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是資產階級(工業資本)的意識形態，是老牌英帝國主義實施殖民主義的政策工具。新自由主義是壟斷資產階級(尤其是金融資本)的意識形態，是美帝國主義(沒有帝國之名的帝國主義)實行新殖民主義的政策工具。多年來，在壟斷資產階級及其操縱的國家政權的積極影響與滲透下，新自由主義覆蓋了整個西方社會科學。今天,新自由主義在中國也近乎達到猖獗與泛濫的境地。中國諸多學者專家不斷用僵死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剪裁中國鮮活的實際，喪失自我，崇洋媚美，一些人士以至于離開了新自由主義，近乎就不會思維與行動。作為上層建筑之基礎，經濟領域的新自由主義尤為廣泛、深入與嚴重。清理新自由主義的流毒，應從經濟領域尤其是經濟學領域開始。
一、西方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是陳舊過時的，也是脆弱的
西方經濟學中諸多命題或推論是建立在諸多前提假設之下的。尤為重要的是，這些命題或推論是在微觀分析基礎上作出的，但是在實際運用中往往卻拋棄前提假設，將相關命題或推論直接當真理、公理在宏觀分析中加以運用。如“理性經濟人”假設，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個最基本假設，然而在實現社會中，這種人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在資本邏輯與市場機制作用下，理性經濟人即便成立，也總是那些富且貴的極少數強者，極少數理性經濟人始終是以大多數“不能稱其為人”的經濟人(雇傭勞動者)為前提，亦即“前1%群體”是以剝削奴役“后99%群體”(或至少是“底層50%群體”)為代價。
西方經濟學等自由主義理論建立在17世紀西方自然科學成就及其理論基礎之上，尤其是牛頓力學基礎之上。在牛頓力學中，運動物體是勻質的，運動時沒有摩擦力，在“看不見的手”(牛頓晚年認為是“上帝之手”)的推動下，做勻速線性運動。這個思想基本被西方經濟學全盤繼承：市場主體都是理性經濟人，有關市場交易的信息是全面的、對稱的，而且交易過程是無成本的，在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亞當·斯密直接取之于牛頓)的作用下，在各類經濟活動中以最小的付出(成本)獲取最大的收益(利潤)。
在牛頓力學之后，出現了熱力學、流體力學、量子力學等現代科學，牛頓力學成了某種特殊范例。然而，西方經濟學并沒有充分吸取近現代科學發展之成果，不能體現、代表先進的自然哲學思想，抱殘守缺，刻舟求劍，因此其基礎性荒謬顯而易見。
即便是真理，哪怕往往只是多邁出半步，也會變成謬誤，西方經濟學系列表述，在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肆意發展演繹之下，在起始的一丁點真理性認知基礎上，不知跨出去多少步，早已失去了原點，失去了重心，由此其荒謬不只是那幾個所謂經典表述，而是體系性荒謬。基本上，每一個被當作定理甚或公理的經濟學命題與推論，都經不起細致推敲，經不起現代科學與實踐的經驗，可謂滿紙荒唐言。
二、西方經濟學無限推演經濟人的自私自利之理性，其本質是“小人”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一個最基本假設就是“理性經濟人”，這個理性經濟人無比神通，能夠掌握一切信息，了解一切情況，應對一切變化，對事物的未來發展作出準確無誤的判斷與恰如其分的處理，從而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到新自由主義者(或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那里，理性經濟人擁有無比可愛的自私自利，不僅在在思想中而且在行為上，都會時時處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且把理性經濟人泛化為一切經濟、社會乃至政治主體(如公共選擇學派)。具體地說，就是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要素所有者追求收入最大化;連父母對子女、政府對公民都在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亞當·斯密曾經如此描繪一種場景：“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的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正是這種自私自利使世界變得有序。理性經濟人可以說是西方經濟學的原點與極點。
然而，這種經典而近乎神圣的表述，在人類迄今所能達到的認知境界里，處于一個什么樣的坐標方位呢?近代西方有“人生而平等”的崇高思想，但是“生而平等”的人們始終無法回避“人有差等”的殘酷現實，資產階級在專政實踐中，女人、黑人、窮人、異教徒等長期不被當成人，不能(與男人、白人、富人、基督教徒)平等享受憲法賦予的各項權利。在郡縣制開啟之前的封建制時代，中國的至圣先師的孔子將人分為庸人、士人、君子、賢人、圣人五等，并斷言：“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也”。大智慧的老子說：最上等的人，人們不知道他的存在;上等之人，人們親近并且贊譽他;中等之人，人們敬畏他;下等之人，人們侮辱他。老子所說的四等人，其實是圣人、賢人、君子、小人。
