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機制的建立與國際新秩序展望
田忠國
（作者按：據當前中國的現實情況看，中國已經到了前蘇聯垮臺前的狀態，如果自上而下的搞改革，最終只會步前蘇聯后塵，成為蘇聯第二。從多這個維度看，中國唯一的出路只能是開展一場自下而上的有規則的文化革命。因為，希望共產黨執掌政權的，不是來自這個體制內部，而是來自普通百姓。而體制內部，作為資本優勢絕對擁有者，成了體制內的大多數，那么，這個大多數，唯一希望的恐怕不是由共產黨執掌政權的人民民主，而是共產黨的垮臺。一想到這個問題，我就倍感無話好說了。但能避免悲劇發生的，只有讓人民起來反抗包藏禍心的精英們，揭露他們的丑行，批判他們的罪惡，不如此，中國危矣。）
伏羲以降，中國產生了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孫武、孫臏等等偉大的思想家，之后又有朱子、二程、邵子等等，自宋而降，中國的思想文化日漸沒落，以至于至清末產生了大批知識分子對中國思想文化的拷問與質疑，隨后，大清朝的沉沒和民國的興起，再一次給中國帶來新的生機的同時，也因為政權基礎由民眾自覺或不自覺的挪移到強勢集團和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一方面產生了像魯迅等思想家的質疑與拷問，另一方面也產生了一批具有人民思想情感的知識分子，對中國未來進行了全面而又深刻的思索。在這批我們可以稱為人民的知識分子中，一部分處于思想者的高端，沒有深入當時的中國社會，其理論思考充滿理智的幻想和理想主義成分，另一部分則深入中國社會底層，根據中國現實社會的實際情況，結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站在中國戰略發展的高度，在漫長的社會斗爭和武裝斗爭過程中，形成了系統而又比較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這就是以毛澤東思想為主要代表的人民自由民主革命理論和動態斗爭機制理論。
建國后的前三十年，中國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方面，進入了全面的社會實踐階段，在取得令世界震驚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給我們留下了巨大的、新的思考和探索空間，因為，在人民民主革命理論實踐上，中國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以及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方面，即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存在理論與實踐差距太大，或者說社會實踐背離理論原理的問題。但隨著文革的結束，人民民主革命理論的實踐也隨之結束，中國陷入了身子過度膨脹而大腦一度萎縮的思想迷茫期。
在這個時期，雖然有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但由于其理論主體是“摸著石頭過河”，這就等于明白無誤的告訴人們，其間的理論體系，主要是陷落在經濟這條大河里的、沒有方向感的摸索，直到南巡講話，中國才在迷茫中找到一個方向，那就是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大潮席卷全國的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的主體價值觀悄悄開始了一場無聲無息的巨大位移，同原先的主體價值觀產生了尖銳的矛盾乃至沖突，并由此進入了自殺式的經濟繁榮期，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繁榮與發展，由價值觀念矛盾與沖突導致的新的社會經濟利益分配秩序，不僅僅簡單表現為貧富差距的拉大，也呈現出社會反抗事件的不斷出現。
胡錦濤總書記敏銳的抓到了中國社會的本質問題，及時提出科學發展的重大命題，再一次接續上人民民主革命理論，在為中國可持續發展指明方向的同時，也為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思想動力。對于主流精英所反對的人民民主革命理論，如果我們擯棄一切私欲，就會發現，其實它上接伏羲文化，而伏羲文化我稱之為動態制衡、優化發展論，也承接了孔子、老子、墨子和孫子的思想精髓，在馬克思主義科學原理指導下的一次中國思想文化的大融合、大提升、大總結、大發展。對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無產階級繼續革命問題，瑪雅在“現在中國最需要的是偉大的思想”為題的訪談文章中， 黃平 先生透露，毛澤東曾經在1970年代說，無非是兩種可能，或者戰爭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戰爭，但是當前世界的主要趨勢是革命。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毛澤東并不滿足于自己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創造與發現，他希望通過國內全民的思想文化革命，由人民共同創造中國的新思想、新文化，一方面出于反修、防修的目的，另一方面為人民群眾創造活躍的思想文化環境。二，說到反修、防修，我們反思的是，毛澤東的反修、防修的主要概念是什么？也就是說，修字背后的概念在毛澤東那里到底是什么？