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勁松：近代史上自由貿易問題爭論及背后的利益

近代史上自由貿易問題爭論及背后的利益

葉勁松

　　自由貿易，這個詞在有關國際貿易的著作、文章和報道中經常出現。自由貿易，通常被理解取消各國貿易間的各種貿易壁壘(取消數量限制，減免關稅等等)。據西方經濟學家和西方國家的說法，這些貿易壁壘是對貿易發展的限制，是國家在對外經濟方面實施干預的表現形式，是與“自由市場經濟”，“經濟應自由放任”的經濟普遍規律相背離的。在這里，自由貿易與自由市場經濟一樣，被作為“中性”的、與私利無關的普遍適用的經濟科學原理來兜售，似乎只有實行自由貿易的國家，經濟才會健康的、快速的發展。我國的一些經濟學家也經常講，如果搞貿易保護，則我國的工業只能象溫室中的花朵一樣的脆弱；而實行自由貿易，敞開我國的國門，讓洋貨大舉進來，我國工業將在與洋貨競爭的大風大雨中茁壯成長。西方國家經常宣揚他們實行自由貿易政策，而發展中國家則常講西方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商品設置貿易壁壘來進行限制。例如，2005年美國和歐盟就中國紡織品對他們的出口實施了限制。那么，西方到底是奉行自由貿易還是貿易保護呢？自由貿易帶來自由競爭才能使落后國家的工業茁壯成長嗎？這些問題可以從西方經濟史的觀察和分析中得出應有的結論。

　　在西歐封建社會晚期的16世紀，資產階級已經產生。由于美洲的發現和麥哲倫環球航行所造成的世界貿易新形勢，當時資產階級的經濟領域主要是商品流通領域。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商業和貨幣流通上，特別是在黃全和白銀流通上。而反映商業資產階級利益和要求的經濟學說和經濟政策，就是當時流行的重商主義。早期重商主義者力圖用禁止外國工業品進口來阻止金銀的流出。晚期重商主義都主張國家實行保護政策，鼓勵出口，限制進口，抵制外國商品競爭，保護和扶植本國工業（或農業）的發展。當時西歐許多國家（包括英國）也都是執行重商主義政策。例如，16和17世紀，荷蘭較為發達的工業的競爭威脅著英國工業時，英國的高關稅對保護英國工業發展，并最終超越荷蘭有很重要作用。

　　當時未實行保護關稅的國家是荷蘭。因為保護關稅會使進口商品昂貴，商業利潤減小，當時“控制國家的一切經濟部門’’的荷蘭商業資產階級為進口廉價商品獲取更高商業利潤，使荷蘭實現“自由貿易”。但這種自由貿易是單方面的，即只是荷蘭對其他國家敞開貿易大門，而其他國家通過高關稅等保護措施對進口商品設置障礙。這樣其他國家的保護措施使荷蘭有競爭力的工業品難于進入其他國家，或進入后已無競爭力；而其他國家有競爭力的工業產品進入荷蘭后仍有競爭優勢。這種單方面的自由貿易有利于荷蘭商業資產階級，不利于荷蘭工業資產階級。總體來講，荷蘭工業當時較發達。但荷蘭當時最具優勢的是服務業（即第三產業）──運輸、貿易、金融。由于當時陸路狀況惡劣，遠途運輸主要靠航運。在17世紀中葉，有15000艘商船的荷蘭“幾乎把歐洲南方各國與北方各國之間的全部貿易都集中在自己手中。”荷蘭商業資產階級認為，即使自由貿易使本國工業受損，但它能使本國最有優勢的與商業貿易有關的行業繁榮發展，因而是值得的。但荷蘭商業資產階級的近視眼光，使他們不知道，荷蘭工業和農業發展成就是商業發展的基礎（例如，荷蘭有壟斷歐洲貿易運輸的龐大商船隊，是因為荷蘭有當時歐洲最為發達的造船工業）。當工業衰落后，其商業也必將衰落。“其他歐洲國家，首先是英國和法國已經系統地實行保護本國工業的政策，而荷蘭的資產階級為取得商業利潤，卻使廉價的外國制品充斥國內市場，因而扼殺了本國工業，由于這種政策，荷蘭在17世紀末已經喪失了工業優勢，隨后連自己在商業中的地位也讓與了工業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英國。”荷蘭“與工業有聯系的比較進步的資產階級爭取實行保護關稅政策的一切企圖，都因商人寡頭漠不關心而遭到失敗。”（蘇聯科學院編《世界通史》第5卷上冊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103、106、117頁）

