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主義無法醫治新自由主義導致的金融危機

　　迪米萃斯P.索提羅波羅斯：卡萊茨基揭示的凱恩斯主義困境

　　——凱恩斯主義無法醫治新自由主義導致的金融危機

　　張建剛譯

　　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在戰后是沒有先例的，大多數主流經濟學家都承認這一點。人們在需要對經濟的更多方面進行管制上已達成共識，但對未來的管制經濟應是個什么樣子?甚至是否應要宣告里根時代的結束?還存在巨大的爭論。所有這些討論都很重要，但這并沒有揭示事物的實質。金融不穩定和收入再分配才是現代資本主義的關鍵問題，但他們并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

　　美國市場上的次貸危機逐漸演化為全球經濟衰退，這是由于放松管制而引發市場制度的制度性機能失調所導致的。它的根源并不在于某種“非理性的繁榮或活躍”。那些趕上經濟繁榮時期的人們也應該理性地行為，至少應根據新自由主義范式來引導自己的行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危機是制度性的，因為它產生于構成新自由主義范式核心的多種因素以及他們之間的關系。在經濟制度中有一些令人苦惱的重要“結點”，這些結點決定著全球的資本流動。最后，從某種意義上說，危機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中最強有力的中心領域爆發，這也是具有系統性的。美國的市場主體和金融機構是整個市場組織和金融創新制度的核心。

　　危機已經對那些按照新自由主義規則的運行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管理經濟的能力提出了質疑。即使債券評級機構對于某些公司發行的債券的評價有些問題，但假定世界經濟還像現在被稱之為“大調整”混亂的狀況出現之前那樣，仍然一片繁榮，繼續高速增長的話，危機是不可能發生的。如果不是那些SPVs(特殊功能的公司)在資產證券化過程中進行了風險隔離，在這樣一個房價泡沫不斷上漲的背景下，房產公司會冒著這么高的風險而去增加投資嗎?如果不是處于過度負債的困境中，美國家庭會為了維持家庭消費而求助于房屋抵押融資嗎?如果不是為了彌補他們收入的減小，很多工薪階層會利用這些信用卡進行透支消費嗎?如果不是這些金融大集團進一步提高杠桿率，債券發行量會超過社會資本擴大再生產所需要的邊界嗎?次貸市場會停止發放貸款嗎?資本會在信用產品市場上不再追逐高回報嗎?當有壞消息出現時，公司會不顧收縮業務的本能，而相反擴大業務嗎?而當有利好消息出現后，企業贏利性大大提高，政府開始放松監管，這將不會導致再一次低估風險嗎(lapatsioras et al. 2009)?

　　雖然，以上討論的所有這些問題都很重要，但并沒給我們揭示出新自由主義的實質。不穩定性和過度負債并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而現代資本主義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它應付危機的一個主要手段，就是把經濟壓力轉嫁到勞動者身上。那么，這一金融制度過度膨脹背后更深的邏輯是什么呢?為什么金融市場會出現明顯的非理性的過度膨脹呢?

　　就像David Ruccio(2003,85)很中肯地指出的那樣，那些馬克思主義學者在傳統中所進行關于管制與反管制的爭論，雖然可能很重要，但這并不是我們要進行的“戰斗”。現在左派政治經濟學被限定在對不同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之間進行選擇。是要更多還是更少的管制?是要更多還是更少的國家干預?是要更多還是更少的控制?是要所謂的利潤主導型的增長還是工資主導型的增長?我所要做的就是要突破這種限定，當然本文所采用的理論觀點，是和馬克思主義的長期堅持的理論傳統相一致的。

　　接下來，我將嘗試對當代資本主義進行馬克思主義的闡釋，同時主要關注資本市場中的金融化問題。首先，我將列出討論的主要問題和凱恩斯主義分析的局限性，同時也追溯一下凱恩斯自己為凱恩斯理論體系所做的一些工作，這一理論方法被廣泛應用在最近非正統的分析中。這樣進行安排不僅不會構成我達到目標的障礙，反而更方便我接受與凱恩斯完全不同的馬克思的理論體系。為了解釋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的金融化，我將要引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所作的分析。我的意圖是不要低估金融化已經滲透到了我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一事實。(見lapatsioras et al. 2009;Milios and sotiropoulos 2009,第九章Martin 2002).。我的推理可能會幫助我們增強對市場金融化其它方面的理解，不過這需要更加進一步的研究。

