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代表性斷裂與“后政黨政治”

　　*本文系筆者根據2012年7月10日《文化縱橫》編輯的訪談整理而成，原文發表于《文化縱橫》2013年第1期。此次發表，增補了有關“人民戰爭”一節，并對文稿進行了修訂和刪節。

　　【內容提要】本文從三個不同方面論述當代中國的代表性危機。第一，代表性斷裂是當代世界的普遍政治危機，其核心是政黨政治的危機;第二，代表性危機是中國社會主義體制危機的政治后果，其核心是階級政治的衰落;第三，現代中國革命中的理論辯論和群眾路線既是中國代表性政治的歷史前提，又包含了超越這種代表制的要素。在思考“后政黨政治”的語境中，重新思考這一政治傳統有助于探索政治的未來。

　　【關鍵詞】代表性斷裂　后政黨政治　人民戰爭　群眾路線　超代表性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vene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first， the fracture of representativeness is a general political crisis in the world， the core of which is the crisis of party politics; second，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veness resulted from the crisi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in China， the core of which is the decline of class politics; third， theoretical debates and the mass line in the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 are not only historical prerequisites for representative politics in China but also contain elements that transcend its representative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post-party politics， rethinking this political heritage will contribute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future of politics.

　　Keywords：fracture of representativeness， post-party politics， people’s war， the mass line， supra-representativeness

　　一、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機

　　當代政治的“代表性的斷裂”蘊含著不同以往的、多重的政治危機。這里主要討論政黨政治的危機。政黨政治成型于19世紀的歐洲，而在中國則是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創新。辛亥革命前后的政黨政治試圖師法歐洲憲政框架下的多黨—議會體制，但在國家分裂、帝制復辟和共和危機的背景下，革命黨人和許多政治精英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標發生了變化。形成現代中國的獨特的政黨政治有四個條件：第一，民國建立后，地方分離、武裝割據與黨人活動相關聯，如何形成新的全國性政治，成為民國初期政治思考的一個重要脈絡;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西方各政黨紛紛加入國家的民族主義動員，成為歐洲戰爭的政治動力，以致戰后歐洲思想界對于傳統政治模式的反思達到高潮，中國政黨政治的重組就發生在這個對于政黨政治的反思氛圍之中;第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中爆發了俄國革命，布爾什維克體制也被一部分革命者視為超越資產階級政黨政治的政治模式(關于布爾什維克及其政黨模式的爭論和思考，也幾乎在同一時期展開，這里不能贅述);第四，從北伐戰爭開始，現代中國的革命政黨(包括1927年之前的國民黨)逐漸形成了將軍事斗爭、政權建設、土地改革和社會動員相結合的政治實踐。這一政治實踐(其成熟的形式可以稱之為以“武裝斗爭、群眾路線和統一戰線”為中心的“人民戰爭”)為此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實踐奠定了深厚的歷史基礎。“人民戰爭”創造了一種超越于傳統政黨及其代表性關系的新型政治。換句話說，占據這一革命世紀的政治中心的政黨體制毋寧是傳統政黨政治危機和失敗的產物。就其與危機中的政黨體制的關系而言，這一深受俄國革命影響和經過人民戰爭鍛造的新型政黨體制具有“超級政黨”和“超政黨”的雙重要素。所謂“超級政黨”是指競爭中的國共兩黨均不以形成議會框架下的競爭型政黨政治為宗旨，而以形成霸權性政黨(或稱領導性政黨)體制為目標。所謂“超政黨”是指兩者的代表性政治并不同于議會框架下的多黨或兩黨政治。它們更接近于葛蘭西所謂能夠代表未來的“新君主”。在不同的階級政治的基礎上，以無產階級、工農聯盟、民族解放的統一戰線為政治代表性內涵的共產黨擊敗了日漸疏離于農民運動及大眾政治的、以國家政治為中心的國民黨。

