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要中國站起來？還是精英站起來？--我看《中國站起來》一書
【按：摩羅曾經是個真誠地迷信美國迷信西方的自由派。“文革”理想破滅后，全世界思潮向右轉。中國也從八十年代以來產生了西化派自由派群體，此群體中有兩類人：第一類是真誠信仰西方的體制與文化，認為引進西方資本主義可以救國救民。第二類人其實本身沒有什么信仰，他們只是被西方收買的漢奸，他們執行西方壟斷資本布置的戰略任務，意圖將中國誤導到西方資本主義體系中，變中國為西方殖民地。第一類人早在90年代就完成了轉型，歷史與現實教育他們西方自由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因此回歸馬克思回歸毛澤東，回歸社會主義，這類人就是新左派群體。摩羅《中國站起來》一書的出版的最大的價值是證明了--這個當年最頑固的西化派自由派也終于認識到了西方思潮的危害性。如果說在八十年代，西方社會的真相及中國與西方接軌的惡果尚未充分展露的時候，自由派群體中的確有很多人屬于第一類人。而到了2009年，這是一個中國與西方全面接軌徹底失敗的時代，也是整個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全面步入危機的時代，此時此刻，連摩羅也幡然醒悟，那些仍然頑固堅持西方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理念的知識分子及官僚（吳敬璉、高尚全、吳建民、張維迎、茅于軾、杜導正、吳思、李銳、楊繼繩、徐友漁、賀衛方、余杰等人），則只能是第二類人，他們自身的利益決定了他們的思想取向——這與人們看到的一系列事實是相符的——自由派們在赤裸裸地為中國及西方的資本家集團服務，從而獲得物質利益。在這個意義上說，摩羅是一個坐標，對自由派而言，是揭露他們偽善的面紗、將他們打回原形的一個危險的坐標。】
新年伊始，中國除了天氣有點冷之外，其余的都很熱。開會熱，評獎熱，拆遷熱，建房熱，售票熱，春運熱，維和熱，救援熱，捐款熱，扶貧熱，腐敗熱，反腐熱，等等等等，總之，一切都很熱。不僅經濟政治熱，而且思想文化也很熱。眼下，一部名為《孔子》的大片就正在熱映，一部名為《中國站起來》的“大作”也正在熱銷。
《孔子》這部電影，雖然號稱大片，實際上卻沒有任何的新意。可《中國站起來》這部書則完全不同了，洋洋灑灑十幾萬言，不僅語言氣勢非凡，而且還充滿了新意，這部書新就新在不僅要徹底顛倒“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歷史，而且還要把“五四運動”所砸碎的，進行徹底地修復。
《中國站起來》這部書的名字非常響亮，非常直觀形象。“中國站起來”，更符合中國人的愿望，可該書的內容卻只能令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失望。作者在該書中所表達出來的唯一愿望，就是要中國的文人和精英站起來，而不是要中國站起來。這一點，如果結合該書的作者于去年十月將該書的一部分內容登載在《環球財經》報上時所命名的《五四所砸碎的，我們必將修復》這個標題來看，就會使人更加明白。
如果站在美國人，日本人或者是印度人的立場之上來看，該書確實不失為是一部好書，但是如果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來看，尤其是站在中國工農勞苦大眾的立場上來看，則完全就會是另外一種感受了。該書的最大特點，就是誤讀歷史，割裂歷史，歪曲歷史、顛倒是非，倒因為果。作者摩羅先生真正的目的，就是要為孔孟之道翻案，希望能夠重新確立儒家思想在中國的統治地位，使儒家思想站起來，而不是要“中國站起來”，更不是要中國的工農勞苦大眾站起來。
中國人都知道，“五四運動”是以愛國青年學生、先進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為主掀起的一場拯救中華民族的愛國運動，是中國的無產階級第一次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是一場中國人民掙脫儒家思想束縛的思想解放運動，是一場中華民族從帝國主義的殖民奴役的枷鎖下掙脫出來的民族解放運動。“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主流直接促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導致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從而掀起了波瀾壯闊的以工農勞苦大眾為主力的反抗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殘酷統治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了中華民族的真正獨立，從而改變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至于胡適等人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期間，借打倒腐朽沒落的儒家思想的束縛之機傳播實用主義，無政府主義，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等，只能算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支流或逆流，且早已受到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主流的批判。而摩羅先生卻不去予以分辨，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主流的愛國主義同實用主義，無政府主義，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等放在一起，在《中國站起來》一書中以大量的篇幅予以了嚴厲地譴責和無情地批判。