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言不美
正當輿論界猛烈批判新自由主義的時候，高尚全坐臥不安了，從10月份以來，連連發表文章，還接受了記者采訪，策劃了一個《四人談》等等，生怕新自由主義與他們倡導的那種“改革”掛起鉤來。高先生說：“另外一個干擾，就是借所謂的批判新自由主義來否定改革。……我們要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排除干擾，千萬不能因為批判新自由主義而否定改革，千萬不要上當，否則會有災難性的后果。”（高尚全：《用歷史唯物主義評價中國改革》，《經濟參考報》 2005年10月17日）高先生這些蹊蹺的話是否無意中吐露了真情？按照他的意思，改革與批判新自由主義是勢不兩立的，否則，批判新自由主義怎么能使他們遭受災難性的后果？果如此，那么他們所主張的改革是什么性質的改革？眾所周知，改革本應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自我完善，而批判新自由主義是保證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的必要手段。這二者本應當是非常一致的！鑒于蘇東劇變的慘痛教訓，批判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的改革尤顯重要。所以筆者認為，高先生那么害怕批判新自由主義，恐怕是自己心中有鬼。于是，筆者就大為不敬了，專門分析一下高先生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觀。
一， 否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鼓吹薩伊的要素價值論
高先生說：“有人認為，根據勞動價值論，商品價值是由人的活勞動唯一地創造的，因此收入分配也只應當實行按勞分配的方式。但是，在創造價值的過程中，不僅勞動而且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勞動、資本或技術本身都不能單獨創造價值，價值創造是離不開各種生產要素的綜合作用的。如果不允許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參與收入分配，那么價值創造過程就會中斷，勞動創造價值也無從談起?！保ā陡呱腥拇妗返?卷，194頁）“市場需求變幻沒測，使得價值實現過程始終面臨著市場風險，而現代意義上的“資本”恰恰是這種風險最好的物質承擔者。資本不僅作為生產的基本要素參與了價值的創造，而且作為市場風險的承擔者為價值創造提供了現實條件。因而資本通過市場回報參與分配是順理成章的事，社會對此作出適當財產制度安排也是必要的”（同上 232-233頁）
請看，高先生明白無誤地反對活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學舌于薩伊，認為“價值創造是離不開各種生產要素的綜合作用的?！薄百Y本不僅作為生產的基本要素參與了價值的創造，而且……為價值創造提供了現實條件?！憋@然，高先生把使用價值的生產混同于價值創造。對于這一謬論馬克思早已批判道：“我們可以由此了解庸俗的讓·巴·薩伊的荒誕無稽了：他想從生產資料（土地、工具、皮革等等）的使用價值在勞動過程中所提供的‘生產服務’，引出剩余價值（利息、利潤、地租）?！保R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32頁）假如高先生的“理論”能夠成立，那么，資本家就沒有剝削，資本主義社會就會萬世永存，而共產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就師出無名，從而搞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也就成為人間正道了。這決不僅僅是一個理論爭論問題，而且也是涉及他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觀的問題。他把“深化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變成否定勞動價值論，把按要素分配的歷史性政策變為要素價值論決定的永恒分配政策。他把“推動制度創新和民營經濟發展”的理由建立在要素價值論的基礎上。（詳見高尚全：《以‘三個代表’的思想推動制度創新和民營經濟發展》2001 10 09，載于《高尚全文存》第1卷227—249頁）可見，高先生決不是一種無謂爭論的人。他否定資本剝削，否定勞動價值論就說明，他是假共產黨員。他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觀蓋由此出。
二， “以人為本”竟要“突破姓‘資’姓‘社’和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縛”！