　　無論是西方的多黨制還是中國的一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政黨的代表性越來越不清楚。就中國而言，伴隨著無產階級、工農聯盟、統一戰線等范疇日漸模糊，政黨的代表性及其政治也發生了大轉變，產生了我稱之為“代表性斷裂”的現象，其重要的癥候是政黨國家化。政黨國家化是指政黨日益服從于國家的邏輯，不但其職能而且其組織形態，逐漸地與國家機器同構，從而喪失了政黨作為政治組織和政治運動的特征。我們可以區分出兩種有聯系卻不盡相同的政黨國家化的形態：一種形態是前改革時期的政黨官僚化，另一種則是在市場化過程伴隨政府公司化的趨勢而產生的政黨與資本的聯姻。就政黨而言，“代表性斷裂”集中表現為政黨一方面超越先前的階級范疇，宣稱其普遍代表性，另一方面卻與大眾，尤其是處于底層的大眾更加疏遠。我們可以找到對于工人和農民的保護性政策，卻難以發現在人民戰爭中形成的那種工農政治與政黨政治之間的有機關聯。

　　政治體制與社會形式的脫節不僅發生在社會主義或后社會主義國家，而且也發生在歐美及以歐美議會政黨體制為框架的政治制度之中;中國的政黨與其階級基礎的關系日漸模糊，西方政黨的左右區分也同樣如此。當代政黨代表性斷裂的深度讓人覺得19～20世紀意義上的政黨政治不復存在或只是局部地存在，正在或已經轉化為國黨政治，即成為國家權力的結構。在當代政黨政治中，也很難發現19世紀或20世紀上半葉的那種目標清晰的政治運動。政黨規模的擴大和政黨對于國家權力的壟斷常被詮釋為政黨的擴張，但如果認真追問到底是政黨控制國家，還是國家的邏輯支配了政黨，答案很可能是后者。政黨和國家的邊界越來越不清楚，二者之間趨于同構的結果恰恰是政治代表性的喪失，其結果是政治領域的權力關系不但不能有助于平衡、降低社會—經濟領域的不平等，反而為不平等創造了制度條件。在代表性斷裂的條件下，政客們的修辭多半淪為博取權力的表演，技術官僚的位置勢必大規模上升。在西方的多黨或兩黨制模式下，政黨起到的作用基本上是以選舉為中軸而展開的四年或五年一次的選舉動員，它更像是更換領導人的國家機器。中國的超級政黨原本具有強烈的政治性，維系這個政治性的是嚴密的組織、清晰的價值方向以及通過理論與政治實踐之間的有力互動而展開的大眾性運動。但在今天的政黨模式下，黨的組織形同行政組織，政黨成為管理機器的一部分，其動員和監督的職能日益與國家機制同構，官僚體制的特點越來越清楚，政治性卻越來越減弱或不清晰。政黨政治的代表性危機并不僅僅是執政黨的危機，也包括非執政黨的危機。在中國，民主黨派的代表性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模糊。

　　與上述過程相互呼應的，是處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公共機制(在西方是議會，在中國是“兩會”)越來越缺乏代表性。在議會民主制下，議會的議席常常是以政黨為中心的，伴隨政黨國家化的過程，議會與社會之間的關聯日漸疏離。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實行代表比例制，從理論上看，距離政黨中心的議會體制更遠一點，但這一制度的實際運行需要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的支撐，一旦這一政治衰落或轉型，不但人民代表的產生過程，而且人民代表大會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都會產生名實不符的局面。在過去一段時期內，人們對于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比例提出許多批評，例如工人和農民的比例太低;他們在人民代表大會中的聲音與他們對于中國社會的貢獻不成比例。代表性機制與社會權力關系的同構性正是代表性政治發生危機的癥候。

　　由此，我在這里提出這樣的問題：伴隨政黨政治蛻變為國黨政治，有沒有可能出現“后政黨的政治”?在現代政黨大規模存在的狀況下，我們討論的“后政黨政治”并不是政黨已經消失狀態下的政治，而是說政黨的存在狀態已經具有“后政黨”的特點。19世紀的政黨是建立在政治運動的基礎上的。“后政黨”是指：政黨在今天盡管仍然是政治的主要演員，但事實上已經喪失了19世紀和20世紀政黨的代表性及其政治邏輯。而與這一新的發展相伴隨的，卻是政治形式上的穩定性，即主要政治制度依然建立在政黨政治的代表性原理之上，但也正由于此，代表性斷裂成為政治危機的主要癥候。