在毛澤東晚年的思想體系中，毛澤東站在人民群眾思想情感和如何確保人民群眾政治權利的角度，曾經把反對“封、資、修”并列為中國共產黨的三大任務，“修”并列第三，由此可知，中國一旦由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轉變為“等級制度（封）”，并由“等級制度”轉變為資本，中國就變“修”了，由此可知，毛澤東所謂“修”的概念，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是否存在的問題。三，確保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民主自由權利不丟失的有效途徑，毛澤東認為，自由是人民爭來的，不是什么人恩賜的。人民群眾怎么爭取？那就是人民群眾起來斗爭。中國近六十年的歷史告訴我們，沒有人民群眾的和平斗爭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沒有人民群眾的一切，就只有人民群眾的暴力反抗。四，反修、防修的主題，也就是反封建等級制、反封建等級制，就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就是為了確保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民主自由權利不被剝奪，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民主自由權利不被剝奪，就可以有效避免中國的暴力革命。五，由此可知，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是建構在一個宏大的人民民主價值邏輯基礎上的強國機制。六，毛澤東認為，“或者革命制止戰爭”是中國人民當時條件下的最佳選擇。七，中國國內的文化大革命，點燃了世界和平革命的革命之火，有效的阻止了大范圍戰爭的發生。
同時，在國內，在進行思想文化革命的同時，抓住世界和平的有利時機，大力推進“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速度，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國際上，正如毛澤東主席所指出的那樣，當前世界的主要趨勢是革命。
現在，我以為，在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后，在經歷了主流精英對毛澤東的革命論批判了近三十年之后，我們有必要對毛澤東的革命二字的話語體系做一番考察了，如果我們不對毛澤東的話語體系做個深入的考察，或許我們就無法理解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同毛澤東革命理論的內在聯系。
在我國歷史上，最早出現“革”的書籍是“易經”中的“革”卦。從卦象言，上澤下火，澤既為水，又為金，火鍛水粹，故為“革”。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所謂“革”，主要包含了鍛造和提升，由弱改變到強的意義，也有改變性質，提升強度的意義，當然，也包含動態、變化、揚棄或繼承、發展、改新之意。由此極彼、觸類旁通，我們會發現，自然界的一切物質，都是一個生生不息的革命過程。自然界是這樣，社會也是如此。人類從鉆木取火時代，通過思想的不斷革命（認識），發現單個生命力量總是有限的，于是就出現了族群現象。最初的族群，人們稱為原始社會，從原始社會的族群，人類通過不斷革命（認識），發現族群里應該有個頭，便于在面對自然災害或其它族群的入侵時，指揮、協調整個族群共同努力，減少或避免族群的損失，于是這個族群就選舉一個頭，帶領整個族群同自然界和其它族群斗爭。擁有權力的頭，通過革命（認識）實踐，發現權力可以滿足一般人所不能滿足的欲望，于是就有了向奴隸制、封建制等等的過度。
由此可知，社會發展變化的過程，就是一個動態革命的過程，或許，沒有社會的動態革命，社會的發展是不可想象的，包括自然界，如果沒有物質的內在革命，就不可能有自然界的自然進化。從這個意義上說，革命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最根本的科學規律，誰違背了這個規律，誰就會受到這個科學規律的懲罰。
由此，我們不妨問這么幾個問題：
一、 毛澤東的斗爭哲學是不是過時了？
毛澤東的斗爭哲學是不是過時了？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首先搞清楚，毛澤東的斗爭哲學是社會發展的科學機制原理？還是他一廂情愿的杜撰？上面我們曾經提到，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就是一個動態的革陳布新的過程，自然界的特種演化和更替是這樣，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也是如此，也就是說，不論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沒有動態的革命機制，就沒有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動態發展。而所謂革命機制，說白了就是由符合物種進化和人類發展的新規律、新機制革掉舊的、不適應自然環境生存或社會發展的舊機制規律，并由新規律、新機制所代替，就是革命。不論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原先的機制規律有一種天然的排異機制，而新的生命機制如果要代替舊的機制，就有一個新舊交替的過程，而這個新舊交替的過程，就是一個新與舊的斗爭過程。毛澤東對此有個精彩的描述“不破不立”。“不破不立”是從哪里來的呢？