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是產生于20世紀初并于20世紀80年代逐漸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行其道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也是最能體現資本主義精神的理論派別之一。過去30多年里，在以金融資本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的推動下，新自由主義被作為治療各種經濟問題的“靈丹妙藥”在全球推廣開來，并實現了從經濟向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內的全面滲透與侵入。準確把握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本質，揭開新自由主義的神秘面紗，是自覺抵御新自由主義思潮侵襲、凝聚改革共識、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一項重大的思想理論建設課題。我們要從三個方面來認識這個問題。
一、新自由主義具有意識形態功能，是西方國家推行全球戰略的重要支撐
新自由主義思潮絕不是什么純粹經濟學思潮，它從來都是一種意識形態。從古典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其思想內核是一脈相承的。在經濟領域，反對公有制，鼓吹“市場萬能論”，主張徹底的“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在政治領域，宣揚西方憲政民主，極力兜售多黨競選、輪流執政，三權分立、軍隊中立化、國家化;在社會領域，鼓吹人權高于主權，推行所謂的“公民社會”;在價值觀領域，宣揚“普世價值”，稱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是超越時空、超越國家、超越階級的人類共同價值，具有普世性、永恒性。只不過是新自由主義包裝得更加巧妙，它總是以“純粹經濟學”的面孔出現，擺出一幅價值中立的樣子，遮蔽了其意識形態功能，具有很強的迷惑性和欺騙性。
新自由主義把所謂個人自由作為基本前提去構建世界資本主義價值體系，把沒有管制的市場當成拯救全球經濟唯一正確可行的手段，把“華盛頓共識”當成全球共識，將它作為醫治世界各國經濟問題的“靈丹妙藥”，成為指導其他國家經濟發展的行動綱領，激發人們對西方自由貿易及自由市場強有力的信仰。其他國家只要信奉新自由主義，就必然會對少數西方國家形成依附關系，從而實現這些國家的全球霸權。從實踐上看，“二戰”結束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使一些國家形成了對美元的依賴，“華盛頓共識”的十條建議，尤其是“利率市場化、匯率競爭化、貿易自由化、國企私有化、外資放任化”以及“降低邊際稅率、放松政府管制、保護私人財產、政府支出重點在經濟效益高的領域”等9項內容，都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經濟領域內的集中體現。接受“華盛頓共識”，這些國家自然就會把新自由主義奉為意識形態與行為準則，進而日益西方化。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那些急于擺脫債務危機的國家在接受發達國家及其控制國際經濟組織所提供的金融安排的時候，往往不自覺地接受新自由主義，按照新自由主義開出的“藥方”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此時，新自由主義不是一劑“治國良方”而是引導民族國家走向消亡的“死亡陷阱”;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最初總是以“純粹的經濟”的面孔進入到其他國家中去，打著拯救這些國家的經濟，幫助這些國家脫貧致富的旗號。其實，自從它踏進這些國家領土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是什么純粹的經濟理論，而是成為發達國家推行自身價值觀、推行和平演變的有力工具。
二、新自由主義理論本源存在重大缺陷或硬傷，給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了諸多惡果
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困境。新自由主義把“原子化”的個人主義作為理論前提，錯誤地認為個人自由的總和就能形成社會整體的自由，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必然導致社會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一旦干預經濟不僅有悖于資本主義精神，而且帶來整個經濟效率下降，產生新的社會不公。就像無政府主義企圖徹底擺脫政府控制最終無法逃脫多數人被少數人奴役的邏輯一樣，新自由主義所構建的經濟體系必然會把整個社會引向“勝者通贏”及“精英特質”的代際傳遞中，使得整個社會在自由的名義下淪為資本與市場的奴隸。在一些西方國家，社會底層民眾因為資本小、競爭力弱而不得不受制于精英階層的安排，資本日益滲透到國家的政界、商界及軍界等一切權力部門中。據統計，美國家庭中最有錢的1%掌控著全國34.6%的社會財富，最底層80%的家庭只占有全部社會財富的15%。曾經鼓吹新自由主義和歷史終結論的美國學者福山就客觀地說過，“美國的貧富差距在過去30年里迅速擴大”?？梢?，新自由主義模式下的社會不可能達到真正的平等?；蛘哒f，新自由主義語境下的平等不是人的平等，而是資本的平等，權力成了資本的工具，誰的資本雄厚誰就擁有更多的自由與權力。
新自由主義的嚴重危害。新自由主義實質上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其嚴重危害表現在以下方面：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新自由主義鼓吹的徹底私有化、減稅和削減社會福利等政策，導致許多國家工人的實際工資出現了下降趨勢，消費需求不足，兩極分化更加嚴重;金融市場缺乏監管，信息極不透明，投機性金融操縱成風。金融自由化的盲目發展還使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離，虛擬資本和金融部門相對于實體經濟急劇膨脹，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不斷向金融資本和金融部門傾斜，經濟增長日益依賴于金融泡沫支撐下的財富效應。這引發了美國的金融危機，進而導致實體經濟危機，殃及世界各國。
在發展中國家。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的強制推行，使這些國家的主權不斷弱化，民族工業和本國市場的保護屏障嚴重削弱，政府控制本國經濟和保證金融安全的能力大減，導致經濟增長遲緩、貧富分化加劇、社會矛盾激化等消極后果。在拉美，新自由主義導致拉美國家企業大量破產、資本外逃、債務危機深重，收入分配嚴重不均和失業不斷增加等。如墨西哥在實行新自由主義模式的25年里，人均GDP平均每年僅增長0.17%。由于失業和低工資，數以百萬計的墨西哥人被迫移民。在非洲，各種跨國公司“結構性調整項目”的實施，使許多非洲國家經濟衰退，社會動蕩。在20世紀最后的20年，非洲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增長率較此前的20年幾乎下降了一半，20世紀90年代，非洲各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更是負增長;20世紀90年代，東亞國家受新自由主義影響，釀成亞洲金融危機，損失達數千億美元。菲律賓從1946年獨立以來一直是美國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在亞洲的“櫥窗”，較之許多亞洲國家，其經濟和社會狀況明顯落后，貧富差距異常明顯。