特別是還以大量的筆墨重點譴責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領袖人物，重點譴責了魯迅。“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根本沒有，而且也不可能造成中國人精神的崩潰。根本沒有，而且更不可能造成中國傳統文化的崩潰。“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只是將中國人的思想從孔孟之道的束縛下解放了出來，因此才只造成了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儒家思想的崩潰；“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只是將麻木已久的中國人喚醒了，積極投身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與奴役的斗爭洪流中，從而造成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統治的崩潰。如果說儒家思想是不是束縛了中國人思想二千年的精神枷鎖這個問題還可以進行商榷，被砸碎的孔孟之道也可以修復的話，那么被中國人民砸碎的帝國主義奴役中華民族的殖民統治鎖鏈也可以修復嗎？早已被歷史所淘汰的封建制度也應該恢復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真理也要徹底否定？只有社會主義才挽救了中華民族的歷史也要徹底顛倒嗎？
對中華民族目前出現的嚴重危機，摩羅先生表現出了萬分焦慮的關注心情，也表達了拳拳的愛國之心，愛中國之心。但是，如何看待目前嚴重危機產生的原因，摩羅先生卻把它歸罪到了“五四運動”上，歸罪到了我們放棄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上。至于如何解決目前的嚴重危機，摩羅先生也給出了治療的藥方，那就是“回歸康梁”。“回歸康梁”，就是要回歸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道路上，就是要在思想和文化上向孔孟之道回歸。摩羅先生在總結目前嚴重危機產生原因的這個問題上，明顯地是在割裂歷史。摩羅先生這么做，可能是在目前的語境下，有意地在回避著什么，也可能是還有更為深刻的用意。對于如何才能使中華民族擺脫目前的嚴重危機，不客氣地說，摩羅先生開出的這張“回歸康梁”的藥方，還不及胡適的那張“全盤西化”的藥方。胡適“全盤西化”的藥方雖然拯救不了中華民族，更拯救不了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全盤西化”雖然必然會導致洋裝穿在身，我心也不是中國心，但是如果搞得好的話，或許還能剩下一個中國身。如果“回歸康梁”，回歸“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道路，回歸傳統的孔孟之道，那中國人不用說中國心，就連中國身也必然保不住了，全體都將成為孔孟之道的“高尚”殉道者。對于目前中國出現的嚴重的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危機，確實是由于我們放棄了自己的文化才造成的，這一點，摩羅先生看得很準確。但是，是由于我們放棄了哪種文化才產生了新的民族危機？是由于放棄了儒家思想還是由于放棄了毛澤東思想？從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直到“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這段期間，中國并沒有放棄儒家思想，可中華民族的生存危機還是產生了。而放棄了儒家思想之后，由于找到了社會主義道路，由于誕生了毛澤東思想，中華民族才不僅擺脫了民族生存危機而重新站立了起來，民族的傳統文化也得以恢復。而且，“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民族新文化也正在創造之中。這一次，中華民族在原本沒有任何外來威脅的情況下，可由于放棄了毛澤東思想，民族危機不僅越來越逼近我們，并且還越來越嚴峻。而且不僅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出現了危機，甚至就連民族生存也面臨著嚴重的威脅，所以才招致摩羅先生大聲疾呼：“中國站起來！”至于如何才能擺脫危機，拯救中華民族。這張良方，中國人民早已找到并付諸實施過，而且還取得了巨大的療效，這個救世的良方，就是毛澤東思想。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夠救中國的事實和道理，地球人都知道，摩羅先生也不可能不知道。但是，如果按照毛澤東思想這個救世良方來救中國，那么中國的工農勞苦大眾就將站起來。中國的工農勞苦大眾站起來，中國的文人和精英也就等于倒了下去，因為中國的文人和精英是從來不屑與工農勞苦大眾站在同等的地位上的。
