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來，中國學界和民間對于“主義”和路線問題爭辯不休，看似廣泛且深入，卻很少關注和討論我們的“同志加兄弟”朝鮮的政治思想和實踐。這樣的感覺變得越是強烈，越顯示出問題本身不可忽視。對于那些主張向西方靠攏的人來說，他們從來對朝鮮不屑一顧。如今他們對中國與“主流世界”脫鉤憂心忡忡，甚至連過去的某“強硬派”人物也在社交媒體上心急火燎地頻頻發聲，呼吁妥協。但如此一來，反而戲劇性地凸顯了他們所輕視的朝鮮的政治形象和重要性。另一方面，中國左派人士的反應更加耐人尋味，他們似乎刻意回避朝鮮大力宣導的政治理念。少數談論朝鮮的左派聲音，其中一些在互聯網上聲量不小卻來歷不明的言論，公開或隱晦地將朝鮮政治描述成封建主義，從而巧妙地把它從左翼的關注和思考中剔除出去；另一些熱情宣傳朝鮮的人則努力描述這個僅存的“共產主義”國家外在和具體的方面，無形之中朝鮮變成某種僵化形象。當然，這些說法都是錯誤或片面的，但實際影響仍廣泛和巨大，因為輕視對朝鮮的研究無助于我們自身建設適合新時代的意識形態，甚至朝鮮的思想理論可能成為中國豐富和發展新時代社會主義的重要參考。稍稍細究，我們就能意識到，幾乎所有這些問題都與朝鮮的主導政治學說——主體（Juche）思想有關。
一、傳統與理性
筆者在“新時代政治論綱：社會主義傳統轉向的思考”一文中曾指明，實踐中的社會主義一旦在國家政治舞臺上成為主導，均出現政治傳統化現象。原本奉行計劃模式的社會主義轉向市場經濟，實質上也是傳統主義傾向的進一步展開。另一方面，在前東方集團中，與大多數人的印象相反，朝鮮實際上在反教條主義道路上走得最遠，例如可以將它與今天俄共的意識形態做對比，與政治經濟實踐的“保守”形成反差，朝鮮的政治哲學幾乎顛覆了經典理論，彰顯其激進。這些問題在左翼經典理論乃至現代性框架內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釋，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很明顯，這種狀況不能是長久之計，長期執著于學術迷宮游戲和理論修補術可能帶來毀滅性影響。如斯大林的臨終警告，如果沒有完善的理論，社會主義就會死亡。
只要跳出現代性思維，我們很容易意識到社會主義有自己悠久的思想傳統。特別是應注意，現代政治無論是理論和實踐都存在結構性缺陷：一些對立被虛構，一些真實對抗則被隱藏，以至于某些左翼政治形式只能以“特色”這樣的非普遍的、邊緣化的形式尷尬地存在。實際上，它們的存在反映其歷史合理性并承載著不可取代的政治使命，而尷尬的處境則暗示現代性思想本身出現了結構性的嚴重問題。究其因，自然應追溯到現代性的開端。由于人們忽視啟蒙理性與古典理性的差異乃至對立，誤以為人類經由歷史自動地完成繼承古代傳統的任務，這樣一來，社會主義的古代思想資源很容易解釋為被現代思想合法地覆蓋和取代；或者簡單地用所謂的階級立場不公正不合理地對待古代偉大思想。前者過于籠統缺乏分析；后者濫用抽象分析，實際上構成預設立場的循環論證和主觀主義。結果是社會主義的認識和實踐陷入窘境。
一個重要例子是，無論東西方，古代思想都以“天下大同”或正義、和諧為理想，它們也都認為民主或平等是荒謬的或低劣的制度。問題在于，現代性帶來普遍的自負，人們往往將古代的社會主義理念視為原始的、粗糙的幻想，而把現代設計當做科學（左翼路徑）或合乎人道和形式理性（右翼路徑）。這一切現代誤解或人為曲解理所當然地發生和持續著。一方面，即使人們已經清楚地看到，民主體制在好的情形下也只是意味著不負責任的政治，而實際情況更糟，它成為壟斷資本統治和欺騙的工具。另一方面，顯然，集體主義之善往往被視同為民主和平等，對很多人來說，后者成了新的神。實際上，它同樣只是與理性相對立的人的欲望的神化，即使它可能代表大多數人的欲望，但若沒有理性加以平衡，依然不能達到善之目的。對集體主義的這個理解上的錯誤從最簡單的集體模型——家庭就能被顯現出來，但現代迷思顛覆了常識，普遍的欲望遮蔽了理性。
諸多矛盾表明，當代社會主義走出困局的關鍵是復蘇并弘揚古典政治思想和理性傳統，后者不僅提供了扎實的根基，也并不缺乏建設性。事到如今，世人將不得不羞愧地承認唯一（正確）的理性奠基于古希臘傳統，如果他們必須給出答案的話。這個思維工具對完成現代政治和政治哲學的任務而言是必要且充分的。我們甚至都不需要證明這個結論，因為所有實際上反對它的人都不敢正面提出反駁。現代理論家們只能卑鄙地無視它，仿佛它從未存在。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以不帶偏見的客觀立場觀察和研究朝鮮，可以得到一個較為清晰的結論。它以坦誠而自信的態度呈現了政治傳統主義，同時，主體哲學展現了高度理性的氣質，在國際左翼中一騎絕塵。左派素以弘揚（啟蒙）理性為己任，但在實踐中卻深深地淪入教條主義和對本本的迷信和精神奴性。有人正確地指出，教條意味著思想的終結。那么對左派而言，教條主義的背面正是左派放棄了勇往直前追求真理的精神，其本質是以看似學究的方式反理性，也是左派的自我背叛。如此看來，主體哲學以看起來有些異乎尋常的方式，在傳統與理性之間升起一道彩虹。如果以更為拓寬的視角看，主體哲學將從基督教到啟蒙再到現代的歷史統統視為精神異化的歷史，經過一次揚棄而恢復古典理性的榮光。
