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勞迪奧•卡茨 魏文編譯
一 全球危機影響所有中心國家的經濟
六年來的經濟危機改變了世界的局面。銀行靠更大的財政坑洼得以挽救，大量注入貨幣刺激了更大的泡沫，超過了生產的恢復。
美國的出口危機決定全球資金的循環，因為它保持著美元的優勢地位，操縱大銀行，控制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但是公共債務和退稅加劇了對其工業的破壞。美國因為軍事上的優勢保持著主角的地位，軍事的重組采用更多的技術和更少的軍隊，通過調整優先事項密切了與盟友的協調。
在兼并和內部調整之后，法國和德國的聯盟加強了它們在歐洲的主導地位。意大利和西班牙面對通縮的“外科手術”沒有地緣政治的保障，向債權國轉移資金打擊了這個地區的外圍國家。
凱恩斯聯邦主義的思想體系被新自由主義的集中化代替，形成了一個大陸的國家。為了讓歐洲適應全球的競爭，加強了“三駕馬車”(指應對歐債危機的三方委員會，成員包括歐洲委員會、歐洲中央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譯者注)的專制主義。但是，非法性、民眾的拒絕和分裂主義的要求正在破壞歐洲聯盟。
歐洲縮小國家結構對調整是實用的，但不適應國際上發生的情況。防御性的貨幣政策和放棄軍事計劃表明了這一點。危機加劇了日本延長的停滯，它失去了在亞洲的地位，在國際政治中重新確定它的二等角色。
在全球的危機六年以后，國際時局呈現了一個多變的畫面。銀行被拯救了，代價是巨大的財政坑洼和失業的大量增加。中心國家的經濟出現蕭條，但是沒有停滯。中國鞏固了它的上升，中間的經濟保持一種脆弱的增長，外圍經濟遭受新的減速。
地緣政治的變化引起對美國的帝國優勢、歐洲的延續性和出現新的集團展開辯論。在歐洲資本對勞動的攻勢繼續，但受到強烈的抵抗，在中東出現動蕩，在亞洲引起社會反應。
危機在不同地區的競賽如何?多極化有什么成果和意義?新自由主義確立的力量的社會關系有變化嗎?最近60年來的事件對搞清楚資本主義的時機、時代和階段的趨勢提供了蹤跡。
救助銀行的兩難處境
美國萊曼兄弟(銀行)的破產開啟了一個混亂的時期，將危機變成中心國家經濟的形態。與1929年發生的情況相比有無數的相似之處，表明旋渦的嚴重性，搞亂了美國的銀行和歐元。
2014年初，歐元區復蘇乏力與美國經濟不穩定的恢復、日本的沒有生氣和中國的減速共存。最近幾年同樣的情況占主導地位。所許諾的復蘇征兆由于金融烏云的重新出現和一些機構的癱瘓被稀釋了。少數分析人士宣告危機結束，許多人則認為可能再次出現2008—2009年經歷的艱難時刻。
在從未有過的公共開支擴張以后，這種不確定的情況仍將是主要的。受到危機影響的所有國家的政府開展大規模的救援以便拯救依靠次級信貸、泡沫和打包的債券投機的金融家。關于高盛投資公司在設計標簽化的抵押貸款中的作用的調查被關閉了。隱瞞風險和將沒有償付能力的信貸據為已有的專家們保留著他們的就業。只是某個替罪羊(如麥道夫)因為很明顯的詐騙而倒臺，當局正在與評估風險的公司(標準普爾)談判某些不會有刑事后果的罰款。
美國的銀行抵消了一項簡單的監督法律，保持它們在陰暗中操作阻止大銀行機構的分工，保留稅務天堂。在歐洲仍然沒有通過有名的兌換交易稅，最后的計劃包括一種可笑的稅，它可能支持銀行本身的救助。
政府選擇救助，而不是關閉銀行或將停頓的銀行國有化。避免了走關門的道路，因為擔心存款和債權的普遍垮臺。在因對萊曼兄弟銀行的干預造成動蕩之后，提出了提前進行資本的大規模貶值的正統建議。
但是，統治者與金融勢力的結合也埋葬了反對向銀行機構國有化前進的企圖。這種同謀與對待危機的受害者截然不同，后者遭受貧窮、失業和工資下降。
引發危機的銀行結構保持下來沒有被觸動。官方對銀行機構提供“氧氣”加劇了所有的金融不平衡。最具有爆炸性的是為了救助銀行注入貨幣的規模。一種對國際清算如此大的擴張性后果的發行貨幣是沒有行先例的。沒有任何人知道發了多少貨幣和這樣大量的資金將如何被經濟吸收。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引入“數量寬松”以便向銀行轉移巨額資金，企圖引導銀行增加用于生產的貸款。但是這項措施對于經濟活動后果是微不足道的。銀行避免將這些資金用于投資的貸款或重新資助有債務的家庭。它們利用這些資金刺激新的對原料、股票或外匯進行投機的新周期。
美聯儲陷入了一種完全進退兩難的境地。如果保持結算，將繼續鼓勵高風險的交易，它曾導致了2008年的金融爆炸。但是，如果靠提高利率消除這種危險，將窒息脆弱的恢復，為大規模的衰退重新打開籠頭。
與60年代不同，還沒有被迫在有通脹的增加與經濟的萎縮之間進行選擇。最近幾十年已經形成一種通縮的局面，減少貨幣發行對價格的沖擊。但是應當靠支持新的金融泡沫或甘愿以繼續停滯來應對。
這種進退維谷90年代在日本已經提前證實了。在那里對銀行的救助沒有變成增長的反彈，拯救甚至沒有解決銀行無力支付的情況。如果重現這種場面，政府將大量拋出資金，但永遠也不會投到生產領域。
美國的金融領導地位
危機從美國開始，擴大到發達經濟體的其他國家，結果在危機起源的國家危機加劇了。這種曲線表明在一些領域第一強國的重要地位。
首先，美國在貿易和金融領域保持著美元的優勢地位。美元占世界上國際儲備的62%和跨國公司交易額的85%。美元已經失去它戰后的統治地位，但是沒有任何其他的貨幣能占據它的位置。美元仍保持著很重要的霸權，與此同時正在談判另外一種以幾種貨幣共存為基礎的國際貨幣本位，回歸固定的匯率或形成一個外匯籃子。
盡管美國經濟有巨額貿易赤字，最近60年在關鍵的時期美元仍然保持成為資本家偏愛的避風港。在這種情況下富人尋求美元貨幣的保護。
其次，美國決定著國際金融制度改革的速度和性質。這種規則的調整由于最近的危機、金融的全球化和股票交易所的相互聯系，已經變得急迫。一位知名的銀行財團的負責人監督這種重塑的情況，以便使在紐約運作的資本霸權永久化，還尋求保障一小批操縱這個極端復雜的制度的專家們的特權。
這個階層的影響從強制否決限制高風險運作的建議可以證實。此外，金融家們封鎖針對造成2008年泡沫破裂的人的制裁，實現讓泡沫的管理者繼續收取可恥的傭金。
第三，美國做到恢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各國經濟的法官和調整的監督者。一個失去威望和資金減少的機構重新擁有很多資金和很強的進行全球干涉的能力。在最近幾次20國集團的峰會上同意將這個機構的資本增加一倍。盡管美國人提供的資金很少，但在它在董事會保持著居主導地位的影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議程在華盛頓決定。
華爾街和美聯儲的勢力說明北方強國如何出口一次在它的國土上發生的危機。在震蕩開始時美國將擴大銀行結算的戰略強加于人，抵消了德國的抵抗。再次將美元的洪水引向世界，在過去美元的洪水為消解美國的公共債務提供了便利。面對缺乏選擇，這種貨幣的持有者重新接受它的風險。
美國的許多銀行靠公共資金進行了調整，開始歸還在拯救期間得到的部分資金。因此美聯儲支持轉向限制貨幣和提高利率。
