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貧困》是馬克思批評蒲魯東觀點的一本著作。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曾提到，蒲魯東的著作被科學地越過了，這篇文章就展示了這個越過過程。值得一提的是，被馬克思在這里越過了的蒲魯東的觀點，在現代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和西方經濟學家那里仍然有著大量的體現。它在說明如今西方學者的渺小的同時，也說明了蒲魯東的確是個天才，而馬克思則更加的偉大。
在這里，馬克思提到了交換的歷史，并隱含地認為不同時期的交換，交換價值的確定有所不同，這對于我們進一步研究交換價值是非常重要的。這些不同的時期包括，“曾經有這樣一個時期，例如在中世紀，當時交換的只是剩余品，即生產超過消費的過剩品。也曾經有這樣一個時期，當時不僅剩余品，而且一切產品，整個工業活動都處在商業范圍之內，當時一切生產完全取決于交換。……最后到了這樣一個時期，人們一向認為不能出讓的一切東西，這時都成了交換和買賣的對象，都能出讓了。”
在這里，我們注意到，蒲魯東的許多觀點在今天的西方經濟學中也有體現，可以說蒲魯東比當代所有的西方經濟學家都偉大。而馬克思對于蒲魯東的批評，實際上也適用于今天的西方經濟學。例一：在蒲魯東那里，交換價值和稀少成了同義的術語；而在西方經濟學中，稀缺與經濟物品也成了同義的術語。例二：在蒲魯東那里，一方面是效用（使用價值，供給），另一方面是意見（交換價值，需求）；而在西方經濟學中這個問題也是同樣的。例三：蒲魯東“使抽象達到極端，把一切生產者化為一個唯一的生產者，把一切消費者化為一個唯一的消費者”；而在西方經濟學中我們也能看到這樣的代表性企業和代表性消費者。例四：“大家都知道，當供求互相均衡的時候，任何產品的相對價值都恰好由包含在產品中的勞動量來確定，……蒲魯東先生把實際情況弄顛倒了。他說：只要先開始用產品中所包含的勞動量來衡量產品的相對價值，那末供求就必然會達到平衡。”西方經濟學同樣認為，按照均衡價格確定市場價格，供求也就必然會達到均衡。例五：蒲魯東認為，“如果工資普遍提高，一切物品的價格就會上升。”西方經濟學稱其為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但是，“如果除去某些波動情況，普遍提高工資的結果就不是蒲魯東先生所說的價格普遍上漲，而是價格的局部下跌，主要是用機器制造的商品的市場價格的下跌。”例六：“蒲魯東先生認為，任何經濟范疇都有好壞兩個方面。……應當作的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壞的方面。”吳敬璉也認為，存在“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但是，“兩個矛盾方面的共存、斗爭以及融合成一個新范疇，就是辯證運動的實質。誰要給自己提出消除壞的方面的任務，就是立即使辯證運動終結。”例七：科學在蒲魯東的觀念里“已成為某種微不足道的科學公式了；他無休止地追逐公式。……以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著深入純經濟的細節”。現代西方經濟學家同樣是無休止地追逐數學模型和公式，但是，“在歷史科學中，?？恳恍┕绞寝k不了什么事的。”而政治經濟學恰恰是一門歷史科學。例八：“蒲魯東先生認為，肯定就是證明”，而在薩繆爾森等編的經濟學教科書這種肯定比比皆是。例九：蒲魯東先生“承認自己在了解地租和所有權產生的經濟原因上是無能的。他承認這種無能使他不得不求助于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慮”。同樣地，凱恩斯也是從心理上來理解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的。
馬克思指出，“需求同時又是供給，而供給同時又是需求。……生產者所供給的不僅是有效用的物品，而且主要是某種交換價值。至于需求，它只有在掌握交換手段的條件下才有效。而這些交換手段本身也是產品，也是交換價值。”這是我們認識供求關系的一個指南。在這里，馬克思還指出，消費者并不是自由的。“他的意見是以他的資金和他的需要為基礎的。這兩者都由他的社會地位來決定，而社會地位卻又取決于整個社會組織。”而馬克思關于“世界貿易幾乎完全不是由個人消費的需要所決定，而是由生產的需要所決定”的觀點揭示了當前外向型經濟的特點和在全球性經濟危機下所處的困境。
馬克思引用李嘉圖的話說，“當我們談到商品、商品的交換價值和調節商品的相對價格的原則時，我們總是只指那些人的勞動可以增加其數量，競爭可以刺激它們的生產而且不會碰到任何障礙的商品。”牢記這一點可以讓我們從容應對那些拿任何勞動都不能增加它們的數量的東西的高價來質疑勞動價值理論的人。馬克思還引用李嘉圖的話來說明為什么價格取決于生產費用而不是供求關系：“個人或公司所壟斷的產品的價值，是按照羅德戴爾勛爵確定的規律變化的：產品的價值隨供應量的增加而下降，隨購買者需求的擴大而上升。產品的價格和它的自然價值并沒有什么必然的聯系。至于在出賣者中間引起競爭而且數量可以適當增加的那些物品，它們的價格歸根到底也不是取決于供求關系，而是取決于生產費用的增減。”
