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時期,雖然奴隸主貴族所宣揚的宗教迷信占統治地位,但由于生產的發展和階級斗爭的推動,無神論的思想也在向前發展。冶鑄技術的提高及青銅器的廣泛使用,生產工具有了很大的改進。出土的商代兵器,農具,器皿就達數以萬計之多。商代后期的司毋戎大方鼎,形狀雄偉,花紋精美,是世界青銅器中所罕見的。司毋戊大方鼎足以說明當時冶鑄的水平。農業實踐的深入,人們在和自然的斗爭中,積果了較為豐富的農業知識。天文歷法的推算及計算方面的需要,商周人都具有了一定的數學知識,已經從整數的計算進到了分數的計算。經過世代的創造,商代已經有了文字。從殷墟中發現,甲骨文已有三千多個單字,這些都是適應當時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需要而產生的。生產發展促進自然科學知識的豐富,為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撐。因此,在尖銳復雜的階級斗爭中,在反對宗教迷信和唯心主義的斗爭中,古代樸素的無神論和唯物主義思想形成和發展起來。從此思想戰線上形成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條路線的斗爭。
隨著奴隸社會階級斗爭的日趨尖銳,“天”在地上代理人權威的喪落,“天”、“帝”、“鬼神”的觀念也逐漸動搖,在自然知識積累和階級斗爭的發展的基礎上,產生了古代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萌芽。當時有對世界萬物由“五行”,即五種物質元素構成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此外還有一個“陰陽”說,它是在天文氣象、時節變化觀察的基礎上萌發的。周人用兩種不同性質的陽氣和陰氣來解四季的變化和萬物的繁茂與衰敗。他們認為,在冬去春來之際,氣從地下向上蒸發,萬物便出苗生長;如果沉滯不能蒸發,農作物便不能茁壯地生長。陰氣的性質是沉滯下降的,陽氣的性質是蒸發上升的,這陰陽二氣相互協調,配合有序,流轉正常,風調雨順,否則就要發生災難。
陰陽五行觀念的產生,是和當時的生產實踐和積累的自然知識相適應的,但它還不是建立在正確科學知識的基礎上,特別是由于當時生產力非常低下,人們的自然知識很狹窄,再加上提出這些觀點的人,又往往是當時的貴族出身的史、巫、祝等,因而它有很大的局限性,帶有很大程度宗教迷信的色彩,容易把自然的規律神秘化,用以附會人事,最后就不可避免地要回到宗教迷信的唯心主義那里去。商周時代的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萌茅有這么大的局限性,這是當時各種歷史條件決定的,是不可避免的。
周王朝奴隸主貴族對奴隸,平民的殘酷統治和野蠻掠奪,使階級矛盾日趨激化。在思想上,奴隸和平民首先對奴隸主貴族不勞而獲進行了指責,對地上的國君、奴隸主貴族進行詛咒,接著便是對“天”的責難。他們說,上天啊,你為什么連飯都不給我們吃?為什么逼得我們走頭無路。責難的發展就變為對“天”的懷疑,他們就說,災難并不是上天降下的,而是由人造成的。思想上的解放往往是行動的前奏和繼續,奴隸們不堪忍受奴隸主貴族的壓迫與剝削,首先是用逃亡來反抗,接著便參加平民的反抗斗爭。公元前841年,國人利用奴隸的反抗心理,聯合了奴隸把周厲王給驅逐了,從而出現了14年我國古代史上稱為的“周召共和”。
西周末年,奴隸制開始崩潰。從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 年,史稱春秋時期,是我國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過渡時期。這一時期由于生產工具的改革,特別是鐵器農具的使用和用牛耕田,生產力進一步得到發展,同時由于奴隸們的不斷起義反抗和大量逃亡,舊奴隸制生產關系已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梏。這時在一些諸侯國中奴隸主為了招徠奴隸勞動力,獲得更多的財富,在原有的分封地之外,又強迫奴隸開荒擴大耕地面積,這樣私田大量出現,封建依附關系也開始出現和發展起來。新的封建生產關系逐漸形成。公元前594年,魯國的“初稅畝”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承認實行按畝收稅的制度,承認分封地之外的私田的合法性。也可以說是新的地主階級第一次得到合法承認,并登上歷史舞臺。隨后,齊、晉、鄭等幾個大諸侯國都進行了類似的改革,封建地主階級逐步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取得了優勢,經過長期的反復斗爭,我國封建制的正式確立是在戰國時期。
