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先生在《文化縱橫》雜志上發表長文《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視野下的抗美援朝戰爭》，12月29日，《上海書評》刊出了楊奎松先生批評汪暉先生這篇新作的長文《以論帶史的尷尬》，長度幾乎和汪暉先生文章相同。
楊奎松先生對汪暉文章的批評，主要集中在“有關中共歷史的敘述與論說”上面，細讀汪文就會發現，這一部分即文中的“作為政治范疇的人民戰爭”一節，只占全文的十分之一的篇幅。汪暉這一部分的論述，主要是對“人民戰爭”這一概念重新作出理論和政治的分析，為全文的闡釋提供基本的概念框架。這就決定了汪暉對“人民戰爭”出現和形成的歷史敘述必然是粗線條的，只是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歷史背景，汪暉的主旨并不在此，而在于通過對“人民戰爭”概念的重新解釋，激活其內在包含的政治能量。
筆者仔細閱讀了汪文這一部分的內容，認為汪暉的論說大體上是站得住的，至少可以自圓其說。當然，由于只是粗線條的勾勒，細節上的疏漏是不可避免的，楊奎松先生是中國革命史領域的專家，如果本著“與人為善”的態度，善意地提醒汪暉文中的疏失，細節上加以補充和訂正，相信作者和讀者都會感謝楊先生的工作。然而我們在這篇洋洋灑灑的批評文章中，只看到作者如何龂龂于所謂的語病和邏輯錯誤，如何從具體的材料問題推斷出對汪暉全文乃至其學風的全盤否定，出語也有點輕佻粗暴，與他自己標榜的“實事求是，與人為善”(《讓學術批評回歸學術——對史清“質疑”《忍不住的關懷》一文的公開回應》)的態度，實在相去甚遠，令人失望。
楊先生是從汪暉文中的語病和邏輯錯誤開始的，可是他在文章開頭就犯了邏輯上的錯誤，把原文的意思完全理解反了。汪暉說：“試圖將政治決斷置于歷史理解內部，就不可能像自居于客觀地位的社會科學家那樣，徹底地排除那個時代支配人們行動的原則、價值觀和對抗性的政治。”汪暉批評了“自居于客觀地位的社會科學家”的做法，這個意思是很清楚的，然而楊先生卻在他的批評文章中說：“任何研究者敢言人所未言都值得鼓勵，特別是作者還主張要‘自居于客觀地位’，‘徹底地排除那個時代支配人們行動的原則、價值觀和對抗性的政治’對研究者的影響，這就更加應該肯定。”豈非南轅北轍?(此處承符鵬先生提示，許多網友也都指出來了，特此說明)如果不是有意的扭曲，那只能說明楊先生讀原文太不認真，或者理解能力有問題了。以這樣的態度或水平來指摘別人的錯誤，讓人不由得為楊先生捏一把汗。
果然，楊先生在給汪暉的文章挑毛病的時候，暴露出來的卻常常是自己的問題。楊先生舉到的第一個例子是“汪文第一節第一自然段第一句：‘根據解密檔案和當事人回憶，朝鮮戰爭爆發時，中美雙方均感突兀，也都懷疑是對方策劃了戰爭，但這并不意味著戰爭的爆發是一個偶發事件。’”楊先生接下來用整整一段話來批評這句話的語病，特別是指出“都懷疑是對方策劃了戰爭”和后文的“偶發事件”是矛盾的：“因為前者講的是中美雙方不知道為什么和如何會爆發戰爭，從作者的角度強調這不等于說戰爭的爆發是偶然的，是可以的;而后者強調的是中美雙方都認為戰爭的爆發是有預謀的，不是偶然的，作者再去否定，重復說戰爭的爆發不偶然，就同義反復了。”問題是，“懷疑是對方策劃了戰爭”當然不能理解為“中美雙方都認為戰爭的爆發是有預謀的”，“懷疑”是一種對事實是否如此的不確定心態，一種假想和推測，和基于認定某一事實的態度的“認為”怎么能夠混為一談?
楊先生引用的另一句話是：
“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時候，主要由一些被馬林說成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組成，他們與工農的關系還不如國民黨跟工農的關系深厚。”
接下來批評說：“‘他們’指代的意向不清，很容易被誤讀，實際上應改為‘這些知識分子’”。楊先生的閱讀能力好像又出了問題，這句話中“他們”指代的對象如此清楚，怎么會“很容易被誤讀”呢?