如果你真正通曉“易經”，你會發現，所有物質系統或社會系統，都是由程序鏈閉環形成的，如果某一種物質形成新的物質，就必須在外部作用的前提下，形成新的閉環系統，也就是新的物質。對于物質而言，在外部作用對某一物質的系統閉環發生作用時，這個閉環系統就會形成排異機制，但當外部作用的力量大于其排異機制時，新的閉環系統，也就是新的物質閉環系統就要形成了。我稱為物質的排異機制為被動排異機制。而社會則不同，因為人的主觀能動性，由于外部力量的作用，被動排異機制一旦被激活，就會形成主動排異機制，而這個外部力量與排異機制相互作用的過程，被毛澤東總結為“不破不立”的斗爭哲學。在西方，社會和政治學者在對毛澤東的斗爭哲學和馬克思科學原理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一門新的叫搏弈學的社會科學。由此可知，毛澤東的斗爭哲學不僅沒有過時，而其深刻的哲學原理，將是指導人類社會發現新問題，解決新問題的有效途徑。
二、 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的核心機制是什么？
在人類社會中，科學有兩大類，一類是自然科學，另一類是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是一個巨大的、動態發散的、一個個不同的閉環系統構成的整體，自然科學是這樣，社會科學也是如此。掌握科學發展原理，符合科學規律，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其發展態勢就會呈現良好的狀態，違背科學發展原理，科學規律，各項事業就會遇到挫折和損失。但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的機制是什么呢？上面我們已經說過，社會政治科學研究的是社會的動態斗爭和制衡的機制原理，并通過對動態斗爭和制衡的機制原理的深入研究，指導社會政治經濟有效、高效和優質的協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發展觀是對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科學原理的繼承與發展，如果從全球視野的角度看，也是世界社會政治經濟研究學中和其它研究學說并列的一極。
有人可能認為，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只是一個經濟發展的問題，但是，科學發展首先體現在政治上，因為，沒有政治上科學原理，就沒有經濟上的科學發展。過去，我曾經撰文談了科學發展哪些主要內容，現在完善一下。
一）、科學發展觀解決的是個政治的科學原理問題
二）、政治的科學原理解決的是個社會發展的動態機制問題
三）、社會發展的動態機制要解決如下問題：
1、思想文化發展機制
2、規則制定機制
3、動態斗爭機制
4、經濟發展機制
5、國防科學發展機制
我之所以把思想文化發展機制放到首位，因為，沒有思想文化的自由和斗爭機制，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動態斗爭規則，沒有良好的動態斗爭規則，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斗爭秩序，沒有良好的斗爭秩序，就沒有中國的良好發展。
程序規則下的和平斗爭機制，是維護公平正義、社會良知、道德秩序、價值秩序和制度秩序最大的動力，也是社會各階層形成共同價值目標的唯一途徑。
四）、和諧發展的主要內容有：
1、政治思想文化和諧
2、人與環境和諧
3、社會和諧
4、經濟發展與資源和諧
5、國際和諧
有人認為，和諧就是千人一面，就是知識精英說了算，其實，那不是和諧，而是社會的災難之源。真正的和諧是程序規則下的和平斗爭機制，因為，這是社會發展過程中必須付出的代價最小的，也是最有效的科學發展機制，而這一點，也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內容。暴力斗爭或軍事斗爭也不是和諧，因為它們的代價太高。也有認為，中國缺乏程序和規則智慧，這是事實，但今天缺乏程序規則智慧不等于昨天缺乏，昨天的不完整、不完善，也不等于必須全部西化（參閱文章：[InstallDir_ChannelDir]Class17/200808/47682.html），再說了，在中國古代，伏羲文化就是最完整、最完美的程序規則。中國今天最缺乏的，是責任心、良知心、道德心、平等心，看看今天媒體上精英欲望的如火狂舞，就知道中國的程序規則智慧被什么吃了。
再說一個問題，政治合法性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精英們成天說，說得多了，大多數人就不知道政治合法性是個什么東西了。
其實，政治合法性的問題，就是人民群眾擁護不擁護，支持不支持的問題，人民群眾擁護的、支持的，政治就取得了合法性基礎，當然，這個合法基礎，也是人民群眾的最高評判。比如，毛澤東思想，科學發展觀，人民群眾是支持的、擁護的，但是，到了“西山會議”上，毛澤東思想、科學發展觀怎么就不合法了呢？由此看來，在精英眼里，合法不合法，不是由人民群眾說了，而是由精英們說了算，不是由精英們口口聲聲的國際規則說了算，而是由中國的賣國精英說了算。這就不能不讓提出一個問題，中國的賣國精英合法么？
對于這個問題，如果從人民群眾一致討罰的角度上說，賣國的精英是不合法的，但如果從另一個角度，比如說美國的角度，賣國就是合法的了，因為，精英越賣國，美國越得利。由此可知，中國人民的敵人，就是美國政府的功臣，而美國的功臣，也一定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也由此可知，什么問題都有兩面性，例如，人民當家作主，人人平等的參與、管理、創造中國的政治經濟，科學文化，創造的成果由人人平等的分享，這是自毛澤東到胡錦濤一直為之奮斗的目標，是中國人民的普世價值，但到了精英那里卻不是普世價值了，相反，是攻擊謾罵的對象，而經濟權重式民主才是普世價值。