在過去的結算階段，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導致向中間的經濟體發放資本，為“飛燕型”的資金提供更多的利潤。面對正在到來的資金成本提高的局面，這些資本開始回到中心國家的經濟。
在這兩個時期美國指引著全球的金融循環，證實華爾街、美聯儲和美國的銀行在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具有的中心作用。
對工業的破壞
這種國際主角的另一個面孔是對北方經濟內部的破壞。隨著因抵押貸款危機引發的沒有支付能力的私人債務增加，脆弱的增長證實了這種衰落。
經濟的復蘇還受到拯救銀行帶來的巨額財政成本的影響。美國的公共債務達到一個危險的頂點，從2007年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62%上升到2011年的100%。去年聯邦政府關門期間體現了這種負擔的嚴重性。政府停止運轉，與此同時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討論為這種債務提供資金的界線。
機構利用財政的鴻溝作為調整的一個理由，以便迫以更大幅度削減市政開支和社會開支。最后，沒有發生可怕的違約，也沒有發生針對國庫劵戲劇性的資金轉移。但是所發生的事情表明了損害美國經濟的財政危機的規模。
此外，這種脆弱在加劇，因為奧巴馬表明他沒有能力引入最起碼的改革。在茶黨和共和黨人的壓力之下，奧巴馬接受掏空他的醫療計劃。數百萬缺乏醫療保險的美國人應當加入由國家調節的私人預付款服務。一項覆蓋面積大和花錢較少的計劃結果存檔了。
由于右派封鎖了任何重新引入對富人的征稅，所有的調整繼續落到勞動者的頭上。奧巴馬在文化問題(墮胎、同性戀婚姻)和政治優先事項(移民、使用武器)上與共和黨人有沖突。但是他們的經濟議程是很相似的。一條鴻溝將他與大蕭條時期羅斯福提出的新政分離。
美國現任總統堅持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與工會作對，拒絕凱恩斯主義學派經濟學家們關于調控銀行，減輕小型債務人的負擔和提高窮人的收入的所有建議。
作為這種連續性的結果，一小撮億萬富翁所占有的國內生產總值和70年代相比增加了兩倍。里根的經濟政策所強加的稅收制度沒有變化，同時每6個美國人中就有1 人靠低于貧困線的收入生活。
個人的債務是受到破壞本身的另一個指數。面對收入的損失這是一種生存的方法，所有受害者利用當前這種模式。美國的家庭已經特別陷入這種資助的困境。
此外，由于失業增加社會的裂痕在擴大，在復蘇的時期失業沒有減少。從2008年以來失去的就業大部分將永遠消失。大企業依靠革新趕走勞動力，同時擴大轉移它的工廠，繼續提高生產率。在國外創造就業對國內是破壞，在工人的城市(如底特律)幽靈居民區成倍增加。
這種對工業的破壞確實與美國在創造新的信息技術時的領導地位共存。但是這些活動創造的就業很少，不可能率領重新出現一個就業的水平。將企業遷移到勞工成本較低的國家造成水平很高的就業崗位的損失，就業的恢復伴隨著尖端活動的發展。新技術沒有再次創造傳統工業的大規模勞動。
對軍事優勢地位的調整
美國盡管失去了工業的領導地位，仍保持著國際的主角作用。如何解釋這種分離?它的銀行的決定性影響提供了回答。但是，主要的解釋在于第一強國所展示的帝國的作用。這種軍事上的優勢使其保持經濟上的主角作用。
世界憲兵是資本主義秩序的擔保者。美國操縱著全球軍費開支的40%，在130個國家擁有800個軍事基地。這種保護統治階級的作用沒有人替代。面對嚴重的社會威脅或極端不穩定的形勢保護資本。
現在奧巴馬完善這種干涉的方式。推動以更少的軍隊的直接存在為單邊行動提供便利，依靠更多的技術支持。新奇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將一位前共和黨鷹派人物(查克•哈克爾)和一名中央情報局挑釁專家(約翰•布雷南)引入他的班子。他決定避免用更多聯合攻擊行動的入侵。
華盛頓是一種永久戰爭的資本。有一支6萬人秘密軍隊負責實施軍事化外交的指令，對居民封鎖消息。這種掩蓋因現在公民注冊率很低的百分比變得容易實現。
“外科行動”由為了謀殺而訓練過的突擊隊實施。本•拉登的事件表明這種實施是堅決的，沒有法律的程序。奧巴馬操縱著被判罪的人的名單，決定處置每項罪行的時機。根據一項秘密的法律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逮捕恐怖主義的嫌疑犯，執行這項任務的團體從2005年的35人增加到2010年的106人。
這項政策導致對民主自由的限制，如因士兵布蘭得利•曼寧揭露的關于帝國暴力的消息而對他進行的報復所證實的那樣。阿桑奇和斯諾登在國際上受到的追捕服從于同樣的目標，即不得暴露美國行動的殘暴。這種黷武主義在國內的反響是居民繼續持有武器，在中學進行暗殺，右派民兵在增加。
奧巴馬調整帝國的戰略以便修復政治上的疲憊和布什留下的財政窟窿。在2008-2009年的危機之后美國不可能支付無限的戰爭。美國在伊拉克已經花費了8000億美元，在阿富汗支出了4500億美元，使國庫枯竭。如同在越南戰爭之后發生的情況，第一強國需要醫治傷口以便重新實行干涉主義。在兩次征戰之間帝國治理引起中斷不是第一次。
聚合型的帝國主義
現在的重新定位包括對軍事優先的審視，以便減少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存在，增加對中國的壓力。在中東地區將責任轉移給當地的伙伴，同時中央情報局保持對秘密行動的控制，操縱新聞界和有選擇地提供裝備。
在太平洋地區五角大樓增加部署在那里的軍隊，抓緊對朝鮮的包圍，監督日本、韓國和中國之間和邊界沖突。但是，美國的海軍陸戰隊在34個非洲國家駐有軍隊，領導跨國公司所需要的所有“人道主義的干涉”。特別通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加入的新衛星保持對俄羅斯的緊張關系。
全球的憲兵保持著它舊有的敵視對手的戰略，以便迫使它們進行談判。與伊朗的協議是這項政策最新的一個例子。第一強國將核裁軍強加于人，以最小的讓步作為代價。在多年的貿易封鎖和提出與波斯的資產階級進行談判之后，美國實現了這個目標。
放棄轟炸敘利亞表明美國進行直接的軍事干涉的能力有限，但是不是指它的地緣政治“委任者”的作用。在利比亞開始反攻之后，美國站在談判的第一線，以便在派別的戰爭中埋葬“阿拉伯的春天”。
美國在表面上退出了地區的沖突，以便為流血提供條件，這有助于它進行談判，與戰斗中的勝者結成新的聯盟。這是它與伊拉克一起反對伊朗所采用的模式，以便隨后埋葬伊拉克，結束與伊朗的談判。在敘利亞向吉哈德分子提供資助反對政府，目的是為了隨后要求清洗原教旨主義者，在黎巴嫩重新開始屠殺。
但是，如同每次冒險都引發一種新的自主反應的力量一樣，戰爭的連續性沒有結尾。塔利班和基地組織已經發生過這種情況。下一次出軌可能由沙特阿拉伯領頭，如果這個王國為了強化它的地區野心而制造原子彈繼續取得進展的話。
顯然美國受到伊拉克結局的影響。它不得不放棄破壞這個國家一次失敗的殖民主義實驗。但是美國與它的伙伴一起繼續操縱著這個地區的線路，與越南戰爭不同，它沒有因為所進行的屠殺而避免一場國內的危機。
有了在伊拉克的經歷之后，奧巴馬推動帝國更加協調的行動，企圖與它在國際上的伙伴分擔成本。面對烏克蘭的危機它尋求讓歐洲敵視俄羅斯，讓法國干涉非洲，讓當地的精英更多卷入也門、泰國、巴基斯坦或埃及的沖突。
