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諾一九零五年生于美國堪薩斯城的一個貧苦家庭，1936年6月，當他冒著生命危險突破重重封鎖，深入紅軍腹地的時候，正擔任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的特約通訊員，是詳實地采訪紅軍的第一個西方記者。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個出身貧苦和愿意冒著生命危險去采訪紅軍的人，是務實并富有同情心的，至少他的寫作對我們研究紅軍當年的戰斗和生活情況極具價值。
1936年，也就是九一八事變發生后5年，日本正積極準備對華發動更大范圍的侵略的時候，蔣介石正在全力圍剿紅軍，不僅如此，還要一石二鳥，利用張學良和楊虎城去攻打紅軍，這樣就可以一并消耗掉張揚二人的力量。蔣介石的私欲壓過了民族救亡的共識。孟子所說的獨夫民賊，用在蔣介石身上再合適不過了。
張學良身為富二代，喜好賭博，吸毒成癮，九一八事變時，只有三十三歲，缺少經驗，又受到腐敗無能的食客的包圍，于是接受了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幾乎不放一槍就丟失了東北。小日本得到了資源豐富的東北，立刻變成了大日本。
斯諾首先到達的是當時蘇區的臨時首都--保安，和毛澤東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搜集了紅軍長征的第一手資料。
“毛澤東和他的夫人住在兩間窯洞里，四壁簡陋，空無所有，只掛了一些地圖。毛氏夫婦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頂蚊帳。除此以外，毛澤東的生活和紅軍一般的戰士沒有什么兩樣。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地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他所有的財務卻依然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物。”
——這是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描寫的紅軍領袖毛澤東形象。
毛澤東是地主富農出身，家里的經濟條件并不算差，可他當了十年紅軍領袖，生活是這樣的艱苦樸素。很多人參加革命是因為沒飯吃，活不下去了，而毛澤東參加革命不是為自己，是要救窮人，救中國。從這里，我們看到毛澤東跟魯迅有同樣一顆心，那就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正是因為毛澤東有這樣一顆救國之心，紅軍隊伍就有了靈魂，就可以長時間忍受艱苦的生活，不怕犧牲，前赴后繼地努力奮斗。這顆心就是照耀中國的紅星。
在窯洞里，面對斯諾的采訪，毛澤東一談就是十幾個晚上，講的大都是紅軍的政策、歷史，卻很少談到他個人。在毛澤東心理，個人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是紅軍的發展和民族救亡。這似乎反而更激起了斯諾對毛澤東個人生活和歷史的興趣，在斯諾不斷追問下，毛澤東簡述了自己從學校到成為紅軍領袖的成長歷程。這也為我們現在研究偉人毛澤東的心路歷程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通過毛澤東的口述，可以捕捉到兩個重要的關鍵詞，一個是“求學”，一個是“斗爭”。正是在不斷得學習和斗爭中，毛澤東迅速成長為紅軍的領袖，帶領紅軍勝利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并且成為當時對中國前途命運具有重要影響的戰略家。
當紅軍進行艱苦卓越地救亡圖存運動的時候，南京政府統治下的中國是這樣一幅圖景：
“豫、皖、陜、甘、川、黔各省災情，續有所聞。全國顯已遭多年來最嚴重的災饉，已有千萬人死亡。據最近川災救濟委員會調查，該省災區人口三千萬人，已有好幾萬人食樹皮和觀音土充饑。據傳陜西現有災民四十余萬人，甘肅百余萬人，河南約七百萬人，貴州約三百萬人。貴州災區遍及六十縣，官方的中央社承認是百年來最嚴重的一次災荒。”這段話中的災民數量共4140萬人。
南京政府的妥協退讓政策導致國家的情形每況愈下，農民生活水深火熱，災民遍地，許多省份的賦稅已經預征到六十年以上，農民無力承擔賦稅，只好放棄耕種，土地大面積荒蕪。苛政猛于虎。毛主席領導的紅軍在救人，蔣介石這只老虎在不斷得大口吃人。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蔣介石的賣國路線是必然會激起越來越多人民的反抗，那么國民黨的失敗就是遲早的事。毛澤東率領的紅軍，雖然還處在種種包圍之中，還要長期處于困難和不利的地位，但只要有了一顆救國救民之心，那么困難就是可以克服的，戰略戰術是可以制定出來的，戰士和武器是可以源源不斷地得到補充的。
紅星照耀下的中國，正在逐漸走出半殖民地的深淵，終將走出一個獨立自由的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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