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員工每天工作12小時，每周工作至少6天，絕大多數員工每月加班高達120-140小時。一線工人每天都得加班至少三小時，周末只能休息一天。筆者幾次目睹員工在公司現場暈倒。
富士康給深圳工廠的一線員工提供的只是當地最低工資標準900元，這樣員工只有“被自愿”超時加班，來謀得多一點的收入。
——徐開彬
規范勞動時間：巨大效應與現實性
李濟廣
摘要：規范與縮短勞動時間是滿足勞動者多種需要、實現人的自由發展的迫切要求，是解決我國就業問題的根本途徑，是通過改變勞動供求關系而大幅度提高勞動者相對收入水平的根本措施，從而也是科學而有效地擴大內需的重要前提。規范與縮短勞動時間符合我國勞動供給的數量與意愿，適合企業的承受能力，作用將十分確切。
關鍵詞：勞動時間；人的需要；就業；工資；科學發展
一、規范與縮短勞動時間的歷史意義與現實迫切性
（一）勞動時間與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人的生命平臺是時間，而時間非常有限。人在有限的時間里所從事活動的內容及其比例各異，使人的生存質量大不相同。人為了維持生存和較好的生活質量所不得不進行的勞動對人可能是一種負擔，但這種勞動如果長度適當、強度適中、環境適宜，則可以轉變為充滿樂趣和滿足內在需要的生命活動，至少是較輕的負擔和內在需要的統一，而這種勞動如果時間過長且強度過大或枯燥單調，帶來的就是純粹的副效用。在這種不得不進行的勞動即馬克思稱之為人類活動的“此岸”之外，是人類活動的“彼岸”，即可自由支配時間，則完全是人的享樂、交往和自由發展的空間。
近代的生產方式是雇傭勞動方式，掌握資本的雇主是生產的主宰者，缺乏基本生產條件之一——生產資料的被雇傭者，在技術迅速進步導致勞動需求過剩的背景下，不得不按企業主的意愿長時間勞作。結果，在人類知識劇增、生產效率大大提高的社會進步中，卻使大多數社會成員遭受更加嚴重的勞動折磨。與此同時，在職勞動者過度的勞動使勞動供給增加，另一些人就不得不無事可做，遭受失業和貧困的折磨。不僅如此，馬克思所詬病的資本主義弊端，不僅在于存在失業、貧困和勞動折磨，更在于過度勞動造成的勞動供過于求壓低了勞動價格，造成消費需求不足，從而引發生產過剩和經濟危機，阻撓與破壞生產力。
備受勞動折磨的勞動者逐漸懂得團結起來施加壓力可以使自己的勞動時間不斷縮短。稍微學乖一點的雇傭者集團也逐漸懂得過度勞動造成的諸多后果使自己也不得安寧。當代社會勞動時間普遍大大縮短，相應地勞動者報酬比重也有所提高，這也是發達國家在勞動生產率驚人發展的情況下就業率仍然能夠差強人意、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生產和就業波動幅度有所下降的重要原因。
然而，馬克思主義著眼的勞動時間縮短是在生產資料社會使用、社會生產有計劃進行基礎上的安排。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不可能消除勞動安排的紊亂、勞動者收入相對不足和兩極分化。在自由人聯合體——其初級階段初步實現——就業和工時應當根據生產和消費的需要合理安排、統籌調度，而不一定是一個機械的不變工時；工時的縮短不是對抗與法律強制的結果，而是生產力發展基礎上勞動量有計劃安排——市場經濟條件下就是法律調控、計劃調控——的結果，是每個人都參加勞動、分攤生產任務的結果；伴隨著勞動性質改變、自主勞動都會自愿參加。在這種情景下，“時間實際上是人的積極存在，它不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發展的空間”。[1]人的發展是新社會的本質要求，而人的發展以合理安排時間為保證。馬克思指出，“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真正的自由王國”，必須以提高效率為前提，“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2]那種勞動時間表現為自由時間、以共同占有生產力和人全面發展自由個性為特征的社會形態是馬克思所稱的第三社會形態。在這種高層次的“自由人聯合體”，人的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都是自由時間，都從事真正自由的活動，因為勞動動機由謀生手段與內在需要的統一完全成為人的第一需要。