二、主體思想是常識（古典）理性的回歸
出自朝鮮勞動黨的主體思想表面看起來是由兩個獨立的理論組成。第一部分偏重于政治策略。金日成主席提出主體思想體現于政治上自主、經濟上自立、軍事上自衛的路線。反對事大主義和教條主義，強調朝鮮國家和民族的自主性。這種通常被理解成民族主義傾向的觀念對人們來說并不陌生，但這種色彩被外界有意無意地夸大，這是阻礙國際人士深入研究這一思想體系的重要原因。第二部分則是主體思想的哲學化、體系化。毋庸置疑，它必然導向普遍主義思想，這是真正令人興奮的內容。它主要是金正日總書記完成的。中國一些研究和媒體將前朝鮮官員、前金日成綜合大學校長黃長燁視為主體思想的作者甚至創造者，然而，根據明確的記錄以及合理推斷，這個說法肯定是錯誤的，且帶有明顯的主觀惡意。首先，金正日本人的哲學造詣相當高，在大學時期即開始對經典理論提出質疑。他對閱讀的經典著作批注到：“到我們時代是不符合的理論”，等等（注1，P17）。有趣且耐人尋味的是，這些舉動被形容為“他光明正大地評價了馬列主義的歷史功績和地位以及時代的理論上的局限性”（注2，p45）。這引人思考，他為什么要這樣做？這種顛覆性研究不僅吃力不討好，也會帶給朝鮮很大地政治風險。蘇聯早期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你死我活的路線和政治斗爭，雙方都聲稱是革命導師的學生。除了純粹的求真意識，下面這段話揭示出年輕的金正日的內心世界及他的遠見和抱負：“40 多年前，他（金正日）說，現在我們還有羨慕的，但今后這種羨慕都將消失，那么我們拿什么東西走向世界呢？我們不能像別人那樣帶著錢或東西出去，而是要帶著思想出去；。。。我們的思想是教給人們怎樣才能像人那樣生活和斗爭的最偉大的思想。”（注2，p77）。其次，以筆者的學習和教學經驗，對于經典理論，那些受過較好的科學和邏輯訓練的學生很容易提出疑問。可以說，這是基于學理嚴謹等素養的內在要求，即思維品格自發的取向。另一方面，主體哲學對經典理論提出重要乃至系統的挑戰，在特定政治環境下，此類開創性工作很難由其他人發起和操作。這樣，我們就從充分性和必要性方面認定主體哲學源自金正日本人的思考。
難能可貴的地方是，在系統質疑先前的經典理論的同時，他保持著真正的科學態度，從而加強和鞏固了社會主義理論。主體哲學基于質樸的理念：人是世界的主人。金正日認為，經典作家將人的本質規定為社會關系的總和，并賦予物質生產和社會經濟關系以決定性意義，從而在關于人的問題的哲學解釋上前進了一大步。但他們未能全面闡明作為自然和社會的支配者、改造者的人的本質特點——人的自主性、創造性、意識性。金正日指出了主體哲學與人本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根本區別。他強調人的自主性依賴社會屬性而非自然本能的生成與發展，再次將主體思想與自由主義民主理念作了區隔，也為進一步討論社會主義領袖與人民的關系打通了路徑。（注3，p1-8，“主體哲學的理解上的幾個問題”，1974）透過這篇早期的講話，我們能看到金正日總書記思維的縝密與深入。
人作為類屬成為世界的主人，這是一個最基礎、最重要的哲學前提。但是人們陶醉于社會發展規律或形形色色公開或隱晦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進化學說，卻把最基本的問題扔到腦后。要么干脆把人解構成孤立的原子，從而根本上取消了這個問題。人是世界的主人，構成政治哲學的第一原理。它體現在人類只有從單純的生存意志掙脫出來并意識到自身的主宰地位，才會產生道德學說、哲學和政治觀念。反過來，當古典時代產生最早的系統哲學思想，即是人向世界宣告了他的主體身份。因此，朝鮮主體哲學以顯明、直率的方式打通了現代人與古代思想的聯系環節。筆者認為，它蘊含著一種徹底的保守主義思想革命，試圖將人們從現代性死胡同及深淵拉回到理性的軌道。
從人是主體這第一原理（盡管可能是隱含的形式）出發，古代思想既成了起點，也迅速達到了最高理念。孔子的“仁道”，它以忠恕為核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天依然是人類仰望的德性境界。古希臘思想家將正義視為靈魂的恰當的、自然的狀態，它植根于人類的本性并與理性相統一。因此，古典正義觀念實際上設置了前置濾鏡，一切理論均須經過它還原。這樣的道德規制和政治哲學既沒有被現代思想超越（優越性），也沒有被真正推翻（可行性）。然而，現代政治的問題是，精英集團在宗教、世俗欲望支配下處心積慮地逃避、脫離固有的思想規范，現代理論往往直接聲稱自己的正義性，或者干脆否認這種可能性而用一套虛偽形式取而代之，或者徹底淪為虛無主義。正是在這個視角下，我們看到，主體思想撕碎現代理論的華麗外衣，恢復真正的哲學范式，為揭示社會主義與古代理想的承繼關系以及社會主義的再認識打下了基礎。
三、從反教條主義到新社會主義？