經濟權重式民主是什么樣的呢？大多數人大概不明白，說白了就是，根據個人的財富多少，劃分個人的權利層次，如果你沒有錢呢，對不起，你就沒有權利了，因為你沒有經濟權重比例。但也不是絕對的沒權利，比如說，你有老老實實打工的權利，你也有老老實實聽話的權利，但是，你就是沒有對不合理說不的權利，更沒有反抗精英賣國和胡作非為的權利。
而這，就是平民百姓的普世價值觀與精英的普世價值不同之處。
三、中國應該建構什么樣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機制？
以動態斗爭和制衡的機制原理的思想理論，如果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而不去實踐，理論就失去了存在價值，因為，世界上的任何理論，都是源于實踐又指導實踐，并在這種相互作用中，形成新的社會機制。從我國前三十年的民主實踐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人民當家作主，平等的參與、管理、創造政治、經濟，科學文化，并平等的分享創造成果，一直是毛澤東探索的重大課題，并寫出了數以萬計的理論性文章，為中國的民主實踐提供了方向性支持，但在民主實踐上，由于缺乏足夠的規則支持，常常陷入無序的社會狀態。自由與民主實踐，猶如一個運動場，只有在規則的制約與裁判員的監督下，運動員才能在動態無序的狀態下競爭中發揮出最高智慧、勇敢和力量，并顯示出規則下的自由秩序。這個自由秩序，呈現在比賽場上的就是動態無序，由此可知，自由規則呈現出來的自由秩序，是運動場上動態混亂的最佳秩序。從毛澤東思想，到科學發展、和諧發展觀的提出，我個人認為，我們并不缺少人民民主的自由民主理論，甚至可以說，在全球視野下，我們的思想理論也是最先進、最完整的，但我們缺乏的是無私、勇氣和正直的純正品性下的規則智慧，更缺乏規則智慧的核心內容：程序智慧。因為，任何私欲指導下的程序規則，都可能成為制造罪惡的最大工具，而一個沒有程序邏輯的制度規則，不是創造社會的自由秩序，而是破壞社會秩序，制造社會動亂的東西。程序邏輯體現在規則上，就形成了規則意志和規則語言。程序邏輯源于價值邏輯，也就是說，你有什么樣的價值觀念，就會形成什么樣的程序邏輯，再進一步說，程序邏輯是價值邏輯生成的程序語言。
基于以上認識，建議國家：
一）、搜集通曉價值邏輯、程序規則和斗爭機制的人才，組成研究團隊，在“確保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平等的參與、管理、創造政治、經濟，科學文化，并平等的分享創造成果”這一大原則下，獨立展開研究（我通曉這個，現在申請這個研究項目，但我知道，那些對價值邏輯、程序機制和斗爭機制的右派，絕對不會讓我有這個機會）。
二）、或由民間智庫搜集人才，組建研究團隊，國家給出“確保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平等的參與、管理、創造政治、經濟，科學文化，并平等的分享創造成果”的原則，由其獨立研究，國家以購買研究成果的方式，給予支持。
三）、鼓勵個人獨立研究，對于民間優秀的研究成果，鼓勵其平等的參與競爭，國家擇優購買。
四）、我之所以說國家應該也必須給出研究原則，因為，沒有研究原則就沒有研究方向，陷入研究的混亂狀態，不僅造成巨大的智力浪費，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混亂的研究成果在社會上流通，還會造成嚴重的思想混亂。
五）、如果我們永遠只是光有理論，沒有對程序規則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并拿出系統的程序規則，我們將會為民主實踐付出較大的社會代價和經濟代價，甚或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如社會動亂，顏色革命或國家分裂。
三、 是用西方的文化概念套中國、還是用中國觀念看中國和世界？
美國總統小布什說，我們創造自己的事實。如果翻譯準確的傳達出布什的意思，我們不難發現，美國是以“創造自己的事實”過日子的，而不是坦承事實。面對一個個由美國“創造”出來的事實，我們是否應該懷疑，一個個被“創造”出來的事實，有幾個是真實的事實？那么，一個個不是真實的事實，如果拿到中國套用，我們也跟著“創造事實”，結果會如何呢？我想，這個問題的答案不想可知。所以，我以為，中國人應該用中國人的思想觀念看世界，當然也包括中國自己。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科學技術日亦全球化的今天，閉關鎖國沒出路，跟著洋大人的后面走是找死，因為，洋大人走的路是紙橋，紙橋下面是萬丈深淵，而紙橋的承受能力是經過洋大人精心設計的。雖然如此，中國是不是就沒有出路了呢？我以為有，并且，前行的路十分寬廣，但就是怎么選擇的問題。選擇，就不能不首先選擇目標，其次選擇實現目標的路徑，再次就是構建確保目標實現的機制。選擇目標就不能不站在戰略哲學的高度，以全球視野，審慎的看世界上涌動的各種思想文化，不僅要看世界思想文化的今天，更要看世界思想文化的歷史，不僅要看世界思想文化的歷史，更要看中國思想文化的昨天以及昨天的昨天，對比、分析、融合、提升，形成中國的思想智慧之眼。
一個偉大的國家，不僅僅是它經濟、軍事上的強大，而是有偉大的思想文化為其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暫時的弱，也能在可以預期的將來變得強大，如果相反，也可以由強大變得衰弱，甚至不堪一擊。