這項政策指向加大美國的盟國參與帝國的守護，而不讓出對優先事項的操縱。美國決定誰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誰應被排除在外，如同在冷戰期間與歐洲和日本形成的軸心開展行動那樣，決定已經被認可的次大國(以色列、加拿大和澳大利亞)、被選擇的次大國(土耳其、巴西、南非)或變化不定的次大國(巴基斯坦、印度)應當發揮什么作用。
這些趨勢確認華盛頓的軍事角色沒有變化。它保持著一種集體的帝國管理的領導地位，在20世紀的下半葉取代了帝國主義之間舊有的軍事對抗。
一些作者質疑這種特性，強調美國在軍事上的下滑。他們將最近在中東、東歐或亞洲的地緣政治結局解釋為一個老的憲兵無能的表現。他們估計五角大樓已經不可逆轉地消耗了，面對每個挑戰在后退。認為在90年代期間行使某種文化霸權(表現為一個“美國世紀”的愛虛榮的幻想)以后，美國佬已經輸了局。
但是結果是根據近年來發生的情況，難以贊同這種判斷。美國繼續確定它的準則，繼續呈現更突出的帝國行動的決心。在確定誰應當是核俱樂部的成員和誰應當被排除在外的時候仍充當主要角色。
在這個領域美國和它的老對手(中國和俄羅斯)談判，與它的伙伴(法國和英國)和有特權的代理者(以色列)分擔軍備，和歷史上接近它的政權(巴基斯坦)和現在靠近它的政權(印度)協調原子實力的規模。同時對以自主的方式尋求裝備這種戰爭手段的國家(朝鮮)實行嚴厲的打壓。
美國已經失去單邊行動的能力，但是沒有喪失在聚合型帝國主義的方向上進行干涉的能力。這種指揮權來源于不存在另外一個資本主義普遍守護的舵手。
德國重塑歐洲
歐洲是當前危機的中心。在那里疲憊的調整之后衰退仍在繼續，失業達到創紀錄的水平。最戲劇性的震蕩的時期在2011-2012年，當時在全球的全面震蕩之中，由于停止支付公共債務造成銀行集中破產。歐元的爆炸也似乎迫在眉睫。這種戲劇性的情況已經減弱，但是喘息是脆弱的。金融機構的形勢是容易受損的，停滯比在美國更嚴重。
歐洲在開始時將“海嘯”解釋為美國震蕩的一種暫時的反應已經被否認。舊大陸已經陷入一種銀行破產與財政赤字的惡性循環。拯救銀行機構增加了公共債務，將衰退提前，加重了金融部門的脆弱性。盡管800家銀行已經收到1萬億歐元，但是沒有任何人看到地道的盡頭。
德國已經變成舊世界的一個大國，由于呑并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恢復了它的優越地位，從1998年到2006年為內部的調整和兌現工資提供資助。之后強制提高生產率使其高于工資，壓倒社會的成果。通過哈茨法強迫失業者從事不穩定的工作，這已經占就業總數的四分之一。所有的資本家都進行這種侵犯以降低工資的成本。
東部廉價和熟練勞動力的流入，許多企業的外遷使調節完整了。工會沒有像英國那樣被取消，但是它的談判能力下降了，社會資本主義的萊茵模式被稀釋了，以至失去了與盎格魯薩克遜模式舊有的差別。德國資本主義國際化了，接受外部的投資，采取了美國經理人殘暴的風格。
這些變革破壞了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在德國的東部，舊政權的精英們沒有得到他們在波蘭、匈牙利或斯洛伐克的同伴們因資本主義的復辟而得到的福利。青年人的移民引起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口的大幅度減少，全體居民中的16%面對著嚴重的貧困風險。此外，從2002年以來對缺乏食品的人提供食品的服務已經增加了兩倍。
德國的資本家們對呑并感到得意，在歐盟的組建中將自己的優先事項強加于人。他們積累了大量債權的財富和貿易順差，這使他們能夠確定大陸的方向。這種優勢地位在北部一些國家(丹麥、荷蘭、芬蘭和奧地利)的經濟加入以后而得到鞏固。
與法國的政治協議也是重要的。這個國家的統治階級靠和它的老對手結成的地緣政治聯盟補償其生產的下滑。但是協定的代價是連續的調整，保守派和社會民主黨人提出的調整沒有任何區別。奧朗德在就任幾個月以后，以新的對資本的補貼和更大的勞工靈活性代替他向有錢有勢的家庭提高稅收的并不重要的建議。
英國試驗另一項戰略，與德國政權拉開距離。保持在歐元區之外，談判2009年在歐盟內部達成的特殊地位。這種自主權是銀行的院外集團所要求的，目的是保持倫敦城國際化的交易。但是存在許多交易，因為將出口的一半放在大陸的工業部門失去了與歐洲重新接近。
通縮的“外科手術”
歐洲的中間經濟面臨歐盟領導層強加的確認削減的后果。90年代初這種“外科手術”從意大利開始，它接受馬斯特里奇的規則。舊的通貨膨脹的模式，貶值和財政赤字被大范圍的公共開支所取代。右派貝魯斯科尼和普羅迪的社會民主黨人分擔了私有化和解除對勞動市場的調控任務，加大了將北部與南部分離的裂痕。這種宏觀經濟的模式使停滯和失業長期化。
西班牙走另外的道路。它加入歐盟開始時帶來強勁的增長，刺激了某些企業的國際化，變成全球的“運動員”(電話公司、恩德薩公司、費諾薩聯合集團、雷普索爾公司、西班牙對外銀行、桑坦德爾集團)。對這種嵌入的彌補是經濟的專業化(建筑、服務、旅游)，削減了工業結構，使高失業率穩定下來。
這種脆弱性說明最近的危機的巨大沖擊。西班牙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將銀行的停滯提前，在四次拯救之后使公共財政破產。最后一次救援包括由德國直接監護對削減(支出)的監督。西班牙生產萎縮，財政赤字飆升到國內生產總值的6.4%，債務相當于國內生產的87%。
西班牙和意大利不能靠地緣政治行動補償其經濟上的脆弱性。最近幾百年它們在信貸領域的出現不多，加入歐盟加強了這種邊緣化。由于這些原因危機的沖擊類似于整個歐洲的外圍受到的沖擊。
在歐元區失業打破紀錄(10.8%)，在青年人中則增加一倍(21.6%)。但是在西班牙已經超過23%，在意大利影響到三分之一的青年人和南部一半的婦女。2010年8.2%的歐洲工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但是在意大利(2007-2012年)窮人的數量增加了一倍，在西班牙窮人達到300萬。如果這種破壞以現在的速度繼續下去，這兩個國家居民的廣泛階層今后幾年將被奪去基本的(保險)復蓋。社會民主黨“社會改善的資本主義”的模式正在加速消散。
在斷裂的歐洲大陸地圖上，德國決定著調整的速度。它將“沒有消化的通縮的食譜”強加給債務人以便使這個地區符合它的競爭模式。由于它同時需要保持新的市場和避免它的客戶的破產，它以不苛刻的條件向破產者重新提供資金。
每個國家應當用自己的資金救助它的銀行，因為貨幣的統一不包括分擔債務。德國計劃向整個歐盟財政和銀行的統一前進，那時將結束現在對沒有償債能力的清洗。因此它只向將來接受德國控制的停滯的經濟提供貸款。
為了準備這種監督，德國封鎖任何建立在債務互換或發行歐元債券的基礎上的不加區別的救助。它將一個相似的機構(ABE)強加于人，由它掌控銀行的重組。還引入歐洲中央銀行對歐元區6200家銀行機構的監督，通過一項穩定基金(MEDE)操縱這些機構的再資本化。下一個步驟將是修改歐洲條約，以確保對財政的控制，擴大布魯塞爾已經占為已有的授權。