高先生說：“掀起一個以人為本的大討論。要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突破姓‘資’姓‘社’和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縛，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高尚全在 2004年2月28日上午，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在京召開“以人為本的改革觀”座談會—中改院改革形勢分析會上的發言：《樹立以人為本的改革觀》,引自《中改院改革形勢分析會觀點摘要》，中國論文聯盟2005-08-12發表 ）記得1997年臭名昭著的李君如先生首先拋出“不問姓‘社’姓‘資’（所謂第二次思想解放），不問姓‘公’姓‘私’（所謂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謬論，象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時隔七年多，這一謬論卻被高先生提升為“以人為本”改革觀的重要內容。這充分說明，高先生的改革觀是十足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觀。所謂“突破姓‘資’姓‘社’和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縛”就是突破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的“束縛”，甚至突破高先生不可告人的其他“束縛”；所謂“突破姓‘資’姓‘社’和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縛”就是最大限度地興資滅社，興私滅公?，F在高先生們很可能已經突破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的“束縛”了，那么高先生們還想“突破”什么？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社會主義國家怎么能夠放棄姓社、姓公？為什么姓社、姓公就是“束縛”，高先生們必欲“突破”？這里我們確實看到了高先生及他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決心和野心。而這個野心竟然要用“以人為本”來包裝！其實，高先生心目中的“人”主要是資本家，在次要方面還包括小生產者和其他個體勞動者。高先生的“以人為本”實質上是以資本家為本，以資產階級為本。按照高先生的主張辦，我國一旦出現了私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資本家進行大范圍的剝削，兩極分化嚴重，基尼系數畸高，那么，其結果對勞動大眾來說，決不是“以人為本”，決不是“人的全面發展”。我們可以把高先生的“突破”論稱之為高尚全歪理邪說。
三， 高尚全的“民本經濟”論，就是資本主義經濟主體論
高先生是“民本經濟”論的最早倡導者之一，在不同時間和場合都為之鼓與呼。我們順著他所鼓吹的要素價值論和上述“突破……束縛”論就可以知道他的“民本經濟”論是什么貨色。高先生說“產權多樣化的意思，我認為要點就是實現民本經濟，以民為本的民有、民營、民享的經濟。”“我們過去實行的是官本經濟。就是把老百姓的錢集中起來，根據政府少數人的意志編制計劃投資表，政府而不是老百姓是創造財富的主體?，F階段的民本經濟要實現，主要有四個標準或四條路徑：一、經濟的組織形式以民營為主；二、社會投資以民間資本為主；三、社區事業以民辦為主；四、政府管理以創造環境為主?！保ā督洕吩驴?2002-12）“民本經濟是相對官本經濟而言的，我們過去搞的計劃經濟是一種典型的官本經濟，通過長官的意志和行政方式來配置資源。而民本經濟則強調，人民是創業的主體、經濟的主體、產權的主體，是創造財富的主體。”（《中華工商時報》，2002年03月13日）高先生所指的“官”是政府的代名詞，所指的“官本經濟”不僅包括計劃經濟，還包括國有經濟，因為它是“通過長官的意志和行政方式來配置資源”的產物。高先生所指的“民”是民間的創業者、投資者、經營者。他把這些人故意擴大為全體人民，并以人民的名義論證他的“民本經濟”的偉大。高先生的“民有、民營、民享”一語來源于美國第16任總統林肯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Gettysburg）發表的著名演說。其中一句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將永世長存?！保ā?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高先生在解放前就讀于上海一所教會大學—圣約翰大學，早已將林肯名言熟記于心，于是只把民治改為民營，就很方便地造出“民有、民營、民享”一語，并用它來定義“民本經濟”。顯然，這種“民本經濟”只能是私有制經濟，主要是資本主義經濟，也包括個體經濟。不錯，我國的國情決定，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適度發展是積極的，應當肯定。問題在于，高先生要把“民本經濟”置于主體地位。所謂“經濟的
組織形式以民營為主”就是一種委婉表達。高先生的“民本經濟”的原型是溫州和臺州經濟，進而是浙江經濟。他說“在浙江、尤其在溫臺地區，社會、經濟基本格局是：經濟組織以民營為主,社會投資以民間為主，社區事業以民辦為主。到2000年，浙江的民營經濟在工業中的比重已達到80%以上。（《高尚全文存》，第240頁，《以‘三個代表’的思想推動制度創新和民營經濟發展——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2001年年會上的報告》2001年10月19日，）我們再看一下高先生對全國“民本經濟”發展的估計。他說：“從靜態的角度看，非公有制企業對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目前，我國中小企業已經超過1000萬家，其中大部分是非公有制企業。它們創造了全國一半以上的GDP，上繳稅收達到43％，創造了出口量的60％，提供了城鎮75％的就業崗位?！保ā度嗣袢請蟆?2004年11月07日）如果再算上大型私人企業，私有制經濟所占比重將會更大。