在國際共運中，毛澤東和中共把反對教條主義（本本主義）推向高峰。基于本國歷史經驗和實踐需要，中國革命走出了一條獨特的道路。這一嶄新的模式對世界產生巨大影響，也自然引發對經典理論的反思。如今，當中國開始進行市場化改革，這種反思就從革命路徑、歷史規律等看似具體問題深入到更為本質的層面，即“什么是社會主義？”（邏輯上，即使那些具體問題依然能觸發關于不同屬性社會主義的疑問）。這里，我們需要強調關于方法論的認識。對于（革命）目標明確條件下的路徑選擇，經驗主義、實用哲學往往能帶來助益；而當目標不夠清晰，經驗主義、實用主義不僅不會有助于人們解決理論問題，反而提供虛幻的安全感，進一步加大滑入歧途的危險。在當下空前復雜的狀況下，朝鮮對于教條主義的批判和反思尤其具有啟發性。
朝鮮革命過程比較特殊，它在解決自身問題時外部影響更大。面對疑惑和紛爭，1955年金日成主席即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是創造性的學說。”（注4，p385）。在這篇講話中，金日成主席強調思想工作應以朝鮮革命和建設為主體，以避免陷入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同時，他也指出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是相輔相成的，從而將主體思想與本位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區分開來。金正日將這種批判推升到革命性高度，主體不再僅僅是普遍原理框架下的特殊問題，也不代表特殊主義之于普遍主義的關系，它成為以人為中心的系統思想的前提和出發點，是新哲學新普遍主義的基石概念。因此，圍繞經典理論產生了一系列討論，焦點的問題是，如何看待社會運動的動力以及歷史發展規律。
自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金正日總書記認真地研讀經典著作，并組織社會科學人員深入研究。他嚴厲批評一些人盲目崇尚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把馬列主義當做革命和建設的唯一準繩。（注5，p2）幾十年來，本著對于信仰和真理的赤誠，他多次強調：“由于時代條件和實踐經驗的局限性，馬克思列寧主義創始人所提出的社會主義理論，大部分都沒能超出預測和假定的范圍。”（注6，p187，“社會主義是我國人民的生命”，1992）金正日總書記指出：“主體哲學從以人為中心的哲學原理出發，確立了主體社會歷史觀——主體史觀，克服了先行社會歷史觀的局限性。”（注7，p4）進而揭示出，人的自主性、創造性決定自身的社會進程，一切社會規律都是通過人的活動而起作用。他充分考察了唯物史觀關于社會意識反作用的解釋，得出嚴謹的結論：“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畢竟是視自然運動和社會運動的共同性為根本的社會歷史觀，因此僅用這一理論就難免存在把社會發展過程看成自然史過程的局限性。”（注7，p7）
這里需要著重指出，把主體哲學當做唯心的或主觀主義是不正確的，因為它實際上強調的主體意志具有的可選擇性，可適應性以及與此相關的創造性。它不是說主體脫離自然條件，依憑自己的主觀意愿隨意改變社會和社會歷程，而是指在一個寬泛的生產力水平下，主體可以選擇不同的社會模式。建立在主體哲學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的堅韌不拔將能夠帶動發達社會人民的主體意識覺醒。相比經典理論對此的困窘，這個解釋很明顯要更加合乎邏輯。我們也必須注意，這些問題的討論實際上都具有特定背景和問題導向，類似問題上世紀70年代在中國也有過激烈辯論，最后以政治變革做出了結論——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但朝鮮的國情決定了它的領袖及黨的判斷和抉擇是正確的，否則幾乎一定是重復柏林墻倒下的結局。
政治策略當然是重要的。當一個政治死亡了，人們真的很難期待某個偉大定律會顯靈讓它死而復生。悲哀的是，今天太多人似乎正沉溺于一場夢幻中。對國際左翼來說，最大的失敗是失去思考和質疑的勇氣。在這方面，金正日同志是一個偉大的榜樣，他不僅在急劇惡化的環境中展示了政治魄力，更表現出罕見的理性和批判勇氣，恢復了理論必須建立在常識等可靠基礎上的古典思維傳統。至于歷史哲學，我們先僅從一點評論上面的爭論。鑒于先行（經典）理論的歷史觀基本源自歸納，按照科學的標準，如果它不能給出一個函數模型或哪怕模糊的量化的對應關系，使得它得以有效驗證，那么我們就不能將人類命運寄托于這樣的學說，我們就必須舉起主體的旗幟。這是真正科學的態度，也體現嚴肅的政治責任感。這里，我們再次想到斯大林元帥的遺愿，他臨終前急切地要求發展社會主義理論。很明顯，如果沒有意識到社會主義理論存在嚴重乃至致命的問題，他不可能有這樣的說法。因此，可以說，金正日總書記開啟并基本完成了斯大林提出的任務。我們已經展開了討論并將將繼續論證，主體哲學是構建可以稱為新古典社會主義或開放社會主義體系的哲學基礎。