只有這個進程結束時，德國將考慮引入在美國運轉正常的聯邦機制，以便監督財政和貨幣。但是這項計劃需要歐元、銀行和公共財政持續下去，不會因為大量呑下調整所包含的的“毒芹”而爆炸。在它實現具體化以前危機可能破壞這項計劃，如果在歐洲的北部與南部之間現在的分裂加劇的話。
兩極分化的機制
整個歐元區的資本家們祈求留在歐元區內以作為破壞福利國家的理由。但是受影響更大的是地區外圍的國家。這些經濟體已經吃盡金融自由化后果的苦頭，它使操縱證券化、囤積和結算之外的可計算性普遍化。銀行缺乏它們傳統的保護，在出現問題時將造成公共財政的巨大空洞。
歐洲的外圍受到不可操控的債務的壓抑，屈從于債權者的要求。它們的情況類似于拉丁美洲在債務嚴重的時期所遭受的痛苦。
在80和90年代美國將其富余的結算和商品放到南部的鄰國，由德國轉移給舊大陸更脆弱的經濟體。這兩個大國采取相似的公共債務的方式減少商品和資本的多余部分。這種轉移破壞了依附性的地區的財政穩定，進行非常相似的調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監視拉丁美洲的削減，現在這種監督重復，由歐洲委員會和歐洲中央銀行分擔的一部“三駕馬車”實施。只是改變了受害者和實施同樣進程的地方。
在一些情況下災難是嚴重的。希臘遭受的停滯超過2001年阿根廷遭遇的停滯，包括產品的下滑(在兌換率之后下滑加倍)和債務的規模(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150%)。平均失業率達到27%，青年的失業率達到58%，出現沒有結尾的蕭條。
“三駕馬車”沒有將有的國家排出歐元區，但是也不向其提供資助。抓住短板將持久的調整強加于人，做出改善未來承諾，令人難以置信的。在不斷升級的債務重新談判之后，債務減少了微不足道的10%。
冰島的情況更糟。這個國家在10年期間被展示為“新自由主義最為成功的模式”，4年前它開始經受沒有停頓的調整。居民的消費下滑(2007年下降12%)，削減支出并沒有減少公共債務(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120%以上)。
在葡萄牙右派和社會自由黨人改組政府，以便在每輪債務談判結束時進行新的削減。在第三次對銀行的救助以后，國家的儲備被掏空了，同時失業成倍增加。東歐出現大量失業人口的移民，其貧困類似于第三世界國家的貧困指數。
這兩個“金融天堂”的結局表明誰對危機的后果負責。在冰島為了吸引兩家銀行的資本已將銀行機構私有化，它們收取的資金相當于這個島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0倍。當這些機構登臺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企圖轉移侵呑的錢財，轉移給阻止登臺的人。
在塞浦路斯也將銀行的破產歸罪于小儲戶。社會的抵抗和擔心(資金)轉移到其他自由化的市場迫限制沒收。但是一次直接對儲戶征用的先例成了將來一種浮動的手段。
共同的貨幣在整個歐元區靠強制的兌換率運行，鞏固了發達經濟體的優勢，為了補償競爭力阻止利用貶值。
負債更多的國家被迫減少它們的財政赤字和貿易結算。由于使用與其他國家同樣的貨幣，以便管理生產率、工資和差別很大的通貨膨脹率，大量的資金隨之流向中心國家。
德國、法國、荷蘭、瑞典和奧地利的平均工資是希臘、葡萄牙或斯洛伐克平均工資的兩倍或三倍。在立陶宛、羅馬尼亞或保加利亞則高達7至10倍。但與德國相比生產率的差距有天壤之別。
歐洲北部和南部之間通貨膨脹的高低不同也加劇了。從2000年到2008年在北部地區價格上漲了11.8%，而在南部地區則上漲了27%。自從外圍的經濟體加入歐元區以后，它們在增長時消費增加，但沒有任何生產的支撐。通貨膨脹的差別反映了這種不平衡，先是貿易赤字上升，然后是債務增加，最后是銀行破產。
這些進程表明了地區社會經濟不平等的長期性和在資本主義大改組的時期中心-外圍關系的再創造。歐洲的情況證實隨著本地區適應全球積累的新模式，兩極是互相供給的。
從聯邦主義到集權制
危機沒有阻止歐盟的構建，它已經是一個有一些管理機構的大陸國家。到現在通過條約運行，沒有憲法的有力支持。為了改變每項規則，需要各國政府投票，同時進行內部協商。這些機制繼續有效，直至確定如何集中做出決定。通過取消所有阻礙資本的歐洲的怪癖，這種修改正在進行。
正在進行的變革與聯邦主義的理想已經沒有任何關系。這項計劃的實施是為了將舊大陸嵌入新自由主義的世界化。德國在指揮這種轉變，通過中央銀行獨立的嚴格貨幣政策已在內部試驗新的限制工資和清楚的優先事項安排。
繼續逐步形成聯盟(50年代的羅馬條約，60年代的共同農業政策，70年代的兌換率制度，80年代的貨幣協議)，最初的步驟由于90年代的馬斯特里奇條約而發生重大的轉向。在那里由于貨幣的統一，開始了新自由主義的轉向，德國重現，東歐國家加入歐盟。
現在的模式在一種超國家的頂層指揮下實施，使歐洲的建設適應市場的要求。在前蘇聯解體和德國統一以后，歐盟的實力急劇增大，馬斯特里奇條約鞏固了資本主義專制的優勢地位，以便在歐盟的27個成員國和歐元區的17個成員國破壞福利國家。
聯盟的所有國家都失去了主權，服從于預算的授權，由柏林-布魯塞爾的技術官僚做出決定。這種屈從在歐洲法庭的經濟優勢中得到證實，即由大陸的企業統治，實現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動和歐元的重要性。開始的莫內特-德洛爾的聯邦主義的計劃已經完全被哈耶克建立一種與人民主權分離的政治結構的建議所取代。這種模式以至改變了戰后進步的傳統，“改革”一詞已經不再意味著社會的改善，而是加速私有化。
歐盟開始的地緣政治目標指向加強法國的重要地位，以便阻止有潛力的德國重現。舒曼計劃和煤鋼共同體就具有這個目標。尋求避免重現30年代的不穩定，強制德國服從于大陸的建設。
但是蘇伊士的危機，法國殖民主義的失敗和戴高樂主義的受損改變了這項計劃。一方面美國在舊大陸的持久存在加強，另一方面一個自主的歐洲模式的可能性被削弱了。前蘇聯的解體加強了這種趨勢。
舊有的對戰爭之間不穩定重現的擔心被化解了，出現了新的組建地區化(或國際化)企業的前景，以便提高歐洲的競爭力。從布魯塞爾發出來的不問政治的論調表明這是優先的事項。
現在所有的辯論都證實凱恩斯主義的計劃最終被哈耶克的主張所取代。某些解釋將這種變化歸因于需要集中綜合性的大企業的活動。另外的解釋稱這樣的進程是由于民族-國家失去了影響力。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和組建大陸的聯盟被看作是新的歐洲局面不可回避的事情。
歐洲聯盟的矛盾
許多分析人士在問，歐盟是否將忍受現在的危機造成的深深的損害，還討論正在進行的調整結果在全球的競爭中是否將削弱舊大陸。
歐盟采取的每項措施減少了它的政治合法性。它拋棄聯盟的準則，抓住它的機構(委員會、理事會、法院)的專制，與選舉的支持分離。因這些理由懷疑歐元威望的思潮增加了。
新自由主義分子提出“聯盟的民主赤字”作為短暫呑下的苦果。但實際上他們失去一種長期的消極的共識，其基礎是精英的支持，以便彌補群眾的冷漠無情。
三分之二的歐洲人已經在說另一種語言，對教育的評定已經統一。但是民眾階級沒有分享新的歐洲主義，他們缺乏一種超國家的感情，保留自己民族的參與。這種不滿定期出現在選舉結果的表現上。