　　“后政黨政治”面對的是重建代表性的問題，還是形成某種超代表的政治?在中國20世紀的政治實踐與政黨政治中，“后政黨政治”的要素已經是活躍的存在，但當時主要是以“超級政黨”的形式存在，而如今的“政黨政治”雖然是從“超級政黨”的實踐演變而來，卻同時是“超級政黨”蛻變為國黨體制的產物。尋找克服“代表性斷裂”的方式，一是探索在什么意義上重構代表性，二是探索“后政黨政治”的新路徑。在今天，“重構代表性”不可能通過重復過去的口號和實踐就可以輕松達成。我們需要弄清楚到底代表性的政治出了什么問題，社會結構的變化與政治體制是如何脫節的。在這個視野下，探討“后政黨政治”需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重新認識20世紀中國的代表性政治原理，二是探討“后政黨政治”的條件和可能性。

　　二、重構20世紀中國的代表性政治原理

　　首先是重新理解20世紀中國的代表性政治原理。

　　代表性問題，以及由此衍生的代表制問題，是現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問題。在19世紀和20世紀，政黨、階級等范疇及其在國家政治框架中的呈現，構成了代表性政治的具體內容。在君主制衰落后，代表性政治涉及的是以政黨政治為中心的政治民主問題。中國的代表性政治產生于現代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與西方以議會多黨制、普選制為中心的代表性政治有不同的政治原理和歷史條件。要理解中國代表性政治的原理，其實可以從《憲法》直接入手。研究憲政的學者很少引述中國的憲法來論證憲政的意義。《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第二條規定：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這兩條說明了社會主義時期的代表性政治原理。這一原理由許多基本政治范疇組成。這些政治范疇不能簡單化約為普通常識，既不能以簡單的先驗原則加以證明，也不能還原為一般的實證性事實。它們是在20世紀中國革命的政治實踐和理論探索中產生的。

　　比如，什么是“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工人階級非常弱小，中國革命，尤其是在戰爭和以土地改革為中心的革命運動中，農民是這場革命的主力軍，那么，工人階級又何以成為領導階級呢?在實證的意義上，連作為它的對立面的資產階級是否構成一個階級也存在爭論。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工人階級只占人口的極少數，卻產生出了階級革命和階級政治。今天，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工人階級，但并不存在與這一規模相應的階級政治。

　　階級和階級政治是兩個相關但必須區別處理的概念。現代中國的階級政治，當然有自身的客觀存在和物質基礎，但這個客觀基礎只有從一種普遍聯系的視野中才能把握。如果不存在理論分析，不存在政治動員，不存在第三世界國家通過社會主義道路以實現工業化的努力，不存在創造工人階級政治主體性的運動，工人階級的客觀存在并不能自發地產生工人階級政治。沒有工人階級政治組織的形成，沒有為工人階級及其解放而奮斗的運動，也就沒有工人階級的政治。工人階級作為領導階級是一個政治判斷而非實證判斷，它是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背景下，通過對中國及其他被壓迫民族處境的政治—經濟分析而產生出來的;在這個意義上，工人階級的政治產生于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及其不平衡性的理論分析。在這里，“階級”這一范疇是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而不是一般性的實證主義分析，它主要來自對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及其擴張的分析——由于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發展，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地區無一例外地被組織到了全球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內部，每個社會階層和社會領域都從屬于以西方為中心的工業資本主義發展。因此，每一個社會針對自身的不平等狀態和統治所展開的斗爭，最終均以消滅階級剝削為目標，而資本主義性質的階級剝削正是階級剝削的最終的形式。這便是為什么現代中國盡管不存在大規模的工人階級，但在大規模的、常常是以農民、學生和市民為主體的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中，工人階級政治卻大規模地發展起來了。這一政治的發生及其真實性并不能以人數的多寡來加以否證。換句話說，階級政治是針對資本主義邏輯下的矛盾及其衍生而來的階級不平等的運動，政治性的階級概念，或者作為領導的階級概念，并不等同于社會分層或職業分工意義上的階級;領導的根本含義在于它是一種改變這一資本主義邏輯的驅動力量。這種驅動力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工人階級作為代表人民利益的領導階級基于兩個最重要的社會現實。第一，中國是農業社會，90%以上的人口是農民，因此，工人階級的代表性不得不和農民問題發生關聯，并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建立包括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人民”這一政治范疇。第二，工人階級不僅是資本主義生產的附屬物，也是作為資產階級對立面被建構出的政治身份，體現了人民的普遍利益與未來，從而作為普遍階級的無產階級并不排斥介入其運動的來自其他社會階層的分子。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民族壓迫有著不同于前資本主義時代的特征，從而階級政治也代表著被壓迫民族的利益，階級解放也包含了民族解放的意義。“領導”這一概念指稱的是社會全面性運動的政治驅動力，并不能等同于作為統治的政治官僚體制。