　　按凱恩斯主義的邏輯，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種變異形態，它帶來收入分配“不公平”、經濟波動加大、經濟發展停滯。它所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工人階級的收入減少，投機活動到處泛濫。因此，在新自由主義這樣一種制度安排下，流通領域就成為利潤最主要的來源地。下面分析的重點將要從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因為馬克思的基本理論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就是一個生產剩余價值的過程。米哈爾•卡萊茨基的工作對于我們揭露凱恩斯主義的局限性是非常有用的，他提出了一個已經部分地暗含在凱恩斯理論體系內的理論困境。核心觀點是，凱恩斯主義者由于沒能理解資本實質，他們也就沒有能理解新自由主義的實質就是要加強資本對勞動的剝削。

　　卡萊茨基所揭示的困境：凱恩斯主義關于新自由主義論述的來源和其理論斷點

　　凱恩斯與李嘉圖思想的聯結點：寄生的第三階級

　　我們認為按照mattick(1980,20)的看法，凱恩斯對新古典分析的理論背叛可以更好地看做是對古典理論的回歸，盡管凱恩斯自己是反對古典理論的。這一自相矛盾的結論并不是沒有根據的。通過這一公式化的表述，Mattick突出了凱恩斯批判中的主要方面。為了對新古典主義的教條進行批判，他不得不重新思考社會階級的收入分配方式。由于這樣一個出發點，他就和古典政治經濟學聯系起來了。斯密(關注程度要比李嘉圖小)主要把注意力放在分析決定收入分配相關的制度因素的問題上(見sotiropoulos and economakis 2008)。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在后凱恩斯主義的文獻中也開始流行起來。(Garegnani 1979)。

　　但還有一點值得仔細研究，就是凱恩斯和李嘉圖理論觀點的相似性，雖然這一點并不明顯。李嘉圖對在他那個時代的土地所有者所采用的理論和政治方法，同樣得到凱恩斯的認可，并應用于對食利者的分析中。食利者是一群“職業投資者”，不需要付出真正的代價就可獲得收入。按凱恩斯自己的話說，“由于資本是稀缺的，所以資本的所有者就要得到利息，就像由于土地是稀缺的，所以土地所有者要得到地租一樣。”(376)

　　我們先扼要總結一下李嘉圖的論點。在他的理論架構中，有三個社會階級：工人、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在生產中唯一珍貴的生產要素就是最后提到的并被保留下來的財產——土地。由于土地的邊際生產力不斷下降，土地所有者成為唯一的資本積累進程中的受益者，有限土地的不斷增加的用途使的土地越來越昂貴。土地所有者可以沒有相應的生產貢獻而享有一個很高的收入。他們不斷增長的利潤來源于流通領域，即來自于收入再分配，這是以犧牲勞動階級的利益為代價的。恰恰是這一點給了李嘉圖以啟迪，促使他提出了生產階級(工人和資本家)和非生產階級(土地所有者)之間根本的差別，這是帶有明顯的政治含義的(Rubin 1989)。

　　在《貨幣改革論》的小冊子(1971，4)(以及后來的《貨幣通論》)中，凱恩斯也相似地構造了三個階級構成的理論分析框架，其中，一個階級是獨立的不生產的社會階級-食利者(投資階級或叫金融資本家)，另外兩個被劃為一類的生產階級就是企業家或高級經理(商人階級)，和工人(工薪階級)。食利階級是那些在生產中沒有什么職能的投資者，但手中卻持有利用流動資本價值的稀缺性來進行積累的能力。(凱恩斯，1976，376)。就像李嘉圖所講土地所有者一樣，食利階級利獲得的收入，但并沒有在實際生產中作出相應的貢獻。而且，他被大多數人相信只是經濟生活中的一個新興的階級。按照凱恩斯的說法，由于食利階級的出現，一個新的資本主義形態在19世紀后期出現了。一般說來，在一些大的企業集團，生產工具的所有權和生產過程的管理權之間保持完全獨立，這樣一種企業治理結構安排為食利者和金融機構找到了一個新的角色。(147-50)。