　　第一個較系統闡述自由貿易的是亞當.斯密。經濟自由主義思想是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的中心思想（自由主義一詞由此產生）。他認為，經濟應自由放任，不加限制。而自由放任原則的主要內容就是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他反對重商主義的限制政策。他說，國家限制某種商品的進口，以保護本國某部門的生產，這樣表面上好像保護了本國的工業，而實際上卻是保護落后，其結果會造成生產力的下降。因此，按照斯密的意思，每個國家都應該大開國門，盡量降低乃至取消關稅等阻礙貿易進口的壁壘，這樣，這個國家的生產力就將獲得有利發展條件。

　　斯密的這個學說獲得了英國工業資產階級的極力推崇和贊揚，因為它反映了英國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18世紀中期，英國率先開始工業革命，在斯密出版《國富論》的1776年時，包括法國在內的歐洲各國還未開始工業革命，而英國已有全球最先進、效率最高工業。英國很多工業部門（尤其是紡織業）生產著成本最低、最有競爭力的工業產品。18世紀末后，英國工業品有能力在各國市場上擊敗當地的產品而占領各國市場。但是當時歐洲各國（包括英國）都受傳統重商主義影響，還執行高關稅的保護主義措施，限制了英國工業產品向各國的出口，英國工業資產階級迫切希望各國降低乃至取消關稅以利于自己向外經濟擴張，并通過降低本國關稅使進口原料價格低廉。而斯密的自由貿易學說無疑反映了英國工業資產階級企圖通過對外貿易向外擴張和降低成本的要求。因此，自由貿易觀點備受推崇，并不真正是因為它是反映經濟規律的經濟科學，而是它以經濟科學的名義反映了英國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要求。因為當時的英國工業資產階級想借英國“世界工廠”的領先優勢，在自由競爭條件下壓垮其他國家的工業，從經濟上征服和控制落后國家，使其淪為只能進口英國工業產品的農業國。恩格斯寫道，“英國廠商及其政治經濟學代言人的當前任務就在于強使其他各國相信自由貿易的福音，從而使世界以英國為巨大的工業中心，而以其余各國為依附英國的農業省。”[轉引自（[蘇聯]布留明《現代英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批判》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161頁）

　　雖然斯密在1776年提出的自由貿易思想備受英國工業資產階級的推崇，但英國宣布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大幅降低關稅卻是70年后的19世紀上半葉。因為自由貿易備受英國工業資產階級的歡迎，并不是因為它是經濟科學，而是因為它反映了英國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要求。但是，自由貿易卻違反了當時英國統治階級中其他一些集團的利益要求。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勝利，是英國資產階級和封建主階級妥協的結果，具有不徹底性。因此，英國封建主階級的殘余如土地貴族等，仍然作為英國統治階級的一部分而存在。當時，英國的許多工業產品極具競爭力，但英國農業產品卻不具競爭力。英國如要將自由貿易作為對外貿易的政策，要求別國信奉自由貿易，降低關稅，則自己應率先降低關稅。而這是占有英國大部分土地，控制英國農業生產的土地貴族和農業資產階級反對的，他們害怕那時大量廉價的外國農產品涌入英國，與其競爭。另外，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以前就壟斷著英國與海外貿易的壟斷集團(如1600年就成立的英屬東印度公司等)也反對自由貿易，以維護其貿易壟斷特權。因此，從18世紀末起，英國工業資產階級就為取消保護關稅政策，代之以自由貿易政策，同土地貴族、農業資產階級、金融貴族、大壟斷商人展開了激烈的斗爭。