　　在今天，20世紀的政治邏輯已經退潮，知識分子大多以實證主義的方式看待中國社會的分層及其政治。不但右翼，甚至也包括一些左翼，都相信在20世紀，相對于農民和其他社會階層，工人階級成員在中國政治生活中所占據的位置非常有限，資產階級尚不成熟，因此，現代革命不可能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工人階級不可能成為真正的領導階級。這種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中國革命的政治原理。這套實證主義的政治觀點共享的是一個結構性的、本質主義的“階級”概念，而不是基于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分析而產生的能動的“階級”概念。這是一種去政治化的階級概念，但并非全新的發明——“文革”時期的“血統論”和唯身份論(或成分論)就是奠基在去政治化的階級概念之上的。

　　“階級”的概念一旦取消了政治性，就會沿著實證主義邏輯滑向結構性的“階層”概念，從而即便還在使用階級概念，其內涵已經與當代社會學的階層概念沒有多少差別了。社會分層的概念以國家為中心展開，階層被視為客觀性的社會構造，而不具備政治的動能，而階級概念是政治性的，它與國家的聯系——如工人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的概念——是通過先鋒政黨及其階級性聯盟來體現的。在結構性的分層概念之上，一種結構性的代表制可以相應地建立起來，比如在政黨、人民代表大會中實行代表比例制。相反，20世紀的階級概念雖然包含了社會分層的內涵，從而其政治也包含了代表比例制等要素，但它同時也是政治性的，與政治代表性或政治領導權的概念有密切的關系。所謂群眾路線就是這一政治代表性和政治領導權概念的體現。這便是為什么當代社會科學理論既無法解釋當今代表性的危機，又無法解釋20世紀代表性政治得以產生的動力。在去政治化的條件下，即便在政黨、人大等制度內增加某些階層(如工人、農民)的代表席位(這是必要的，也是積極的)，也并不能解決代表性斷裂的困境。重建代表性與重新政治化是同一問題的兩個不同表達。所謂重新政治化意味著對當代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及其不平衡的再分析，從而形成改變其邏輯的政治議程和社會動力。

　　三、“后政黨政治”的條件

　　若回到20世紀階級政治形成這一視角，中國20世紀的階級政治已經具有超代表性政治的要素。在國共斗爭和抗日運動中，武裝斗爭、群眾路線、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制勝法寶，而 “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則是這一“超政黨的”或“超級政黨的”政治得以形成的主要路徑。在根據地建設和全國執政條件下，這一政治實踐繼承或借鑒了19～20世紀在西方誕生的代表制的某些形式和內涵，如代表的選舉、政黨(不僅是共產黨，也包括各民主黨派)的代表性表述等，但同時包含了超政黨的或后政黨的要素卻是顯然的。政黨政治的超政黨要素也可以解釋為代表性政治的“超代表性”要素，它集中地體現在政治與文化的關系、政黨與群眾的關系這兩個方面。

　　四、理論辯論與政黨的“自我革命”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文化運動塑造了新政治的基礎，而政黨又試圖對文化運動進行規訓，這是一個反復出現的現象。政治代表性和政治主體性的產生與文化運動和理論斗爭緊密相連。現代政治的活力之一來源于文化與政治之間的互動(從而其活力的喪失也部分地來自政黨對于文化運動的過度干預和規訓)。在今天，文化已經被界定為一個與政治及經濟相互區別的領域，而不是新的政治主體性得以持續發生的空間。所謂文化產業，標志著文化在一個經濟社會的位置。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曾說過，在落后的國家，理論常常是第一性的。要想塑造新的政治，沒有理論的發展是不可能的。所謂創造理論不是閉門造車，理論斗爭的成敗最終取決于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是脫離實際的理論及其教條主義政治，還是從實踐中來又到實踐中去的理論及其實踐?強調實踐的重要性也并不是要否定思想辯論、理論辯論、路線辯論的重要性，而是反對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以避免政黨的政策趨向與社會需求之間的脫節。