四、歷史決定論與主體哲學遭遇的困難
長期以來，人類未來被視為兩個歷史決定論的對決。信奉唯物史觀的社會主義陣營與推行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陣營展開殊死對抗。有意思的是，這兩種歷史觀均與黑格爾有關。黑格爾從自我意識發展提出主-奴辯證法，即為承認而斗爭的進程，它以普遍的同質化而告終。但黑格爾沒有考慮技術發展可能產生決定性影響，被壓迫的個體憑借有限且脆弱的理性難以形成集體意志和行動。其次，同質化狀態依然存在多樣性甚至本質的差異。故歷史可能終結于理性實現之前，換言之，當今人類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為技術快速發展及其無限可能與普遍理性姍姍來遲甚至漸行漸遠，其實質是國際性壟斷資本與人民的對立。
黑格爾左翼代表是唯物主義社會歷史理論，它由生產力的自然發展以及生產的社會化趨勢直接得出計劃化和公有制度的必然規律。毋庸置疑，這是個罕見的強命題。從科學角度看，命題越強，影響越大，但證明往往越困難。金正日總書記指出“以唯物史觀為基礎的先前的社會主義學說，未能擺脫歷史的局限性。先前的理論，沒有把社會歷史運動看作是，由于它的主體即人民群眾主動的努力和作用而發生和發展的主體的運動，而把它看做一個主要是由于物質經濟上的因素而變化和發展的自然史的過程。據唯物史觀的原理來看，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越發展，生產力同生產關系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和剝削階級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敵對矛盾就越激化，以工人階級為首的革命力量就越成長壯大，因而革命就越趨成熟。先前的社會主義理論，只把物質經濟的因素看作革命斗爭的根本條件，未能指出加強革命的主體、增強其作用，是革命的根本途徑。”（注8，p4）這種質疑是合理的。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明顯的但卻被忽視的問題是，壟斷資本本身就意味著一種計劃化，從而保證有序的宏觀管理。而收入調整和福利也是解決所謂階級矛盾的手段。金正日實際上在提醒一個政治常識，人性決定了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間存在鴻溝，相對貧困等經濟因素不能構成革命成功的充分條件。
近幾十年來，形勢發生逆轉。所謂的經濟全球化很大程度就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全球擴張。它對思想文化領域的潛移默化影響甚至大于經濟本身，一個重要原因是當無產階級哲學退潮，自由主義以看起來合乎邏輯的方式毫無阻擋地填補了這塊陣地。民族國家的反應看起來很自然，它們紛紛構筑并加固城墻。但這顯然是徒勞的，因為自由主義總是從土壤層滲透。歷史經驗是，當威爾遜總統以自由主義旗號宣布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民族主義事實上就被宣判了死刑。此后，國際壟斷資本加大了對德國民族主義思想的操縱和控制，這就是被全球化學術體系竭力掩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起因。然后我們也看到在社會主義旗幟下的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長期以來，西方壟斷資本嫻熟地操弄民主政治，它用左右兩把鏟子（即被操控變異的西方政治話語體系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治自由主義等與新右翼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等），掏空了社會主義的群眾基礎。當前歐美新右翼再度興起，這同樣反映了西方統治集團的的國際戰略，預示即將掀起圍攻東方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后的狂潮。這便是自由主義歷史終結的癥候，但經典理論以自身的歷史邏輯難以發出警訊，它甚至會將壟斷資本的全球統治視為真正革命的前提。這顯然不符合政治常識并導致巨大的思想的混亂、麻痹與惰性。種種問題和狀況明確地表明，社會主義的危機實際上是其理論的危機。
主體思想不認可僵化理論，它告訴人們：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沒有歷史的必然。要避免或脫離被奴役的命運，只能靠主體自己。然而，擺脫理論束縛異乎尋常地困難，即便是最具革命精神和權威性的領袖也會遭遇困惑。古代哲人早提出告誡，向大眾陳述真理與協調政治常常有矛盾。在特定形勢下，保護好人民的必勝信心是重要的，但保持革命樂觀主義與危機感二者不能偏廢。主體哲學認為，只要人民充分覺醒和團結，社會主義必然勝利。但不難理解，這樣的觀念不應被視為歷史決定論。
