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個時代正處于歷史大轉折時期，呈現出經濟全球化、兩種制度的并存性、過渡性或轉折期凸現以及和平、發展與合作成為時代潮流等特征。社會主義或者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卷進或者曳入變革期、轉折期或轉型期，“蘇東之冬”、“阿拉伯之春”、“歐洲之夏”、“美國之秋”(“占領華爾街”運動)事件迭出。隨著時代及其主題的變化，它們在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思想理念等方面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調整和變革，以至于“資本主義形式有限改變”理論的倡導者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提出了“資本主義將何去何從?”的問題。[1]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兩個決不會”、“兩個必然”和“資本的文明面”或者“三個有利于”的論斷，以其恢宏的歷史辯證法對此作了科學的回答。[2]“兩個必然”揭示了資本主義這一生產方式的本質和必然毀滅的歷史發展結局，貫穿資本主義演變全過程的資本主義危機就是一個證明。“兩個決不會”和“三個有利于”論證了資本主義產生和存在的歷史合理性，在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歷史進步性、制度發展的彈性和生命力，以及寄希望于在其內部滋生的資本主義變革因素和否定因素。
一、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周期波動與危機的新發展
資本主義發展史也就是一部經濟危機周期波動史，自1825年第一次世界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以來，形形色色的危機此起彼伏。僅僅二戰以后就有八次著名的大危機，其中包括1948-1952年危機、1957-1958年危機、1969-1971年危機、1973-1975年危機、1979-1982年危機、1990-1993年危機、2001-2002年危機，以及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危機等。2008年的第一波金融危機起源于世界著名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的倒閉。金融危機“第二波”的標志之一是全球前五大期貨商之一的美國華爾街知名期貨交易商雷氏MF Global公司向法院提交了破產保護申請，造成很多客戶無法交易，從而對全球期市和全球股市有可能造成災難性后果;另一個標志是已有100多年歷史的世界權威金融評級機構標準普爾于2011年8月首次下調美國長期主權信用評級，從而加劇了上世紀80年代就爆發的國際性主權債務危機，從而加快了愈演愈烈的兩大趨勢。其一，目前債務危機有從邊緣國家向核心國家邁進的趨勢，2000年阿根廷和2011年希臘的債務危機，使這兩個國家瀕臨“國家破產”的邊緣，而意大利和法國也很難獨善其身;其二，發達國家的危機總體上可分為三段：經濟危機、債務危機和主權貨幣危機，目前正處于從債務危機走向貨幣危機的傳導期。上述情況充分驗證了“資本本身就是處于過程中的矛盾”，“資本的限制就是資本自身”亦即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3]
西方學者關于如何克服世界經濟周期波動與危機這一頑癥的文獻汗牛充棟，流派林立，金融資本主義或者金融帝國已成為目前普遍關注的議題。
1.國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對于危機問題表現出很大的熱情。世紀之交的資本主義危機促成了第四次“馬克思熱”，究其時代背景，霍布斯鮑姆認為，對馬克思的興趣的回歸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基于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馬克思150年前就預言了21世紀初期世界經濟的本質”。國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回到馬克思”，從中吸取理論資源。
邁克爾·赫德森在《從馬克思到高盛：虛擬資本的幻想和產業的金融化》中回顧了馬克思關于金融資本的基本觀點，認為馬克思已高度注意到虛擬資本膨脹的危害，他的危機理論所最重視的危機原因既不是工人收入不足，也不是資本有機構成上升，而是虛擬資本強加于債務人(產業和個人)身上的金融收費日益加大最終壓垮了社會經濟。馬克思認為工業資本主義的最大成就就是使生息資本從屬于產業資本，生息資本將像地租一樣退出歷史舞臺。但是19世紀末以來金融卻日益膨脹，并日益倒退成馬克思所謂的高利貸性質的資本，而且其基礎日益依靠房地產和其他具有壟斷租金的壟斷部門而不是制造業。因此，不是馬克思所看好的產業資本而是金融資本成為主導性力量。薩米爾·阿明在《抓住危機》一文中也認為，當前的世界經濟是富裕資本主義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帝國主義剝削，世界性經濟危機給我們提供了一次重新沿著馬克思主義和國際主義的路線走向世界范圍內的社會解放的機會。而齊澤克則認為，2008年危機標志著福山式市場經濟烏托邦的死亡，第一次是作為悲劇，第二次是作為喜劇。
與金融危機論、經濟危機論思路不同的綜合分析派的代表人物、日本中央大學教授高田太久吉認為，當前的危機是由當代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和歷史局限決定的。具體來說，它的產生有下面四個方面的原因：(1)貨幣資本過剩與經濟金融化;(2)風險管理中空化和次貸膨脹;(3)實體經濟惡化;(4)大型金融機構間合作機制壞死;(5)原油、商品市場投機化。他主張改變全球經濟秩序和管理機制，建立取代華盛頓共識的新的國際秩序。