　　隨著英國工業發展，工業在英國經濟中比重越來越大，工業資產階級勢力也越來越大，因此在他們開展的取消保護關稅，實行自由貿易的斗爭中，工業資產階級逐步取得勝利。1813年，英國國會廢除了東印度公司對印度貿易的壟斷權。但是斗爭并不是一帆風順。在1815年，英國頒布《谷物條例》，限定在國內糧價不超過80先令1夸特（12．7公斤）時，禁上外國谷物進口。這項貿易保護法律維護了在議會和政府中占優勢地位的土地貴族和農業資產階級的利益，但卻造成英國糧價上漲，人民生活下降。歐洲農業國為報復英國的《谷物條例》，也限制英國工業品進口。因此，此項貿易保護措施引起了英國勞動人民和工業資產階級的強烈反對。1826年，英國重新規定糧價達1夸特66先令時即可糧食進口。在20年代后，英國同歐洲各主要國家訂立了互惠關稅協定，降低了原料和工業品的進口稅率，取消了絲織品進口的禁令。40年代又取消了幾百種商品的進口稅，降低了上千種商品的進口稅率。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是1846年廢除了糧食價格不高于一定值不準進口的《谷物條例》，徹底戰勝了反對自由貿易的土地貴族和農業資產階級。至此，英國成了實行自由貿易的國家。恩格斯為此寫道，“自由貿易是意味著英國對內對外全部財政和貿易政策都改變得適合于工業資本家的利益。”（《馬克思恩格斯文迭》兩卷集第2卷第412頁）

　　自由貿易政策是英國工業取得世界領先地位后采取的一種對外經濟擴張政策，它符合世界上最強大的英國資產階級的利益要求。馬克思寫道，“在現代社會條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貿易呢？這就是資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礙著資本前進的民族障礙，只不過是讓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動罷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6頁）

　　英國早期最有名的經濟學家斯密、李嘉圖都主張自由貿易，但德國早期最有名的經濟學家李斯特（1789—1846年）卻反對自由貿易，主張保護關稅政策，以建立和發展德國資本主義工業。他認為斯密等人的自由貿易學說的根本缺點，是其忽視民族經濟特點的世界主義。他認為自由貿易只對發達國家有利，而保護關稅政策則是落后國家的必要手段。李斯特還認為，保護關稅實施雖會使工業品價格提高，但經過相當時間后，國家保護下的工業發展后，價格是會降到進口商品價格之下，所以暫時忍受高價格帶來的損失還是合算的（吳忠觀《經濟學說史》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頁）。斯密的自由貿易觀點代表了當時較強大的英國資產階級的利益要求，而李斯特的反自由貿易觀點則代表了當時較弱小的德國資產階級的利益要求。因此，在19世紀中后期，關稅保護成為德國經濟政策。早在1871年德國統一之前，德意志諸國中最強大的普魯士就通過高關稅來保護自己的工業獲得較快的發展。到1870年，德國工業已超過法國工業成為歐洲第二大工業國。美國學者麥克勞寫道，1844年以后，關稅幫助了德國鋼鐵制造廠商。德國統一后，德國曾短暫實行自由貿易，隨后又“拋棄了放任的自由主義政策，接著即普遍地轉入保護主義，重新加重鋼鐵和農產品關稅。”（麥克勞《資本主義世紀》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157頁）尤如早年關稅保護使英國工業較快發展，并超過工業領先的荷蘭工業一樣，德國工業在關稅保護下迅速發展，到20世紀初，德國工業超過英國成為歐洲最大的工業國。

　　美國和德國一樣，相對于英國而言，也是資本主義發展較晚的國家，其工業發展也有面臨英國工業產品競爭的威脅。因此，美國獨立之后，組成第一屆政府時，斯密的自由貿易論已經提出10年，但美國資產階級卻覺得應反其道而行之。美國第一屆政府中主管經濟的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就是美國大資本家的代表，他所寫的有關經濟政策的小冊子，“主張推行保護關稅制度，以鼓勵國內工業的發展。他還極力主張資產階級國家干預經濟發展，甚至認為資產階級國家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能起決定性的作用。”（《經濟學說史》第255頁）美國19世紀中葉最有名氣的經濟學家“凱里把保護關稅看成一種永久性的政策，這是與服務于當時美國資產階級所堅持的保護關稅一致的……他的這種主張，是針對英國的，因為英國當時已成為工業強國，不實行保護關稅政策，在競爭中就會受到損失。”（《經濟學說史》第261頁）