在社會主義國家。新自由主義用“普世價值”、西方憲政民主進行滲透，妖魔化共產黨，鼓動人們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導致蘇共垮臺、蘇聯解體、東歐劇變。此后，又對俄羅斯搞“休克療法”，使俄羅斯國民經濟和工業生產大幅度下降，綜合國力嚴重削弱，國家從此陷于長期的經濟衰退。普京任總統后，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反擊寡頭對經濟的控制，實際上宣告了新自由主義改革在俄羅斯的終結。
實際上，不僅發展中國家警惕新自由主義思潮，即便在發達國家內部對于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也一直不絕于耳，很多發達國家并沒有采取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及社會政策。
三、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確保改革始終沿著正確方向推進
當前，我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必須旗幟鮮明地抵制和排除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干擾，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一要明確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不是否定改革。一些學者認為，如果對新自由主義思潮進行批判就是無異于否定改革開放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實不然。我們主要批判依附在新自由主義身上的意識形態，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假設與理論前提，批判新自由主義假借全球化、金融貿易自由化、市場化之名推廣所謂的普世價值，進而批判它們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思想，批判他們否定世界各國探求適合本國發展道路的做法。因此，批判新自由主義不僅不是否定改革，恰恰正是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也只有明確了這一點，才能使我們對新自由主義的各種思潮保持應有的警惕，劃清是非界線。
二要進一步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十八屆三中全會把我國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確保全面深化改革進展順利、收到成效、取得成功，是我們面臨的重大考驗。習近平同志特別強調，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這就要求我們始終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倒重來”、“另起爐灶”，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國際環境，面對各種思想觀念和利益訴求，當代中國共產黨人要在復雜嚴峻的風險考驗中把握改革方向、把準改革脈搏、開好改革藥方，最根本的就是要解決好制度模式選擇問題。經過3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轉折，推動了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和綜合國力大幅提升，“中國經驗”、“中國道路”受到全世界日益廣泛的關注。2008年以來，在應對國際金融經濟危機沖擊及各種風險與挑戰的實踐中，我國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經受住了考驗，彰顯了獨特優勢。中國道路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礎和定力，是制度自信的源泉、定力和主心骨。有了這個定力和主心骨，在世界多樣化的制度格局中，在兼收并蓄、海納百川的基礎上，全面深化改革，與時俱進，我們將確立中國制度的獨特地位，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
三要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強調：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同時，必須毫不動搖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突出經濟體制改革，充分激發經濟發展的動力活力。非公有制經濟是富民強桂的重要基礎。激活市場主體，關鍵在激活非公有制經濟。必須充分認識到，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滯后是我區的最大短板，發展滯后的根本原因在于體制機制和政策障礙。要把全區經濟工作的著力點放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上，把深化改革的著力點放到破除制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上，積極探索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形式，充分釋放民間資本活力，推動非公有制經濟規模化、特色化、專業化、高新化發展，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新格局。
四要始終堅持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習近平同志強調，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他明確指出：“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要把市場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既要用市場調節的優良功能去抑制“國家調節失靈”，又要用國家調節的優良功能來糾正“市場調節失靈”，從而形成高效市場即強市場和高效政府即強政府的“雙高”或“雙強”格局。這樣，既有利于發揮社會主義國家的良性調節功能，同時在頂層設計層面避免踏入新自由主義陷阱和金融經濟危機風險。實際上，在當今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是不受政府干預和調控的，只是干預和調控的具體形式、方法和程度不同而已。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應該而且也更有條件搞好宏觀調控，這是由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所決定的，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的必然要求，也是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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