　　上面的這些討論可能對于那些或多或少不太熟悉凱恩斯對貨幣分析理論的人有點陌生，凱恩斯認為，貨幣的數量由需求決定，投資來源于資本家自己的儲蓄(Lavoie 1996)。如果情況就是這樣，食利階層怎么才能和李嘉圖分析中的土地所有者一樣仿佛是稀缺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呢?土地的稀缺性可以被看做是給定的，但金融資本并不像一種稀缺的生產要素，除非金融資本所有人能在收入分配領域能獲得非常高的回報。最后，假定這些典型的食利者既是金融資產的所有者也是金融機構的管理者，并親自管理這些資產，如果政策的優先目標是保持資產價格和回報的穩定的話，那么，“昂貴”的貨幣和低通貨膨脹率的貨幣主義者政策看起來是非常符合他們的利益的。

　　凱恩斯關于食利者的論述的兩個部分

　　凱恩斯對金融和實際經濟關系的討論主要集中在食利者的非生產性(甚至為寄生性)上。他在《貨幣通論》中的論點可分成基本兩部分，一部分是關于收入再分配的，另一部分是關于無效性和投機性的。

　　首先，高的金融回報率和高利率，即金融資本有一個高收益率，會導致有效需求的縮減，當然這種縮減主要是通過投資的途徑。從上面的論點中，可直接得出這個結論。按凱恩斯所說，其它條件不變，如果利率足夠高，資本的邊際效率在充分就業達到之前就會和利率相等，這必然導致失業。另外，在企業中，食利階級的高收入就意味著債券的高回報率和股東的高收益率，也就意味著低工資和企業投資的低利潤率。

　　其次，對于凱恩斯來說，在現代經濟中，大公司的所有權是和經營權相分離的，金融市場的作用是復雜的，有時使投資變得非常方便，但有時卻帶來很大的制度的不確定性(1973，150-51)。凱恩斯認為，假定期望食利者的投資決定在新古典主義意義上講是有效率的，這一點是完全不現實的。他們的決定主要依賴于“動物精神”，而不是利潤數量乘以它的概率的權重平均數的結果。(161)。之所以是這樣，是因為金融玩家意識到遙遠的未來是不可預測的。結果，那些“職業投資者”事實上優先考慮的主要不是對整個投資期的可能產出做一個長期的預測，而主要考慮的是預測公司上市后在短期內在發行價格基礎上的價值變化。(157，154)。換言之，食利者不由自主地被投機活動所吸引，而不考慮固執已見會導致什么樣的結果。(155)。

　　概述：新自由主義——食利者的復仇

　　20世紀30年代中期，凱恩斯就預言食利階級將在一兩代時間內絕跡(安樂死)。(1973，377)。很多當代的凱恩斯主義者把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描繪成食利者在30年后又重新掌控經濟的結果。新自由主義因此被稱為食利階級的復仇者(Smithin 1996,84)，據說他們已規劃好現代政治經濟的發展日程，以符合他們的既得利益。

　　遵循凱恩斯的分析精神，最近的準凱恩斯主義教程認為有必要加強食利者的經濟和政治力量，(并不是沒有差別)提升金融行業的經濟重要性，來對抗經濟中的實際工業部門。收入從后者向前者的轉移將提高經濟的不平等和壓制有效需求(凱恩斯爭辨的第一個方面)。金融不穩定性的增加，將傳導給現代資本主義的中心部門(凱恩斯爭辨的第二個方面)。這里爭辨的實質是，現代金融自由化過程，應被看作是一個由金融精英和金融中介(如現代食利者)要在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模式中的更大領域發揮領導作用。凱恩斯主義者認為，這就是金融化的實質。上述爭辨的主要思想，實際上相當簡單，也就是說，債券持有者和金融中介要強行維護他們自己的利益，可概括為：低估勞動力的價值，提升投機的力量。如果這成為真的，我們將看到新自由主義完全就是非生產性食利階級力量的顯示，他們可以決定收入再分配，并將獲得商業上的回報率。

　　為了為這些概念進行辯護，最近一些后凱恩斯主義者和制度分析家爭辯道，金融化已導致公司的行為發生巨大改變，并促使一些公司進行了根本性重組。他們認為，工業企業已不再像凱恩斯和熊比特在過去所描繪的那樣，是經濟的發動機。工業企業要優先考慮的是食利者的利益(如大股東和代表他們的金融機構的利益)，也就是說要提高主要股東的報酬，提高他們對公司決策的影響力，而這一切是以犧牲其它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為代價的(包括公證人、工人、消費者和經理人等)。現在股份公司的股東的流動性很強，公司的高級管理者要調整他們的行為以滿足股東的需要，就必須不斷重組以最大化每一時點上股票的價格(Crotty 2005)。

