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發展觀不可否定——九問皇甫平們

科學發展觀不可否定
——九問皇甫平們

張勤德

2006-02-28

《改革不可動搖》一文（以下簡稱改文）引起廣泛注意，和它有不少尖銳提法以及筆名“皇甫平”的特殊涵義等等，都有關系。

對于為什么叫“皇甫平”，周瑞金有兩種解釋：1991年三位作者用它在《解放日報》發表評論時，一是因為它是“黃埔江評論”的諧音，二是因為它有“輔佐鄧小平”的“深層涵意”（ 2006年1月26日《強國論壇》）。

今天，周瑞金又以“皇甫平”的名義發表評論，他說是在于“中國又走到了一個歷史的拐點”。這句話給人的印像是，好像很快要對現在堅持的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來一次新的歷史大轉折了。這個動向，顯然催人警醒。

改文的內容，在懷疑、歪曲和否定科學發展觀方面，也比皇甫平們的其他文章具有較大的代表性。

因此，現圍繞改文的主要觀點提九個問題，與皇甫平們商榷。

（一）對資改觀（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觀）應不應當加以否定？

改文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拿大帽子壓人。它給社改派（社會主義改革派）扣的一頂大政治帽子，就是“否定改革”。但問題在于，承不承認事實上存在著兩種改革觀，應不應當否定資改觀，堅持社改觀。

資改觀的要害，是鄧小平同志指出的動搖、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他說，有些人“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這種右的傾向不是真正擁護改革、開放政策，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鄧小平文選》3卷229頁）。

例如，資改派公開宣揚私有化，否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認為這“本來就是物歸原主的過程，它本來就是從資本家手中搶過來的，通過程序還給人家，人家買回去，怎么又叫國有資產流失呢？”（張維迎，《烏有之鄉》2005年2月3日）“今后中國經濟的基本走向應該是投資以民間資本為主，政府管理以改善環境為主，經濟形式以民營為主”（高尚全，《新華網》2005年11月6日）。曹思源一本書的名字就叫“人間正道私有化”。他說“現在中國一般老百姓反對國企民營化并不科學”（《華岳論壇》2004年11月28日）。這是不是主張把改革演變成改向（改變社會主義方向），在實質上反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呢？
他們公開宣傳憲法上關于“‘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等規定，就顯得不合時宜了”（吳敬璉，2003年6月6日《在青島修憲研討會上的發言》）；大講“西方國家幾百年的實踐已證明，‘三權分立’對制約權力遏制腐敗非常有效，就像市場經濟能有效配置資源一樣，這是人類創造的管理國家、管理社會的有效工具，是人類創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我們有些人，把保持中國特色作為拒絕外來文明的擋箭牌，這是荒唐的和丑陋的”（任仲夷，《南風窗》2004年10月24日）。這是不是主張實行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在實質上反對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呢？

他們主張實行多黨制，說什么“政黨可以輪流執政”（李銳，《民主中國》序言）；“‘一黨專政’正是中國政治始終邁不過的一道坎”（錢理群，《懷念李慎之》）。還有些“主流學者”用筆名在網上咒罵：“在極權主義社會，不是平庸的人當政，而是最壞的人當政”。“一黨專制之國不開黨禁必亡黨，前有德國納粹黨的遺臭，后有伊拉克復興黨之覆轍，可作警示。”（《關天茶舍》2004年7月30日）這是不是主張讓資產階級政黨上臺，在實質上反對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呢？

他們惡毒攻擊我們黨的指導思想。近年來在包括中央黨校在內的多所北京高校發表演講,并被首都媒體炒熱的張五常叫嚷：“在中國，馬克思的理論是奄奄一息了”。“關于馬克思的‘剩余價值’概念，我曾用三招兩式，使它片甲不留！”（《經濟研究資料》2002年第12期）李銳說：“馬克思的理論體系的基本觀點是錯誤的，包括唯物史觀和勞動價值論這兩大馬克思主義的基石，以及從而得出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策略等。”（《對馬克思主義再認識》序言）這是不是否定我們黨的理論基礎，在實質上反對堅持馬克思主義呢？