但偉大的思想并非從天上掉下來的，更不是拿過來的，而是“學而時習之”學來的，學而不習，等于沒學，學而不化，等于照搬，所以，學而思之，才是學習的最佳途徑。當然，學也不是光學祖先的，更不是光學別國的、他人的，也不是光學現代的、西方的，而是中、外、古、今，凡是有利于中國思想文化成長、發展的都可以學。但在學的時候，一定要守精神之根，因為沒有中華民族精神之根，就不可能有中國思想文化之樹。
猶太人的思想文化不可謂不全球化，但其精神無論怎么全球化，也沒有化掉那個千年不變的精神之根。猶太人的老祖宗也并非從來不犯錯誤，但猶太同樣沒有因為他們的老祖宗有錯誤就全盤否定，扔掉重來，而是在錯誤中的正確處尋找新的思想、智慧之源。再說美國，從歷史上到今天，一路下來也有幾十個總統，但他們的總統，在位的時候這個批哪個罵，失誤不少，錯誤多多，但到不當總統了，越往前越正確，不但正確，而且還完美如神。因此，我認為，這不是個錯誤與正確的問題，而是一代代人的精神歸宿和信仰問題。再看看我們，只要是中國的歷史人物，貢獻越大越有錯、越有罪，而眼前呢，除了跟著自己喊好的是正確的，凡是有同意見，不論多少，這個人就一定是極左，是犯罪。其實，從右的視角看，左就是錯誤，從左的視角看，右就是錯誤，這樣問題就來了，因為，左、右永遠只能是尖銳對立的。毛澤東本人是左派，但他既反左、又反右，左派，有他的朋友，右派，也有他的朋友，并且，據說還是十分好的朋友，為什么呢？這個問題其實不難回答，那就是，不論左、右，一個標準，你以人民的利益為自己所思所想所謀的立足點、出發點和落腳點，你就是毛澤東的朋友，相反，對不起，毛澤東就和人民站在一起和你斗爭。
再說美國，他們也有左、右，思想觀點也有斗爭，而且斗爭還十分激烈，但他們沒有鬧到尖銳對立甚至對抗上去，為什么？因為他們有一個共同目標，那就是怎么把美國的事辦好，怎么多為老百姓辦好事、實事，所以，雖然觀點不同，意見相左，矛盾尖銳，但并沒有影響到他們在爭論中取得共識，因為他們有一個共同目標。回過頭來再看我們自己，以人民群眾利益為自己的立足點、出發點和落腳點，右派，以自己的利益為自己的立足點、出發點和落腳點，還沒有起步，實際上就各自朝對方相反的目標走去，這怎么能不產生劇烈而又尖銳的斗爭。右派，罵左派搞階級斗爭，但事實上，你把階級的距離越拉越大，拉得一個階級在天上，一個階級在地獄，左派或者說平民派，在右派看來，老老實實在地獄呆著就和諧了，就不是刁民了，反之就該鎮壓，就該用強硬手段，動用國家機器。這樣的思想，這樣的理論，是世界上最邪惡、最暴力、最反動、最具有破壞作用的思想理論。其實，中國這么大，人口這么多，有這種思想觀點的人也不可怕，可怕就可怕在有這種思想觀點的人擁有絕對表達權，而反對這種思想觀點的人不僅缺少表達空間，而且，他們還擁有了對反對者表達和命運的裁決權。美國一家智庫曾經這樣說：“中國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氣和正直的純正品性”；“他們中的大多數只不過是一群僅僅通曉考試卻從不關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專注于動物本能對性和食物那點貪婪可憐的欲望上”；“中國人缺乏誠信和社會責任感”；“這種自私和冷酷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最關鍵因素”。或許，這才是中國最大的問題之所在。
但問題是，中國應該構建什么樣的機制破解原有思想文化對中國發展的困擾，甚至可以說是阻殺，或者說構建什么樣的破解與建構同時進行的機制，重鑄中國的思想觀念呢。
一）、平等自由的表達機制。但自由表達并非沒有原則、沒有底線，有原則和底線也不是取消表達自由，這是一種辯證關系。毛澤東主席曾經這樣說，在（人民）內部，壓制自由，壓制人民對黨和政府的錯誤缺點的批評，壓制學術界的自由討論，是犯罪的行為。但是，分裂國家、出賣國家和人民利益、試圖清除共產黨的自由表達，也同樣是犯罪行為。
二）、用制度機制，培育中國人的獨立判斷精神，并在培育獨立判斷精神的過程中，重構被主流精英破壞掉的精神信仰。但問題是，這個精神信仰應該包含什么？我個人以為，自強不息不能丟，利他也不能丟，自由精神更不能丟，以這個為主體，其中也要包容利己，但是，利己應該有個原則，那就是不能強取豪奪，不能為所欲為，不能不要道德良知，不能為滿足個人的欲望無法無天，損人利己，損眾利己，損公利己。韓德強有對話“價值中國”時有這么幾句話：“我欣賞自由主義中的對自然的開拓和進取，科學技術的發展，同時我也批評它對欲望的過度解放，人心的分裂等負面作用。”由此可知，從“對自然的開拓和進取，科學技術的發展”的維度說，人類不能缺少自由，從思想創新的維度說，人類也不能缺少自由，但自由過度，成了滿足欲望自由掠奪的代名詞，這就成問題了，所以，我一個以為，中國應該建構一個與西方不同的自由價值秩序、自由價值標準，讓人類為他人、為社會、為自己創造出更多有益于人類的東西，包括精神的和物質的。無度的自由，是人類的災難，世界歷史無數事實早就證明了這一點，并且還在用大量的新的事實證明這一點。
三）、我們常常說制度機制，但制度機制到底是什么？主流精英一是回避談論這個問題，有的就是說了，也無法令人滿意，因為，他們認為，制定法律或制度就是制度機制了。其實，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制度本身不能形成機制，有時甚至是對機制的嚴重破壞，因此，只有程序邏輯形成制度性語言，這個制度才能形成機制，所以，光談制度而不談程序邏輯，是對制度的無知。和制度機制并存存在或說是制度內核的東西，是價值觀念，也就是說，不同的價值觀念會制定不同的制度機制，比如說，讓以滿足個人欲望為最高追求目標的人去制定制度，他就會制定一套完全有利于滿足自己欲望的制度機制，如果讓一個以天下為公、利他主義堅定的人去制定制度機制，他就會制定一套普惠大眾的制度機制。普惠大眾并非是指惠及某個階層，而是惠及社會各個階層。