　　卡萊茨基所揭示的困境：凱恩斯主義的理論斷點

　　如果新自由主義者在寡頭統治國家中的寄生性階級的教唆下，和他們共謀來反對生產階級(凱恩斯所講的企業家和工人階級)是事實的話，那么這個共謀主要是集中在流通領域。現在，我建議我們把注意力轉向一個有趣的問題，這一問題已被證明對于凱恩斯主義者來講是很難回答的。接下來，我主要介紹一下卡萊茨基所做工作。

　　卡萊茨基是一個真正凱恩斯主義者，他承認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會比自由放任的情況下會有一個更高的利潤。他也相當愿意承認即使由于工人的討價還價的能力增強而導致工資上漲，之后的結果極有可能是導致價格上漲，而不是利潤減少。無疑，這將只會對食利者有一個負面影響。(141)。但是，工人階級將要擁有更強的討價還價的能力將會增強他們反對資本主義的動力。因此維持一個充分就業的狀態將會導致社會和政治方面發生變化，而這將是反對企業領導的新的動力。老板的社會地位將會被削弱，而工人階級的自信和階級意識將會增長(140-1;在一開始就強調)。卡萊茨基因此就得出結論，工業資本家和管理者會同意采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因為他們認為讓工人服從于他們，比增加他們的利潤更重要。

　　工廠中的紀律和政治穩定對企業領導者來說比利潤更重要。他們的階級本能告訴他們從他們的立場來看，維持充分就業并不明智，而失業卻是正常的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在這種情形下，大企業主和食利者就會可能形成一個強有力的聯盟，他們可能會發現不止一個經濟學家會宣稱充分就業的狀態顯然是不健康的。(141,144)。

　　食利者、資本家和管理者在一個共同的目標下聯合起來，就是為了取得對勞動的霸權，甚至不惜以犧牲利潤和擴大生產為代價。把這種聯合與凱恩斯理論聯系起來，明顯是困難的，但這種理論的可能性出現了。在一定意義上講，權力的關系已經超過分配關系占了上風，而這一洞見對凱恩斯主義來說是陌生的。換句話說，看起來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在維持對勞動的政治統治上，利益是高度一致的。概言之，可以認定，新自由主義不是被看作為食利者謀取商業利益的一個過程，而是被看作能確保勞動紀律，因而能為投資者和企業家服務的一個經濟制度。

　　這里，我不想對卡萊茨基的觀點提出質疑。而只是想指出我們遭遇了凱恩斯主義理論的斷點。面對困境，卡萊茨基(也許無意識)改變了思路，通過這樣做，他找到一個新的解釋方向，也意味著找到了不可能在凱恩斯的思想體系中找到的問題的回答。凱恩斯主義者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是他們接受卡萊茨基論點，并轉向其它對資本主義的詮釋理論(例如更接近于馬克思主義);另一個選擇就是無視卡萊茨基所揭示的困境并為由凱恩斯自己所倡導的改革戰略進行辯護。

　　馬克思主義的回答：對新自由主義的不同詮釋

　　一段時間前，最近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鮑爾••克魯格曼提出了下面的相關問題：為什么金融界變得如此狂熱?(1997，155)。我們嘗試用下面觀點回答這個問題，就是拒絕凱恩斯所主張的新自由主義反映的是食利者的霸權觀點，而回到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所做的分析那里，我們認為今天的資本主義是一種特別有利于資本獲取更多利潤的資本主義模式。那就是說，這種模式對于資產階級整個階級加強資本對勞動進行殘酷的剝削是非常適合的。凱恩斯主義傳統的批評并不意味著這些主張的所有方面都應該隨意拋棄。但是，我們不能接受他們對今天的資本主義所進行分析，他們把新自由主義下的資本贏利性，理解為是一個基本上內生于流通領域的收入再分配問題，而不是剩余價值生產的問題思想。換言之，新自由主義不能被解釋為是非生產性階級的復仇，而應解釋為是資本主義權力結構的重組。