謝克(Anwar Shaikh)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神話》(2003年)中用數據批判了新自由主義者推崇的古典比較優勢理論，他指出，富國人均GDP與窮國人均GDP之間的比例，從1820年的3∶1上升到1992年的72∶1，全球化自由貿易擴大了富國和窮國的差距。這就印證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4卷提出的關于“比較富有的國家剝削比較貧窮的國家”的論斷，盡管對外貿易交換是一種等價交換，但仍然不能掩蓋國際貿易的剝削關系。西方學者把它歸結為“貧困化增長”(Jagdish Bhagwati，1958)。
霍華德·皮梯斯(Howard Petith)的《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崩潰理論的基本模型》提出了不變的工資模型(包括資本、勞動和土地等生產要素)，揭示了資本有機構成的上升、利潤率的下降以及資本主義崩潰的歷史趨勢，可以作為理解資本主義崩潰的不同理論的基礎。持相同觀點的還有《資本與階級》(2010年)一書中收錄的澳大利亞學者比爾·盧卡雷利(Bill Lucarelli)題為《馬克思關于貨幣、信用和危機的理論》的文章。
2.西方有識之士對現存資本主義的批評重點是金融資本主義(使經濟金融化或者虛擬化的資本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已經度展到“新資本主義”、“新型帝國主義”、“超級帝國主義”、“貨幣帝國主義”、“資源帝國主義”、“糧食帝國主義”、“金融資本主義”或“金融帝國”、“災難資本主義”、“新新帝國主義”階段，西方經濟至今仍然處于衰退期、“衰退時代”、“陰郁時代”、“滯脹時代”或“后泡沫經濟時代”、“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時期、“新的脆弱時代”(new age of fragility)，甚至還熱炒“世界進入意識形態新時代”。甚至有人在高呼“資本主義的終結”。[4]英國《金融時報》2008年10月16日刊登題為《重新開張》(作者克萊夫·克魯克)的文章認為，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糟糕的金融危機促使美國出現意識形態轉變的苗頭，這場危機可能改變美國式資本主義，導致美國式資本主義的終結。
此外，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神原英資教授還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理論和模式的改變進行了新的理論概括。他認為，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使得資本主義從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轉變為凱恩斯的“修正資本主義”;90年代，美國創建了“以市場為中心和以金融為中心的經濟發展模式”，資本主義回到近似古典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歷史是如此驚人地相似。今后，資本主義將摸索實行政府部門在不抹殺市場職能的前提下進行干預的“修正市場主義”。而當今社會主義也發生了變化，即“不可能再走社會主義的老路，充其量是實行修正市場主義”[5]。比利時學者馬克·范德皮特在《全球資本主義深陷五大危機》(2011年)中剖析了全球資本主義面臨的積累模式難以為繼的經濟危機(即使新自由主義模式、全球化、債務、財政爆炸和軍事擴張這五條“逃生之路”也無濟于事)、財富分配極端不公的社會危機、政府合法性遭挑戰的政治危機、環境成本侵蝕利潤的生態危機，以及南方國家再度崛起的地緣政治危機。
危機意味著挑戰和機遇。當今世界經濟周期波動與危機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調整和改革的一種推動力。法國總統薩科奇的競選綱領的主題就是“改變法國”。他之所以上臺當選，正說明法國人心思變。計劃委員會的專家們制定了多達100項的法國改革計劃。奧巴馬發表以“美國的變革”(Change We Need)為主題的總統競選獲勝演說，多次呼吁和強調美國應該變化，改變已經降臨美國。這次不亞于1929-1933年危機的綜合性危機的未來走勢是呈現V形還是W形或L形?我們將拭目以待。
二、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的新變化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兩個決不會”、“兩個必然”和“三個有利于”的科學論斷詮釋了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的本質。尤其“兩個決不會”和“三個有利于”論證了資本主義存在的必然性，在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歷史進步性、制度發展的彈性和生命力，并高度評價了在其內部滋生的資本主義變革因素和否定因素。由此可見，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生產方式并非是一成不變的，它有一定的自我調節、改良和改善功能，隨著時代及其主題的變化，在工人運動的壓力下并為了自身的經濟發展而力圖維護社會正常秩序和社會制度運行的穩定性，力圖跳出“李嘉圖定律”的陰影和陷阱[6]，它們在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思想理念等方面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調整和變革。以至于明斯基(Hyman Minsky)列舉了“57種資本主義”，而保羅·肯尼迪則倡導“資本主義形式有限改變”論。[7]這些新變化、稀釋和緩解社會矛盾和非和諧因素的舉措以及其內部滋生的資本主義變革因素和否定因素主要有：