主體哲學的出發點是解決先行（經典）理論的矛盾與局限性，取得理論上的重大突破。但出于某些原因，似乎始終有一張大網籠罩于其上，阻礙其展開身手。金正日總書記多次寫專文強調主體哲學與先行（經典）理論的根本性差異，字里行間能感受他的焦慮，也能體會他為創建社會主義理論嘔心瀝血和急切心情。金正日總書記嚴肅批評了部分社科工作者試圖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框框去解釋主體哲學的傾向，“有些人在解釋人的本質特點等主體哲學根本原理時，不是從闡明社會運動固有規律的角度出發，而是力圖從物質世界發展的一般規律的角度加以解釋”。（注3，p120，“對主體哲學要有正確的觀點和理解，1990”）他解釋說：“主體哲學是對它固有的原理進行闡述并形成體系的獨創性哲學，。。。，不是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而是闡述了以人為中心的新的哲學原理。”（注7，p1）
遺憾的是，五十年過去了，主體哲學似乎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主流的研究依然在延續著過去的錯誤。例如，近年國際主體思想權威研究機構發表其理事、埼玉大學名譽教授鐮倉孝夫的文章。該文以頗為隱晦、艱澀的方式強調主體哲學與經典著作的聯系乃至一致性，同時又令人費解地暗示斯大林社會主義建設理論與主體思想不協調？（注9）以筆者的理解，前者的解釋要么是錯誤的要么就是附會而沒意義。對于后者，我認為斯大林強調的是生產力發展與社會化管理的相關性（客觀經濟規律），在社會主義政治條件下，社會化管理即等于計劃化。這樣看來，無論政治還是經濟，斯大林的政策都與主體思想相一致而非相矛盾。事實上，斯大林是主體哲學的最早實踐者——以主體意志獨立創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與此相對，另一條路徑則是20世紀20年代前后托洛茨基-列寧主張的持續推動歐洲革命。不用說，這條路線的成功即可算作是對合乎唯物史觀的經典革命理論的補證，但斯大林反對這種教條主義的、極可能造成蘇維埃初生政權徹底失敗的錯誤策略。
五、主體思想的內外部局限
上面我們分析了主體哲學的研究與傳播面臨來自外部的干擾，那些誤解與有意的曲解有不同的原因。但我們應注意，正如本文所強調的，斯大林主義實際上是主體思想的自發的實踐，而他的政治上的敵人托洛茨基等則以教條主義和造神運動試圖毀掉社會主義。這里確實有必要重申這種客觀分析的判斷，因為背叛社會主義的蘇共乃至它當今的繼承者實際上已經公開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分子平反，造成左翼內部巨大的思想混亂，影響深遠。另一方面，主體思想也存在自身內部的局限，主要是主體哲學第一原理可能存在不自覺地窄化問題。這主要歸因于歷史條件、政治環境等客觀因素。這個問題是如此的重要，關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當代格局和未來，必須從理論上加以澄清。
我們已經討論過唯物主義歷史發展規律和決定論，其顯著消極的方面是導致或助長對自由主義經濟、文化乃至政治滲透的無限放縱的可能性，對社會主義轉型國家和傳統社會選擇發展道路構成巨大的誤導和威脅。事實上，這類問題在革命歷史中就曾顯現，如今它真實地影響著市場化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對長期戰略的判斷、選擇以及目標的制定。我們似乎進入了一個空前混沌的時代，敵人、朋友搞不清這艘巨輪的方向，船上的人也看不清未來。在經濟發展和競爭的誘惑下，一旦那個客觀規律像過去一樣消失了蹤影，唯物主義就成了虛無主義。
另一個困擾則在相反的方向，即關于階級分析、階級對立等一系列問題。先行經典理論依然運用了其迷人的辯證法，但其在客觀性方面未能得到證明，而在主觀方面則顯的偏激。僅從效用角度看，事實上，實踐過程中革命黨往往策略性地避開階級對立和對抗說辭，尋求盡可能團結絕大多數。總體看，主體思想繼承了經典理論的這部分內容。對此應如何理解？