　　馬克思分析中的金融行業的結構

　　一個綜合介紹性的資本的定義如下：資本是一種歷史性的具體的社會關系，它以自身為目的的貨幣或能創造更多貨幣的貨幣的形式表現自己，這是和公式M-C-M’相一致的(M表示貨幣，C表示商品)。(Milios, Dimoulis,和Economakis2002)。馬克思已說明，貨幣流通公式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關系的表達式，就像在實際生產過程所展示的那樣，生產現在是為了交換和獲取利潤。于是，一種歷史性的具體的剝削方式出現了：資本家對勞動階級的剝削。貨幣已經成為價值和資本最通用的表現形式。

　　圖一：金融資本循環體系

　　一般來說，資本家占據了一個特有的位置，并發揮著特有的作用。資本家以及他的行為是價值自發運動的體現，體現了資本的自我運動M-C…P…C‘-M‘(P表示生產)。資本的理論不是對資本家活動的分析，也不是對自封閉運動的回應。相反，資本的力量是客觀的。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所固有的規律的，就是競爭鐵律，因此每個資本家都有這樣的競爭意識，從而迫使他具有不斷向前的動力。(MARX 1990，92;cf.Balibar 1984)。

　　為了進行更具體的分析，馬克思承認資本可以具有不止一種形態。可以既有貨幣資本家，也可以有職能資本家。這就意味著對資本主義栩栩如生的描述是不能忽視生息資本的流通，因為它描繪了金融制度體系運轉的整個過程。馬克思的思想可以由圖1表示，在借貸的過程中，貨幣資本家A成為債券S的接受者和所有者。那就是說，這是來自職能資本家B的支付書面承諾(具有或然性)。這一承諾認可A依然是貨幣M的所有者。他不把他的資本所有權轉給B，但他授權B在一個規定的時期內可以使用這個貨幣。我們將區分兩種證券：一種是債券SB，另一種是股票Ss。在前一種的情形下，企業不管運營的好壞，都要向債券所有人支付事前設定好的固定金額;而在后一種的情形下，企業要首先向銀行擔保，(一旦破產)出售它的部分資產來償還銀行的貸款，并且承諾向股東支付與利潤成比例的股息。如果公司已經進行股權融資，就會涉及到股票發行，那么資本家B就相當于經理，而資本家A就相當于法律上的所有者。

　　總之，在資本家B手中的這筆錢就會執行資本職能。那么，這筆錢被看作是商品價值的表現，它使流動資本B能購買到為組織生產過程所需要的必要的生產工具Mp和勞動力Lp。在一個特定的生產關系制度下(構成一個特定的歷史的剝削關系)，上述這個生產過程就發生了，并且這個過程就轉化為一個剩余價值生產的過程。B所預付的貨幣現在他的控制下就變成他的社會力量的物質表現，這些貨幣能使生產過程能夠運行，并控制生產過程。

　　通過這些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四個基本結論：

　　第一，貨幣資本和職能資本都構成資本(根源于生產關系結構的力量化身)。換言之，資本的地方被企業內部的代理人(管理者)和企業的外部代理人(證券持有人)所占據。馬克思總的思想是廢除了凱恩斯在企業內部的生產性階級和外部的寄生階級之間所劃的界線。按他自己的話說，在生產過程中，職能資本作為其它人的財產的代表來對以工資為生的勞動者進行剝削，同時，貨幣資本也由職能資本代表參與到對勞動的剝削中來。(Marx 1991，504)。雖然，在管理者和大的投資者之間也一定存在一些小矛盾，但很明顯這一點并不主要。(一個相似的論述，見Poulantzas 1975.)。

　　第二，純形式上的資本所有權(對于貨幣或生產資本來說是否是個問題)就是金融證券，也就是說是想像中的貨幣財富。所有者權益就是債券所有者讓渡使用權的貨幣資本或股東所擁有的“實物”資本的“一個紙制的復制品”。然而，證券的價格仍然取決于可獲得的貨幣的價值或真實資本的價值。證券所有者的權益是以它能為持有人所帶來的(未來)收入為基礎來進行定價的(收入資本化中的折現率就是體現風險高低的利息率)，當然這部分收入是剩余價值中的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證券就是這樣一個被設計出來的獨特商品，具有自已所獨有的特點。