民眾的疏遠區別于現在舊的國家建設的統一，包括群眾革命的介入以便使新的國家民主化。歷史上這些機構通過在某些方當局的逐步擴大而出現的，從上層的建設(法國的絕對主義)或反殖民主義的革命(美國)都是如此。
歐洲聯盟沒有重復任何這種先例，而是以象征性的孤立境地而形成的。與舊歐洲相聯系來自啟發性的文明的價值已經迅速地被新自由主義的蹂躪所破壞。
此外，現在的統一破壞了政治權力的平衡，造成多樣化的競爭性國家的存在。這種破壞可以由大陸經濟的一體化得到補償。但是，在全球危機和社會不顧廉恥的環境中企業正在完成它們的交織。
歐洲懷疑論的分析人士還強調并不存在一種軍事的防衛和一項共同的對外政策，斯特拉斯堡的議會不起作用，國家的政黨繼續處于優勢地位，缺乏現實的歐洲認同感。他們特別強調歐盟在通常的公共事務管理上沒有能力取代舊的民族-國家。
這種緊張關系最明顯的表現是地區主義的要求和重要性增加。分裂主義的傾向在地區擴大(蘇格蘭、弗蘭德斯)，處在非常矛盾的進程中。民族的要求(西班牙卡塔蘭人)的合法性和倒退的拒絕與貧窮地區(意大利北部)分擔當地的預算混雜在一起。
巴斯克人脆弱的權利與在前南斯拉夫種族主義的迫害之間的對比表明這些民族主義能夠承受的完全相反的性質。歐盟在它的內部接受一些微型國家，打開了在現行的國家之外一條歸屬共同體的危險道路。
統一的兩個方面
正在形成的歐洲的國家結構具有一種支出少和官僚少的新自由主義的特點?？窟@種精干的機構尋求使其他大陸的工人向從來沒有取得的社會成果屈服。由于這個原因，布魯塞爾的預算減少到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的1%。
這個機構微不足道的規模導致將在布魯塞爾決定的蹂躪與民族-國家的建立相結合。在后面這個領域保障削減(支出)。那里集中了鎮壓的措施和所需要的政治機構以便實現侵犯。
但是，為了調整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家也創造了一個對國際競爭來說軟弱的結構。這種分歧在美聯儲和歐洲中央銀行面對危機所采取的不同政策時得到證實。就在美聯儲提出發行美國經濟的基礎貨幣400%的時候，歐洲中央銀行只增加發行150%的基礎貨幣。
這種回答的差別決定了歐洲總產品和就業的恢復低于美國。在兩個地區經濟活動水平下降開始經歷的時間是相似的(一年半)。但是，后來歐元區重新下滑，陷入一場歷時兩年的衰退。此外，歐洲的平均失業率達到12.1%，而美國為6.7%。
當美國作為大國采取三輪貨幣寬松政策的時候，在舊大陸通縮的準占主導地位。這種不對稱說明歐洲采取一種貨幣擴張的政策而不是另外一種限制貨幣的政策。面對正在出現的歐洲中央銀行，存在一個有經驗的(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蛘哒f歐盟的規章阻止提供資金，而聯邦儲備委員會沒有任何限制地在美國整個土地上分配資金。
其他的分析家們強調兩個世紀以前建設的帝國有更強的行動能力，而一個大陸國家則正在醞釀之中。在美國的資本(以有內聚力的方式運作)與歐洲資本(分裂為混雜的計劃)之間可看到同樣的差別。
但是主要的差別在于美國連續行使帝國的霸權。這種優勢地位的發揮讓美國能操縱軍事、政治和經濟，這是它的歐洲對手所沒有的。這種統治還表現為美國以全球的視野實施貨幣政策進行統治的方式。
由于這些原因，美聯儲對面危機采取了一種進攻的態度，發行貨幣，降低利率，與此同時歐洲中央銀行則求助于通縮和提高資金的成本。
默克爾選擇一項超正統的戰略，不僅是因為歐元標明的范圍，還因為它是世界貨幣。她的防衛行動也讓德國服從于美國的地緣政治權力。德國恢復了經濟的重要地位，但是不是軍事存在。
這個國家對五角大樓要求的任何反恐行動的協調都表明了這種屈從。德國的精英們是非常保守的，已經習慣于執行美國國務院的指令。最近幾年他們接受讓德國士兵參加在巴爾干、阿富汗和剛果的行動。
在歐盟內部繼續有效的經濟指揮權沒有擴大到全球的地緣政治范圍。由于德國缺少軍隊和國際的計劃，不能單獨行動。它需要法國的幫助，同時它選擇放棄戴高樂主義的主權戰略。
法國帝國的下滑沒有有繼續英帝國對美國隨之在金融上的依賴和軍事上的服從。戴高樂曾試圖通過海外的戰爭和自己的自主計劃重建國家的自主權，利用法國文化保持在國際上的重要地位。
但是這種企圖因適應從密特朗開始和隨后受到敵視1968年(事件)的一代的右翼知識分子支持的新自由主義而被破壞。這種變革因經濟的開放、公共企業的私有化和盎格魯薩克遜的經理風格的鞏固而得到加強。
最近幾年法國經濟的停滯，政治上的反動和文化的衰落最終導致其轉向親美。這種轉向包括重新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在阿富汗的軍事參與。
法國確實在它舊的殖民地區域保持著自己一種帝國的部署。在那里開展它的企業要求的所有的“人道主義的干預”。法國在科特迪瓦、盧旺達、剛果、尼日爾和中非共和國進行新殖民主義的入侵，將那個地區看作是一種巨大的交易儲備。
但是，法國通常與五角大樓協調行動，通過協調的行動分配軍事工作。在最近馬里的事件中法國實行入侵以便為它的能源網保障鈾的供應。但是，美國的軍隊已經事先訓練了同一個團伙的軍隊。
法國的帝國行動推翻了馬里的總統，推動分裂主義，掩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屠殺。在中東法國與它的西方盟友一起行動，以便在利比亞或敘利亞支持反動的力量。
法國和美國之間所有的對立都在集體的帝國主義分擔的框架內處理。不論法國這次行動(保留它的新殖民主義的影響，它的農業保護主義或它的文化例外)的希望是什么，它與美國的結合減少了歐元區的主要軍事大國的行動范圍。
美國增加它對統一的歐洲的影響，駕馭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向東部擴張，推動一些與俄羅斯接壤的國家加入該組織，在“反對恐怖主義的戰爭”中得到舊大陸明確的承諾。將徹底消除在操縱歐洲的對外政策時把將社會民主黨的保守派分子分開的舊分歧強加于人。
最近因美國的情報間諜引發的危機證實了這種轉向。斯諾登揭露了五角大樓監聽它的歐洲伙伴的秘密。被監聽的人以某種媒體的泡沫作為回應，但是丑聞迅速造成不安，以便不要擾亂兩個大國的聯合行動。
日本的無能為力
全球的危機造成了嚴重的后果，但是日本的經濟沒有驚奇之處。這個發達國家集團的第三大國從20年前遭受的沖擊中重新活躍起來。
自從1989年在銀行和建筑部門的投機泡沫破裂以來，日本遭受的長期停滯使其失去了經濟的中心位置。那次震蕩開始了一個投資的進程，最近15年發生了五次衰退。
在那個時期證券交易市場交易的日經指數和不動產的資產下跌了70%，經濟活動的水平萎縮，大大低于美國和歐洲的平均水平。
銀行沒有支付能力造成金融的空洞，連續吸收了國家預算的40%。債務總額創下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245%的國際紀錄，為了恢復增長而試驗的所有措施與長期的通縮相撞。西方的政府非常擔心地看待這些結果，現在求助于同樣的貨幣試驗。
安倍政府表明一種新的復蘇意圖。提出了龐大的凱恩斯主義的計劃，包括每年注入1000億美元(黑田精工計劃)。提出將公共債務貨幣化，擴大廉價的信貸，保持降低利率，同時推動經濟活動，刺激通貨膨脹的某種反彈。實施非常危險的貨幣靈活性，其內部的結算數額可能高于美國的數額。