筆者認為，首先，主體思想有它的歷史淵源，它很難在已形成的政治經濟基礎之上展開徹底的反思。就好比拽著自己的頭發脫離地面，這只能在思維上進行，在政治上是難以實現。即使是實施市場化改革、事實上早已放棄階級斗爭哲學的轉型國家，認知上依然沒能達到理性層面。其次，擺脫了物質經濟發展規律的虛妄，主體思想轉而回歸人類自身目的。這種目的并非來自主觀臆想，它以悠久歷史沉淀為基礎。對于人類而言，階級斗爭和集體主義專政盡管不代表完滿的正義亦即它不是目的本身，但必須承認它是必要的手段。一方面，對頑固堅持壟斷統治的部分資產階級，需要堅決斗爭。另一方面，如果僅講團結不講斗爭，中間派很容易倒向壟斷資產階級。最終，正義與和諧只能通過團結與斗爭，在不同群體形成妥協與共識而達成。再次，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是人類歷史的光輝典范，是人民和人民領袖的偉大創造。它與經典理論以及十月革命的關系并非表面理解的緊密，相反它們的關系曲折而復雜。一些可靠研究顯示，十月革命得到某些西方資本支持，但蘇聯及之后的社會主義國家對西方勢力來說則是一個意外，應被視為主體思想自發產生的成就。主體哲學理論孕育在斯大林領導的蘇聯，誕生于朝鮮。地緣政治和客觀形勢的背景，決定了朝鮮必須堅持集體主義制度，這構成主體思想的特殊條件和局限。因此，理解領袖的話應注重理論體系的內在邏輯，而不是簡單的依從文本解釋。反對教條主義是主體哲學的重要理念，同樣，對主體哲學的學習和研究也要遵從這一精神。
六、主體哲學的古典主義解釋及其發展
主體哲學的最顯著特點也是最大貢獻是將政治哲學重新納入古典科學理論模式，即把理論建構在可靠的常識基礎之上。于是，激情與理性從良心中綻放，社會主義被每個人正確地理解。我們必須確保，那些基本理念即使有時是模糊的，保持正確性也要比精確的錯誤好得多。主體哲學能產生于朝鮮，除了我們在先前討論的原因外，筆者認為古典思想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
首先，朝鮮的獨特條件和狀況使得它維系著更多保守的因素。現代性文化以炫耀性文論和炫耀性知識謀取優勢和權威，以取代嚴格論證的、化繁為簡的真正科學的文風，從統計學原理出發借輿論造勢壓倒以可靠性為基石的古典思維。這些實際上是在“自由”土壤環境中，大資本發展出來并愈加嫻熟使用的操縱、控制輿論和思想的策略，其粗鄙的表達即是，謊言重復千遍就是真理（注意：真理是古典哲學的概念，謊言則可以來自現代各種光鮮亮麗、恢弘尊貴的形式）。這方面蘇聯和俄羅斯竭力追趕現代西方時髦，成了作文競賽的奴隸（對著作大師的無條件崇拜和推崇新思維是鮮明的例子），反而丟失了真正的理性。例如，朝鮮對形式邏輯教育非常重視，它似乎沒有受到熱捧辯證邏輯的潮流沖擊。據了解，形式邏輯在精英學校金日成綜合大學是四門必修課之一。形式邏輯與可靠證明意識對于破除權威迷信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形成有趣比對的是，在中國，反對教條主義和權威迷信主要表現為具有文化特色的經驗主義的作用。原則上，經驗主義思維不關注對或錯，而在意實效。結果是，即使政策實踐方面很少受經典理論羈絆，但在思想文化領域，后者消極影響是很大的，以至于難以系統地構建不可或缺的新意識形態。朝鮮也沒有受到經驗主義思維的影響。這些可能與它建國伊始即努力保持思想和政治獨立性有關。
其次，一些跡象表明，金正日總書記對古典思想很有研究，他注重吸收其合理因素發展自己的政治理論。他曾說：“要領導國家和革命，必須有自己的哲學和自己的政治理念。領導者成為有名的哲學家，擁有自己的哲學，才能成功地施行政治。”（注2，p37），他把領袖比作人的有機體內起到意識活動功能的腦髓，認為革命領袖的使命之一是分析和綜合人民的要求和利害關系。這些觀點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柏拉圖。
主體哲學確認了人是主體這一原理。人（類）是世界的主人，人（類）能夠選擇如何生活并主宰自己的命運。這個道理清晰明了并深入人心，但也許正因為看起來平淡無奇，把它作為政治哲學第一原理反而需要極大的勇氣。這里，我們給予最簡單的解釋。啟蒙運動后，主要兩大思想傾向，一方面，人作為類屬被解構成為個體，為少數人成為世界主人埋下伏筆。另一方面，人類社會被描述成所謂客觀的物質發展規律的附屬。金正日總書記以大無畏的精神拒絕了這樣的錯誤的理論，帶領國家在史無前例的驚濤駭浪中站穩腳跟。這是主體思想理論的勝利。
我們還需要考察一下，主體哲學基礎原理在古代思想中的處境。如前所述，這一觀念是如此表現出導源性，以至于離開它，一切道德學說、政治哲學都無從展開。另一方面，古典思想卻沒有現代性充斥的詭辯與機巧。顯然，人作為主體的觀念既沒有被解構或扭曲，也沒有被明確提出，它實際是古代思想的隱含的前提。只有默認這樣的前提，才可能去探討諸如正義等問題。只是在古代的客觀條件下，人們對神明的態度，對英雄豪杰的贊許和推崇，可能妨礙了將人作為整體視為認識對象。但古代哲人對自然秩序的認同，對人性的看法，對人與人關系的理性辯證是充分深刻的。這里的原因之一是，與自然科學不同——其在不同階段研究對象有很大差異，政治哲學研究對象則沒有變化。這提示了一種可能性，類似于在那個時代，歐幾里得完成了二維空間幾何學體系，古希臘哲人也已登上了政治哲學頂峰。以嚴格推理論證的標準對各路學說進行比較，我們能夠不失公允地支持這個結論。