　　第三，資本主義金融財產的存在方式，就是一個對未來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具有一定比例的索取權的承諾。這樣一種存在方式就開辟了一個更大的賺錢領域，在這個領域中每一個收入流可以被看作是對資本的回報，這就為二級市場的虛擬資本找到一個新的賺錢機會。(597-9)。因此，我們觀察到，與馬克思的論點一致，資本證券化的潛力是內生于資本運動的。無論什么情況，就像Minsky(1987)巧妙地指出的，“任何對資本證券化進行連貫分析的嘗試都需要從19世紀早期在英國的銀行商業票據開始研究，應認識到接受或有債務是一個銀行的基本金融業務。而現代的貢獻只是，在沒有收到或有債務或純證券投資基金的投資的情況下，發展了提高信用的技術。”

　　第四，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國家和企業信用等非銀行信用的提升。上述及下面的結論表明，金融市場的核心就是風險管理：也就是說，考慮影響預期收入的不確定性因素(尤其是在國際市場上，大量的各種力量影響著贏利能力)。因為，剩余價值生產的特征以及獲得多少利潤是不確定的，因此風險管理就有機地和資本運動聯系在一起。由于企業內部的工作就是一場政治戰役，而剩余價值的生產就是主戰場，這里經常會遭遇抵制，而剩余價值的生產從來沒有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就像我在下面所指出的，風險管理的技術，結果成了勞工抵制管理的關節點(在當前資本市場的運行模式內進行組織，并服務于資本市場。)(Lapatsioras and Sotiropoulos 2009)。

　　新自由主義剝削策略的實質是市場規則還是資本的規則？

　　上面總的理論框架對分析今天的資本主義有很多看不見但很關鍵的結論。金融市場是二級市場(流動市場)中的主要組成部分。這里有兩個基本結論：一是它促進了個人資本的競爭和流動(加強了統一利潤率的形成的趨勢);二是不同于銀行的貸款，他們為未來生產的剩余價值提供了可以重新就債務要求進行談判和定價(帶有明顯的缺陷)的場所，并可對個人資本運營的效果進行監督。我們將用如下三點，來詳細說明這一思路。

　　(1)資本主義公司到處充滿了階級斗爭。職能資本家(無論他是一個小企業主還是大集團的高級管理者)是資本運動中兩個截然不同的方面之間的關節點。一方面，他被號召在工廠內部為獲取高效率的剩余價值生產組織而努力。這一過程使得有必要不斷使用更加現代化的生產工具，以節約固定資本，降低勞動在凈產品中的份額(Marx 1991,170-240;Milios，Dimoulis，and Economakis 2002)。沒有一個過程是僅僅技術可以決定的。他們都是階級斗爭相互作用的結果。因此，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企業是各種組織起來的社會力量進行斗爭的場所，在這個意義上講，企業在存在的前提下，就構成了精英人物的政治舞臺(Balibar 1984)。這帶有階級斗爭的明顯印跡，這一現實是和帶有新自由主義傾向的非馬克思主義的異端思想存在著嚴重的矛盾。

　　(2)有組織的金融市場方便了資本的流動，強化了資本的競爭。他們以這種方式促進了統一利潤率的形成，同時，為個人資本進行剝削活動提供了更有利的條件。(Marx 1990，第22章;1991，295-300;Hilferding 1985, 130-50)。就你我們在前面看到的，凱恩斯相信，一個完全不流動的市場在主流意識中被認為是有效率的，因為，一旦投資完成，無論在整個工廠或設備的生命期內出現什么樣的不可預見的情況,所有者將會有動力以最好的方式來利用現有的機器設備。但這樣一個觀點和事實相差太遠。缺乏流動性的市場(高度管制的市場)，意味著資本不能容易地在不同的部門流動，也就意味著他們不必和生產剩余價值(贏利性)的效率聯系起來，因此資本只能以特定的車間和裝備的形式而存在。或者，換種方式來說明，假定很少生產性的資本能夠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后還能存活下來，資本的不可流動為勞動力進行階級斗爭提供了更多有利條件。

　　資本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不必局限于雇傭某一特定的就業群體。假定金融市場具有流動性，資本總是要求處于一個很容量重新轉換為貨幣形式的狀態，并且總是在尋找新的更有效的增殖領域。它總是在尋找賺取利潤的機會，這一機會不來源于保持一個有效需求，而必定來自于不斷加強的階級剝削。資本害怕的不是需求的匱乏，而是剩余價值的匱乏。資本沒有義務為勞動者提供就業。相反，一個失業儲備大軍的存在到是雇主所樂見的。這為保持實際工資下降和服從資本的剝削要求鋪平了道路。再者，勞動的彈性就業不僅是資本流動的前提條件，而且資本還發現它也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波動進行調節的最合適的方法。