（二）勞動時間與就業難題
我國絕對過剩的勞動力無論用那種方法計量也會在幾千萬人以上，統計上的失業者、“自愿失業者”和就業不足的半失業勞動者加在一起怎么估算也有一、兩億人。與此同時，就業者勞動時間嚴重超時，使勞動供過于求的局面雪上加霜。大量調查顯示，私營企業雇員和農民工每周工作時間平均在60小時左右甚至很多人超過70小時，這比每周40小時工作量超過50%～70%。有調查顯示零售業每周工時達71.09小時，他們節假日更難得到休息。中國婦女報2006 年6 月17 日報道，甘肅省總工會調查透露出驚人情況，非公企業女職工為保住工作不敢請假，女職工人均周勞動時間為76小時，甚至長達90 小時，對超過規定工時的報酬不但沒有補償，而且還會拖欠工資。超時勞動的還不僅是企業，對教師的諸多調查表明，除了節假日和晚間在家工作，大部分教師每天在校時間都在10小時以上或9小時以上。從事科研工作的許多大學教師工作時間更是遠遠長于農民工。出租車司機每天工作12小時，節假日不休息，相當于一個人占據2.19個勞動力的崗位。超時勞動成為我國就業難的突出原因。
規范和縮短勞動時間可以極大緩解就業壓力。法國自2000年以來僅從每周40小時工作制變為35小時工作制就創造了40多萬個就業機會。我國如果縮短和規范工作時間，就業不足的問題將輕而易舉得到解決。
簡單計算就可以證實這一點。2006年底到2007年一項關于農民工勞動時間的大規模調查顯示，[3]未婚農民工每周工作平均63.30小時，已婚的平均為65.91小時。已婚約占三分之二以上，即使按二者相等計算，意味相對于每周40小時工作制，平均每周超時24.605小時。另外，占農民工46.3%的26歲以下農民工每周工作63.35小時，26歲以上為65.97小時，這意味平均每周超時24.756小時。
上述調查還顯示，農村轉移勞動力每周的工作天數在5天以下的占3.6%，5天的占8.3%，6天的占23.9%，7天的占64.2%。如果每周工作不到5天的按4天計，加權平均計算平均每周工作天數＝6.487天。這也意味著，相對于每周超時24.605小時，每天超時3.79小時。2007年2月的一項調查顯示，樣本中農民工平均工作269天，這意味著每個農民工每年超時勞動1019.51個小時，相當于127.44個工作日。
我國有2.3億個農村轉移勞動力，每年多工作293.112億個工作日。我國法定工作日是每年250天，如果完全按法定工作日勞動，僅僅農民工就可以省出1.1724億個工作崗位。
超時勞動的不僅僅是農民工。城鎮居民大部分就業于非公企業，而非公企業勞動時間與農民工差不多。假定國有企事業單位為勞動時間規范單位（實際上除教師等超時工作外，近500萬國企農民工每周工作60.41小時），按2008年數字，城鎮就業人員30210萬人－城鎮國有單位就業人員6447萬人－城鎮集體單位就業人員662萬人＝23101萬人，其中只有少數大公司中的少數管理崗位工時較規范。鄉村就業人員中鄉鎮企業15451萬人＋私營企業2780萬人＋個體2167萬人＝20398萬人，由于他們都是前述調查中的“農村轉移勞動力”，勞動時間也不短。以上城市非國有集體單位23101萬人和鄉村非農就業20398萬人相加，共43499萬人，如果按平均每人每年可騰出100個而不按127.44個工作日計算，理論上就相當于1.74億個就業崗位。
按照我國1994年《勞動法》規定，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如生產經營需要，與工會和勞動者協商，每月可加班36小時，這個規定過于寬松。實際每周40小時，加班不超過4小時就行了。1995國務院頒布的《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并無加班之說，就是每周工作40小時，這是比較合適的。如果節省的勞動崗位仍然不夠，法定勞動時間還可以分別情況進一步縮短，直到勞動供求平衡。此外，還可以實行工作崗位分享，輪換上崗，延長帶薪休假時間。不少國家帶薪休假是30、25、20 天，德國在職人員每年都有30～50 天的休假,加上法定節假日13天和休息日，一年的勞動時間折合勞動日約220天。我國職工帶薪年休假則只有5天～15天，還有很大延長余地。總之，對勞動時間應加強計劃調節。