1.通過全球化在全球范圍不斷地復制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享受生產力紅利、全球化紅利和制度紅利。因此，它尚有容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的空間和制度彈性，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在它尚能提供人們賴以生存、享受和發展的各種必需品、公共品、資本品以及社會賴以支撐、維系和運轉的各種硬件或軟件之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全球化尤其是經濟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又使其在時空兩個維度上有所拓展，并贏得了轉嫁非和諧如經濟危機的歷史契機。但是，建立在價值和剝削之上的狹隘的資本關系必然不能容納它召喚而來的越來越發達的生產力，先進的生產力必然要擺脫束縛其身的資本關系的桎梏，并召喚先進的生產關系與之相匹配。
2.關注和擴充軟實力和巧實力，在全球范圍不遺余力地推行其普世價值，壟斷話語權，大搞所謂顏色革命。美國大力宣揚盎格魯—新教文化(如原罪、救贖、慈善文化)、杰斐遜的“人生而平等”、羅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貧困的自由及免于恐懼的自由)，以及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主義。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譏諷這種洋三民主義為“1%的民有、民治、民享”。[8]
3.擴充中產階級(這種橄欖狀社會結構在加強社會系統穩定性的同時，也給資本關系擴展設置了新的社會結構界限)。日本宣布已進入“均質社會”或“全民中產”社會，因為1.26億日本人中有1億中產階級或中間階級。美國中產階級占總人口的77%，涵蓋了年收入從1.6萬美元到10萬美元的龐大人群。
但是，這一次金融危機重創長達20年的“泡沫中產”，使中產階級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的脆弱性被徹底暴露。根據美國勞工部的失業統計估算，目前已有大約100萬中產階級處于失業狀態。其中大約1/3是在2008年11月后失業的，他們分布在政府、商業服務和白領工作等領域。[9]美國塔尖的1%控制40%的財富。中產階級人均年收入4.9萬，比10年前下降了7%，與1%富人的收入比為1∶650，而30年前是1∶80。美國官方公布的貧困率數字表明，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開始，美國貧困率呈上升趨勢，1979年是11.7%，到1997年為19%。
4.發展社會保障制度(這是給資本關系擴展設置了新的再分配界限)。許多西方國家以“福利國家”自居，瑞典和奧地利被稱為“雜交型社會主義”。如果說凸現個人資本轉化為社會資本的股份制度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滋生的否定因素和“新社會因素”，那么凸現個人收入轉化為社會收入的社會福利和保障制度也是如此。無疑，這是給資本關系擴展設置了新的再分配界限、束縛和限制。西方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是現代化大生產的必然產物以及各階層人民的斗爭成果，又是一種維護政權穩定和社會和諧、緩解社會矛盾和稀釋生產過剩危機的安全網、保護閥和調節劑。
但是，西方國家普遍呈現“福利病”傾向。英國《經濟學家》認為：“歐洲21世紀不會被炮火摧毀，但可能會被一張張福利支票壓得喘不過氣來。”
5.重視民間非營利的NGO，其中包括慈善事業和智庫。這是過去20年全球性“結社革命”運動的產物，旨在彌補市場或政府失靈的所謂“第三次分配”或“第三種力量”。民間性和獨立性是NGO的重要特征。據統計，美國大大小小的NGO多達160萬個，其中智庫就有1777家，活動經費占全球的80%，僅僅美國慈善基金就占了其GDP的9%。其中一些非政府組織在推廣民主以及各種“顏色革命”中扮演了推波助瀾的活躍角色。
6.強化對企業的微觀規制和勞動立法，其中包括緩解勞資矛盾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這是全球在20世紀末興起“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產物)，并且許多西方國家以“工會國家”自居。全球一些行業、地區乃至全球性的行業組織和非政府組織也制定了各自的社會責任標準和守則。據國際勞工組織統計，這樣的守則已經超過400個。此外，還出臺了一些化解失業的政策，例如日本的勞務強制派遣制度和美國的“分享工作”制度。
7.倡導綠色的新發展論(這表明資本關系已被設置了限制其擴展的人文界限和生態界限)。西方綠色新發展觀發端于20世紀60年代的西方生態運動和綠黨政治，“科學生態學”、“人文生態學”、生態社會主義、綠色后現代主義、生態政治理論、環境運動團體和綠色政黨應運而生。佩魯的《新發展論》、《斯德哥爾摩宣言》(1972年，即《人類環境宣言》)、《里約熱內盧宣言》(1992年)和《哥本哈根社會發展宣言》(1995年)、“以人為本”的新理念、新公共服務理論、新公共服務型政府角色理論，以及以“綠色GDP”為代表的新國民收入核算方法，是這種綠色新發展論的標志。