　　在中國革命及其后的社會主義時期，黨內的理論辯論是積聚政治能量和調整前進方向的方式之一。但即便在那個時期，理論辯論也是與群眾路線密切結合的。理論辯論不能被視為孤立于政治實踐的抽象討論，它不但是對實踐的總結，也包括了對新的可能性的探索。中國革命的經驗是在實踐的基礎上，通過理論辯論和政治斗爭來糾正過去的錯誤，從而為新的方案和新的實踐創造前提。

　　中國革命中的路線斗爭與理論辯論密切相關，而新政治道路的產生恰恰是通過路線斗爭完成的。改革的過程在事實上也充滿這樣的斗爭。強調這一理論斗爭和政治斗爭在革命政治中的糾錯作用，與批評這一過程中的暴力和專斷并不矛盾。政治迫害是理論斗爭的終結，是路線辯論的終結，也是黨內競爭性實踐的終結。在今天，政治權力和媒體勢力對于思想辯論的壓制，也正是政治的終結。許多以總結歷史中的暴力相標榜的著述，恰恰以否定必要的理論斗爭和路線辯論為宗旨，它導致的是政黨自我糾錯機制的失靈和政治領域的自我封閉。這類研究無一不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產物。真正需要研究的是：為什么理論辯論，尤其是上升到政治路線辯論的理論辯論，更易于轉化為暴力性的壓制?這一問題不可能繞開政黨國家化過程來加以解釋，即政治領域與權力領域完全合體，導致政黨不再擁有相對自主的理論空間。在當代條件下，這一問題也不可能繞開媒體政黨化過程來給予說明，即媒體勢力試圖扮演國家或資本的某種政治代理人，對公共空間進行殖民和操控，從而取消了理論辯論和政治辯論。

　　五、人民戰爭與群眾路線

　　在國黨條件下，中國國家和政黨體制的官僚化是空前的，僅僅依靠政黨的力量削弱官僚化顯然力不從心。因此，群眾路線不僅是政黨維系其政治活力的途徑，而且也應該獲得新的內涵，即政治的開放性，或者說政治參與性的大幅度提高。

　　群眾路線最初是在1929年中共中央給紅四軍的信中提出的。但“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不僅是一種政治、軍事的戰略，而且也是對于一種有機的革命政治的描述。和“人民”一樣，群眾也是一個政治范疇，內含著通過政黨與大眾的結合而產生的新的政治主體性。在群眾路線的脈絡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政黨政治與大眾政治之間的緊密聯系和相互塑造。

　　北伐戰爭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從以城市為中心的斗爭轉向以農村為基地的人民戰爭。人民戰爭是一個政治范疇，不是一般軍事概念。人民戰爭是創造政治主體的過程，是創造政治主體的政治結構的過程，也是創造政治主體的自我表達形式的過程。在人民戰爭中，產生了人民群眾這個斗爭主體，一切政治的形式和性質(如政黨、邊區政府等等)都是視其需求而產生或轉型的。傳統政治的代表性關系由于這一范疇的出現而被根本地轉化了。離開人民戰爭，中國共產黨的轉型是不可思議的。政黨在人民戰爭中與軍隊的結合、政黨在人民戰爭中與紅色政權的結合、政黨在人民戰爭中與以農民為主體的大眾的結合，政黨在人民戰爭中與其他政黨和其他社會階層及其政治代表的關系的改變，都提醒我們人民戰爭創造了與歷史上的政黨全然不同的政黨類型，創造了與歷史上無產階級截然不同的、以農民為主要成員構成的階級主體。我將這一政黨稱之為包含著超政黨要素的超級政黨。人民戰爭在北伐戰爭中已經萌芽。秋收起義和南昌起義的部隊在井岡山會師，創建江西蘇區革命根據地，這是人民戰爭得以展開的里程碑。在根據地，土地改革和武裝斗爭成為政黨政治轉化為大眾運動的基本方式。井岡山斗爭的中心問題由此變成了革命戰爭條件下的土地改革和政權建設。黨和軍隊的結合，黨通過軍隊跟農民運動、土地改革之間的結合，不但改變了革命的具體內容和中心任務，而且也通過政黨、軍隊、政權和農民運動的多重結合，創造了一個全新的革命政治主體。這就是人民戰爭的政治基礎。相對于政黨、政黨政治等源自19世紀歐洲和20世紀俄國的政治現象，人民戰爭是中國革命中更具原創性的發明。