對于資改觀的存在，連資改派們自己都是公開承認的。例如，張維迎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競爭與中國的體制改革》一書中說：“我們提出了一個體制改革的理論，并以此分析中國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再如，不少“主流學者”在被批評搞資本主義帶來了危害時，總愛這樣辯解：“我們主張搞的不是這種‘權貴資本主義’、壞的本主義”。就是說，對于主張搞資本主義，他們并不諱言
資改觀影響的擴大，嚴重敗壞了改革開放的聲譽，干擾了黨的政策的落實，導致人民最不滿意的腐敗現象增多、分配不公加劇、社會治安惡化、國有資產流失、“三農”問題嚴重等等成為“老大難”。這些鐵的事實，無疑是任何稍有實事求是之心的人都不會否認的。

顯然， 要真想搞好改革，首先必須區分兩種改革觀，旗幟鮮明地否定資改觀，以保證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但是從改文中可以看出，皇甫平們直到今天仍然反對在兩種改革觀問題上問“姓社姓資”即反對否定資改觀，甚至籠統地把否定資改觀也算作否定改革。人們難免要問：這究竟是為什么？

當然，他們可以講出很多理由來回答。但說穿了，他們內心的真實想法是，社會主義（他們叫做“傳統社會主義”）搞早了，搞糟了。既然我國的生產力這么落后，人們的私有觀念這么嚴重，那就什么辦法靈就采用什么辦法吧；既然現階段的任務是實現現代化，那么只要政權在我們手里，像已經實現了現代化的西方國家那樣，用資本主義的辦法把現代化建設搞上去，有什么不可以的？
可見，們主張的實質上是“補課式改革”，即搞一段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招牌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

但由于皇甫平們一般都身居高位并像大蘿卜那樣雖然心是白的卻有一張紅皮，由于需要增加欺騙性以減少阻力，因而極少露出這張底牌，往往通過擴大庸俗發展觀的影響來實現目的。把發展是硬道理演變成GDP增長是硬道理，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演變成以經濟效率為中心，極力宣傳為了發展生產力甚至為了把經濟指標搞上去便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就突出地反映了這一點。因此，他們對樹立科學發展觀，尤其是對提出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既反感又害怕。于是，明里暗里加以抵制和反對。例如，他們在黨中央在“十一五”規劃建議中不再提“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而突出強調“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之后，仍在改文中大講：“‘效率優先’使整個社會的富裕程度‘水漲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整個改革開放的‘效率優先’旗幟上，也寫著‘公平’二字”。再如，他們在《學習時報》上公開批判“有人要以其他發展戰略來代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戰略”（2005年9月19日）。更有甚者，高尚全、盛洪等前些日子在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的一次會議上竟散布，現在是處在“暖冬中的寒日”，有些人在“用發展壓改革”。所以，我們只有抓住科學發展觀和庸俗發展觀的斗爭這個關鍵，把當前這場大討論的實質看清看透，才能擊中資改派的要害，掌握斗爭的主動權。

鄧小平同志歷來強調，要克服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上的軟弱渙散狀態，旗幟鮮明地站出來說話。對于當前這股以否定科學發展觀的統領地位為重要特征的自由化思潮，多數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正站出來進行抵制和反對。只要深入到群眾中，包括在網上看一看，便不難認清這一點。請問，他們這樣積極投入反對否定科學發展觀的錯誤傾向的斗爭，難道錯了嗎？

（二）能不能對改革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進行分析和總結？

鄧小平同志歷來強調，改革是一場實驗，要摸著石頭過河；“對的要繼續堅持，失誤的要糾正，不足的加點勁”（《鄧小平文選》3卷308頁）。這就要求我們全面解放思想，徹底實事求是，既要注意從左傾僵化思想中解放出來，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開放，又要從右傾僵化思想中解放出來，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既要敢于對建國以來的前30年進行實事求是地總結，又要敢于對近30年的改革開放進行實事求是地總結，像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說的那樣不斷地反思改革，用一分為二的方法總結經驗教訓，找出對的和錯的，堅持真理，糾正錯誤。只有這樣，才是真堅持改革，才能真正搞好改革。

實際上，我們黨一直都在認真總結改革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鄧小平同志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是忽視用四項基本原則教育人民，而且落實得不夠，甚至講得都很少，就把忽視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作為改革工作中的最大失誤提了出來。胡總書記提出樹立科學發展觀，也是對改革和發展的實踐經驗進行科學總結，其中包括認真接受庸俗發展觀影響擴大給我們造成相當大損失的教訓，取得的重大成果。