某些分析人士記錄的增長跡象沒有能夠扭轉近幾十年來的停滯。新的計劃推高了證券交易指數，但是經濟沒有實際的恢復。
正在采取的措施還鼓勵貨幣貶值以便支持出口。但是這項選擇面對著世界市場的飽和購買的總體萎縮。日本沒有條件與它的亞洲競爭者們進行一場貨幣戰，同時它與美國保持著一些經濟上沒有解決的沖突。
美國的官員從幾年前就在談判日本經濟的貿易自由化，特別是日本保護更多的部門，如農業、零售商業、醫療、能源和金融等部門。在多次拒絕之后，日本政府已經忍受談判一項自由貿易條約。
日本曾經領頭第一個亞洲出口的浪潮，后來受到它的對手上升的影響。中國和韓國在一些部門具有更大的競爭力。日本舊的出口奇跡正在被破壞，從8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由于日元升值和銷售疲軟首次遭遇貿易赤字的時機。石油和礦產品進口的漲價在這種衰落中影響巨大。
日本的經濟分量已經變樣。由于這個原因在最近危機的高峰期對美國和歐洲可能的救助傳染更加擔心。
日本競爭力的破壞在長期內受到人口老化的影響。一位部長提出將加速老人的死亡作為解決社會安全赤字的唯一手段，這雖是胡言亂語，卻表明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在工業明顯成熟的情況下，日本沒有為了降低工資的人口儲備。面對擁有大量年輕的勞動財富的亞洲對手，日本面對著一個很大的“暗礁”。
在國際范圍內日本也在非常狹小的地緣政治空間行動，與歐洲相比，成為二等角色。服從于美國確定的優先事項，這種被邊緣化在具體進行貿易和金融談判的時候會帶來嚴重的后果。
日本陪伴著集體的帝國管理的所有行動而沒有自己的聲音。這種行為在最近的戰爭中得以證實。領導這個國家的新保守派的力量通過軍備的轉向增加軍事預算，加強了親西方的路線。
這項政策導致審視戰后的限制，審視限制這個國家對外戰爭行動的憲法。按照華盛頓的要求，日本派軍隊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為了限制中國的進展，日本多次與美國的地區伙伴(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澳大利亞)進行軍事演習。
日本的情況證實除了色調的差別，全球的危機影響到所有的發達的經濟體。
二 上升的、中間的和外圍的國家的經濟
新興的經濟體既引起人們的興趣，也存在詮釋它們的困難。它們凝聚了沒有加入發達國家集團的國家，也不是被遺棄的外圍。它們擴大在國際市場上贏得的空間，增加了它們的地緣政治的影響力。
但是要區分這些國家是不容易的。通常采納新聞界傳播的名稱“金磚國家”，這個詞在表明一種清晰的意義之前已經普及。它不加區別地描述一些經濟體，沒有將中國從上升的國家中區別出來。
這種普遍化阻礙注意到現在這個時期主要的質量上的變革之一：這個亞洲大國變成一個強國。正在加入中心國家的俱樂部，處于任何其他上升的國家的前面。中國已經變成世界的車間，其嵌入全球的類型非常區別于原料的供應國或服務的分包國。
中國的變革
中國在世界等級中的地位的變化是由加強它的工業結構而完成的。這種變化是快速增長的結果，從1980年到2011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加了22倍(從220美元增加到4930美元)。這種增長本身使其經濟實力擴大了33倍。
這個國家的貿易額每4年增加一倍。2001年相當于美國貿易的20%，2005年提高到40%，現在已經與它的對手相當。對外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78年的9.8%增加到現在的65%。這些變革全面地推動了經濟的內部結構變化。農業部門的比重大幅度下降，服務業擴張，工業變成所有的經濟活動的發動機。
這個新的東方大國在現階段三個復雜的時期保持著很高的增長率：在外圍(國家)“失去的十年”(1980-1990)，蘇聯集團的倒臺和近年來的全球危機時期。在這些場景中發揮主角作用的是一種可以與英國蒸汽機革命、美國的工業化或前蘇聯的發展相比的歷史性變革。
中國這種新的重要地位在最近六年得到證實。它在危機的高峰時期對美元和歐元的救助阻止2009年的衰退變成一次全球的蕭條。北京的金融貢獻對于美國抵押機構初期的拯救以及后來支持美國的國庫劵和歐洲貨幣最近的支撐是決定性的。中國積累的債權的數額表明這種拯救的規模。
這種救助不是慈善行動。它有助于確保繼續出口，避免所擁有巨額外匯資產的貶值。但是新奇的是這個國家的巨大吸引力，國際金融制度得到中國的救助，這在7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
中國經濟的變化始于1978年，到2007年農村的移民增加，使生產率的提高高于工資。這種結合打開了出口轉向的閘門，日益增加在世界市場上占有的比例。但是這種擴張不是免費的。是在減少工資的參與和在總收入中的消費的情況下實現的。在出口繁榮的同時增加了利潤，內部的社會差距首次出現。
這種上升表明對于發展一個落后的具有大陸規模的經濟曾經有過的積累有巨大的空間。但是中國不是從零開始。1980年工業的增加值已經大幅度超過巴西，與印度保持很大的差距。
現在的危機趨向于加強向更多的消費轉向。試圖減少對基礎制成品出口的依賴以便擴大國內的市場。根據這項目標，引入了一些鼓勵需求的凱恩斯主義的計劃。
但是六年的結果是有限的。消費略有增加，工資在收入中的參與增加了幾個百分點，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這些變化遠沒有達到所渴望的轉變。
重大的問題在于一個圍繞著對外貿易的高利潤的經濟不可能轉向一種相反的模式而失去競爭力。從1978年到1992年中國商品改革的模式仍服從于中央的計劃。在這種模式之下，農村的公社變成以利潤為原則的農業-工業單位，但是沒有搞有規模的私有化。出現了重組工廠的經理人，但是沒有大規模辭退工人和出售企業的職能。
同時在沿海建立經濟特區，外國資本到來并開始出口，但是這些活動沒有對經濟的其他部門實行戰略的統治。在這個工業化的時期需求后退，消費的改善保留了來自收入的分配。這種模式是前蘇聯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為了克服停滯曾經實行的新經濟政策的翻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與跨國公司增加了聯系。
從人均收入增加兩倍和增長率提高三倍的時候起，具有另外的社會意義，同時加大了社會不平等的水平和民眾取得的成果的后退。居民的預期壽命從32歲提高到65歲，識字的群體從15%增加到80-90%。但是反映不平等的基尼系數也從1984年0.27提高到2009年的0.47。工人家庭變得難以支付教育和醫療的費用。
經濟中出現的不平衡使年增長率從9-11%下降到6-7%，這是工業成熟和成本提高的結果。在2013-2014年這個周期經濟擴張是十年來最低的。如同過去發生在日本和韓國的那樣。經濟模式遇到競爭力的問題。中國的工資低于這兩個國家，但是在沿海地區和技術更高的經濟活動的差別正在縮小。
金融的不平衡也成倍增加。大部分銀行進行暗箱操作，有疑問的信貸償付中產階級的消費。地方政府也從地下貸款得到資金。