筆者相信，在原理到主要政治觀點之間，主體思想依然需要更多邏輯上的橋梁以加固論證。古典政治哲學能夠提供關鍵性幫助。主體哲學應補充一個原理：人擁有理性，人應該并能夠信從理性。在古典思想中，理性與真理、正義具有直接相關性。由此，我們可以展開關于正義的討論。簡言之，領袖、精英和民眾構成主體，但各自的職能不同。當人民不反對集體主義，而領袖運用理性，分析綜合人民的意愿，認為集體主義及其專政有利于國家和人類，有利于對抗國際壟斷資本的全球統治，那么，它是合乎正義的。相反的情況，西方統治集團拒絕理性和正義，那么人民應復蘇主體意識，推翻其統治。毋庸諱言，這里的焦點在于自由民主和所謂的法治是否代表正義，或者說固執批評民主政治的古典政治哲學是在什么情況下被拋棄的？我們能夠說的是，在數學和科學歷史中，從沒有哪個學說被輕率地放棄。古典政治哲學與數學科學之母是一奶同胞，但前者不僅遭遇宗教愚民運動的暴力和烈火，當人類走出宗教蒙昧，它再次遭到蓄意的毀滅。它的敵人深知對手的力量而不敢公開反對它，只能膽怯卑鄙地從兩個方向消除它的影響。在右的方向，自由民主被設置為政治正確，左的方向則無疑是教條主義，即是說，反對真正的理性實際上很大程度上已成為現代共識。金正日同志的偉大貢獻之一就是，他大聲告訴人們，一個教條主義者不配稱為社會主義者或左派。
我們提出的古典理性原理為主體哲學提供了強有力的論證，領袖與人民的關系在這里得到充分的解釋。以古典的視角，傳統政治與所謂西方現代政治的本質區分一目了然，前者是責任政治，政治家以自己的全部為歷史負責；后者，民選輪替表面光鮮，實質是非責任政治，政客既不必為選民負責，也不會為政治作為承擔責任。壟斷資本統治下，民主是最壞的制度。另一方面，古典理性原理為主體哲學拓寬了政治視野，使它的政治成為完備的系統。當人民表現出更多自由和欲望的要求，領袖可以需要順應人民的需要，但絕不能放棄理性。失去理性控制的欲望意味著喪失正義和人民的長遠利益。
七、主體思想與中國
主體哲學可以成為新時代社會主義的哲學基礎，這種新型意識形態我們也可稱其為新古典社會主義或開放社會主義體系，這個新，指的是新時代，是東方覺醒、革命并最終擺脫西方教條的時代。新古典社會主義是指主體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返回西方古典思想再出發的新型社會主義。包括了集體主義統制模式和傳統政治經濟模式，這兩種模式主要都在東亞。眾所周知，人類最大最有影響的教條是宗教信條，至今西方世界受困于各種宗教和類宗教迷信，但東方并不存在教條主義傳統。主體哲學從偉大的古典時代確立的理性出發，以人民為主體（以人為本），將社會正義作為自己的目標。理性既要求對明確的錯誤和邪惡進行堅決的斗爭（以此區別于社會民主主義和形形色色的所謂第三條道路），也因為理性充分理解人之“無知”而保持社會主義體系內部的寬容和多元。這種謹慎與現代人虛無主義意識完全不同，它的含義是：我們可能還不知道正義最終落在何處，但我們至少知道非正義在何處并堅決摒棄之。
主體哲學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實踐中一直得到體現，雖然主體這個概念往往被與主觀性相聯系或混淆而被小心回避。但無論是革命還是社會主義建設還是改革開放過程，無不體現出人決定一切的主體思想。直截了當地說，教條主義在中國的文化中并沒有合適的生存土壤，換句話說，如果有，那么一定是外來的或外部勢力所施加。就人民主體論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調執政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是一個抽象的、玄奧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止步于思想環節，而要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各個環節。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注10）
中國作為大國，有能力保持社會主義政黨的執政基礎的穩定，在此前提下發展傳統的市場經濟同樣代表了中國主體的意志。前面曾論述，在吸收了古典政治哲學作為基礎后，主體哲學作為思想體系得以加強。另一方面，它促使主體思想更為全面和開放，即人民主體意志更具彈性和自由度，相應地也要求社會主義理念從古典理性主義那里得到滋養。中國的改革早已從實踐層面提出了該問題。市場化和私人經濟的全面生長，從根本上顛覆了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等一系列經典理論的觀點。這是一個理論界不能回避的問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等過渡性解釋也并不適宜，因為，在內部它難以取信于人民主體，對外，無法有效團結世界各國。簡言之，長期和終極目標的模糊和不確定必然越來越削弱政治成效，即中國發展產生的對外部世界的邊際影響背離正常的階段性遞增規律，反而不斷下降甚至轉為負值。有人可能提出異議，為何這種意識形態的“權宜之計”沒有引起意識形態敵對國家的猜忌，反而難以獲得潛在朋友和民眾的信任？答案很簡單，因為那些敵對國家只是希望利用它的意識形態的全面進襲最終吃掉對方。當然，它們的耐心也是有限的。