還要看到，由于改革是破除一切不利于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障礙，所以破除資改觀和以物為本的庸俗發展觀，糾正工作中的錯誤和失誤，從廣義上、實質上說，也屬于改革創新。

因此，劉國光提出的總結經驗，反思改革，以利于在科學發展觀的統領下開創改革發展新局面的建議，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肯定和絕大多數干部群眾的支持。既然如此，怎么能給反思改革的同志統統扣上“利用反思改革來掀起反對改革的思潮”之類大帽子呢？

（三）把人民利益還是把GDP作為檢驗改革工作的最高標準？

胡總書記強調的以人為本，不僅要求我們把人民利益作為包括改革在內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根本動力，而且要作為檢驗的最高標準。他2004年在“七一”講話中突出強調：“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工作必須以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最高衡量標準”。各項改革工作都應當接受這個最高標準的檢驗，符合的就堅持，不符合的就糾正。

當然，檢驗改革，也需要堅持生產力標準，因為生產力標準和人民利益標準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但是當前特別需要認清以下三點：

（一）從生產力本身來說，它的發展是和多種因素有關系的，所以不能把生產力標準簡單化、絕對化。例如，一看到香港的經濟有發展，就說那里的改革“姓社”，那還有“一國兩制”嗎？

（二）生產力有個歸誰所有，由誰管理，成為為什么目的服務的手段，用什么方法發展的問題。馬克思不僅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被“資本家據為己有”，而且提出了它“發展勞動生產力的目的”問題（《馬恩全集》23卷356頁）。恩格斯說，存在于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之中的生產力，是“由社會公開地直接占有已經發展到除了社會管理不適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產力”（《馬恩選集》3卷318頁）。馬恩認為，對于工人階級來說，生產力應當成為“能夠進行完滿的社會革命和徹底地消滅階級矛盾的物質手段”（《馬恩全集》8卷231頁）。列寧寫道，“社會主義應當按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法——更具體些說，按照蘇維埃的方法”，來實現對資本主義勞動生產率的超越（《列寧選集》3卷501頁）。他還明確提出了“資本主義生產力”的概念，說“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要求資本主義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工人階級的高度組織性”（《列寧全集》8卷479頁）。毛澤東同志在那個關于生產力標準問題的著名論斷中，講的是“中國人民的生產力”。鄧小平同志也多次提出“要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116頁）。我們的包括發展生產力在內的整個社會生產，目的都是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目的決定手段，手段服從和服務于目的。因此，社會主義的生產力、以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為目的的生產力、以人為本的生產力，必然成為檢驗我們各項改革工作的標準。所以歸根結底，人民利益標準是檢驗我們的言行和工作的最高標準。因此，資本主義生產力一時、片面的發展，并不能證明蘇東的劇變（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里叫做“復辟”）搞對了。

（三）用“三個有利于”標準衡量外資、私有經濟的發展，有個度的界限，這就是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在不否定這一主體地位的范圍內，盡管外資、私有經濟本身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但它們的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需要的。然而用它們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管從表面、一時、局部來看多么符合“三個有利于”，但從實質、長遠、整體來看，則是違背這一標準的。這是在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是被長期實踐反復證明了的客觀真理；以公有制為主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基本的特征，否定了它就不是社會主義了。

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我們的實踐來看，我國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指的是為完成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并建設高度民主和文明的歷史使命；為走好以人為本，全面、協調、持續的科學發展道路，而堅持以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經濟制度，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文化制度的社會。

唯其如此，鄧小平既講了“三個有利于”，又講了“深圳姓‘社’不姓‘資’”，是在于“公有制占主體”；講了產生兩極分化和新的資產階級，就是走了邪路，改革就失敗了；講了懷疑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把這些統一起來，才能形成完整的區分兩種改革的標準。這個完整標準的實質，就是人民利益標準。

但皇甫平們卻說什么“如果俄羅斯有一天發展速度超過我們，那就意味著俄羅斯所謂的社會改革之路走對了”（劉吉，《中國的經濟安全與對策》2004年版）。顯然，在他們看來，僅僅由于石油漲價等原因帶來的偶然和片面的GDP快速增長，而不管“復辟”給勞動人民帶來多么大的苦難，給全世界的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事業造成多么大的損失，便應當得出蘇聯的和平演變搞對了的重大結論。這說明孤立、片面、單純地強調生產力標準，會導致多么嚴重的后果。