在大城市還在加大明顯的房地產泡沫。過去20年年通貨膨脹率在2%左右，現升到6.2%。最近10年億萬富翁從3人增加到197人。由于缺少工作，流向城市的移民增加。
現在主要的不平衡在于投資率太高，保持不可支撐的百分比(2007年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43.8%，2011年增加到48.3%)，而現在國際經濟處在減速的時期。這樣的投資水平造成資本的積累和商品的生產規模過大。
一國經濟在它的買主的經濟擴張2-3%的時候，不可能增長10%。近年來所有的凱恩斯主義的計劃使問題加劇，靠簡單的進口的增長不能解決問題。
中國的投資率對歷史的和國際的模式來說沒有保留任何比例。它是一個要求利用原料、嚴重破壞環境和不可持續的水平的出口模式的結果。
一旦計劃的管理被市場的競爭取代，不容易適應這類過分投資。利潤的聚集阻止以有序的方式減少這種剩余。
與外國資本有聯系的沿海省份的領導人與有興趣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內地的精英們之間存在矛盾和爭論。前者尋求加強國家與全球資本主義范圍的結合，對對外貿易做出更多的承諾，對歐洲和美國的資產進行新的采購，可能參與未來世界貨幣的設計。相反，后者推動更多急劇轉向國內市場，對外國投資沒有節制的增加提出質疑，對大力拯救外國的貨幣與銀行持有異議。
但是這種矛盾沒有改變中國所有領導人的地緣政治防衛戰略。他們確保在國際上得到自然資源，保障有沖突的邊界的安全，靠實現與臺灣的統一，完成國家的重建。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他們結成不同的聯盟，全面采取實力政策。這個方針引導他們在海上保衛太平洋，對朝鮮核武器問題的談判進行調解。強調保衛邊界，說明這個國家在國際的經濟擴張中沒有采取對外的政治經濟措施。中國向世界投送資本和市場，但是不投送軍隊和陰謀家。面對美國政府定期的敵視表現，中國保持防衛的態度，加強監視和保護。
中國的領導人知道美國領導著帝國主義的集團，不想占據這個位置。直覺了解到對世界工業的任何向東轉移美國憲兵都繼續實施帝國的干涉。中國的領導人不會想象自己會在任何可以預見的場合發揮這種作用。
但是中國達到世界經濟大國的地位給這種平衡戰略帶來困難。對自然資源和新的市場的需要推動它的領導人采取攻勢。得到非洲的原料和與拉丁美洲的自由貿易條約就是兩個表現。新的大國參與全球的活動和隨之而來的國際競爭。它的出口模式不是進攻性的，也不是包容性的，要求在亞洲舞臺本身沖擊競爭者。
地緣政治的主要疑問圍繞著中美關系轉。某些假設估計當這個經濟體將其模式的緊張外化，向供應國施加壓力以便使原材料降價和向競爭者施加壓力讓其甘愿成為市場的時候，將引發嚴重的沖突。中國在實現操縱可兌換的國際貨幣之后，將與美國對立。
但是另一個應當記住的場景是最近40年來中國與美國的相互依存已經更新。東方的出口大國需要美國的市場以出售它多余的產品，第一大國需要中國的資金以便補償它巨大的財政和貿易結算。
上海變成跨國公司的一個巨大中心表明兩個大國的計劃如何相交。美國帝國思想的兩個中心人物的賭注是更新這種結合。他們認為美國將接受中國經濟上的主導地位，代價是確認美國成為世界的“首席執行官”。
到現在趨向沖突的趨勢和合作以相似的緊張度在發展，很難預測它的結局。現在東方的巨人沒有取代它的西方對手，美國憲兵在與對手和解和敵視之間搖擺。
美國監視中國-日本的領土爭端，推動軍事上的緊張。它還控制著韓國的海軍演習，加強在澳大利亞海軍陸戰隊的設施，加大對朝鮮的壓力以便讓其取消核武庫。但是這些行動與繼續共同的投資共存。
新興國家的模糊不清
一些國家與中國一起被分類為同一個新興國家的集團。特別是印度、巴西和俄羅斯被列在這個集團之中。但是中國經濟總量超過印度經濟的兩倍半，是巴西或俄羅斯經濟的四倍，它的增長率更高，積累的儲備總額是后三個國家總和的兩倍。
這種差距由它們嵌入國際經濟很不相同的類型得到證實。中國直接加入國際循環的進展，而其他國家實施第二位的影響力。
中國中央銀行在危機期間對貨幣、公共預算和銀行提供決定性的救助，相反其他三個國家缺乏重要地位。這個集團的位置更加接近需要救助的地區和窮國。三個國家也不是向遠東普遍轉移的工業的接受國。
最近的判斷還將土耳其和南非包括在內。最近十年它們的擴張突出，最近的危機后果有限，與發達的經濟體相比受債務的沖擊更小。但是這個經濟體各國的增長率不同也很不確定。這是由于最近的進程是相對的，沒有幾十年積累的運動。
其他的國家被列入這個上升的集團是國際上原料升值的結果。結構上變化不定的特性和不是純粹從財政上進行評價沒有改變這些經濟體對商品變化的依賴。
所有這些國家的集團用一個同樣的新興國家的稱號造成多方面的模糊不清。這種定位來自于短期的金融視角。比如金磚國家(BRICS)最早是高盛投資公司的一位證券交易操作師提出來的。
根據這同樣的參數，其他的金融家與金磚國家集團拉開距離，準備用MINT(墨西哥、尼日利亞、印度尼西亞和土耳其)取而代之，它們成為接受“飛燕型”資本的候選國。實際上可能接受這些資金的國家很多但是短暫的。
最近被提名最多的國家還有：越南、澳大利亞、孟加拉、智利、哥倫比亞、韓國、埃及、菲律賓、伊朗、以色列、馬來西亞、墨西哥、尼日利亞、巴基斯坦、秘魯、波蘭、捷克共和國、新加坡和泰國。由于不存在對這些國家的差異定級的標準，有多個可選擇的名稱(CIVETS、EAGLES、AEM、VISTA、MAVINS)。
很明顯這些語匯沒有說清楚任何的經濟進程。從金融相互關系的職能來說，它將中小國家或工業化的經濟體和食利國家混雜在一起。
半外圍國家的經濟
美國利率可能提高現在降低了金磚國家的名望。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下次金融震蕩最大的風險已經轉向中間的經濟體，財政赤字更大，增長率低下。
另外一些人擔心重現發生在90年代相似的經濟體的大危機(1994年的墨西哥、1997年的東南亞、1998年的俄羅斯和2001年的阿根廷)。
但是除了對經濟形勢的判斷，重要的是舊的非工業化的經濟集團的分化已經深入。一些國家擴大了它們的制造業結構，參與出口制成品，將企業加入跨國公司的活動圈子。相反另一些國家仍保持其舊的生產國的形象。
這種對經濟體的定級是根據它們的結構和在國際勞動分工中的嵌入，是某些作者利用空泛的“新興的”觀念進行的。他們把目光集中在全球的生產進程，確定了“半外圍”概念的內容。
這個級別適用于韓國、臺灣、土耳其、墨西哥、巴西或南非等國家和地區，它們與亞洲、非洲或拉丁美洲的外圍國家拉開了距離。這種中間地位確認了世界制度的理論家們提出的多極的安排和它們的“半外圍”的性質，作為填塞在全球資本主義兩極之間的裂縫的一個環節。
這個集團現在實行交叉，傳統上它們與其落后的伙伴正在上升的經濟分離。這樣重復著那些經歷過矛盾的時期而又接近中心或與外圍匯合的國家走過的歷程。
這種特性對現在在新興國家普遍上升的進程中增加的希望提出質疑。強調這些經濟體在一個穩定的結構之內互相競爭，在這里一個國家的成功會反對位于同樣的發展級別的對手的可能性。
中間經濟重復著以前的“半外圍”的歷程，渴望上升到中心的臺階。但是世界的分裂總是阻止一種集體的成功。如果中國現在的擴張鞏固，將確認這種飛躍的例外。達到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并沒有達到其他金磚國家、MINTS或EAGLES的程度。