汪暉文中另外一句被楊先生詬病的話是：
“1925，1926年，由于國民黨接受聯俄聯共政策，國共聯合起來從事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毛澤東所領導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就是這一農民運動的產物。”
楊先生指出這句話有幾處“史實不實或不確”：
“一是就像作者自己在(1)(6)句中所說的，國民黨并非由于接受誰的聯俄聯共政策才開始從事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的。特別是工運，遠在中共成立之前，國民黨在廣州等地已經從事了近十年之久了。至少不能簡單地表述成：由于國民黨接受聯俄聯共政策，國共才聯合起來從事工人運動的。”
大家讀汪暉的原話就知道，原文根本就沒有“國民黨由于接受誰的聯俄聯共政策才開始從事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的”，原文說的是“國共聯合起來從事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并不是說國民黨單方面從事工農運動。國民黨自己什么時候開始從事工農運動，在什么背景下從事工農運動，跟汪暉的原文根本沒有關系，汪暉說的是國共關系問題。不是汪暉的文章有語病，而是楊先生的邏輯不清：“特別是工運，遠在中共成立之前，國民黨在廣州等地已經從事了近十年之久了。至少不能簡單地表述成：由于國民黨接受聯俄聯共政策，國共才聯合起來從事工人運動的”，這兩句話前面說的是國民黨工運的歷史，后面說的是國共聯合從事工運的事情，兩句話前后有邏輯關系嗎?
如果要指出汪暉這句話的史實問題，應該說明的不是國民黨自身的工人運動的歷史，而是要指出，汪暉所說的“國共聯合起來從事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并不是從1925、1926年開始的，也不是“由于國民黨接受聯俄聯共政策”才開始的。這才是正確的反駁的邏輯。也許是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楊先生在后面補充說：“國共兩黨也并不是在1925、1926年才聯合起來從事工農運動的。兩黨合作關系啟始于1922年，部分實施于1923年，全面展開于1924年，最后結束于1927年7月。這期間雙方在工農運動方面都共同工作過，并非只在1925、1926兩年里有過聯合從事工農運動的情況。”然而，楊先生并沒有舉出確鑿的史實，來說明“這期間雙方在工農運動方面都共同工作過”，在這個最要緊的問題上含混過去，這樣的反駁是沒有力量的。
類似這樣的問題還有很多。又如，楊先生批評汪暉“不承認中共思想理論的馬列主義性質，簡單地把‘轉型’之前的中共視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結合”，其實汪暉說中共作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結合”只限于“創建的時候”，限于中共誕生的1921年前后，如何能推廣到“‘轉型’之前”?又如，楊先生對汪文“政黨在人民戰爭中與紅色政權的結合、政黨在人民戰爭中通過土地革命而與以農民為主體的大眾的結合”一段話，“不加說明地用‘政黨’二字代稱中共的奇怪表述方法”感到大惑不解，其實熟悉汪暉著作的人都能理解，首先，這里“政黨”明顯是指中共，不會歧義;更重要的是，汪暉之所以用“政黨”這一普遍性稱謂代替“中共”，正是要把中共在具體歷史實踐中的創造上升到某種理論的高度，亦即某種新的政黨形態(即汪暉所說的“超級政黨”)，楊先生感到奇怪，只能怪他讀汪暉的著作太少了。
楊先生在語法和邏輯上對汪暉的文章下了如此大的功夫，卻暴露出自身在語法和邏輯上的缺陷，這實在有點出乎意料。那么，楊先生是黨史的專家，在歷史認識方面應該是出色當行了，然而似乎也不盡然。楊先生對汪暉提出的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的“政黨轉型”提出質疑：
“作者既不了解中共蘇維埃革命的歷史，也不了解江西蘇區時期的歷史，自然更不了解從1927年失敗到1934年再失敗之后，中共為重新崛起，在改變與其他政黨和其他社會階層及其政治代表的關系上面，進行了怎樣的努力。……他竟然不知道有江西蘇區失敗、紅軍損失十分之九，和隨后中共政策被迫全面轉變這回事!”
這完全是想當然之辭。汪暉在文中對中共革命歷史的敘述，只是為重新解釋“人民戰爭”這一概念，提供一個簡單的歷史背景。他沒有（也沒有必要）詳細敘述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在創造新的政黨形態的過程中經歷的種種挫折、失敗和政策的調整，只是從大的方面指出，大革命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斗爭，是指向一種新的政黨形態的，這種政黨形態既不同于西方典型的資產階級政黨，也不同于國共合作到大革命時期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這樣的革命政黨（也許可以稱為列寧主義政黨），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共產黨經歷了某種“政黨轉型”，是可以成立的。將作者沒有敘述的內容，一概稱之為無知，甚至說作者不知道“江西蘇區失敗、紅軍損失十分之九，和隨后中共政策被迫全面轉變”這樣的教科書常識，這如果不是一種粗暴的判斷，至少也是非常不嚴肅的。
楊先生花了很大的筆墨，詳細描述江西蘇區的歷史。他糾纏于“人民戰爭”到底何時展開，中共到底何時完成了“政黨轉型”這些貌似客觀史實的偽問題，完全不了解汪暉是在一個長時段的動態的歷史視野中來分析“政黨轉型”的過程的。楊先生反復強調江西蘇區的失敗，毛澤東個人的挫折，以為這樣就可以否定汪暉有關“政黨轉型”的論述。我們來看汪暉自己在文章中的分析：
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這篇著名文章中，毛澤東指出：中國不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不是一個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國家，而是一個內部發展不均衡的、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國家;在這一條件下，軍閥依附不同的帝國主義，從而國家內部的分割局面變得不可避免，而正是這一局面產生出階級統治的薄弱環節。這就是中國的紅色政權能夠存在的外部條件。大革命失敗了，但革命時期形成的國內動員像火種一樣存活著，在大革命中遭受挫折但幸存下來的中國共產黨不得不探索一條不同以往的道路：這個政黨試圖在戰爭條件下獨立地建立割據的紅色政權，通過政黨、軍隊、政權和大眾政治的相互結合，創造出人民戰爭的新政治。這就是紅色政權能夠存在的內部條件。
循著汪暉的思路，我們可以清晰地理解和認識到：由于創造了“人民戰爭的新政治”，以割據形態存在的紅色政權(而不僅僅是江西蘇區)才能夠在巨大的失敗后頑強地生存下來，也正是這些紅色政權的存在，江西蘇區在失敗后，中央紅軍主力還仍然有轉圜和回旋的余地，通過長征，在另一個紅色政權(陜甘蘇區)那里找到了生存、發展和壯大的根基。由于缺少長時段和全局性的視野，楊先生不自覺地陷入到“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尷尬境地中。到底是誰沒有讀懂《毛選》里的文章呢?