　　如同以前荷蘭、英國的統治階級中的不同集團，對本國應實行何種貿易政策有不同看法一樣，美國統治階級中的不同集團，對外貿政策應是自由貿易還是關稅保護有不同看法。美國建國后相當長時間里，工業資產階級認為自己的工業產品競爭不過英國產品，并且美國國內市場大，美國工業資產階級不愿意英國工業產品占領美國市場，所以他們主張高關稅。而美國棉花以及其他的許多農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能力較強，因此出口比重較大。美國對進口實施高關稅，其他國家也相應對進口的美國產品（包括棉花等農產品）實施高關稅，這使美國的農場主們（包括內戰前南方的奴隸主們）擴大美國農產品的出口，進口廉價工業品的要求不能實現。美國農場主們指責高關稅率是“可憎的稅率”，并要求盡量降低關稅。因此，美國的關稅就在統治階級內不同利益集團的斗爭中變化。

　　獨立戰爭時，國內對戰爭物質的需求和英國產品不能進來競爭，使美國工業快速發展。獨立之后，英美關系逐步改善，英美貿易聯系很快恢復，英國工業品又大量進入美國。而美國1789年通過的第一個關稅法案，大多數貨物的稅率只有5%，最高的也不過15%，不足以保護國內幼稚的工業。許多美國企業擋不住英國商品的競爭而破產。由于1793年英法戰爭和隨后席卷歐洲的拿破侖戰爭，歐洲商品輸入美國減少，美國工業受到的國外競爭減小。再加上美國趁法國、西班牙等國因為戰事無法西顧，通過低價購買或搶奪他們在北美洲的大片殖民地而向西大肆擴張，擴大了市場需求。美國工業又進入了一個發展期。英國本來對美國獨立就不甘心，美國趁歐洲戰爭擴張和獲利，更引起英國忌妒和敵視。對此，英國在海上大肆襲擊和掠奪美國海運船只，捕扣500多艘。美國為避船只受損，在1807年通過禁運法案，禁止美船去國外從事貿易，斷絕與英法貿易。英美緊張關系加劇，終于爆發了1812─1814年的英美戰爭。近代史學者認為，1807─1814年這段時間是美國工業發展的轉折點。沒有外國工業品輸入和競爭，所需所有工業品都要由本國制造，本國工業市場容量變大了；外貿受限，原來用于外貿的資金，大多轉投行情看好的美國工業。這些都使美國各類工業蓬勃發展。一般認為，美國從這時開始了工業革命，走上了獨立發展資本主義工業的道路。

　　由于美國工業相對英國工業還很弱小，1816年，美國關稅“增為7．5－30%，1824年的關稅法案，把平均稅率提高到40%，1828年再提高到45%。保護關稅給資產階級政府帶來巨額的財政收入。同時……可以防止外國的競爭，給本國工業以有利的發展條件”（樊亢宋則行《外國經濟史》第一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4頁）對主要集中在美國北部的，要求獨占隨著美國向西擴張而日益增大的國內工業市場的工業資產階級來說，保護關稅是有利的。但是，南部奴隸制種植園經濟片面發展棉花、煙草種植業，使美國南部經濟嚴重依賴于向國外市場輸出棉花等農產品，同時南方要求不受關稅限制，廉價地輸進英國工業品。因此，南部要求降低關稅，實行自由貿易。由此，南部對1824、1828年的保護關稅法案都是反對的。1832年，南方的南卡羅來納州的奴隸主們以脫離聯邦相要挾，要求降低關稅。北方工業資產階級為了維持統一國內市場，便作了讓步，降低了關稅。南北戰爭和戰后相當長時間，因為工業資產階級把持了中央政府，還因為不用向奴隸主讓步，美國又恢復了高關稅。但是，并不是美國就不存在反對高關稅的力量了。西部、南部的農場主們一直要求降低關稅，代表這些農場主利益的西部、南部農業州的國會議員也經常要求政府降低關稅。但政府把持在工業資產階級手中，所以美國一直實行保護性高關稅。在19、20世紀之交時際，是美國關稅最高的時間。