有鑒于此，在2005年11月上旬舉行的“第三屆浙江·中國民營企業峰會”上高先生預測說：“浙江的今天就是全國的明天。”“ 中國下一步改革的突破點在于：民本經濟。……民本經濟就是民有、民營、民享的經濟。前20年改革的中心環節是解決企業活力，今后中國經濟的基本走向應該是投資以民間資本為主，政府管理以改善環境為主，經濟形式以民營為主。”（商通網 2005年11月7日 來源：新華網）這段話的意思是：“下一步改革的突破點”和“今后中國經濟的基本走向”是全中國經濟的浙江化（溫州化和臺州化）。眾所周知，浙江的民營經濟早在2003年初就占浙江GDP70%（《法制日報》，2004-03-10），2003年底“浙江省工商業領域非國有經濟的比重從1978年的38。7%上升到目前的90%以上?！保ㄔ珖ど搪摳敝飨踔螄骸睹駹I經濟大有可為》，轉引自“湖南頻道”hn.rednet.com.cn/articles/2003/12/494825.HTM）。所以，要實現高先生的“浙江的今天就是全國的明天”的目標，我國必須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空前大規模的私有化，大力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使“民本經濟”占全國經濟的70%—90%。至于20年改革的中心——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已是昨日黃花，不復開放。按照高先生的期望，所剩國有企業的絕大部分將要出售，其余少數也要股份化，那種純國有企業的活力問題自然就不存在了。而且出售國有企業的另一面就是壯大“民本經濟”。在高先生的“民本經濟”框架內，政府管理職能主要不是搞好國有企業，而主要是為私人資本主義的大發展“改善環境”，當好“守夜人”和服務員，從而，政府的職能將從他描繪的“虛位”、“錯位”、“越位”狀態中走向“就位”。這也就是高先生所主張的：“經濟體制軌轉的過程，本質上也是由原來的官本經濟轉向民本經濟的過程。”（《中華工商時報》，2002年03月13日）而工人階級和上億農民工、作為整體在“民本經濟”中的地位當然還是工人階級，不包括在他的“民”中。試想，人人當老板，誰去給老板做工？在“民本經濟”中工人階級屬于“民無有，民無營，民無享”的階級。當然工人們“享”到了工資。按照高先生贊揚的要素價值論和堅持的“突破姓‘資’姓‘社’……思想束縛”論，工人們既不要說剝削，更不要去反抗老板。于是乎，高先生追求的改革目標——資本主義大樂園就出現了。在那里，資本家們所享受的快樂指數要遠高于孫中山先生的“節制資本，扶植工農”政策所能提供的。
改革應當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自我完善。我們把這樣的改革稱之為真改革。而高先生主張的改革路線是一條以私有制為主體，以老板為中心，以按要素分配為主體的資本主義改革路線。這是一種損害勞工大眾根本利益，有悖于憲法的假改革。這條資本主義改革路線必然要造成資產階級與廣大工農大眾的激烈階級對抗。
四， 高尚全的“社會主義”是假社會主義
高先生說：“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并不是要堅持傳統的社會主義制度，要堅持與時俱進的制度，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制度。”（高尚全：《改革要達成共識 》，《光明觀察》刊發，2005-11-4，來源，《財經時報》）不錯，改革前的社會主義制度可以稱為傳統的社會主義制度。改革后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制度。按照憲法規定，它繼承了傳統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基本的原則。高先生妄言“不是要堅持傳統的社會主義制度”，這至少在語意上是不要堅持傳統社會主義制度所規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廢除傳統社會主義制度所規定的共產黨領導、人民民主專政、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眾所周知，就經濟體制和經濟制度而言，改革主要是把計劃經濟改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完全的公有制改為“公有制為主體”，把完全的按勞分配改為“按勞分配為主體”。而高先生的“改革”目標是要改掉這兩個主體。他所鼓吹的“與時俱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并不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制度，而是他所鼓吹的“民本經濟”（私有制）為主體和按要素分配為主體的假社會主義制度。當然，高先生會憤怒地抗辯說，他的“與時俱進的……社會主義制度”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制度?！倍P者以上的論斷是故意歪曲。其實，高先生的“社會主義”只不過是一種打紅旗的伎倆。讓我們再見識一下高先生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什么勞什子。他說：“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按照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提法，是‘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和訊網2005.11.26 16:10，財經雜志）。