　　(3)金融市場還產生了一個對個人資本的有效性進行監視的問題，即資本運動的監管。一筆生意如果沒能對勞動進行更殘酷的剝削而得到更多的利潤的話，它將很快發現市場對它失去了信心，也就是對資本賺錢的信心消失了。這些生意要么滿足資本賺錢的需要，要么不久發現它開始走下坡路了。資本市場總是盡力(并不總是可靠)把發生在企業內部的政治事件轉化成數量(價格)信號。體現在證券價格中的預測和預言不需要都是對的。而真正重要的是這些政治事件的數量(價格)化。這個過程應看作是一個戰略：在一個市場機制內運行，個人資本要遵守規則，否則就要被迫進行永久性重組。(使資本對勞動的剝削更加方便)。

　　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內容，我們必須回到資本并非只有一種形式的情形。一方面，管理者假定起到了一個關鍵的中介作用，成為工廠的“統治者”(他必須不斷地迫使自己去贏利)和市場紀律(對他來說永遠是一個主體)之間的一個關節點。另一方面，處于公司外部的貨幣資本家不但要接受由金融市場狀況所限定的資產收益狀況，而且很大程度上要監督生產中的每一個時刻重要的積累條件和資本所分配利潤的變化。以這種方式，高度組織化的金融市場起到一個關鍵的作用，就是獎勵具有高利潤和競爭力強的公司，而同時懲罰那些無效率贏利能力差的公司。

　　在國際市場對公司證券(債券和股票)的價值進行評價時，評價的決定性準則就是看是否實現了這些證券的價值最大化。這一價值最大化假定被看作個人資本必須遵循的一個準則，但不是市場有效率的一個證明。股東和債券持有者的利益基本上是和企業的贏利性相一致的。高金融價值的追求迫使個人資本為獲取更大的利潤對勞動者進行強度更大的和更有效的剝削。這樣的壓力是通過多個不同的渠道傳導過來的。例如，當一個大公司依靠金融市場來為它融資，每一項影響資本獲取利潤的擔憂都會提高融資的成本，減少獲取資金的可能性，壓低股票和債券的價格。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企業環境被政治化,這迫使勞動力陷入這樣一種困境：要么接受所提供的并不優厚的工資條件，這也就意味著他們自己討價還價能力的喪失;要么毫不讓步，堅持到企業被要求關閉(資本轉移到其它生產領域或轉移到其它國家)。這樣一個困境很明顯不僅是假想出來的，而且是事先設定好的：要么接受資本的法則，要么生活在不穩定和失業中。

　　這種壓力影響了整個生產過程的組織、工人特定的就業形式和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收入關系。這最終導致資本主義生產重組成為必要，更多的下崗工人被“生產”出來，工人被迫接受更低的工資。企業重組就意味著要按照提高剝削率的要求來重新調整社會關系制度。這樣一個過程預先已經設定好，一方面，要提高資產階級對生產過程的掌控力，另一方面，縮減那些沒有充分增殖的資本(縮小規模，轉做他用)，并且節約固定資本的使用(這一點被接管者確保)。因此，增強管理者對勞動者的統治，增加勞動市場的彈性,造成高失業率，這些都是事先就設定好了的。(Milios1999，196)。

　　公司的經濟重組就是資本侵犯勞動的同義詞，因此，對于我們來說，市場紀律被看作就是資本紀律的同義詞。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金融市場的主要作用不僅是為公司提供信用，而金融市場最值得稱贊的功能就是對私人資本運行狀況的監管，方便公司內資本對工人的剝削。例如，大多數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只是股票從一個股東手中轉移到另一個股東手中，而并沒有提供新資本。金融市場構建了一個場所(像被私人資本所感覺到的那樣)能不斷地不僅商品化對未來剩余價值的索取權(資本化)，而且能商品化和后者相聯系的具體風險(風險管理)。這樣的商品化意味著階級斗爭結果的合法化，以及對勞動的永久和無法逃避的控制和懲戒。在這里，私人資本除了更高效地對勞動進行剝削而別無選擇。他們不得不擔心會向金融市場傳導一些不利信號，而盡力在剩余價值生產中表現的更具有競爭力。自從20世紀80年代早期以來，金融衍生品的巨大增長為對公司的金融總資產進行監管的得以實現提供了很大幫助。這意味著對公司的贏利能力有一個比較好的監管。