四）、這里又出現了另一個問題，也就是，用什么樣的制度語言制定制度呢？國際上一般的說法是，用民眾的語言表達，也就是說，讓人一看一聽就懂的語言。但主流精認為，民眾語言不專業，不夠水平，結果呢，中國的很多法律，有的上過本科的人都搞不懂，有的連研究生也搞不清楚說了什么，而只能由少數的幾個法學專家自由解釋。這樣的制度不是制度，而是成了精英自由滿足欲望的工具。
五）、因此，制度語言只能是平民的。而且，必須有社會各階層對制度的審議，而不是由某幾個精英或部門搞出來，公布了就成制度了。但如何才是形成制度的最佳途徑呢？我在一篇短文中曾這樣寫到：“各人的經歷不同，學養不一，自會在“直覺的理性”作用下，給出各自不同的判斷。有人認為，“直覺的理性”不值得提倡、不能提倡，因為，在他們看來，“直覺的理性”就是一種非理性，對社會有害無益，但我卻認為，“直覺的理性”是由文化積淀、學習、經歷以及價值觀念積累下的、靈感式理性的呈現，是人類的最高智慧和最具價值觀念傾向、道德色彩、正義色彩的理性。”也就是說，只有經社會各階層在這樣的理性審議后的制度，才具有公信度。
六）、自由民主機制是個巨大的系統工程，因此，要深入研究“確保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平等的參與、管理、創造政治、經濟，科學文化，并平等的分享創造成果”這一價值邏輯，在全面實行票選的情況，并制定有效規則，確保價值觀念進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
七）、自由民主機制是什么？簡單的說就是對斗爭程序的規制。如果像有的右派說的，社會不能有斗爭，其本質就是取消自由民主了，因為，自由民主的機制問題，也就是個斗爭機制問題，沒有斗爭，就沒有社會的良知和發展，因為，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但斗爭有良性斗爭和惡性斗爭之分，良性斗爭就是社會各階層面對面談各自的政治經濟利益訴求，相互尊重，相互爭論，在爭論中達成共識。惡性斗爭就是：1、暴力斗爭。2、右派霸權，其它社會階層不得說話。3、改革暴力。因為只要在改革的名義下什么事都可以干，如，賣淫的大唱“一千改、一萬改……”，當官的則可以以反改革的名義胡作非為，如，有人提意見，僅說覺得這樣作不對，馬上下令，警察馬上把人送進了監獄。
四、 世界思想文化的發展趨勢是什么？
主流精英認為，西方式民主是世界的發展趨勢，但從西方有重大影響的學者的研究成果上看，由于西方式民主存在的重大缺陷，西方正陷入一場重大的民主信任危機。或許，隨著西方民眾新的民主意識的覺醒，人們將會重新審視中國的文革，因為，在那場影響廣泛而且深遠的民主運動中，因為規則的缺乏，由希望之光點燃起來的向往之火熄滅之后，經過三十來年資本對民主與自由的折磨和權力潛機制的逆向運行，人們在反思現實的同時，目光將會不可避免的投向文革，并在剖析文革得、失生成機制之后，或許能尋找到一個新的規則機制，在世界范圍內，繼續深化文革的民主實踐。
有人可能認為，我這是癡人說夢，這個世界上再不會出現文革了。但是事實上，這個世界只要有人類存在，只要平民百姓存在對政治經濟平等的參與、管理、創造和分享的向往，人類就必然會對毛澤東的核心價值觀重新審視，并重新尋找實現毛澤東核心價值觀的路徑。在可以預期的將來，必然會有一次全球性的重新認識，因為，人類社會的斗爭機制，才是社會發展的真正動力。
當然，為了避免付出太大的社會代價，這種斗爭機制未形成前，可能在社會各階層的斗爭過程中，當然，在目前社會各階層價值目標尚未統一、甚至尖銳對立的情況下，誰也無法排除暴力斗爭，并由暴力斗爭演化為暴力革命的可能性。但從主流精英斷然拒絕承認社會現實的情況看，暴力斗爭的可能又增加了許多測不準因素。相對于中國而言，西方到率先開展了對和平斗爭機制的研究，并對社會各階級斗爭的形成機制做了深入而又全面的研究，這就為新的斗爭方式提供了參考理論。大多數研究者認為，對于社會發展而言，動態斗爭不僅不是個壞東西，而且是個好東西，因為，動態斗爭使社會永遠處于動態變革之中。
對于社會發展而言，社會發展就是一個動態變革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動態變革并不意味著都是進步，相反，大多數情況下，動態變革只是一種歷史的重復，比如，經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不懈努力，中國社會由等級制變革為全民平等、人民群眾擁有最高權利的社會，有人稱那個社會叫社會主義社會，而在我看來，那個社會準確叫法應該是全民平等的、平民民主社會，因為，從政治經濟層面上說，它是一個人人平等的擁有參與、管理、創造和分享創造成果的社會。但是，經過改革，人們發現，原來平等的社會逐漸被等級之網所代替。
面對這一現象，我們不得不重新認識，社會的動態變革不一定以進步為標志，而最大的可能是對歷史的重復。因為，在動態變革過程中，由于價值選擇的變化，社會不同力量的你消我長或者另一方完全失去權利力量，社會的動態變革就在于一種主導價值觀念的推動下，復制歷史。
在“易經”中，有兩種變卦方式，一種是逐卦遞變，另一種是逐爻遞變，但不論是逐卦遞變還是逐爻遞變，其共同的結果都是由原來的卦變回到原卦，只有中間的變卦次數不同，沒有結果的不同，這種現象我稱之為發散式系統閉環結構。因此，人們不要對社會進步期望值過高，而應該投身到社會的動態變革過程中，這才有可能推動社會在動態變革中的進步，而不是簡單的重復歷史。