（三）勞動時間與科學發展
可持續發展是科學發展的突出內容。中國過去以全世界最高的速度發展經濟仍不能充分緩解就業困難，其他就業促進措施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必須變換解決問題的視角。面對世界經濟危機，如果僅僅通過保增長、保出口來保就業，不僅將消耗大量資源、損傷更多環境，加劇產能和部分基礎設施過剩，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順差還將造成極大的通貨膨脹隱患，并且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系數還很低。為了拉動增長和就業，人民幣匯率相對于購買力至少差一半，靠低匯率大量出口造成勞動、石油煤炭電力、原材料和設備、土地消耗構成的財富數以萬億計對外轉移。為了保就業而付出的出口退稅，2009年達6487億元。這就不如通過縮短工時或者是規范工時保就業。
“發展”亦即科學發展不同于增長，重要特征是增長伴隨著社會進步尤其是收入差距縮小而不是兩極分化。大面積超時工作不僅大大加劇失業，而且勞動者工作的時間越長，勞動供給越多，他們的工資議價地位就越低。反過來，工資越低就越需要加班加點，為賺取更多生活費用而“自愿”延長勞動時間。勞動供給嚴重過剩成為我國勞動報酬相對水平過低的基礎性因素。調節勞動時間使勞動供求達到總量平衡可以使工資大幅上升，勞動報酬在國民總收入中份額過低、社會收入差距過大的狀態將得到重大改變。
提高勞動報酬比重還可以提高宏觀需求水平。勞動者收入在新價值中所占比重過低是消費需求不足對主要原因。世界平均消費率為78％左右,而我國最終消費率2006年、2007年和2008年已下降到49.9％、49.02%、48.6%。就居民消費率而言，2006年、2007年和2008年我國為36%、35.3％和35%，比1985年下降了17個百分點。就算消費率統計有幾個百分點的誤差，也不改變比率過低的基本事實。西方經濟危機的本質是生產過剩，根本原因是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因此，提高國內消費需求，是我國經濟未來持續發展的迫切要求。在我國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外需，世界經濟緊縮對我影響加大的背景下，提高低收入者的消費能力尤顯重要。
由此，我們還會得到更多的收獲，比如，提高勞動成本可以促進企業加快科技創新，改變我國創新落后的局面；增加就業可以減少犯罪；減少工時可以錯時上下班緩解交通壓力等等。
在更高的視角，中國科學發展進程中“人的自由發展”應置于最高的層面；中國現代化運動過程中社會的“現實的個人”對勞動時間的關注以及通過占有自由勞動時間而達到個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不應僅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而應是一個現代化過程中的實踐問題。“現實的個人”全面自由發展實際上是實現勞動時間和自由時間的有機統一。在這個意義上，這是中國追求現代化的終極價值理想和價值目標。[4] 透支勞動者體力不僅易于引發工傷事故、職業病、慢性病，造成未老先衰和精神壓抑，擠壓勞動者工余時間還使他們的休息需要、娛樂需要、社交需要、愛的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難以滿足。一些農民工平均每天勞動十一、二個小時，每個月休息一兩天甚至全無休息，連養兒育女都不可能。勞動時間不能成為“自由時間”，勞動之余沒有“自由時間”，談不到人的發展。規范勞動時間，大量勞動者就將從疲勞冗長、身心受損、易獲工傷疾病的僵化狀態中解脫出來，另一些人則不再無所事事，嗷嗷待哺難以就業的農村人、大學畢業生將從焦躁中解脫出來，所有的勞動者都將進入勞資關系和諧、發展空間擴大、休閑享樂社交時間充裕、工作成為實現人類本質的途徑的極佳境界。勞動分配不均給社會帶來的副效用＝在業者過勞的痛苦＋無業者的無聊與煩悶。勞動分配合理給社會帶來的正效用與幸福感＝原在業者勞動感受的積極變化＋原在業者休閑時間多種需要的滿足＋新就業者工作需要的滿足＋新就業者休閑性質的積極改變。這些都是無形的GNP，應是人類發展指數、人類幸福指數和“國內生產福利總值” [5]的重要構成要素。