春秋時期,奴隸與奴隸主的矛盾斗爭十分尖銳。這時奴隸主貴族已經沒落,他們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對奴隸和平民實行了更加殘酷的剝削與壓迫。例如,當時在齊國“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左傳》昭公三年)。奴隸們辛辛苦苦勞動所得的東西, 三分之二被奴隸主貴族剝奪去。在晉國“民聞公命,如逃仇寇”。奴隸主貴族的殘酷剝削,使當時的人們如逃避仇人強盜一樣逃避奴隸主貴族的政令。剝削壓迫得越厲害,反抗也必然越激烈!春秋時期奴隸和其它勞動人民反抗奴隸主貴族統治的暴動和起義史不絕書:公元前656年、641年和624年,蔡、梁、沈三國先后發生“民潰”(起義),結果使梁、沈兩國都亡國了。公元前550年,陳國貴族慶氏,逼迫人們修城,井殺人示罰,役人就秘密聯絡起來,殺死了大小監工和慶氏兄弟。公元前478年和470年衛國兩次發生手工業奴隸的起義,先后趕跑了衛莊公和衛侯輒。當時有一個奴隸起義軍的領袖“跖”,奴隸主貴族誣蔑他為“盜跖”。他所領導的起義軍隊伍規模和聲勢極大,有“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春秋時期的這種奴隸和勞動人民的起義、暴動,是摧毀奴隸制經濟和政治統治,使奴隸制轉變為封建制的根本動力。
春秋時期,新興封建地主勢力和沒落奴隸主貴族勢力之間的矛盾也逐漸激化。在這個社會大轉變的斗爭中,新興地主階級主要是依靠和利用了奴隸和平民的力量才戰勝奴隸主貴族的。他們采用各種方法,如減輕賦稅,災年貸糧,論功行賞等以爭取逃亡的奴隸,籠絡人心,以擴大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實力。
就奴隸主貴族內部來說,也在不斷地進行分化,這時的兼并戰爭甚為激烈。在激烈的階級斗爭中,王室公室的權威衰落,政權分散于諸侯和大夫,陪臣執國命。維護奴隸主貴族階級統治的“德”、“孝”、“禮”等道德教條也瀕于瓦解之中,統治階級內部臣弒其君,子殺其父,都屢見不鮮(所謂的禮崩樂壞)。隨著奴隸主貴族權威的動搖,由他們鼓吹起來的“天”的權威也就動搖了。
新興地主階級取代奴隸主貴族的統治,也不是和平的,而是經過暴力的流血斗爭的。如齊國的田氏,從公元前532年至公元前475年的近60年中,依靠勞動人民的力量,經過三次武裝斗爭,才最后滅掉高、欒,鮑、崔、慶等十余家舊奴隸主貴族的勢力,在齊國掌握了政權。在晉國,新興地主階級也經過兩次大血戰,才形成韓、趙、魏三個封建國家。歷史經驗證明,在階級社會中,一種社會制度取代另一種社會制度,一個階級替代另一個階級,離開了暴力革命是根本不可能的!
春秋時期復雜而尖銳的階級斗爭,推動了哲學上的兩條路線的斗爭。在春秋這個新舊社會更替的過程中,無神論的興起是歷史之必然。春秋末葉的無神論者,有些是當時進步勢力的思想家,鄭子產就是新興封建勢力的思想代表。在社會急劇變革的過程中,他們把吉兇禍福的根源歸結到人事方面來,表明他們對神的懷疑態度,在一定程度上他們看出了社會生活中的問題都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而不是“天”、“神”與人的關系問題。這是和他們當時所處的地位,爭取民心與奴隸主貴族對抗的政治斗爭相一致的。這在客觀上,起到將人從“天”、“神”權威下解放出來的作用。但也正由于他們所處的階級地位的局限,他們不可能成為徹底的無神論者,他們沒有完全否定鬼神的存在,給本階級留下了一條退路。一旦封建地主階級擊敗奴隸主貴族階級而成為社會的統治力量時,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將鬼神這個法寶重新抬出來,為鞏固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地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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