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資本積累進程中的高昂社會成本--以陳國軍之死為例

資本積累進程中的高昂社會成本：以陳國軍被圍毆致死為例

作者：老田

自從前任總理朱镕基把“減員增效、下崗分流”作為國企減負的方法大力推廣之后，各地政府和資本家都蜂起響應，并且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國家立法和行政支持手續，大體而言，國企職工身份在今天已經不能成為工人就業、福利和工資的任何保障。一般而言，所謂引入“民營企業機制”之目的，主要在于把工人雇傭化同時盡可能降低職工的福利和工資成本，這個方法由于業已實行多年，無論是資方、政府還是工人，都能夠透徹地理解這一變革的真實“改制內涵”。

2009年7月24日，私營企業建龍集團聘用的職業經理人陳國軍，在通鋼被老工人圍毆致死。據網友透露，陳總經理在該日下午一時，曾于大庭廣眾之下威脅通鋼工人說要讓他們全部下崗，甚至該總經理在被毆期間仍然威脅要讓通鋼工人下崗。看起來，陳總經理非常清晰下崗對于資本增效的價值，這正如一個蹺蹺板：只有工人所得足夠低才能讓資本所得足夠高。像陳總經理這樣視死如歸，在面臨人身安全威脅的情況下，仍然念念不忘為資本增值出力的敬業精神，在業界恐怕十分鮮見，真不愧資本家開出的300萬年薪。看起來，通鋼工人和陳總經理一樣，都非常清楚控股和改制的內涵，雙方在根本利益分配方面沒有任何不同意見。而陳總經理喪失生命，只能看作是為了資本積累的快速完成而樂于奉獻出寶貴的生命，在當事人極為清醒和自覺的情況下，這一條還算年青的生命應該被看作資本積累的社會成本。

在建龍集團入主通鋼三年期間，工人收入節節下降，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已經低至每月300元，這當然符合資方的利益。除了需要最小化工人的工資福利成本之外，還必須保證工人在低工資成本下仍然能夠付出更高的努力，這樣，資本增值的強烈要求就與低成本條件下勞動強度加大聯系在一起，這就不能不表現為管理層對工人的過高壓力、以及在這個“過高壓力”作用下的反作用力——工人的更強烈反抗。據報道，通鋼管理層與職工之間的矛盾，主要集中在“薪水過低、頻繁加班、職工福利”等方面。2008年通化鋼鐵煉軋廠出現了一起因為管理矛盾而引發的命案，死者是煉軋廠的主管廠長，而陳總經理則是為資本快速積累付出生命代價的第二個。

除了降低工資成本之外，還有生產成本方面可以動腦筋，通鋼原本完成的技術革新措施，在建龍入主之后竟被勒令改回去：“通鋼過去澆鑄出的鋼坯搬運時，工人們帶著面罩冒著高溫用鏈子掛運，不僅勞動強度大、效率低，還非常危險！一不小心身上就被燙傷！公司為了減輕勞動強度、降低工傷事故改造了磁盤吊，大大減少了傷亡事故的發生，并提高了工作效率。建龍來了以后，為了降低成本他們讓工人又回到最原始的操作方法繼續用鏈子吊運！”