　　毛澤東說兵民是勝利之本，這個說法值得思考。第一，只有動員和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第二，不但要有強大的正規軍，而且還必須有地方的武裝和民兵;第三，兵民的范疇是在土地改革和政權建設的過程中產生的。所謂群眾路線，就是在這一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它包括這樣一些內容：首先，為最廣大群眾謀利益，是黨的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其次，蘇維埃是群眾生活的組織者，只有蘇維埃用盡一切努力解決了群眾問題，切切實實改良群眾的生活，取得了群眾對于蘇維埃的信仰，才能動員廣大群眾加入紅軍，幫助戰爭，粉碎圍剿。表面上看，群眾生活由蘇維埃組織，但在實踐上，共產黨人必須深入群眾，向群眾學習，與群眾打成一片，才能完成這個組織群眾從而也是重新組織自己的任務。因此，一方面，如果沒有組織，我們就不知道群眾在哪里，另一方面，如果沒有與群眾打成一片、向群眾學習的過程，組織就是沒有活力的、凌駕于群眾之上的結構。蘇維埃是群眾在其中得以形成的形式，而共產黨就是無產階級得以自我表達的一個政治組織。在廣闊的、尚未工業化的鄉村，無產階級卻在政黨運動中獲得了表達。在這個意義上，是政黨創造了階級的自我表達，從而也創造了政治性的階級，但這個政黨并不是展開人民戰爭之前的政黨，而是通過土地革命與蘇維埃建設、通過群眾路線而重構了的政黨，前一個政黨不可能創造以農民為主體的無產階級，而只有在人民戰爭和根據地建設中的政黨才有可能完成這個使命。總之，群眾路線是人民戰爭的基本策略，而人民戰爭最終改變了或者說重構了政黨的含義。這是20世紀中國革命的獨創性之一。

　　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為了誰”與“怎么為”的文化政治，涉及的是政黨與群眾、社會的關系問題。現代政治的基本外殼是國家，也正由于此，政治運動不可能脫離政治權力單獨運行。代表制的問題實際上是在政黨與國家發生緊密關聯的條件下產生的，即政治體系必須通過一定的代表形式而形成。普選、地方選舉、黨內選舉、推舉、輪換或抽簽等機制，都是這一代表制得以運轉的不同形式。這些形式的優劣不是絕對的，而應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但其前提是存在著活躍的民眾的和為民眾的政治。

　　但今天人們在討論代表制問題時，往往忽略了代表性政治中包含的超代表制內涵。事實上，群眾路線就包含了這樣的內涵，群眾路線是一個政治過程，群眾路線中的群眾概念包含了有待出現和有待形成的政治主體的內涵。群眾是形成中的政治能量，而政黨與群眾的關系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發生變化，兩者的關系逐漸地轉化相對一體的關系。這種關系不完全是代表性的關系，或者說，常常超出了代表性的關系，兩者通過這一關系而相互塑造，從而群眾路線成為一種新的政治主體性的創生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群眾成為政治的范疇，而政黨也成為大眾政治的一部分，兩者水乳交融，但并未取消政黨的先鋒性。因此，如何回應時代變化及新條件下不同群眾的構成，就成為政治組織重構政治代表性的主要議程。沒有這一進程，無論以何種形式出現，政治代表性都會面臨空洞化的危險，從而產生政治體制與大眾生活的脫節。代表性政治中的超代表性方面是討論代表制問題時常常被忽略的問題。