二、規范與縮短勞動時間的可行性與現實性
（一）勞動時間與勞動供給的數量和意愿
前幾年些許的“民工荒”讓一些人懷疑我國勞動力是否有點供不應求？而實際上，正是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勞動嚴重供過于求，民工得不到過得去的起碼待遇，造成民工工資一直踏步不前、甚至在經濟持續大幅增長的情況下實際工作不斷下降，才使民工就業領域有所轉移。近兩年民工待遇雖然有所提高，但相對于企業所得仍然低得很，對農民吸引力不足。
由于計劃生育使新出生人口大幅下降，從2008年至2015年左右新增就業年齡人口將大幅減少。這使一些學者認為勞動供求出現了拐點和歷史性的轉變。然而，我們但愿它出現的拐點并不大可能會出現。雖然新增勞動力減少，但由于退出勞動的人口小于新增勞動年齡段人口，勞動年齡段總人口還要增加，據預測，約在2015年前后，勞動力人口將由現在的7.7億增加到約9.3億人。這意味著，七、八年凈增勞動年齡人口1.6億人，每年兩千多萬。而2007、2008和2009年全國就業人員凈增人數分別只有590、490、515萬人，是每年凈增勞動年齡人口的四分之一是每年凈增勞動年齡人口的四分之一。將來即使維持目前的低生育率水平，每年仍將有800萬到1000萬的凈增人口和勞動力，多于新增就業人口70%。
以上勞動年齡計算都已目前較低退休年齡為基礎。國際上退休年齡一般在60歲以上并往往達65歲或者67歲，我國規定的退休年齡男60歲、女干部55歲、女工人和個體戶50歲，而前幾年實際平均退休年齡只有51～53歲。隨著壽命的延長，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考慮延長退休年齡甚至實現自由退休制度，65歲退休的做法都已經顯得不合時代潮流。例如英國政府將逐步取消統一退休年齡制度,允許職員繼續工作到不愿工作時為止,并以相應政策阻止雇主以年齡為由強制雇員退休。在瑞典,政府把65歲定為正常退休年齡,60～64歲定為非正常退休年齡,66～70歲為延期退休年齡。為了鼓勵延遲退休,每提前1個月退休,養老金額減少0.5%,每推遲1個月,則增加0.7%。美國1983 年把退休年齡從65歲延遲到了67歲,而在2027年之前,將延長到70歲。
我國的退休年齡是在人均壽命50歲的時候規定的，而2000年全國的人均壽命則已是73歲，婦女平均預期壽命已提高到74.1歲。北京市2006年本市人口平均期望壽命達到80.07歲。問題還在于，城鎮預期壽命高于農村5歲多。不僅如此，通常所講的平均預期壽命，指的是每個人出生時（0歲時）預期可存活年數，由于很多人是在出生后退休年齡前逝世，而到退休年齡還沒有逝世的人，其預期壽命比0歲時預期壽命要多3～4年。即目前城市退休年齡人口的實際預期壽命是80～81歲。一個20歲就業的婦女，工作了30年，退休后還有30年以上的慢慢生涯，男子則為20年以上，而一個30歲就業的女博士55歲退休，退休生涯比工作生涯還要長。
延長退休年齡,不僅可以保證保險費收支平衡并且提高養老金待遇水平, 可以多利用富有經驗的勞動力以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可以防止“年輕的老年人”隔離于社會而遭受身心困擾甚至早幾年離開人世，更重要的是，這是以人為本的迫切要求。勞動是人的類本質，如果老年人依照自己的愿望生存,愿意工作就工作,不愿意工作就休息,不愿休息了再工作，愿意滿勤工作就滿勤工作，愿意部分時間工作就部分時間工作，那不就為人的自我實現提供極佳條件、為人的自由發展提供充分機會嗎?這不就和縮短超時工作者勞動時間一樣，可以大大提高社會成員幸福指數從而大大增加比GDP還有意義的社會福利嗎？