在企業所取得的經濟效益之外，是社會成本的急劇上升，就通鋼這個局部而言，已經葬送了廠長和總經理兩條寶貴的性命。同時，資方的節節勝利，還導致黨和政府威信的極大下降，這是另外一種非同小可的社會成本。1955年在農業合作化問題的爭論中間，毛澤東曾經展望過鄉村貧農和富農支持共產黨政權的條件，這在先富先貴人群急迫地要“走臺灣道路”的今天（從2006年春天“新西山會議”的秘密探討到2008年公開發布的憲章），格外發人深省，他說：“在最近幾年中間，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許多富裕中農力求把自己變為富農。許多貧農，則因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于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失去土地的農民和繼續處于貧困地位的農民將要埋怨我們，他們將說我們見死不救，不去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那些富裕中農也將對我們不滿，因為我們如果不想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的話，就永遠不能滿足這些農民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之下，工人和農民的同盟能夠繼續鞏固下去嗎？顯然是不能夠的。”（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溫鐵軍教授曾經精辟地指出過：“在這樣的一個資源和人口比例嚴重不匹配的矛盾之下，少數人占有更多的資源就必然導致大多數人沒有資源。私有化的結果必然導致大規模的社會沖突。中國曾經發生的革命或者現在越來越多的暴力沖突，就是這樣的制度變遷的社會成本。”“無論是占有資源的人還是沒有資源的人都不愿意出現這樣的革命或沖突，從而使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增加。”（溫鐵軍著：《我們到底要什么》華夏出版社2004年，序言，第13頁）溫鐵軍教授在另外的地方繼續指出：“資本原始積累的苦難卻要由全社會特別是付出幾乎全部剩余價值的工農勞動者承受。而其在高度無組織和勞動力絕對過剩條件下根本沒有談判地位。又使被剝奪者的自發反抗越來越趨向于破壞性極大的‘流氓無產階級’。這個長期以來從根本上影響中國安定團結的最大的外部性問題從來就沒有被認真提出過，更沒有通過討論影響決策，因此才有我們這百年痛苦的波折：要么被動地在外來勢力干預下發生革命或分裂，要么不斷形而上學地按照西方人放在河里的石頭進行體制變革。”由于不計代價地推進資本積累和少數人先富，資本積累方面的微小收益遠遠抵不上社會成本的上升，或者說資本積累的“負外部性”過大，對于政權穩定和社會安定的影響太大，在中國，經濟問題原本就是政治問題，不可能實現政治領域與經濟領域的分離。

這個情況非常典型地體現在吉林省發布的官方通報中間，這個通報說：“7月24日，企業個別內退人員及退休人員具有抵觸情況，制造謠言，利用一些人員，特別是非在崗人員國有情節較深，對通鋼集團現狀與長遠發展，特別是即將實行大型化改造需要大量資金，所面臨困難不了解的情況，激化企業原有矛盾，鼓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員，在辦公區內聚集，……有些人挑撥、煽動群眾不滿情緒，將矛盾集中在建龍集團派駐通化鋼鐵股份公司總經理陳國軍身上，對其進行圍堵，將其打傷流血不止，并作為人質挾持。”據此而論，最初的反抗并非來自在崗職工，而是反抗的預期成本較低的內退人員和退休人員，非常糟糕的事情在于，大量“不明真相”的人員完全不聽“當地黨委和政府、公安、武警、企業領導多次向圍堵人員宣傳政策、法律知識”，當地黨委、政府、公安、武警和企業領導等擁有各種權威的人士，都喪失了對“群眾不滿情緒”的疏導能力，從黨委政府企業領導到公安武警等國家機器，其威信和影響力降低到那些“挑撥煽動”人士之下，這不能說不是一件極端遺憾的事情。如果考慮到資本積累對于工人生活的影響，如果考慮到黨委政府曾經有過的高度動員能力，再考慮到工人中間“國有情節較深”的事實，黨和政府威信的極度下降，不能說沒有受到不擇手段的資本積累方法的嚴重拖累，這顯然也是為資本積累所付出的另外一種社會成本。

吉林省國資委副主任王喜東表示：“建龍集團增資并控股通鋼集團的方案既有利于通鋼集團的長遠發展，有利于實現省政府確定的通鋼集團千萬噸鋼的發展目標，符合通鋼穩定發展和全體職工利益的要求。”王副主任的論斷，完全符合“三個有利于”和“三個代表”，這種官面語言完全正確而且很全面，沒有什么遺漏，問題在于這種說法對通鋼職工毫無說服力，因為對他們而言事實才是最雄辯的：“自從2005年通鋼改制后，通鋼職工的工資‘就沒有上漲過，反而一降再降’，退休工人每月工資按工齡分布在200元至600元不等，一線普通工人每月工資只有1000元，金融危機時，‘平均不到500元’。”所以，王喜東昨天在新聞發布會上只能說：“具有抵觸情緒”“企業個別內退人員及退休人員”，能夠“利用一些人員，特別是非在崗人員國有情結較深，鼓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員在辦公區內聚集”，不是王副主任這種明白真相的人，而是具有抵觸情緒的個別退休人員，掌握了對于更大通鋼職工的領導權。如果黨和政府威信下降還相對抽象的話，王副主任的無奈則格外鮮明和具體。假如有可能的話，為了避免此后發生類似不幸事件，應該讓王副主任這種對普通工人毫無說服力的官員去職，改由那些特別有鼓動或者煽動能力的內退人員來擔任相關職責，這樣才能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號召力和執政能力。