上述問題的真正困難依然來自教條主義，它阻止了人們從客觀實際出發進行理性分析思考。理論上分析推導并不難得出結論。首先這里不考慮前面已經討論過的民族國家競爭理論，我們認為民族主義的孤立主義傾向決定了其或失敗或依附的結果。那么，只要這個東方大國不打算接受自由主義全球秩序，就只剩下一個解釋。新的理論只能是普遍主義而非特殊主義。考慮到壟斷資本在西方世界的絕對統治地位，它必定認為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已變成世界各國和各國人民與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矛盾，本國和世界各國的一般資產階級不再被視為新型社會主義的敵人。進一步說，如果國際壟斷集團完成全球征服，一般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精英一定成為最后被碾壓摧毀的對象。經典理論沒有解析自由主義秩序的政治本質，即自由主義并非壟斷集團的目的，而僅僅是它不擇手段征服世界并維護統治的工具箱里的最方便、最實用的工具。這就是新古典社會主義的觀點，與經典理論不同，它不認為自由主義秩序是由一個叫做資產階級的股東大會集體決定。它相信，歸根到底，這一秩序完全由壟斷集團操縱和控制。一旦自由主義被全面擊潰，普通資產階級可以成為和諧社會的一員。中國的歷史和現代實踐表明，商人階層和一般資產階級可以有效地受到政治制衡。這提供了很好的案例，證明了新古典社會主義理論的可行性合理性，即以獨立而強大有效的政治維護社會正義。過去的實證和抽象分析理論存在研究上的粗陋和邏輯上的錯誤，它的階級二分法過于籠統和簡單化以至于偏離甚至扭曲真實世界實際狀況。它將實踐中資本主義的“事實”簡單地歸結于階級屬性，卻回避了造成事實的歷史和文化成因。
中國領導人顯然注意到過渡性學說或權宜之計理論不可避免的和根本性的缺陷，開始將關注點聚焦于價值領域。尤其是在受國家哲學影響更大的國際領域，中國需要向世界推介自己：“我是誰？”，“我的信仰和價值觀是什么？”，否則中國將無法發揮大國影響力及履行國際使命。因此，中國倡議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明智之舉，也是中國思想理論的一個重大轉向信號。如果我們不能用普遍主義價值觀團結世界各國追求公平和正義，那么，霸權國家和資本壟斷集團就會脅迫世界各國用它們的虛假、偽善的普遍主義攻擊和消滅正義。這既是冷酷的政治世界奉行的“敵友規則”，也是人靈魂意識中深刻的善惡法則。
可以明確地說，主體哲學（Juche philosophy）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相得益彰，從不同角度和領域進行反對教條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創新。這些批判性和實踐性成就構成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強大的兩翼，一旦與人類偉大的古代道德學說和理性主義結合，將使社會主義植根于人類最為深厚的文化積淀、最為深刻可靠的思想基礎，并煥發出嶄新的光彩。今天，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迫切需要我們以追求真理的勇氣進行思想變革，以應對前所未有的危機和挑戰。
注釋資料：
所有資料若非注明，均來自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外文出版社。
http://www.korean-books.com.kp/ch/
（1）《金正日簡史》，2021。
（2）《偉人金正日》，2022。
（3）金正日：《關于主體哲學》，2022。
（4）《金日成著作集9》，1982。
（5）金正日：“正確分析和總結先行工人階級的革命思想史”，1966年。
（6）《金正日選集13》（1992.2-1994.12），2009年
（7）金正日：“主體哲學是獨創性的革命哲學”，1996
（8）金正日《社會主義是科學》，1994。
（9）Kamakura Takao：唯物史觀與主體思想
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sichao/2023/12/485217.html
（10）參見：“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習近平總書記 關于以人民為中心重要論述綜述”，人民日報，2021年6月28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6/27/c_11276034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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