一些看過《資本論》的人常常質疑復雜勞動是如何轉化為簡單勞動的，有一個什么樣的公式沒有。而馬克思在這里指出：“據一個美國經濟學家的意見，競爭決定著一個復雜勞動日中包含多少簡單勞動日。把復雜勞動日化為簡單勞動日，這是不是假定把簡單勞動當做價值尺度呢？如果只把勞動量當做價值尺度而不問它的質量如何，那也就是假定簡單勞動已經成為生產活動的樞紐。這就是假定：由于人隸屬于機器或由于極端的分工，各種不同的勞動逐漸趨于一致；勞動把人置于次要地位；……時間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過是時間的體現。……這不過是現代工業的一個事實。……如果說工人的勞動中有質的差別，那末這至多也不過是一種決不能作為特點的無足輕重的質?？傊@就是現代工業的情況。”
馬克思指出，“社會關系和生產力密切相聯。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保證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工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這或許可以看成是生產力決定生產方式、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生產關系的一個說明以及生產方式的一個定義。
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運動在其中進行的那些生產關系的性質絕不是一致的單純的，而是兩重的；在產生財富的那些關系中也產生貧困；在發展生產力的那些關系中也發展一種產生壓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斷消滅資產階級個別成員的財富和形成不斷壯大的無產階級的條件下，這些關系才能產生資產者的財富，即資產階級的財富”。今天中國也在強調發展生產力，那么這種運動是否也是兩重的，會不會也因為發展一種產生壓迫的力量？如果會，怎么克服這種壓迫？如果不會，那么導致這種不會的原因是什么？
馬克思指出，“歷史的進程并不象范疇那樣死板絕對。……即使只拿分工的這一方面來說，情況也各不相同；這里是古代的共和國，那里則是基督教的封建制度；這里是古老的英國和它的貴族，那里則是現代的英國和它的棉紗大王。”顯然，我們也不能死板地看待歷史的進程，強調什么中國必須補資本主義的課。中國完全可以發展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
馬克思引用斯密的話指出，“個人之間天賦才能的差異，實際上遠沒有我們所設想的那么大；這些十分不同的、看來是使從事各種職業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區別的才賦，與其說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說是分工的結果。”因而，隨著分工的消滅，人們完全可以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去完成各種各樣的工作，從而使重建個人所有制成為可能。
馬克思指出壟斷和競爭的辯證關系：“壟斷產生著競爭，競爭產生著壟斷。壟斷資本家彼此競爭著，競爭者逐漸變成壟斷資本家。如果壟斷資本家用局部的聯合來限制彼此間的競爭，工人之間的競爭就要加劇；對某個國家的壟斷資本家來說，無產者群眾愈增加，各國壟斷資本家間的競爭就愈瘋狂。合題就是：壟斷只有不斷投入競爭的斗爭才能維持自己。”
在談到所有權時，馬克思指出，“要想把所有權作為一種獨立的關系、一種特殊的范疇、一種抽象的和永恒的觀念來下定義，這只能是形而上學或法學的幻想。”實際上，“給資產階級的所有權下定義不外是把資產階級生產的全部社會關系描述一番。”因此，那些認為，馬克思沒有產權理論的人實際上不懂得馬克思已經通過描述資產階級生產的全部社會關系早就給出了所有權或產權理論。
在這里，馬克思還提到了他在《資本論》第三卷中的地租理論。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指出，“只有在城市工業的發展和由此產生的社會組織迫使土地所有者只去追求商業利潤，只去追求農產品給他帶來的貨幣收入，教他把自己的土地所有權看成僅僅是一架為他鑄造貨幣的機器以后，才可能有地租。”他反對李嘉圖把地租概念“用于一切時代和一切國家的土地所有權”，并認為，“這就是把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當作永恒范疇的一切經濟學家的通病。”從而，中國歷史上封建社會中的地租甚至近現代史中出現的一些地租也與馬克思的地租理論中的地租不是一回事。這是我們在研究地租時需要加以注意的。
在談到罷工和工聯時，馬克思指出，“使英國經濟學家異常吃驚的是，工人們獻出相當大一部分工資支援經濟學家認為是單只為了工資而建立的聯盟。”而今天的西方經濟學家在分析工會問題時，仍然只是從經濟角度加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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