在王副主任信誓旦旦地保證建龍控股有利于通鋼長遠發展和職工利益的同時，建龍集團卻很不光彩地留下了資本玩家的劣跡：在鋼鐵行業很不景氣的3月，建龍集團曾經有過退出通鋼的舉措，把自己原來投入的股權兌現為通鋼系統內部的優質資產——吉鋼和礦山，等到4萬億政府工程啟動之后鋼鐵市場回暖，通鋼開始扭虧贏利，建龍集團才再次興資入主通鋼，并且還一舉成功。作為國企股權改制的兩個重要相關方，吉林國資委和建龍集團原本是談判對手，給人的感覺是建龍集團想要怎么樣就可以怎么樣，在市場低迷企業虧損的當兒，建龍集團可以隨時退出并拿走優質資產，在企業贏利市場好轉的時候，又隨時可以回來控股，這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似乎對于建龍集團而言不存在任何限制而是隨時隨地可以予取予求。這種情況下，國資委王副主任就算是再有能力，都不可能贏得工人的信任了，我不明白為什么這樣的官員還可以尸位素餐，黨和政府非要用這樣的廢物。

在正常情況下，資方可以百分之百實現自身的意志，在虧損時期自由退出讓國有資本金承擔損失，而談判的另一方代表國有資產和工人利益的方面卻完全不構成對資本的制約，這恐怕不能以官員的無能和瀆職來解釋，只能合理推定為“官員是資本家的內鬼”所以其作為完全符合資本家利益，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內鬼”必定與腐敗和收買相關。我們十分期待吉林相關方面告訴我們：為什么建龍集團能像“如入無人之境”那樣予取予求？是什么人在何種條件下給建龍集團開了這樣的綠燈，以至于那么多的老工人都完全喪失了對黨和政府的信任。

就算是竭力為資本積累開脫的自由派人士，例如著名的吳思先生就曾提出過“資本—官家主義”等新詞匯來為權錢勾結開脫，就算是他隨時不忘記把估計矛頭對準政府和官家，吳先生也依然能看到損害普通民眾生存權的極端危險性，他曾經這樣說過：“不肯或不能掏錢護住血線，任憑匱乏突破生死邊界，制造出‘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的龐大群體，然后再耗費大筆軍費剿匪殺人，這正是我們中國人非常熟悉卻又徒喚奈何的官府慣技。”“血線防護的缺失，這是社會制度的重大缺陷。不守血線的制度，具備了魯迅所謂的‘吃人’特征。”“在血線失守的社會里，官與匪的界限難以劃分清楚，土匪和良民的界限也同樣很難劃清。”（吳思：《隱蔽的秩序——拆解歷史弈局》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302頁）

從溫鐵軍教授的精辟見解出發（作為自由派的吳思先生肯定也講不出不同意見），我們希望吉林省黨和政府不要在事后把精力浪費在抓捕兇手等等無謂的細節上，而是首先要集中精力解決為什么工人非要采取如此極端的手段進行應對，為什么當地政權和警察機構在工人中間完全喪失威信等帶有根本性的大問題。但愿陳總經理的喪命，能夠敦促人們思考資本積累的無止境需要和工人有限的生存權要求之間的平衡問題，也能夠敦促政府考慮如何把資本積累的“巨大負外部性”納入決策視野，這才是追求“和諧社會”的正道。如果陳總經理的死能夠敦促人們面對這些極端重要的問題，那么，他的死就真稱得上是“比泰山還重”了。

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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