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視野下的大國戰略和文化選擇

全球視野下的大國戰略和文化選擇

田忠國

有人說，人類的智慧就是理性，這話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是這樣，因為，人類的真正智慧是思維方法，而不是理性。因為，理性是在社會災難或自然災難使人類遭受重創后建立起來的、有效抗拒社會災難和自然災難、化解社會矛盾的價值秩序。智慧則是是純潔的的眼睛對同一個問題從不同維度的對話（哲思），是對真理與未來的好奇或叩問。當然，這與理性有關，但不是理性，因為，理性是對反對者的尊重和認同。從這個角度說，人類的理性只有暴力才能培育得出來，也就是說，人類的理性不是天然的，而是，一方面是先哲圣賢的深刻洞悉，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精英的理性是民眾通過暴力培育出來的。

看不到這一點，中國就永遠找不到民主理性的路徑。

而避免暴力培育理性的唯一途徑是民權治國的制度化。文革十年的實踐經驗證明，“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毛澤東語），是文革十年的主攻方向，從這個維度說，文革是沒有錯的，因為，一個以實踐“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為唯一目標的文化運動，雖然有不盡人意的地方，需要進一步完善，使之“動態有序”化，程序制度化。由知可知，否定文革就是否定人民群眾“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 的權利。

從這個角度上說，“解放思想”就是從近三十年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自由經濟的禁錮中解放出來，走科學發展、和諧發展，使“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動態有序”化，程序制度化，并使之形成整個社會的和平搏弈機制。由此可知，“科學發展觀”是在總結我國六十年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發展，是人民群眾“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 的權利的“動態有序”化、程序制度化的新的改革時期。

美國的實踐經驗證明，自由經濟不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也不是自由經濟，因為，市場經濟是戰略目標、戰略計劃下的有限自由，也就是說，市場經濟中必須有國家戰略、戰略目標、戰略計劃，而不是資本的完全自由，特別不是外國資本的完全自由。外國資本的完全自由，是對國家戰略產業、戰略目標、戰略計劃的嚴重破壞，是一任外國資本對我國主權經濟的自由掠奪，是嚴重違背“科學發展觀”的賣國主義。

因此，在這個新的歷史時期內，如何制定中國的大國戰略，和如何選擇中國的文化，就成了當前全黨和全國人民共同的任務。

一、什么叫大國戰略？

我們成天說大國戰略，但什么才叫“大國戰略”呢？有人把全球化、無國界視為“大國戰略”，其實這種“大國戰略”準確的說應該叫賣國戰略，因為，在世界各國都有嚴格的國界的情況下，單單你一個國家取消了國界，任由別國攻城掠地是不是賣國？所以，這不是“大國戰略”。真正的“大國戰略”則是在全球視野下，選擇自己的戰略定位，尋找既有利于中國，也有益于世界，在平等搏弈的前提下，既掌握推動全球戰略的主動權，又掌握全球戰略的動態制勝點，維護本國和平發展權的同時，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共同發展、平等發展、互惠互利的發展道路。

我個人以為，全球戰略有兩個層次，一個是有形空間戰略，比如說保護國家主權空間的有效空間。從戰略學的角度說，國家主權有效空間，既在國內，也在國外，是一種互為表里的制動關系。另一個空間我稱之為無形空間。所謂無形空間，既是文化。平等觀、主權觀、尊重觀、互惠觀、和諧觀、無私觀，應該是形成價值機制的主要方面。其次，在此基礎上還要構建品牌文化。品牌文化是一種精神文化的標識。但是，有的主流精英竟然視自私為自己的主體追求，并把自私標榜為“普世價值”。

地球人都知道，自私是罪惡之源，是邪惡之源，至此，我們發現，不是某些別有用心的罪惡國家把中國捆綁到被告席，而是中國某些邪惡的精英把中國捆綁在被告席上。

對于這個問題，全黨和全國人民都應該有個清醒的認識。以中國人民為敵，以世界人民為敵，并向國際資本集團出賣國家和民眾利益，就不是思想認識問題了，更不是個學術問題。試問，世界上有哪個國家以人民為敵當作學術問題的？我之所以這樣說的原因，是世界各國人民都認識到，人類的自私是制造災難的主要根源，是世界上所有國家都竭力反對的，但中國的某些主流精英卻視此為治國理政的行動綱領，中國怎么能不成為被告人呢？我以為，這不是個左派、右派的問題，而是個左、右派、人民和共和國共同敵人的問題。

在中國現有的一黨執政的歷史條件下，反對共產黨執政，志欲清除共產黨，也不是個左、右觀點的問題。回顧一下我們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有些人一直以反對共產黨執政為己任，志欲推翻共產黨，人們錯誤的認為，這是個右派觀點的問題，其實，如果我們放到國際視野下就不難發現，世界各國的左、右派別，并非是清除某個黨派為目標，而是反對不好的執政，不好的執政主張，使之更好的為國家為民眾執政為目的，而不是破壞執政。破壞執政者，既是左派的敵人，也是右派的敵人。從這個角度說，我們把敵人派視為右派是錯誤的。

左、右派有一個共同目標，那就是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破壞或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派別，既不應該把他們視為右派，也不應該把他們視為自由派，而應該視為左、右派、人民和共和國的共同敵人。對此，左派陣營要有清醒的認識，右派陣營也應該有個清醒的認識。如果左、右派對此認識不清，就無法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因為，朋友只是目標一致觀點不同的不同群體。