　　伴隨著階級政治的退潮，政黨政治向后政黨政治轉變。當代中國正在經歷一個重構階級構造卻壓抑階級政治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正好與階級政治極為活躍而工人階級規模卻相對弱小的20世紀形成鮮明對比。在“后政黨”的條件下，什么是“群眾路線”的政治內涵?在中國革命、尤其是人民戰爭中，群眾路線大致可以這樣描述：完備的、內部有高度嚴明紀律性的政黨，根據其清晰的政治方向和使命，通過動員群眾、吸收群眾中的積極分子以壯大、改造自身的政治過程;與此同時，充分保障群眾團體和群眾運動的自由和法律權利，尊重其獨立。例如，抗日戰爭爆發后，1937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群眾運動的政策》，強調“在群眾自己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各種要求綱領上，建立真正群眾的工會、農會、學生會、商會及青年、婦女、兒童等團體。要使最大多數的工人、雇農組織在工會之內，最大多數的農民組織在農會之內”;這些群眾團體內部實行“廣泛的民主”，并在促進群眾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活動的實現的同時，以自治團體的角色參與政府的工作。在今天國黨體制下，我們可以用群眾路線這個概念，但不能也無法重復過去的政治方式。政黨國家化的結果之一，便是政黨作為政治運動的終結，它與群眾的關系逐漸地演變為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今天既不存在20世紀意義上的那個組織嚴明、目標清晰的政黨，也不存在通過群眾路線而產生的大眾政治，政治蛻變為管理的范疇，亦即蛻變為去政治化的政治。

　　六、階級重組與階級政治的衰落

　　政黨國家化意味著群眾路線時代的終結。在完全不同于20世紀的語境中，重提群眾路線的含義是什么?我們是在國家與公民的關系中討論群眾，還是在政黨與階級的關系中討論群眾?群眾作為一個形成中的政治主體，它的誕生事實上意味著新的政治形式的誕生。群眾路線是人民戰爭的產物，但其運用并不限于戰爭條件下，在20世紀50～80年代，中共曾以不同方式試圖用群眾路線解決官僚政治的弊端。在全球化與市場化的條件下，重提群眾路線到底具有什么意義?除了作為一種工作方法，群眾路線是否還與創造什么樣的政治力量、鍛造怎樣的政治主體、指向怎樣的未來的問題相關?

　　因此，重提這一問題，與其說是對一段歷史的回歸，毋寧說是對一個可能的、不確定的未來的探尋。依靠群眾，不單指社會監督與社會參與，也意味著群眾參與的社會組織形式。說今天不存在20世紀意義上的階級政治，并不意味著不存在活躍的階級運動和公民政治，這些運動以不同的形式介入政治的、經濟的、生態的和文化的議題。社會運動具有政治潛能，但未必能夠產生出新的政治，原因是在金融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運動也常為資本體制所滲透。

　　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構成現代國家和權力體系的一些基礎性概念——從主權到公民，從階級到勞動等——都需要根據新的形勢重新加以界定和分析。例如，在中國的語境中，重建代表性需要重申有關工人階級或工農聯盟的概念嗎?在金融化資本主義條件下，發達國家經歷了并還在繼續經歷去工業化過程，作為革命階級的工人階級大規模的縮小或消失了，誰是新的政治的主體?。在中國和許多非西方國家，大規模工業化催生了大規模的、我們稱之為農民工的工人階級。重新階級化是當代中國社會的重大現象，階級概念的再度使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工人階級隊伍的擴張及重組與工人階級政治的衰落幾乎發生在同一個進程中，新生的工人階級政治不但遠遠沒有達到先前的深度和規模，而且很可能也不會重復20世紀的政治模式。我們至少可以辨識出兩個特點：一個特點是工人階級政治與政黨政治的脫節;另一個特點是在當代流動的生產體系中，新工人階級的群體穩定性較弱。這兩個特點不但區別于社會主義工業化時代的工人階級，也不同于早期工人階級的形成。