在階級社會里，自由主義的理性經濟人，絕對不是圣人、賢人，其實離君子還差十萬八千里。自由主義的理性經濟人，其實就是活脫脫的“小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只有那些“小人”總是為自己的利益損益而殫精竭慮，終日里患得患失而眉頭緊鎖，是謂“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西方經濟學實質就是“小人經濟學”，教育人們盡可能發揮人性惡的一面，做個小人，做個自私自利的人，而不是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因此，西方經濟學尤其是在中國流行的西方經濟學，糟粕多，精華少;荒謬多，真理少;訛傳多，原味少;誤導多，匡正少。中國要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與制度自信下確立中國學派，就需要在廣泛吸取世界各類經濟思想精華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經濟學。
三、西方經濟學解構社會“命運共同體”，確立經濟“利益共同體”
在人類社會漫長時期，市場作為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內嵌于社會，受社會的全方位制約。社會是按照自己的原則——集體、道德、秩序——來架構一種“命運共同體”。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所揭示的是，在共同地緣血緣的基礎上，有著共同的生活與交往，有著共同目標與信仰，因此也就有著共同的命運。正常的社會成員，只要遵守既有的社會規則，安分守己，就不可能餓死，也不可能會撐死。所謂“朱門酒肉臭”與“路有凍死骨”的社會，是在總體生產力低下的前提下嚴重失序的社會。
社會是共同體的本源，派生了國家政府，派生了經濟市場。自古至今，上規模有規范的市場，尤其是國際市場，通常都是相關政府憑借政治甚或軍事手段積極介入、干預的結果。不好理解的話，翻翻中國近代史，看看西方鴉片戰爭與中國市場開放的關系。由資產階級掌控政府的資本主義社會，將市場的力量與地位推到了極致。然而，市場具有明顯而強烈的二重性，即一面作為“財富的魔法師”，而另一面便是“撒旦的磨坊”。作為“財富的魔法師”，市場將財富快速地、近乎無窮無盡地“從地底下呼喚出來”。資本主義經由市場在近現代百年間所創造的財富，比已往所有時代創造的財富的總和還要多，還要大。而作為“撒旦的磨坊”，市場則會將優質資源、優美環境、道德良知乃至婦女貞潔等等一切美好，都會卷入磨坊碾個粉碎。考察市場，倘若忽視“撒旦的磨坊”與“財富的魔法師”這種二重性，就會犯錯誤，跌跟頭，會貽笑大方。
在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下，經濟社會必然會出現一端是財富的積累，一端則是貧困的積累。富可敵國與不名一文同在，富裕的孤島被貧困的汪洋大海所包圍，形成頑固的10%與90%(甚或1%與99%)的對立，社會因此出現嚴重的原子化、碎片化。不僅是社會被關進了由資本編織的籠子里，社會成員任由資本雇傭奴役，而且不自覺的政府同樣被安樂地關進由資本編織的籠子里，政府權力任由資本控制操縱。政府與社會在市場(實際是資本)面前俯首稱臣，如此，資本實現了絕對統治。
社會有社會的原則，市場有市場的邏輯。西方經濟學循循善誘，教導學生信徒，用市場邏輯來梳理、重構社會，使之原子化、碎片化。勞動力、土地與貨幣作為現代社會、經濟的三大核心要素，原本都是自然而然地出現的，“勞動力僅僅是與生俱來的人類活動的另一個名稱而已，…土地不過是自然的另一個名稱，…貨幣僅僅是購買力的象征，…三者之中沒有一個是為了出售而生產出來的。勞動力、土地與貨幣的商品形象完全是虛構的”。[①]當市場(實質是資本)使出一切解數，最終成功把勞動力、土地與貨幣變成商品之后，那么市場邏輯最終戰勝了社會原則，整個社會結構發生質的改變，社會人變成了經濟人，“命運共同體”變成了“利益共同體”。人類社會的種種日趨尖銳的矛盾，以及各種爭名奪利的人間悲劇，猶如打開所謂“潘多拉魔盒”，一發而不可收。
四、新自由主義的目標就是把一個個獨立主權國家變成西方強權的附庸
新自由主義一如老自由主義，早就不是一般的經濟社會理論，也不是普通的學術理論研究，而是一種鮮明的意識形態，是西方強權(美帝國)對世界實行新殖民主義的政策工具，所以多年來美國政商學齊心協力，通過各種手段，向世界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推銷新自由主義。