　　麥克勞也寫道，“在美國建國后最初幾十年，它的制造部門沒有多少競爭力，因為在第一次產業革命時期，英國的生產力高于其他國家。與英國有聯系的商人愿意向美國市場上傾銷鐵制品，陶瓷及紡織品。美國本土的生產者，與他們的政治代表一起，行動起來要求改變這種局面，從1789年第一次國會開始，通過了一長串的關稅議案……關稅政策起初是依據特種商品制定的，到了1828年的關稅法，就成了明顯的保護主義，這個問題在整個19世紀都是激烈爭論的問題，主要是因為……像賓夕法尼亞與新澤西州的制造商要求關稅保護，但南方種植園主們要在世界上銷售自己的煙草和棉花，認為沒有理由為進口的制成品多出附加的價格，認為這只有利于生活在北方的生產者……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出生的美國人，已習慣把美國看成開放市場的堡壘。他們認為自由貿易的優點是不言自明的，他們經常忘掉在歷史上美國的政策完全不是自由貿易。相反的它一般地采取保護主義。19世紀某些最著名的美國領袖人物挺身而出，親自鼓動國內制造廠商，來保護國內市場。詹姆斯.麥迪遜（1809—1817年總統）說：‘管制貿易的含義，必須從普遍推行來理解……它應該寫入憲法，其效力應當被所有從事國際商業和制造的國家所理解，因為這符合制造商的目的。任何國家都不例外。’亞伯拉罕.林肯（1861──1865年總統，奴隸解放者）說：‘我對關稅知之不多，但我很清楚，當我們買海外制造品時，我們得到了商品，而外國人掙了錢。當我們買國內的制造品時，我們既得到商品又掙了錢。’威廉.麥金利（1897──1901年總統）說：‘我們在農業上領先于所有國家；我們在礦業上領先于所有國家；我們在制造業上領先所有國家。我們領到的這些獎杯，都經過數十年的保護關稅。’”（《資本主義世紀》341、342頁）

　　1913年10月，威爾遜政府頒布安得烏德關稅法案，降低了關稅。該法案使平均稅率降低27%－37%。對958種商品（包括鐵、鋼材、棉紡織品、毛紡織品等工業品）降低了進口關稅；對307種商品維持原來關稅；對農產品等則免稅進口。這次美國大幅度降低關稅的歷史背景是，1913年，美國已成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工業生產不論在技術方面，在勞動生產率和降低成本方面，都已超過歐洲的發達國家。美國大多數工業產品不怕與其他國家的工業產品競爭。美國還希望通過降低自己關稅，促使其他國家降低關稅，以便具有競爭優勢的美國產品能大舉占領其他國家的市場。

　　歷史告訴我們，一般說來，剝削社會中，剝削階級經濟學隆重推出的某一學說或觀點，并不象他們所說，是代表真理的科學，而是代表著某種利益，即代表著統治階級或統治階級中某一集團的利益。

　　而資本主義國家按照某一學說或觀點制定經濟政策，肯定為了該國統治階級的利益或者統治階級中占主導地位集團的利益。“自由貿易”、“貿易保護”兩種相反的觀點也毫不例外，它們也是代表著統治階級中不同集團的利益。一般說來，統治階級中，如某一集團的業務在國際上有競爭力，則該集團的代言人就會極力主張自由貿易，以占領國際市場，實現更大的利潤；如另一集團的主要業務在國際上競爭力較差，則該集團的代言人通常會主張貿易保護，將外國競爭者拒之門外而自己獨占本國市場；并爭取在保護期內，能使自己業務做大，做強。

　　當然，自由貿易、貿易保護雖然是代表不同國家統治階級或同一國家統治階級中不同集團的利益，而并非普遍真理，但是，也并不是說它們沒有一點合理的、可供我們借鑒的成份。從西方近代經濟史，我們可以看出，當一個國家工業還比較弱小的時候，應該通過保護關稅等保護措施呵護它，使它有良好生存條件，才有利于它較健康成長。這猶如一個弱小的嬰兒不能一出生就放在大風大雨中去生存是一樣的。另外，在國家經濟比較發達了，國家外貿保護應減小，開放程度應加大的情況下，也有一個開放的把握問題。由于一個國家各個經濟部門的發展狀況有所差異，所以，在對外開放程度上，對各部門應區別對待，不應一刀切。對我國競爭力比較強的部門生產的產品，我國經濟發展需要而我國經濟不能滿足的原料或產品，開放程度可大些；對我國較弱小的經濟部門，在可能的情沒下，還應盡量用關稅等措施加以保護。總之，我們應認識到，不管是19世紀的英國還是二戰后的美國，他們提倡自由貿易并非是受經濟學啟發為全世界各國共同發展謀利的行善之舉，而是倚仗其世界第一的經濟技術實力為本國資產階級謀利的利已之作。因此，我們不應盲目追求自由貿易、全球化之類的時髦，否則，我們會陷入西方資產階級設置的扼殺我國弱小經濟部門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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