辨偽》一書所寫的序言：《文明的唯一性》，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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