以亞當·斯密為鼻祖的政治經濟學，原本就是大英帝國對世界實施殖民的產物與工具，當時的新興市場美國與德國堅決拒絕英國鼓吹的自由經濟理論，而用市場保護為核心的國家主義理論來指導本國的工業化實踐，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二戰后，美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輸出自由主義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新自由主義就是對老自由主義的傳承與發揚光大。多年來，美國孜孜不倦于“五個一工程”，即篡改一部歷史——用自由主義掩蓋國家主義發展史;編織一套學說——新自由主義學說;培養一批人才——集中體現為“芝加哥男孩”，里應外合推動“新自由主義”;炮制一組政策——華盛頓共識;營建一個體系——“中心——外圍”的國際秩序，最終打造出一個使自己保持先進、后進國家固守落后(且實際成為西方附庸)的陷阱。
正是受到新自由主義海妖動聽歌聲的誘惑，當然更有“第五縱隊”(有芝加哥男孩們，也有去西方盜書的蔣干們)內部策應，一些發展中國家，如阿根廷等拉美國家、埃及等非洲國家、伊拉克等中東國家、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烏克蘭等東歐國家，天真地采用了“華盛頓共識”的藥方，積極推進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等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由此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社會矛盾激化，政治動蕩常態化。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指出，“是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是個要害。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②]習近平同志強調：“一些人鼓吹‘普世價值’，實際上是要借用這個名頭，抹黑我們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的意識形態、我們的文化傳統，企圖給我們造成兩難選擇：要么被冠以反‘普世價值’的污名，使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合法性流失;要么乖乖歸順西方，接受西方價值觀念對中國的改造，放棄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成為他們的附庸。”[③]
五、新自由主義下的國際社會正在蛻變為原始叢林
“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自由競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增長”，“金融深化(即金融自由化)是經濟增長的酵母”…，類似這樣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俯拾皆是。依照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自由經濟(自由貿易、自由投資，抑或商品、資本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可以有效地促進經濟增長，讓少數人先富裕起來，然后通過“涓滴效應”，多數人也會跟著富裕。經濟持續增長，大眾與小眾共同富裕，進而實現社會繁榮穩定。
但是，實際的情形是，經濟增長成果(財富)長期被少數國家、少數群體占有，而且這些少數在近幾十年來所占有的財富越來越多，在社會總財富中的比例越來越高。依照《21世紀資本論》書作者托馬斯·皮凱蒂提供的數據，2010以來，在大多數歐洲國家，尤其是在法國、德國、英國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國民財富的約60%。在美國，最上層10%占有美國財富的72%，而最底層的半數人口僅占2%。在法國，根據最新數據(2010-2011年)，最富裕的10%占有總財富的62%，而最貧窮的50%只占有4%。在所有這些社會里，半數人口幾乎一無所有：最貧窮的50%人群占有的國民財富一律低于10%，一般不超過5%。[④]
1914-1945年的一系列沖擊(包括兩次世界大戰，30年代的大蕭條，以及二戰后西方國家普遍采取國家干預政策等)，前10%人群占財富總量的比重，由1910-1920年的90%，下降到1950-1970年的60%-70%;前1%人群的比重，從1910-1920年的60%驟降到1950-1970年的20%-30%。然而，財富的不平等程度在1980-1990年再次開始加深。當前，前10%人群所占財富比重約為60%-65%。[⑤]皮凱蒂認為，倘若不采取切實措施如提高累進所得稅、征收資本稅，那么世界財富的不平等一定會越來越嚴重。