　　最后，和凱恩斯所設想的相比較，新自由主義對于資本主義霸權來說是更有效的戰略。另外，有效性這個概念的階級性是無容置疑的。這注定資本具有能力把資本積累的規律強加在勞動者身上，而沒有絲毫困難就把勞動者的抵制打敗。和理論結果不同，這一發現有著重要的政治含義：假想企業內部的利益群體(勞動者和管理者)會一致起來反對金融市場上的外部人(食利者),只是一個幻想。產生這一幻想的根源就在于,在凱恩斯理論體系中混淆了生產性階級和非生產性階級之間的明顯的差別(把產業資本家和管理者也劃為生產性階級)。這樣一個世界觀使工人生活在一個更好的資本主義(也就是說一個好的階級統治的制度)的愿望變得很渺茫了。凱恩斯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是在社會運動的實踐不能突破資產階級剝削統治這一界線的前提下進行批判的。

　　收場白：害怕矯枉過正

　　在本文中，我們嘗試界定當代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階段的某些方面的性質，重點指出馬克思主義與凱恩斯主義之間的結構性差別。這些差別也有著重要的政治涵義。在本文中所要傳遞的思想很簡單，也就是說要理解今天的資本主義，我們需要的是資本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的)而不是食利者的政治經濟學(凱恩斯的)。盡管，在凱恩斯的分析中涉及到利益因素，但要想對今天的資本主義的真正理解，我們只有回到馬克思那里才能找到答案。

　　金融危機無疑對新自由主義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挫折。但現在就冒然，斷定新自由主義已遭到毀滅性打擊，還為時尚早。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意識形態正在被清算，但目前，我們仍然還能感知到它曾經的威力。在很多國家，由于難以得到下層階級的政治允許，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變得更加困難。另外，由于全球經濟衰退，可以預期矛盾會變得更加尖銳。

　　今天，問題的關鍵是社會保險離不開保險基金的贏利能力，同樣，教育離不開私人資助的研究項目和學生貸款，工作離不開在世界股票市場交易中對企業贏利能力的國際價值評價，食物離不開期貨市場平穩的運營，自治區離不開互助基金和國際證券市場，環境離不開可貿易的污染權，基本社會需要的滿足離不開信用卡的透支額度的大小。在目前的條件下，去商品化變得日益緊迫，也就是說我們要建立一個能自由滿足人們需要的組織，而不是一個被迫進行剝削率計算的社會組織。為了實行這樣一個計劃，我們不得不重新回到馬克思主義。

　　在制度層面，新自由主義是各種社會力量共同作用的物質結果。對市場的贊譽是過度的，但并不是都是無效的。為了灌輸新自由主義社會經濟模式的思想，全世界的政治領袖們(遵循里根主義和撒切爾夫人主義)無疑在這個方向上走的太遠了，因此現在為了新自由主義制度的可持續性而進行更正性的調節。面對經濟危機的現實，需要對經濟中的某些方面進行調控的共識已經達成。Fukuyama甚至承認(2008，32)，金融市場不能進行自我調節，認為華爾街的倒塌標志著里根時代的結束。但每一次變革的嘗試都意味著權力的再分配，某些事情是否有必要進行變革，不僅取決于是否會招致巨大的失敗，而且還取決于社會反應的激烈程度，這也就是說取決于階級斗爭的狀況。這看起來能解釋為什么像Fukuyama這樣一些人觀察到了這些變化和變革可能會冒矯枉過正的風險。(32)他們認為糾正錯誤可以，但不必質疑新自由主義的總邏輯架構，因為他們擔心這會引發這一霸權資本主義模式的分崩離析。因此，他們維持政治權力的策略可以概括為：同意進入后里根時代，但并不放棄新自由主義。我們應清楚認識到沒有徹底對支持現存制度的階級力量關系進行調整，就沒有希望從新自由主義的危險制度中解放出來。

　　致謝

　　非常感謝Maliha Safri, David Ruccio, 和David Brennan為本文所提的寶貴意見，這使我的文章有了一個大大的改進。當然，文中的錯誤和疏漏要由我自己來承擔責任。

　　(作者：迪米萃斯 P. 索提羅波羅斯(Dimitris P. Sotiropoulos)，希臘愛琴大學商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經濟全球化和世界金融制度研究。)

　　(譯者單位：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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