　　我們可以大致分析出四種工人斗爭的形式：第一，為保護自身權益而展開的罷工和尋求自我組織(工會)的努力，如廣州本田汽車發生的罷工運動，這是經典的工人階級政治;第二，打工短期化，即勞工拒絕長期在一個工廠或公司工作，而只是在一個崗位逗留一兩年便更換工作。從經典的階級政治來看，這不利于工人階級的團結，但對國家和資本提高勞動待遇而言，卻是最為有效的行動之一;第三，除了工會等組織形式外，過去被認為包含雙重剝削的“領工制”也成為工人斗爭的某種組織形式之一，即以某種非正規契約形式保護工人的某些利益。此外還出現了同鄉會、少數民族勞工保護自身權益的組織等;第四，以個人權益的保護為中心的法律維權。此外，鄉村建設事實上也為勞工運動提供了另一種支持。上述階級政治的形態是當代資本主義及其在中國條件下的產物，與上個世紀的階級政治存在重要的差別。如果代表性斷裂表現為政治形式與社會形式之間的脫節，那么，什么才是與一定的社會形式有機關聯的政治形式呢?當代中國社會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政治，重建代表性不可避免地與解決當代中國社會的重新階級化問題直接相關，但在金融資本主義條件下，伴隨著政黨國家化的深化，與其說是重建階級性政黨，毋寧說是形成更為自主的社會政治(包括工會、農協和其他社會團體等廣義的政治組織)和致力于改造生產體系內部關系的活躍的勞動政治，很可能是“后政黨政治”可能路徑之一。事實上，城鄉矛盾及其轉化、區域差別及其轉化、階級關系及其分化，以及當代生產和消費形態對于生態環境的破壞，集中體現了當代資本主義的矛盾。因此，鄉村建設、生態保護、發展模式的轉變、民族平等和文化多樣性的保護，與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的改變等，理應成為當代平等政治的驅動力。

　　七、“后政黨政治”與憲政改革的方向

　　為什么要提出“后政黨政治”的趨勢呢?這是因為當代倡導政治變革的兩種對立方式均以重返政黨政治為前提：對于右翼而言，基本政治模式就是經典的以議會政治為框架的多黨政治;對于左翼而言，則是恢復或重建政黨的政治代表性，從而勢必提出有關階級及其政治形式的一系列問題。從中國的現實出發，后者提出的問題顯然更為緊迫。但是，當代政治變革很可能并不必然地以重返19世紀或20世紀政治模式為途徑，而是以新的政治經濟現實為條件。通過群眾路線、思想辯論和組織建設以重建一種開放性的政治是不可或缺的政治過程，但其目標很可能不是回到舊的政黨模式之中。在今天，即便名為政黨的政治組織仍然存在，其政治的含義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這個變化在20世紀前期是主動的，即通過建立超級政黨以克服多黨政治的危機而形成，而在20世紀的晚期和21世紀，這一變化卻在從黨國向國黨的轉變中完成。這一轉變所包含的被動性更為明顯。在這一條件下，如何讓社會力量更大規模地、更直接地參與政治進程，是探索新的政治框架必不可免的課題，也是政黨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實踐群眾路線的基本前提。因此，重新政治化不能依賴舊式的政黨政治，卻包含了“后政黨政治”的實踐。所謂“后政黨政治”不是否定政治組織的作用，而是強調其開放性、待形成性和非官僚政治的特點。群眾路線和群眾政治是政治活力的源泉，也是抵御右翼民粹主義的基石。今天的社會構造正在發生大的變遷，其展開、重組的方向應關乎所有人的利益。任何一種政治體制只有在它能夠創造出普遍性時，即它可以代表普遍利益的時候，才具有代表性。因此，重建代表性的過程也是創造普遍性的過程。20世紀是一個預言，一個旋即陷入危機的預言。但是，這個預言很可能也是一種被壓抑的可能性。重提20世紀的文化與政治遺產，不是簡單地回到那些如今已經過時的實踐，而是發掘其蘊含著普遍性或未來的潛力。這種被壓抑的潛力以一種未來的形式提示我們，回到19世紀的舊政治并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需要為之傾注精力的，是建立在20世紀歷史遺產之上的、汲取了豐富的歷史遺產的“后政黨政治”條件下的憲政。

　　汪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Wang Hui： School of Humanities， Tsinghu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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