這樣片面地強調生產力標準，甚至把生產力標準庸俗化為GDP標準，充分證明他們堅持的是庸俗發展觀，即以物為本的發展理念。實事求是地說，在我們的干部隊伍中，真正自覺堅持資改觀的是極少數，而受庸俗發展觀影響的人則不算少。他們大多是出于盡快把經濟建設搞上去的良好愿望而接受庸俗發展觀的，一般屬于思想認識問題。但如果從以物為本滑向以資為本，堅持資改觀，危害性就更大了。

民心不可違，民意不可欺。我們的醫療市場化改革、教育產業化改革、住房商品化改革，由于受到庸俗發展觀的影響，出現了不少平民百姓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大學、買不起住房的問題，引起了群眾的不滿。一些網站統計，對此不滿的網民達90%以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如不認真解決，對改革和發展都是不利的。因此，衛生部長高強在談到群眾看病貴問題時強調，“不能把什么都推向市場”（《新浪新聞》2006年2月19日）。

極少數頑固堅持資改觀的人之所以蓄意把生產力標準庸俗化，蓄意要通過擴大庸俗發展觀的影響，由以物為本導向以資為本，是因為這樣便于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他們之所以愿意走資本主義道路，正如美國著名教授科茲在《自上而下的革命》一書中所說，“實行資本主義最符合精英集團的利益。這樣，他們不僅是生產資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實現個人財富更快的增長，又能合法地讓子女繼承權力和財富”。這里所說的“精英集團”，指的是高中級干部中那些主張搞資本主義的人。 科茲還在書中指出，蘇聯劇變時，82%以上的人民群眾是反對分裂蘇聯、搞資本主義的。但是由于在包括高級知識分子在內的約10萬高中級干部中有76%的人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并且這些人掌握著權力，最后終于發生了黨垮臺、國解體的大悲劇。可見不把人民利益而把“精英集團”的利益作為檢驗改革的最高標準，從而導致把“以民為本”演變成“以官為本”即官僚精英把自己的利益作為改革的根本目的和最高標準，導致把人民民主演變成“精英民主”即讓“官本主義者”掌握政權，會發生多么可怕的悲劇。

（四）應不應當開展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

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快速的私有化、自由化和政府作用最小化”。西方國家用它搞垮了蘇東，搞亂了拉美，給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無數災難，受到全世界多數國家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反對。可以說，批判新自由主義已成為世界潮流。胡錦濤同志在2000年初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就提出要警惕西方國家推行的以新自由主義和貿易自由化為旗號的全球化戰略。黨中央決定開展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無疑是一個完全正確的重大決策。皇甫平們在改文中說這是“以批判新自由主義來否定改革”。還大講：“我們的改革現在遇到一些干擾。最近聽說在批新自由主義——拉美國家出現那么多問題，就是因為搞了新自由主義；俄羅斯改革出了那么多問題，也是因為搞了新自由主義；中國改革中不斷出現新的矛盾、新的問題，也是因為搞了新自由主義。這是一種干擾。”（高尚全，在“2005年中國腦庫年會”上的發言）我們批判新自由主義明明是對國內外敵對勢力發動的和平演變攻勢的反擊，明明是為了保證改革開放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健康發展，怎么能把批判新自由主義和否定改革劃等號呢？

（五）“兩個不問”會不會導致產生“兩個新凡是”？

在1991年極力主張“沖破囿于姓‘社’姓‘資’的詰難”之后，皇甫平們又提出要實行“兩個不問”即“不問姓社姓資、不問姓公姓私”（李君如，《中國經濟時報》1997年8月12日）。就是說，在改革中可以不問政治方向，可以搞不“姓社”而“姓資”的改革即堅持資改觀。聯系他們把“兩個不問”看作“兩次思想大解放”的一貫表現，聯系他們給提出反思改革的劉國光等同志大扣“反對改革”政治帽子的事實，便不難看出，他們是在極力造成這樣一種輿論環境：凡是改革都是對的，即使包括“姓資的改革”也是這樣；凡是主張反思改革的都是否定改革，即使只是為了糾正失誤真正搞好改革也是這樣。如此一來，他們便把“兩個不問”搞成了“兩個新凡是”。所以，我們在沖破“兩個新凡是”的思想牢籠，揭露和批駁他們各種論點的時候不忘抓住“復辟”這個要害，講清他們的“補課式改革”給我國的改革和發展造成了多么嚴重的后果，他們便騙不了多少人了。