如果不讓那些忙忙碌碌的過度勞動者縮短工時，延長退休年齡將遭遇極大的障礙；而如果使勞動時間走向正軌化，立刻大幅度延長退休年齡（如5年）或實行多種形式的彈性退休制度，將完全沒有必要擔心老年人搶青年人的飯碗。
（二）縮短勞動時間與企業的承受力
一直有人擔心規范勞動時間、增加員工收入會降低企業的競爭力，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我國經濟發展速度的情況下，會有更多的人擔心許多企業缺乏規范勞動時間、增加員工收入的承受力。實際上關于我國勞動報酬比重占GDP比重過低的數字早已廣泛流傳，而且這些數字還高估了勞動報酬比重。例如中國的勞動者報酬包括個體、農民、自由職業者等混合收入，而國外勞動者報酬僅指指雇員報酬。筆者根據統計資料計算，營業盈余/勞動者報酬，美國2008年3季度為0.244：1，中國2007年為 0.818：1。更重要的是，我國絕大部分中小企業大部分利潤都被隱瞞。
有調查顯示,我國東南沿海一帶,私營企業的剩余價值普遍高達60%以上甚至超過80%。而筆者曾根據全國工商聯和中央統戰部私企調查報告企業主填報的有關數據計算，剩余價值率為400％。筆者實際調查也發現，一些企業稅后新價值，工人得一份，業主會得四、五份。許多普通工人勞動報酬往往只稍高于最低工資標準。與此相應，工資數額占企業成本的比重非常小，如江蘇前兩年調查部分企業的工資只占企業成本的4%左右，大多數企業剛到兩位數，私營企業主收入則占有凈產值70%～85％。
不僅如此，業主收入過高的狀況呈發展態勢。2008年1～8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私營企業實現利潤增長48.6%，接著遇到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算是碰到特殊情況，但私營企業的利潤增長1月－11月同比仍達36.6%。江蘇省2008年1～12月城鎮居民人均工薪收入累計增加14.2%，而經營凈收入累計增加31.3%。危機之年2009年常州市規模以上工業資本保值增值率達119.76%。2009年1-11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增長7.8%，其中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增長16.9%。私營企業增長17.4%。2010年1-2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增長119.7%。總之提高勞動報酬的空間非常大。
一些企業遇到經營困難，原因一是市場變化，二是技術創新不足。而創新不足與一些民營企業對廉價勞動力的過度依賴有很大關系。如果沒有一定的壓力，這些企業就永遠沒有技術革新的動力，經濟增長方式在他們那里永遠也不會轉變。與此同時，如果我們不壓縮淘汰一些產品的生產和出口，給我國造成長期通脹壓力、資源浪費和外匯貶值風險的巨額順差就不可能消除，國際收支平衡這一宏觀調控的基本目標就難以實現。生產過剩的直接原因是剩余價值追求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單個企業通過保利潤似乎可以保住自己，但大多數企業都把保利潤放在第一位，社會市場需求不足的困境將更加嚴重。更重要的是，一些企業經營困難原因不是工資過高，而是缺乏市場，要改善企業的市場需求環境，就需要有一種機制使業主群體讓出利潤提高勞動報酬水平以便互相創造市場需求。企業微觀成本的增加由宏觀市場需求的增加來彌補或許還有余。
另外，縮短工時有利于提高企業效率。保證員工休息，不僅可以保證員工高效工作的體力和精神，提高單位時間工作效率，還可以激發員工的創造力和積極性；縮短工時還將使勞動者有更多的時間學習，不斷提高自身素質；過度勞動使企業凝聚力也難以形成，調查顯示，農民工不想回原單位工作的原因主要是，工資太低和加班太多吃不消。而超時勞動卻不一定能夠創造相應的超額財富。有調查資料表明實行35小時工作制的法國人每小時工作效率在英國人和美國人之上。