在寫作本文的過程中，我也讀到 潘 老師 和韓德強 先生的部分文章，很受啟發。但對文革的某些看法， 和潘 老師的看法有所不同，因為，在我看來，由于歷史的原因，毛澤東的階級斗爭學說，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表達方式，其核心或深層次的意愿是，通過人民群眾同官僚階層以及社會各階層和平斗爭和思想斗爭，形成“一個人人平等的擁有參與、管理、創造和分享創造成果”的政治經濟新機制。在這個社會新機制中，平等、自由、民主秩序是其核心的價值觀念，從而形 成潘 老師說的“新文明、新民主、新生活”，而這種“新文明、新民主、新生活”不僅是中國人民共同的精神追求，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追求，因為人類從來沒有放棄“一個人人平等的擁有參與、管理、創造和分享創造成果”政治經濟新秩序，這就是我斷定世界會重新審視文革，并尋找實現文革核心價值觀，減少社會代價新路徑的重要原因。
我還認為，有良知的右派一旦真正認識到文革的核心價值觀念，認識到“一個人人平等的擁有參與、管理、創造和分享創造成果”政治經濟新秩序是文革的最終目標，也是人類共同的對自由民主新概念的精神追求時，他們會主動加入這個隊伍。其實，對文革的認識，不僅右派有嚴重的誤區，就是左派中人也存在嚴重的錯誤認識，文革時期是這樣，后文革時期（后三十年）也是如此。因為，毛澤東構建的新自由民主論，源自于數千年前的伏羲文化，但中國人中，有幾位真正懂得伏羲文化的呢？幾乎沒有。但如果不懂伏羲文化，是無法解讀毛澤東的新自由民主論的，更不可能懂得新自由民主論的實踐和實現過程，就是一個平等的動態斗爭過程。現在回頭看毛澤東，就是在文革時期，毛澤東看重和依重的幾位重要人物，也沒有真正讀懂毛澤東新自由民主論的心理路程。
在中國，右派中人有人自稱讀懂了伏羲，但在我看來，他們所謂的讀懂，不過是會背六十四卦名而已。他們不知道的是，伏羲文化，也既是六十四卦，在伏羲時代是根本沒有卦名的，有的只是卦畫和數字，因此，我稱伏羲文化為數字哲學。在這個數字哲學體系中，有這么幾個層次的核心內容：
一）、獨立、自由、制約，也既是宇宙和社會動態斗爭變化模型。
二）、系統是由一個個閉環系統構成的巨大系統，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但動態變化并不意味著進步，而更多的則是一種重復，并在重復與反復破與立的較亮過程中，宇宙和社會才有十分緩慢的進步。
三）、宇宙或社會，都是由無形的程序構成的程序陣列，而這個程序陣列的表現形式卻是混沌、無序，這一方面向人類揭示，混沌與無序是宇宙和社會最高也是最嚴密的秩序規律。另一方面也說明，規范社會秩序主要由兩個層面的東西所構成，一是由價值觀念形成的社會價值秩序，二是對程序的規范，所謂對程序的規范，就是根據程序邏輯形成的制度秩序。
四）、動態斗爭是動態變革的大道，動態變革是維持社會動態穩定的唯一路徑，也是最有效的路徑。但是，動態變革一旦失去動態斗爭這個內核，動態變革就成了制造社會災難的過程。在社會承受度達到極限時，整個社會就會發生巨大的裂變。
五）、伏羲文化就是中國的佛眼。毛澤東以如來佛之心靜觀世界，所以，不論左派還是右派，無論是孫悟空還是朱八戒，不論是中國人還是老外，再怎么跳達也蹦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
六、重構世界價值新秩序和國際機制秩序的機遇與方法
當今的世界秩序，基本上是由美式原則建構的規則秩序。在這個美式秩序序列中，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只有遵從的權利，沒有說不的權利，那怕美國是世界上最邪惡的國家，因為它有軍事制高權，所有也擁有了最高裁決權。而一個個邪惡的裁決，給美國帶去的是資源和財富，給世界帶來的則是災難。有人認為，美國的經濟危機是美國霸權夢的破滅，但我以為，美國有足夠的智慧可以安全度過經濟危機。但這個可以安全度過經濟危機的足夠智慧，對于世界人民來說并不是一個好消息，因為它需要眾多的國家資源和財富幫它度過這個難關。有人可能認為，我不幫它美國就行了。但其實，你只要按照美式原則制定的國際規則辦事，你就被納入了幫助美國過關的行列。
由此可知，只有世界人民的覺醒，才是美國霸權夢破滅的開始，而不是現在的美國經濟危機。
但是，什么是世界價值新秩序呢？平等、互惠、互助與和而不同，就是世界價值新秩序。平等的相互支持、互動機制，就是國際機制秩序。而世界人民的覺醒和對美式原則下的國際規則重新認識，就是構建國際價值秩序和機制秩序的最佳機會。但是，機會從來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而是人類社會共同努力的結果。因此，中國應該大力宣傳毛澤東的“一個人人平等的擁有參與、管理、創造和分享創造成果”自由民主的、核心價值觀和動態斗爭觀，大力宣傳胡錦濤總書記的科學發展、和諧發展觀，并對比分析美式原則下的國際規則，哪個有益于世界和平？哪個是給世界制造災難、掠奪別國的資源和財富。
有比較，才有高、下，美、丑，善、惡。
或許，這種努力既是為構建國際新秩序創造機會，也是延緩戰爭的有效途徑。因此，奧運會后，中國應該抓住國際影響擴大的有利時機，加大宣傳力度。當然，最佳時機應該是奧運會期間，但令人遺憾的是，主流精英把宣傳權出賣給外國人了。
當然，要建構新的國際秩序，首先就要建構國際文化，因為，沒有國際文化，就沒有國際新秩序。有人可能會說，什么才是國際文化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就需要搞清楚，什么是文化。一個社會或者團隊，自覺遵循的價值觀念，并作為各個成員的行為標準，就是文化。現在我們稱多元文化，就是因為各個國家有自己的文化，并且多元并存，才使得世界文化異彩紛呈，才給人類有“這個世界真美好”的感覺。但是，由于各個國家的文化不同，有的甚至有矛盾、有沖突，如果沒有各個國家共同遵守的價值標準，在國際交往中就成了問題。
所以，這就需要一個國際標準，這個國際標準就是國際文化。