這就等于說，社會主義就是國家宏觀調控，或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里，高先生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他的“民本經濟”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上的，而與公有制為主體并無必然聯系。“社會主義”可以不問姓“公”姓“私”；只要有國家宏觀調控，這個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顯然，高先生的“社會主義”是假社會主義。眾所周知，我國的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完全取決于我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而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性質則完全由西方國家的私有制經濟制度決定。我國的宏觀調控固然不同于西方國家的宏觀調控，但是它本身并不能決定我國的所有制結構和性質，相反我國的所有制結構和性質決定著我國宏觀調控的內容和目標?？磥?，高先生打紅旗并不那么順當和有效，倒不如鼓起勇氣直言：“‘民本經濟’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因此以‘民本經濟’為主要基礎的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边@樣說，謬論還是謬論，但說得順當和痛快。名不副實地打紅旗并不能產生好的效果。筆者建議高先生不妨讀一下亞波里奈爾寫的《詠孔雀》，其大意是：孔雀開屏，常常向觀眾顯示它的美麗，但恰恰在這時露出了它難看的屁股眼。
必須指出，高先生引述“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提法”純系自己的捏造。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文獻中并沒有高先生引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樣定義性的完整句子。其原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為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保ā吨泄仓醒腙P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第2頁）對比原文和高先生的“引文”，筆者發現，（1），高先生刻意不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2），原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边@句話說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作用，而高先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一語是定義我國市場經濟的性質的，他的“社會主義”完全由國家宏觀調控所決定。高先生刻意將原文中“是”字后面的“使”字刪掉。由上可見，高先生為了實現自己的意圖，不擇手段地偽造了上面他的那句話。高先生這樣做，在客觀上給十四屆三中全會抹了些顏色。
以上四個方面大致揭示了高尚全先生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觀。為了簡便起見，筆者可將高先生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觀縮寫成一幅對聯：群居終日，言不及馬克思主義；俱進多年，行必為姓資與姓私；橫批：“走到邪路上去了”。為什么高尚全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者在1985—1993年竟然是我國國家體改委的副主任，其后依然是“改革”智囊中的明星呢？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是一個領導權的問題。像高先生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者還大有人在，不少人還是共產黨員。其實高尚全們是一小批假共產黨員。他們鼓吹和追求的是假改革和假社會主義。如果他們的圖謀得逞，其結果必然是資本主義的大復辟，是中華民族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大災難！這叫假共產黨員、假改革、假社會主義三假亂華。對于高尚全們所鼓吹的這種“改革”，我們的態度就不是什么反思，而是反對，批判，斗爭。反對新自由主義既是我們的權利，也是我們的義務。我們確信，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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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阿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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