除了靜態地理解歷史事實，楊先生還教條地理解歷史概念，并且以自己所認識為正確，據此衡量汪暉的論述。楊先生指責汪暉對中共建黨時組成成分的分析，第一條理由竟然是“不符合當今政治正確的標準”，這已經不是學術的判斷了。關于“人民戰爭”的概念，作者也以“不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人民戰爭’經驗內容的說明”作為否定的根據，殊不知汪暉本來對這個概念就有自己的發揮和理解。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對“階級”概念的理解。汪暉在文章中說，人民戰爭“創造了與歷史上的政黨全然不同的政黨類型，創造了與歷史上無產階級截然不同的、以農民為主要成員構成的階級主體”，楊先生反問說：“一個以農民為主要成員構成的，主體是農民的‘無產階級’，還可能是無產階級嗎?”，他引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提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無產階級和農民階級根本就是兩個不同的階級，無產階級并不是無財產者的大集合”，認為汪暉“把農民和無產階級混為一談”，嘲笑他“跨到共產黨意識形態的領域中來，就不免因知識太少每每表現得捉襟露肘，錯誤百出了”。
這一貌似“釜底抽薪”的批判，對一位被稱為“新左派”的學者來說，似乎是致命的。然而，楊先生并不了解，汪暉對“階級”的理解本來就不同于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概念，汪暉很早就認識到，“那種簡單地將階級政治還原為階級結構的做法，無法解釋中國革命的真正動力”（《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60年代的構成》）。他在分析了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后指出：
馬克思是通過對英國的理想化分析建立有關階級的結構分析的，而毛澤東則是在一種全球性的、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關系中闡述中國革命與階級政治的動力和方向。離開這一世界性的視野，中國革命者很難將農民置于無產階級革命的主體地位之上;離開這一獨特的對于中國社會性質的概括，毛澤東也不可能清晰地界定國際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民族資產階級(城鄉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小資產階級(自耕農、手工業者主和小知識階層)、半無產階級(半自耕農、貧農、小手工業者、店員、小販)、產業無產階級、游民無產者(失地農民和失業工人)等等范疇。正是以這樣一種歷史判斷為前提，在《怎樣分析農村階級》(1933)、《我們的經濟政策》(1934)、《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等文章中，毛澤東將馬克思式的結構式的階級分析方法(以租佃和雇傭為主線)運用到中國農村社會之中，并為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改革提供理論根據。(《去政治化的政治》，第28頁)
楊先生很可能沒有讀過汪暉的上述論述，否則他在下判斷時語氣至少應該緩和一些。評論他人的著述，恐怕不能只從自己擅長的領域中尋找攻擊的武器，至少也應該嘗試著進入和理解對方的論述理路，最好能多讀幾種對方的著述再下評判。關于學術批評和討論，楊先生說過這樣一段懇切的話：“學者的研究沒有抄襲，就不存在學術道德問題;學術觀點和史實解讀可以爭論，但不能上綱上線到政治或道德高度去;研究中的錯訛理當指正，惟應實事求是，與人為善。因此，無論史文作者有怎樣的不滿，我還是希望有關這類批評能回到學術討論的層面上來。這樣才能對改善大陸今天已經不那么健康的學術風氣，使之不致進一步惡化有好處”(《讓學術批評回歸學術——對史清“質疑”《忍不住的關懷》一文的公開回應》)。楊先生自己做得如何呢?恐怕不用筆者再下斷語，讀者內心已經有分曉了。
(作者說明：《上海書評》編輯雖然最早對本文表示了肯定并有心采納，但最終表示因為本文已經以長微博形式公開而不能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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