在資改派導致蘇聯黨垮臺、國解體之后，仍想用他們那些手法把我們對資改觀的批駁壓制住，這是不是太高估自己的力量，太低估我們黨的執政能力和人民群眾的覺悟了呢？

（六）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與“市場機制本身的缺陷”無關嗎？

市場經濟既有積極作用，又有消極作用。盲目性、滯后性、自發性，就屬于這種消極作用。市場競爭，實質上是利潤的競爭，資本的競爭。這就決定競爭者必然把利潤最大化作為生產目的，必然會使他們在優勝劣汰、弱肉強食中產生兩極分化。對市場機制本身的這種缺陷，連西方國家都不僅公開承認，而且采取征收累進稅、遺產稅、建立社會保障機制等手段加以制約。在我國發展市場經濟，也會使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滋長，使低水平重復建設、生產相對過剩、假冒偽劣商品增多等現象蔓延。當然，人民群眾不滿意的腐敗現象、分配不公、社會治安、國資流失、“三農”問題，以前也有，但明顯增多，無疑和市場機制的消極作用有關。蘇東大搞市場化之后，兩極分化也都迅速擴大。在拉美，市場化使大批國家發生危機。在被認為市場經濟比較成熟的歐美日，不僅時常曝出腐敗丑聞，而且不少像安然這類頂尖的跨國公司也接連發生誠信危機。皇甫平們竟然否定這些勝過任何雄辯的事實，制造出貧富差距拉大和市場機制本身的缺陷無關的神話，在改文中說這些問題“是由于市場經濟不成熟、市場機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場經濟、市場機制本身的缺陷”，這怎么能不令人震驚？

還要看到，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就包括要革除市場機制的滯后性等弊端。也就是說，發揮市場經濟的積極作用，不斷防止和克服它的消極作用，使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手段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服好務，本身也屬于改革的任務。貧富差距的拉大、腐敗現象的增多，和忽視這方面的改革，忽視對于“市場萬能論”的批判顯然有關。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腐敗現象很嚴重，這和不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關系”（《鄧小平文選》，3卷325頁）。否認市場經濟的消極作用，阻止對這種弊端進行改革，這屬不屬于否定改革的一種表現呢？

（七）當前需不需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數字，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45。”（《瞭望》2005年8月10日）“中國人口中最窮的15%和最富的15%的差距是25倍”（《中華工商時報》2006年2月16日）。“實際上的城鄉收入差別應為6倍左右，這一比例大大超過了世界各國”（《社會科學報》2005年6月23日）。可見中國無疑屬于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拉開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
根據實際情況，黨中央關于“十一五”規劃的建議不僅不再提“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而且突出強調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為此，黨和政府一方面采取更有力的具體措施解決人民群眾生活上的困難，一方面加大了對非法暴富、腐敗致富的打擊力度。對于這一正確舉措，人民群眾表現出非常熱烈的擁護和堅決支持。

改文不僅不提“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而且在大講“整個改革開放的‘效率優先’旗幟上，也寫著‘公平’二字”的同時，宣傳“‘仇富’情結無助于縮小貧富差別，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這是現代工商文明淺顯的道理”。不難看出，皇甫平們話里有話，它包含著這樣的意思：整個改革過程中仍要堅持以“效率優先”為旗幟，因而不應當“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效率優先”本身就“寫著‘公平’二字”，因而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問題會自發解決；反對腐敗致富、非法暴富也屬于“仇富情結”，它“無助于縮小貧富差別”。講這種道理，且不說符不符合中央精神和人民愿望，僅就說服力而言，它能使多少稍有良知的世人真正信服呢？

（八）這是不是把人民政府作為“顏色革命”的對象？

改文提出一個應引起充分注意的觀點：“當前，公眾日益增長的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已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公共品是指政府為民眾提供的社會服務，如教育、文化、住宅、醫療衛生、社會就業、社會治安、生態保護、環境安全等等。”公眾“放下筷子罵娘”罵的“所有這些問題，正是社會公共品供給不足的問題”。