在同樣的自由政策下，富者強者比貧者弱者擁有更多的手段實現自由，他們擁有并控制輿論工具，因此擁有更多的“言論自由”;他們擁有政策法律的制定權與解釋權，可以界定什么是真理、道德、權威，由此擁有更多的“信仰自由”;他們富連阡陌，甚或富可敵國(甚至像波蘭這樣的中等國家)，擁有切實的“免于貧困的自由”;他們在日趨全球化的世界自由遷徙，在日趨寡頭化的國內操控政權，掌握著強大專政機器，當然可以“免于恐懼的自由”。自由不是陽光，而是陽光下的地盤;自由不是空氣，而是高原上的氧氣。在經濟領域，自由不是停留在書本中的詞匯，也不是經濟學家的口水，而是與各類資源結合在一起。自由與各類資源一樣，具有稀缺性。富者強者多吃多占，甚至通吃獨占，絕對是以犧牲貧者弱者為代價。讓“前10%群體”主要是“前1%群體”(資產階級)越來越富，讓“后50%群體”(無產階級)保持一貧如洗，讓兩者之間的“中間40%群體”(中產階級)淪落為負產階級，這是世界近三十多年來自由主義泛濫后顯而易見的結果。
二戰后，西方國家政府對外迫于社會主義蘇聯的競爭壓力，對內迫于日益高漲的工人運動，采取一系列改善大眾尤其是知識階層與產業工人待遇的措施，如美國的“偉大社會”計劃，由此而誕生了一個所謂的“中產階級”。很顯然，中產階級是被政府政策確立起來的，然而，最終又被市場機制所侵蝕與消滅。中產階級是新生市場經濟的抬轎人，是新自由主義最狂熱的擁躉。然而，當工業資本主義為金融資本主義所取代，尤其是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后，中產階級的好日子也就結束了。在“看得見的手”被束縛后(權力被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市場機制又展現出所謂“撒旦磨坊”與“馬太效應”，其調節的結果必然是“一端是財富的積累，一端是貧困的積累”，由此導致兩極分化，即“聞所未聞的財富被證明是與聞所未聞的貧困密不可分的”。[⑥]如此令西方多年來無比自傲的“橢圓型社會”，因中產階級坍塌而蛻變為“M型社會”，出現了1%與99%的對立。由市場調節的經濟進步總是以社會混亂為代價的。如果混亂的程度過大，共同體就必然會在這個過程中被瓦解。社會不再是經濟學家在教科書中鼓吹的穩定、繁榮、和諧，而是愈發赤裸的原始叢林。
六、中國的兩極分化日趨嚴重
市場經濟尤其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會不斷拉大收入差距，加劇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而差距與分化會阻礙經濟的增長，并且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降低，差距與分化也日趨嚴重。
當前，收入與財富不平等問題是中國所面臨的一大挑戰。《21世紀資本論》書作者皮凱蒂揭示：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前1%人群”的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相當低，不到5%。應當是世界最公正的國家之一。隨著80年代改革開放的推進以及2000-2010年經濟加速增長，中國的不平等程度快速上升。皮凱蒂估計，中國“前1%人群”的收入占國民收人的比重在2000-2010年為10%-11%，低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水平(12%-14%，與同期的巴西和加拿大相當)，也低于南非和阿根廷的水平(16%-18%，與同期的美國相當)。[⑦]盡管皮凱蒂對中國的不平等程度比較滿意，但是“前1%人群”占有10%-11%國民收人，對于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來說，也是令人震驚的。皮凱蒂的分析并沒有得到中國官方統計以及民間研究數據的支持。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基尼系數為0.473，位列世界前列。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家庭收入不平等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數高達0.61，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⑧]很顯然，如果依照中國官方統計以及民間研究的數據，中國的收入差距與財富不平衡水平，要比皮凱蒂的估計高得多。
更為嚴重的問題是，西方“前1%群體”或“前0.1%群體”，往往是通過幾百年的積累，幾代甚至十幾代的家族努力，才有今日的顯赫。而今天的中國富豪，在短短一二十年間，就積聚起完全可以比肩西方富豪的財富。中國“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規模與速度，絕對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絕唱與壯舉。