但是，這個國際標準或者叫國際文化，必須超越各個國家的國家標準，成為各個國家共同遵守的國際標準。在這時候，美國就以美國式原則制定標準，并稱這個標準就是國際標準，但問題是，美式原則制定的國際標準是什么呢？對美國有利的，就是國際標準，對美國不利，但世界各國平等、有益于世界各國的標準，就不是國際標準，用美國總統小布什先生的話說：“我們創造事實。”但創造的事實就是怎么有利于美國就怎么創造。所以，有的國家因為美式原則下的國際標準不平等、不互惠，提出反對，反對得輕了，美國就使加壓力，反對得重了，對不起，不服氣就在戰場上見，結果有了伊拉克的戰亂，有了大大小小的戰爭。面對這種現實，國際上必須有國際文化。
但國際文化是什么呢？各個國家，不論大小強弱，都是平等的、獨立的、互惠的，有自己保留自己文化的權利，有自己選擇自己發展道路的權利，這應該是一個不能動搖的國際標準，或者叫國際文化。但現在還不是國際文化，因為，這只是我的想法，沒有成為各個國家自覺遵守的標準。思想是文化之源，但不是文化，只有人們都接受了這種思想，并成為人們自覺遵循的價值標準了，才是文化。有了國際文化，才可能有國際秩序、國際機制，包括和平斗爭機制，而不是動不動就來一場軍事戰爭。毛澤東主席說，不是戰爭促生革命，就是革命阻止戰爭，現在看革命是主流。但是，幾十年后，我們發現革命的主流變成戰爭為主流了，比如美國四處點燃戰火。美國的下一個目標就是伊朗。
所以，世界上需要一場新的文化革命，建構新的國際秩序，才能有效阻止戰爭的發生。遲浩 田 先生有一篇叫“戰爭正向我們走來（原文地址：http://www.chinathinktank.cn/ShowArticle.asp?ArticleID=9974）”的文章，誠哉圣言。我想，遲浩 田 先生也和全國人民一樣，想和平，不想打仗，但如果別國的飛機在國家的上空飛來飛去，雖然還沒有扔下罪惡的炸彈，不是他們不想扔，而是在選擇扔下炸彈的最佳時機，中國是不是要準備打仗？當然，打仗并不是最佳選擇，而是無奈的選擇，因為中國人民是世界上最熱愛和平的人民。也當然，打仗不是最佳選擇，最佳選擇就是用文化革命阻止美國可能突然發動的罪惡戰爭。
結束語
我曾經寫過一篇叫“主流精英的自私是亡黨亡國的主要根源”。直覺告訴我，中國唯一可行的民主之路，就是重新來一次有規則的文化革命，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體制改革，如果自上而下的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中國將不可避免的成為蘇聯第二，因為，如果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堅持毛澤東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就不可避免的與整個特殊利益集團形成尖銳對立。在這種情況下，特殊利益集團的路只有兩條，一條是聯合起來拼死一搏，一條是接受良知和正義的審判，但是，后一種可能比較小，事實上，如果在有一絲希望的情況下，世界還沒有人甘愿束手待斃的，而最大的可能是采取極端措施（這就是我寫“中國應該建構政治經濟危機預警和應急機制”的原因）。因此，我認為，中國只能搞自下而上有規則的民主，亦既文化革命，因為，現在的中國，到了只有平民百姓熱愛共產黨、寄希望于共產黨重新和他們一道，把他們失去的權利奪回來。他們沒有其它的希望，只有這個希望，因為，這是他們唯一可以預期的出路。
經過自下而上有規則的民主之后，徹底由外向經濟發展模式朝內需型經濟發展模式改變，因為，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只會推助權貴資本主義的進一步形成。權貴資本主義的形成，最終結果只能是中國人民的災難、黨和共和國的災難。并且下大力氣在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體系的系統布局上，以國家意志的方式，強力推進、使之有效、高效發展。對于憑智慧、勞動獲得的民間資本，也應在國家規則指導下，有方向性的投資。只有這樣，中國才可能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做大、做強。
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將來帶給中國沉重打擊的有：
一）、權貴貪腐階層。
二）、知識精英階層。
三）、外國資本對中國主權經濟的控制。
四）、右派階層（不包括有良知，以國家和民眾利益為重的右派）。
五）、國內、外反華勢力。
前四者的利益交錯扭結，相互勾結，有人在后臺策劃，有人在前臺出理論，操控媒體，而國外政要為配合這三股勢力，為中國出難題、設圈套。在這種配合戰中，扮演操作手的人從政策規則上進行操作。
如果不從這個維度上分析，中國就是個沒有解的謎。
事實上，從各色人等的登場表演的情況上看，我的這一判斷是沒有錯的。因此，如果中國不下定決心，根除這些毒瘤，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共和國距離這個災難就不是太遠了。有人認為，中國既便成為蘇聯第二，陣疼只會比蘇聯，不會比蘇聯重，但我以為，如果說俄羅斯在陣痛中用了十多年時間，終于扼住了俄羅斯這只大船的沉沒的話，中國至少需要五十年時間，因為，中國人的主體精神和責任心早就不復存在了。如果不經過二十年的陣痛，中國不會自醒，并重構自強不息的主體精神、重新擔當起社會責任的。為避免這一慘劇的發生，中國在進行有規則的文化革命的同時，徹底扭轉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
經過十年的努力，中國就會重新步入科學發展的快車道。
但中國未來到底會怎么樣，就看近期中國的價值選擇了。
2008年8月14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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