分散的次大國
每個“半外圍”的經濟體在地區地緣政治中的主角作用是由它的成功或失敗所決定的，占領全球秩序空出來的空間。這個集團的一些國家是擁有大陸規模的大國，但是它們也被卷入帝國失敗的歷程。它們曾經是來自半殖民地的大國，靠地區的統治計劃而獲得新生。
現在它們在大面積的土地上發展，擁的大量的人口資源或自然資源，直接與歐洲“三駕馬車”進行談判。它們的地緣政治行動直接決定在半外圍排行榜上的位置。特別是俄羅斯、印度和土耳其具有這些特點。
許多分析人士認為這些國家傾向于匯集為普通的集團，以便與中心的大國爭奪權力。但是面對帝國主義不一樣的對待，這種連接方式的有效指數是很小的。美國敵視俄羅斯，正在與土耳其聯合，與印度進行磨合。
各個次大國不是組成一個集團，而是在新自由主義的秩序內占有自己的位置。它們接受自由貿易，認同跨國公司的優勢地位和跨邊界的金融流動的連續性。與1930-40年代發生的情況不同，它們沒有下決心建立保護主義網絡，也不建立軍事上的聯合。
所有這些國家都在國際機構內工作，以便提高它們的影響力。它們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內推動投票制度的改革，主張建立全球的儲備基金以便逐步取代美元。由于它們沒有興趣突然取代占它們儲備的大部分的外匯(美元)，決心進行長期的談判。
在聯合國它們主張對現在的安理會進行調整，現在五個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這里有很大的沖突，因為討論中的新的席位有很多候選者，其中有老的大國(德國、日本)和正在上升的大國(印度、巴西)。中國和俄羅斯不確定這種變化是否合適。
一些次大國已經表示準備向聯合國的使命提供軍隊，確認帝國主義的人道主義設想。這種行為不僅表明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對全球現狀的親和立場，同時也指明它們采取有選擇的行動面對困難。這個集團的一些成員國在經濟的一些領域互相之間存在競爭，其他的國家則保持原有的邊界爭端。它們在戰略上的優先事項經常不能匯合。
比如金磚國家舉行了幾次首腦會議，為的是對增加貿易、建立儲備基金和可能組建一個發展銀行達成一致。面對短期的意外事件它們尋求匯合，但是沒有在重要的承諾上取得進展。
這種態度歸因于這個集團的統治階級與跨國公司正在醞釀的密切合作。它們是排除在60和70年代對反對帝國主義計劃溫情的資產階級。一個“不結盟的”集團或萬隆會議在他們的視野之外。他們和與強大國家的俱樂部緊密結合的億萬富翁的精英們一起參與新自由主義的階段。這些傾向在四種情況下得到證實。
俄羅斯和印度
俄羅斯的復興是顯而易見的。普京的時代已經抵消了社會的解體、經濟的下滑和前蘇聯解體后失去的國際地位。但是一般強調兩個時期之間的矛盾而忽視連續性。俄羅斯總統鞏固了舊的官僚控制國家的財產而形成的新資本家階級。這種無恥的掏空曾在葉利欽時期造成盧布的破產。
普京恢復了資本主義動行所需要的秩序，限制這種無度。通過有權威的政府重建國家的權力，不疲倦地改變了過去的混亂形勢。普京引入積累的規則，鞏固將能源和金融的交易集中在少數富有的人手里。國家還加強對食利者一定的控制以便重建消費和投資。這個行動包括逮捕一些富翁。
新的垂直的政治權力在幾次選舉中獲勝。這種票倉被用來加強缺乏傳統和自我組織實踐的工人階級的政治感情。但是幾十年的官僚集權主義繼續阻礙工會和左翼團體的建立，存在巨大的社會不平等，更多地失去對資本主義的幻想。面對這種消極和民眾士氣低落的情況，普京重新建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
俄羅斯與美國帝國主義日益增加的緊張沒有減弱。美國曾利用前蘇聯的停滯以消滅它的老對手。美國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導彈包圍俄羅斯，以便迫使它清除前蘇聯巨大的武器庫。普京明白這種裁軍不可能構建一個中等牢固的資本主義制度，開始重建軍事實力的防御。普京介入格魯吉亞，在中亞部署軍隊，參加關于敘利亞的談判，面對烏克蘭的政變兼并了克里米亞。
通過這些行動鞏固了國家的自主權，這是大資本家為了他們的投資所需要的。這些階層分別同情美國和歐洲，同時在柏林、倫敦或紐約撒錢。前蘇聯介入全球的問題被現在的精英們利用，他們利用外交支持談判。
俄羅斯恢復了空間，因為它保持著一個龐大的軍事結構。這種軍事上的重要地位和經濟的不繁榮說明俄羅斯在國際上重現。全球的危機對這個國家的影響超過其他新興國家。它沒有重建過去的工業結構，嚴重依賴天然氣和石油的出口。
印度也參與新興國家的上升，因為它地理上位于動蕩的亞洲次大陸，是一個因邊界爭端、分裂主義的要求和地方主義的野心而動蕩的地區大國。它的軍隊無所不在，平息了斯里蘭卡的動亂、孟加拉的緊張、尼泊爾的沖突和塔利班恐怖的浪潮。它在與巴基斯坦進行四次戰爭以后對克什米爾沒有解決的地位問題提出條件，在1962年與中國發生軍事沖突，與中國存在邊界爭端。
印度的統治階級管理著10多億人，全國有28個州，7個地區，官方語言達18種，一些地區和社區在一個種姓結構中共存。國家機構表面上是世俗的，受到派別沖突多重性和民族主義血腥的爆發的損害。這種“顫沼”一般被將印度說成是穩定和多種文化的民主的論述所掩蓋。
但是地緣政治的巨大變化是采納新自由主義教義的領導層轉向親美。前蘇聯的垮臺和后來巴基斯坦的軍隊與塔利班的合謀有利于印度與美國匯合。
不到20年的時間美國人在印度的投資從7600萬美元猛增到40億美元。印度已經成為世界原子俱樂部的成員，現在得到五角大樓的擔保，以前印度集中力量應對它的對手巴基斯坦。
最近十年印度的經濟實現高增長，出現了一些在全球有地位的億萬富翁。信息技術有某些擴張，特別是在軟件服務方面。但是它的分包活動與數據革命的中心還保持著很大的距離。和美國在專利或利潤方面的任何比較都證實這種差距。
印度與中國一樣，它的重現伴隨著一種古老的文明復蘇的感情，直到18世紀印度文明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這個國家現在的增長不能與它的鄰國的發展相比。工業繼續在中間的沒有整合的層次運行，嚴重依賴國外的原材料，必須支付專利費，生產率低下，基礎設施嚴重過時。
在社會領域與中國的差距更大。印度近年來億萬富翁的數量很大，有大量的中產階級。但是77%的居民處在貧困狀態，40%的兒童體重不足。反對饑餓的斗爭失敗了，從1996年到2003年有10萬農民因生存的痛苦而自殺。大規模的社會排斥的歷史在繼續。文盲占人口的四成。這個國家的人文發展指數位于世界的第126位。
現在的積累進程面對兩個幾百年來不曾存在的局限。在移民的浪潮中(如歐洲人向美洲移民)印度不能減少它多余的人口，因為技術的革新失業情況嚴重。
現在由于新自由主義使勞工市場靈活和將公共企業私有化的壓力，這些障礙將會加劇。但是這種侵犯開始遇到抵抗，這可能改變這個國家的所有數據。(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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