對中國的不平等程度研究，皮凱蒂盡管有些差強人意，但是對于中國經濟自由化——對外開放的宏觀經濟研究，皮凱蒂有一個有趣并值得警醒的結論：近年來，發展水平接近西方發達國家的亞洲國家及地區，沒有一個受益于大規模的外商投資，無論是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抑或是近來的中國大陸。本質上，上述這些國家和地區都自己投入了發展所需的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而后者，根據最新研究表明，在長期經濟增長中至關重要。[⑨]“中國大陸沒有受益于大規模的外商投資”，這個結論是中國新自由主義者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但是，他們不會去努力反對這個結論，而是會采取一慣措施——漠視它。皮凱蒂的論述很清楚表達一個觀點，即自主發展(自己投入了發展所需的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比依附性發展(大規模的外商投資)更為必要與重要。
皮凱蒂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也算不上是一個西方馬克思主義左派，而是一個標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皮凱蒂警示資產階級，不能放任財富不平等的不斷擴大，否則類似法國大革命抑或世界大戰那樣的“大沖擊”必然會到來。屆時，資產階級不僅會喪失財富，更有可能喪失性命。解決財富嚴重不平等的手段，皮凱蒂聚焦到與資本相關的各種稅收，包括累進所得稅與資本稅。法國在資產階級大革命之后，就廢除了少數人的財政特權，確立了不動產稅和贈與稅，提高了所得稅。然而，中國，一個富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法國大革命220多年后，在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65周年的今天，都無法開征不動產稅和贈與稅，親資本非親勞動的政策十分明顯。一些公知與大V尤其是“法律黨”，整天吵吵要“民主憲政”、“依法治國”，如此“簡單的稅收”問題怎么就不學學西方、與國際接軌?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曾如此評論：“在今天，任何有聲望的知識分子都不會支持這樣一種看法，即市場本身就是有效率的，而不必去考慮它在公平上產生的后果。”[⑩]新自由主義早就不是一般的經濟社會理論，也不是普通的學術理論研究，而是一種鮮明的意識形態，是西方強權對世界實行新殖民主義的政策工具。2008金融大危機之后，積極奉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美國，不再是炫耀資本主義優點的燈塔，而一舉淪落為展示資本主義弊端的櫥窗。連堅定的自由主義者馬丁·沃爾夫在自由主義的重要輿論陣地《金融時報》上撰文無可奈何地嘆息：“又一個意識形態上帝失敗了”。[11]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上帝”真的失敗了，但是不識時務的中國西化自由派仍忠心耿耿地成為新自由主義的守陵人。
作者：北京理工大學國家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
[①]【英】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頁。
[②]《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1989年6月16日。
[③] 參見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14年2月17日。
[④]【法】托馬斯·皮凱蒂◎著《21世紀資本論》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審讀本)第246頁。
[⑤]【法】托馬斯·皮凱蒂◎著《21世紀資本論》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審讀本)第335頁。
[⑥]【英】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頁。
[⑦]【法】托馬斯·皮凱蒂◎著《21世紀資本論》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審讀本)第315頁。
[⑧]“暢銷書《21世紀資本論》中文版將出，巴曙松擔綱翻譯”，新華網2014-06-03。
[⑨]【法】托馬斯·皮凱蒂◎著《21世紀資本論》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審讀本)第66頁。
[⑩]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大轉型》一書序言，參見【英】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頁。
[11] Martin Wolf, “Seeds of its own destruction”, Financial Times, March 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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