二、大國戰略是怎么形成的？

充滿苦難意識和憂患意識的文化是戰略的孕母，因為，一個國家只有經歷過苦難，并在苦難中形成具有強烈的自強不息精神、獨立自主創造精神和無私奉獻精神的文化，才可能尋找全球視野下的國家發展之路。沒有圖強、圖存的強烈意識，就沒有中國的大國戰略。龔忠武先生曾經在總結中國六十年歷史時認為，毛澤東時代，也就是第一代中國領導人時代，因為他們歷經國家和中華民族的苦難，在圖強、圖存的強烈意識下，形成了中國的大強戰略，成就輝煌。中國的后三十年，也就鄧小平時代，是個圖富的時代，從實際效果看，成績也不錯（參閱文章地址：http://chinausnews.com/html/81/n-181.html）。但我認為，圖存、圖強、圖富本沒有錯，但圖存是為了圖強，圖強同樣是為了圖存的同時圖富，圖富也不能以失去圖強為代價，這是一。第二，圖富也不應該僅僅惠及少數人，而應該惠及全民，惠及每個民眾，如果僅僅是為了少數人的圖富，這個圖富的過程就是個制造災難的過程，是個使黨和共和國喪失前途命運的過程。對于這個問題，鄧小平早就意識到了，并說如果造成兩極分化，我們的改革就失敗了，但由于年紀的問題，他沒有有效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也應該看到，在這個圖富的過程中，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借鄧小平圖富的急切心理，以改革開放的名義，大肆掠奪國民財富，出賣國家主權經濟，并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對于這個問題，也不能算在鄧小平頭上，只能算在左、右派、人民和共和國共同敵人的頭上。

或許，胡錦濤正是基于對國內、外嚴峻形勢的清醒認識，提出了以人民群眾“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 的權利為核心的“動態有序”化、程序制度化、和平搏弈機制化的科學發展觀，因為，沒有人民群眾“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 的權利這個核心，搏弈機制就成了強對弱、官對民、精英對知識界的自由掠奪。所以，我認為，只有堅持以人民群眾“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 的權利為核心的“動態有序”化、程序制度化、和平搏弈機制化但又有效實施人民民主專政的科學發展觀，唱響主旋律，中國才能重構大國戰略，重新塑造大國形象。

當然，建構大國戰略，首先就要清除假的社會主義制度、假的物質產品、有害的動物文化，但要做到清除“兩假”、“一害”，首先就應該對左、右派、人民和共和國的共同敵人進行清理，不清理左、右派和人民的共同敵人，就無法清除“兩假”、“一害”。

放棄對國家和人民敵人的專政，就象放棄防守國門一樣是危險的、可怕的，對此，全黨和全國人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三、中國應該選擇什么樣的文化？

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五千年的文化積淀，我們既有中華民族最早的文明，伏羲文化，也有在伏羲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孔子文化、孟子文化、老子文化、墨子文化、佛家文化、朱子文化、邵子文化，還有玄學文化（哲學）、兵學文化、術數文化，近代的有孫中山文化、馬克思文化、毛澤東文化等等，等等，包括柏拉圖、甘地、尼采、康德等等，還有許多有害的文化，比如說叢林文化。在眾多的文化原素中，現在還有張宏良、俞可平、韓德強、潘老師、時寒冰、潘維、蘇杜、張文木、仲大軍等等左、中、右思想文化的探索者，當然，也有茅于軾、白巖松等等自私治國論者。我認為，沒有有害思想對優良思想的侵害，就不會有有良知感、道德感的人對有害思想文化的批判和否定，沒有批判與否定，就沒有新思想、新文化的發現和發展，因此，我們在對良知與道德者的探索感恩的同時，也不應忘記自私自利者做出的貢獻，因為，是他們為我們提供了價值判斷的有效標準，這正如有賣國者，才有捍衛國家利益的人一樣，也就是說，只有在賣國精英的映衫下，捍衛國家和人民的精英才顯出思想的光輝，所以，我以為我們不應該害怕有害的東西，而應該害怕失去對有害還是有益的東西的判別能力，害怕人為的不讓人民群眾評判某種東西的有益或有害。因為，不分析、不爭論，就無法明辨是非，對中國現實與未來也無從從戰略上把握、無從從戰略上定位，從這個角度說，中國最大的風險是蒙著頭走路。如果說過去摸著石頭過河是一種經濟上的試錯，并極時的動態糾錯的話，蒙著頭走路則是精英集團對中國人民的脅迫，是對中國人民最無恥的精神強奷。如果長此以往，中國如何在圖存、圖強、圖富、圖文（龔忠武先生的“四圖”）過程中選擇自己正確的發展道路，又怎么能選擇自己的文化語系？

所以，要回答選擇什么樣的文化問題，必須首先回答由誰創建中國的文化語系。

由精英集團創建中國文化么？

精英集團在主導中國三十年的實踐中，以自私為核心、感官快樂至尚主義、自由掠奪主義，不僅在中國是反動的、沒落的（遲浩田先生語），如果從世界上看，也是反動沒落的，因為，以自私為核心、感官快樂至尚主義、自由掠奪主義是反人民的，它不僅反中國人民，也是反世界人民的。因此，我們可以斷言，反動沒落的精英文化，不僅不可信，更不足取，因為，如果取了反動沒落的精英文化，首先是為禍中國人民，其次還會波及到世界人民。

從這個角度說，我們只有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有效實踐毛澤東的人民群眾“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民主價值觀，并通過民主實踐，重構中國的民主價值秩序、新的文化秩序和制度秩序。我想，人民群眾“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民主價值觀，并通過民主實踐，重構中國的民主價值秩序、新的文化秩序和制度秩序，既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內容，也是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理想。

2008年9月13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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