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吳敬璉先生，是政府權力過大還是不到位？

巫繼學［個人獨立學術網站：www.wayee.com，www.economics.com.cn］

在政協會上，吳敬璉先生在批評我國當前經濟增長方式之沒有轉變過來時，繼續著他過去的一個舊觀點，認為時至今日，“各級政府仍然保持著過大的資源配置權力。”（新華社3月8日電）。我認為，籠統地批評各級政府在資源配置上權力過大，非但無益，甚至有害。

我這樣講，決非因為吳先生的觀點毫無新意，而是在于他大有誤讀當前經濟生活中存在問題的嚴重性及其根源之嫌。

政府與市場的分權問題，從經濟體制改革以來就是一個老問題。吳老始終堅持政府的權力要減少，而市場的權力要增大。雖然這種看法在理論上并非原創，但吳老在當時計劃經濟占統治地位的背景下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并為市場機制大唱贊歌，是值得人們尊重的。二十多年來吳老的觀點一以貫之，被人們喻為“吳市場”。

然而，中國經濟社會目前出現的包括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諸多嚴重問題，究竟是因為各級政府在資源配置上權力過大造成的還是政府的權力行使不到位造成的？

──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而且至今未見有接近的跡象。請看數據：全社會收入：居民收入基尼系數：超過0.4，達到0.45；財富分布：財富多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財富的45％；財富少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財富的1.4％；城鄉居民收入：城鎮居民：年增速8％－9％；鄉村居民：年增速4％－5％。──發達地區與發展地區差距拉大，東西差距雖然因為國家宏觀戰略而提到重大調整，但效果并沒有預期那樣理想。區域差距之外還有城鄉差距，這一長期困擾我們的難題也大有繼續撕大的趨勢。──行業間的不平等，在人們的經歷中，都目睹過不同行業輪番大紅大紫的情景：銀行金融機構，證券期貨公司，郵政電訊系統，煤炭電力行業，醫療教育部門，電腦軟件、手機、電子產品、網絡信息產品，等等。──改革成果分享不均。中國式原始積累在不到四分之一個世界的時期中，造就了一個富豪階層，令許多中國人一舉榮登與國際接軌的財富榜，然而廣大民眾特別是農民工，沒有因為GDP一翻再翻中國成為世界第四經濟強國自己收入相應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改善增強。他們種的糧，他們蓋的房，分享盛宴場，罕有他們檔。

這決非問題的全部，只是過去年間人們切身感受到的一些領域。那末我想說的是，這些問題是不是不可避免，是不是在經濟改革與發展中社會必然要付出的成本，民眾必然要承受的代價？當然，改革是史無前例的，不能要求沒有差錯，也不能期望沒有犧牲。但是，這些成本與代價卻是可以減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規避的。至少事后我們應當做到。這些成本與代價其實不是別的，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我們要堅持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方向，就必須減輕這些成本與代價，我們要堅持市場化的改革，就不能沒有方向。

各級政府在資源配置上的權力不到位，才是出現上述問題的關鍵。不是擁有權力的大與小，而是權力用得當與否！如果用權不當，再小也可能出錯。正確的表達應當是，政府在權力該大的地方不夠大，在該小的地方不夠小，在該到位的地方不到位，在不該出現的地方則肆意出現（比如權力資本）。在當前的形勢下，如果要求各級政府繼續放權，任由市場本身通過自發的價值規律事后調整，上述問題非但不會減輕，而且會變得更加嚴重，變得更加瘋狂，社會矛盾變得更加尖銳對立！我這樣說，一直都有每日出現在中國大地上的各類經濟暴力事件為此背書。

經濟自由主義之外還有凱恩斯主義，市場經濟之外還有計劃經濟。我不明白，為什么我們不檢討在發展市場經濟中不能吸納計劃經濟中的合理科學的成份，并將計劃經濟的“嬰兒”連同他的缺點像骯水一道潑出去？

事實上，通過各級政府在資源配置上的權力來解決社會面臨的各種嚴重問題，是必須要承擔的責任，而且它也有著廣泛的調節空間與治理手段。因為這種權力不僅僅表現在傳統的行政權力上，而且表現在改革中探索與學習國外經驗而獲得的通過經濟政策與宏觀（包括區域）經濟手段的運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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