三、規范與縮短勞動時間的路徑與措施
我們不必把規范與縮短勞動時間想像得有多難，我們中國早就實行過規范的勞動工時制度，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工作時間都已經法制化，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有更多的組織能力。
對規范與縮短勞動時間理解認同、高度重視、大造輿論，形成勞動時間方面遵紀守法的企業文化和社會意識，是這項工作必要的前提。2006年歐盟統計,歐盟國家人均每周工作只有37.9 小時,其中荷蘭人是31.4 小時。下班就走，已成習慣。阿拉伯人甚至盛行5小時工作制。國際勞動局稱，美國是全世界年平均勞動時間最長的國家，2006年年平均工作1804個小時，法國年平均工作僅1564個小時。而根據前述數字，我國農民工每年工作達3100小時以上。
建立規范和平等的勞資關系是規范勞動時間的基礎。要把勞動時間作為勞動合同的必要內容，培育獨立于企業的各級工會維護勞動權益，用人單位由于生產經營需要在法律規定內加班，必須與工會協商，必須取得勞動者的真心同意，例如不是當面表態而是投票表決。
行政權力的有效作為、違法必懲是規范勞動時間的關鍵。上世紀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來，在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氛圍中，對非公有制經濟各方面的要求都比較寬松，自然對工時的也沒有進行實際管制。縮短工時有利于提高勞動價格、擴大市場需求、實現經濟平穩發展，有利于增加就業實現社會安定，但那需要社會的統一行動，對一個具體的企業來說，誰縮短工時誰吃虧。對直接從事企業監管的地方政府而言，也是誰認真誰吃虧。這是因為，我國財政體制名義上實行分稅制，但沒有實行分稅制所應內含的均等轉移支付制度，實際上有很大自負盈虧的成分。要得到更多的稅收——以及更多的GDP——就必須站在企業組織者一邊，以吸引和保留更多的企業。因此勞動法關于勞動時間的規定形同虛設便勢在必然。調查顯示，65%的農民工表示自己休息權受侵犯后得不到勞動監察部門的處理，而得到處理的農民工中對勞動監察部門的處理結果不滿意的占85%。因此，必須自上而下對工時制度的落實進行有力的、剛性的推進。延長勞動時間只限于在特殊情況下且經職代會投票同意、上級工會和勞動部門批準，自行決定延長勞動時間的行為應依法給予責令改正和罰款等處分。嚴重者應在刑法方面予以定罪或者停業整頓。即使勞動者自愿違規超長勞動,放棄假期，也同樣應對業主予以處罰。勞動監察部門應經常抽查用人單位合同簽訂、實際工時和包括帶薪休假期間在內的工資和加班工資給付是否足額合規等情況。如果我們下大決心義無反顧、執法主動、違法必懲，開動腦筋，克服可能出現的各種難題，工時的規范與縮短不會遙遙無期。
此外，在我國的情況下，大力發展勞動工時易于規范的公有制經濟，也是規范化縮短勞動時間的重要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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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J].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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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程恩富，曹立村.如何建立國內生產福利總值核算體系[J].經濟縱橫.2009，（3).
作者：李濟廣，江蘇技術師范學院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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