不難看出，皇甫平們這是把公眾和政府的矛盾，看作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人民政府又是公眾和政府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人所共知，什么樣的主要矛盾，決定我們確定什么樣的工作中心、革命對象。 他們這樣談主要矛盾，是不是通過否定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主要矛盾，動搖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呢？他們用“公眾”這一包括所有人的概念取代“人民”這一政治概念，是不是要公開代表敵對分子呢？他們一方面提出“把日益擴展的地下‘性產業’納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圍，對其實行陽光管理”（周瑞金，《毛澤東旗幟》2006年2月8日），一方面把政府作為“改革”的重點，是不是想把共產黨政府變成西方國家那樣的政府呢？他們把所有問題的禍根都歸罪于我們的政府，把人民政權作為革命的主要對象，這種革命究竟屬于鄧小平同志關于“改革是一場革命”的論斷所指的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屬于西方國家在一些原蘇聯國家搞的那種“顏色革命”呢？他們公開大講“：“現在是絕不允許你犯錯話，你可以不改革，這就是我們的現狀”（張維迎，《紅旗論壇》2005年1月7日）；公開大講“現在這種反對市場反對改革的潮流，從民間到高層都有”；“改革到了現階段，政府基本職能差不多喪失了。如果大家要批評改革，原因在政府（廣義的政府）”（新望，《財經時報》2005年9月5-11日）；公開大講新中國發生災難的禍根之一是“我們是吃狼奶長大的”即受的是共產黨的教育（袁偉時，《中國青年報》2006年1月11日）這怎么能不引發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對他們的憤怒和批駁呢？

（九）怎樣做才是真正堅持科學改革觀？

黨中央的“十一五”規劃建議，在提出要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并“建立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的同時，突出強調要“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從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和制度上形成更為有力的保障”。這就要求經濟建設、改革開放、黨的建設等等，都要圍繞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進行，或者說都要服從和服務于科學發展觀的全面落實；要求我們不僅牢固樹立科學黨建觀、科學經建觀（經濟建設觀）等等，而且要牢固樹立科學改革觀。

從當前的實際情況看，牢固樹立科學改革觀，需要作多方面的努力，其中包括以下七點：

第一， 要真正搞清楚什么是改革，怎樣搞好改革。實際上，不少人并沒有真的分清兩種改革觀。所以，應當進一步講清，由于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發展，所以，改變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只利于“精英”而不符合人民利益標準的舉措，便不屬于社改觀而屬于資改觀，或者說屬于改向。這確實是搞好改革的前提。

第二， 要進一步明確人民利益是改革的根本目的、根本動力和最高標準。以人為本，把人民的利益作為發展的根本目的、根本動力和最高標準，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自然也是科學改革觀的核心。

第三， 要注意改革的全面性。例如，既要革除不利于提高效率的體制障礙，又要革除不利于我們按照“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要求解決公平問題的體制障礙，加大公平改革的力度，等等。

第四， 要注意使改革開放和反對自由化相協調，在糾正“一手硬、一手軟”現象，做到改革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兩手都要硬”上真正見到更大實效。

第五， 要正確處理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系，防止使改革陷入只顧眼前小利甚至只顧眼前物質小利的泡沫化困境，使改革不斷深入，持續發展。

第六， 庸俗發展觀是百病之源。從當前的實際情況看，它對一部分人尤其是不少領導干部的影響相當大。因此，要下特別大的力氣加以破除。

第七， 樹立和落實科學改革觀，必須在用具體措施保證落實上下真功夫，切實防止把落實科學改革觀變成一句空洞的口號。

顯然，皇甫平們所主張的不是科學改革觀而是庸俗改革觀即實質上的資改觀；所運用的不是人民利益標準而是GDP標準即實質上的“精英”利益標準：所堅持的不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是以“改革”人民政府即實質上的“顏色革命”為中心。這是不是對科學發展觀的一種否定呢？對此，人民群眾肯定是自有公論的。

最近，吳敬璉不僅由公開把反思改革說成否定改革，轉變為公開強調對改革“要進行認真的反思”，而且提出“自由而切實的學術討論，是改革得以順利進行的一個重要前提”（《中華工商時報》2006年2月16日）。我也是贊成按照“雙百”方針開展這場大討論的。所以本文及我的所有觀點，都歡迎皇甫平們進行批判，言詞激烈點甚至扣點大帽子也不要緊。當然，我也會和諸位先生繼續商榷的。因為只有這樣，才有利于真正把問題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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