8.西方國家尤其是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化(混合經濟體制、“第三條道路”思潮和工黨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傾向。這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程內對原教旨或古典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的局部調整和否定，尤其是混合經濟體制和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有重要借鑒意義。
9.新興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21世紀將成為發展的世紀，新興國家如“金磚五國”、“VISTA五國”、“靈貓六國”、“新鉆十一國”展現出強勁的發展潛力。印度特色的經濟發展模式的一個重要經驗就是，決定國家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正在由資本資源轉向知識資源，采取了中高收入國家的服務業優先增長模式。而這與工業革命開始后近200年來似乎一直適用的發展鐵律——工業化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唯一途徑——大相徑庭。2010年，印度信息產業的產值接近1030億美元，大約占印度GDP比重的20%。印度經濟平均增長率超過8%，被稱為“外包服務業大國”、“全球軟件行業大國”和“世界辦公室”。
民生與市場并重的巴西模式締造了一個中產崛起的巴西。中產階級的比例從2004年的42%升至目前的52%。超過半數的巴西人屬于所謂“中產階級下層”。巴西的人均GDP逼近1萬美元，10年內至少2000萬人脫貧，基尼系數已連續11年下降。巴西政府僅僅在醫療上的開支就占其GDP的4.7%，在教育上的開支是GDP的5.4%。
韓國在二戰后用30年左右的時間完成了城市化和現代化轉型。城市化率在上世紀后期即超過80%，而且成功地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基尼系數低于0.3，沒有留下城市貧民窟等后遺癥。基于城市化過程中土地增值收益社會分享的基本理念，韓國實行全面向普通自住房和外來移居者傾斜的樓市需求調控制度，在住房的流轉、保有和繼承的各環節建立了完整的稅收調節體制，這樣通過稅收和金融的綜合經濟杠桿，使住宅及土地資源能較為均等地分布于城市全體就業者包括移居者之中。
應該指出，美國耗費了近一個世紀，日本用了半個多世紀，而韓國用了大約1/4個世紀，社會矛盾和非和諧情況才有所緩解。可是，上述做法在客觀上卻又帶來另外一種后果和發展趨勢，即為資本關系即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進一步擴展設置了新的界限、障礙、限制和桎梏，從而進一步促進了對資本關系自身規定性及本質的自我背離、自我否定和自我揚棄的進程，資本主義社會的周期性危機就是一個證明。這次特大型金融危機和“占領華爾街”運動表明，受資本主義缺陷困擾，美國可能不得不走上艱難的“十年改良”之路，必須“再造和創新自己的體制”尤其金融體系、教育體系和醫療體系。[10]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矛盾運動的辯證法。
注釋：
[1]保羅·肯尼迪：《讀四大家的書，得知資本命運》，載英國《金融時報》2009年3月13日。
[2]“兩個必然”論斷即“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兩個決不會”論斷即“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資本的文明面”或者“三個有利于”論斷，即“資本的文明面之一就是，它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5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9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0頁。
[4]《世界進入艱難的三月》，載《環球時報》2009年3月3日。
[5]神原英資：《21世紀式危機的沖擊與世界變革》，載日本《外交論壇》2009年2月號，轉引自《參考消息》2009年3月11日。
[6]“斯密—李嘉圖—穆勒定律”(Smith-Rieardo-Mill Law)，我們簡稱為“李嘉圖定律”。斯密是這一定律的始作俑者，李嘉圖是這一定律的完成者，他是生產力經濟學家，并把分配問題作為政治經濟學的主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是李嘉圖評價經濟現象的基本原則，他公開承認資本主義是有利于生產力發展和社會發展的一種生產方式，盡管它和構成整個這一發展基礎的工人群眾的利益相矛盾并以犧牲后者的利益為代價。而作為西方經濟學第一次大綜合完成者的穆勒，把李嘉圖的上述觀點作為一種“生產規律”和“分配規律”納入其折衷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總之，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是以犧牲某些階級或階層的利益為代價，被稱為絕對合理的必然規律。這就是“李嘉圖定律”的實質。
[7]Hyman Minsky, "Memo on Securitization", Minsky Archives, Th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Z], 1987.
[8]詳見《名利場》2011年第5期。
[9]熊敏：《粥場新客》，21 ebh.com，2009-03-05。
[10]馬特·米勒：《資本主義缺陷困擾美國未來》，載《環球時報》2011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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