中華民族長期挨打，尤其是近代嚴重挨打的事實早已告訴了人們，孔孟之道站起來，中華民族就得倒下去；文人和精英站起來，工農勞苦大眾就得倒下去；中國的工農大眾倒下了，中華民族也就倒下了；中華民族倒下了，中國的文人和精英卻未必會倒下。先天缺鈣，長了一身軟骨的中國文人和精英們雖然撐不起中華民族的偉岸身軀，可是，由于文人和精英在長了軟骨的同時，還長了媚骨，所以他們從來沒有讓自己倒下去。北宋末年到南宋初，當金兵打來的時候，軍妓出身的梁紅玉擂鼓戰金兵，而進士出身的北宋王朝的高官張邦昌和劉豫卻在金人的扶持之下，當上了偽楚和偽齊的兒皇帝，站到了更高的位子上；出身行伍、“盡忠報國”的岳飛冤死了，可賣國求榮狀元秦檜卻始終屹立于朝堂之上，并在金人強有力地支持下，還當上了終身的宰相。明末清初，當“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后中國人的血還在汩汩而流的時候，當民眾的抗爭還在持續的時候，當流亡緬甸的永歷皇帝還在世在位的時候，熟知孔孟之道的一些身為明朝遺民的儒家讀書人就踩著同胞的尸骨，開始赴清都趕考做官去了。抗日戰爭的時候，包括大字不識的少年王二小在內的工農勞苦大眾沖殺在拯救民族危亡的最前線，無數人因此倒了下去，而滿腹經綸的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等人卻跑到四川大后方繼續“之乎者也”，徜徉于山水之間去了。文人和精英們之所以特別懼恨“國民劣根性”這個概念，之所以信口雌黃地硬說這個概念是西方殖民者和魯迅等“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先賢們強加在中國人頭上的，就是因為劣根性的這個概念徹底揭破了他們的老底；文人和精英們之所以特別憎恨魯迅，就是因為魯迅用他那如同匕首和投槍似的筆，把中國幾千年來文人和精英的虛假畫皮剝了個干干凈凈。
中國人有沒有劣根性？有。中國人劣根性最明顯的表現，就體現在一部分文人和精英們的身上。身為一個中國人，卻說，“假如有來生，當兵就當美國兵”，“救美國就是救中國”。能說出這樣話，是不是劣根性使然？愛國學生在法國嚴重侮辱我中華民族的時候，自覺抵制法國的“家樂福”，可有人卻說“管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好的愛國”，這種話算不算是劣根性的標志？制定了“市場換技術，打工換外匯”策略的人，身上具不具有崇洋媚外的劣根性？將外國的垃圾文化和垃圾產品引入中國的，將洋節和洋教引入中國的，是不是文人和精英們干的？這些問題所體現出來的，是不是最典型的民族劣根性？這樣說可能等于正好為摩羅先生的結論提供了依據：這些事情不都是發生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之后嗎？所以，中國人的劣根性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造成的。那么，挽大明王朝于即倒的于謙和力抗滿清的袁崇煥，功在民族，利在國家卻遭人陷害而身死家滅；譽滿江南但氣節尚不如一個妓女的大儒錢謙益，在舊主尚在的情況下，主動背明降清。等等等等，這些難道不是國民劣根性造成的？這些也是發生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之后的事嗎？
為了證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先賢們精神崩潰，摩羅先生竟然不惜這樣來歪曲歷史：“清末時期，中國受盡了西方殖民者的凌辱和掠奪，可是那幾代人一直沒有低下頭來。無論是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還是光緒皇帝、慈禧太后，以及或開明或保守的各路大臣，沒有人被西方殖民者所編造的意識形態謊言所誆騙。他們對于殖民掠奪者的丑惡行徑具有清醒的認識，一直不接受西方人所建構的意在為其殖民掠奪服務的世界圖式，一直把西方意識形態當作一種地方性知識拒之門外，而沒有主動地將自己安放在西方意識形態給我們設置的屈辱地位。”
歷史的真實狀況如果真的如此，那“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句話又是誰說的呢？曾國藩和李鴻章在西方殖民者的武力威脅面前真的沒有低下過頭嗎？那就請去看看曾國藩和李鴻章在處理“天津教案”和處理“馬嘉里事件”時的表現吧。
為了證明回歸康梁，回歸“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道路，回歸孔孟之道能夠救中國，摩羅先生在《中國站起來》一書中，以大量的筆墨，以高度的熱情盛贊了“洋務運動”的主導人曾國藩、李鴻章等和推動了“戊戌變法”的康有為和梁啟超。但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不僅沒有挽救得了中華民族，反而還將中華民族推向了更加苦難的深淵。從此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這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之上，再加上了一座官僚資本主義的大山。摩羅先生如此地推崇“洋務運動”和急切地盼望“回歸康梁”而拒絕毛澤東及毛澤東時代，是因為“西學為用”既可能使“中國站起來”，而“中學為體”又必然不會使儒家思想倒下去。但不應忘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及康梁主導的“戊戌變法”之所以遭到失敗，就是由于他們不懂得“體”與“用”的相互關系，或是雖然懂得了“體”與“用”的關系，但為了維護本階級的利益，也不得不這樣做。“體”與“用”之間的相互聯系是回避不了的，器物改變之后，必然會引起人們思想觀念的改變。思想觀念改變之后，必然又會引起社會結構、政治體制和傳統文化的改變。
中國站起來，只有文人和精英的站起來是不夠的，只有廣大的工農勞苦大眾也都站了起來，中國才算是站了起來。廣大的工農勞苦大眾只有精神上的站起來，也不能算是站起來。只有廣大的工農勞苦大眾在政治上經濟上都站起來，才能算是真正地站了起來。衡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是站了起來，還是倒了下去，有一個極為簡單的標準，那就是看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婦女是站了起來，還是“躺”了下去。在《中國站起來》一書中，摩羅先生說：“一九0九年，看不到中國崩潰的是有眼無珠；二00九年，看不到中國崛起的也是有眼無珠。”“一九0九年，看不到中國崩潰的是有眼無珠”這句話，摩 羅 先生說得非常的準確；可“二00九年，看不到中國崛起的也是有眼無珠”這句話，摩羅先生就有點信口雌黃了，或者是為了迎合什么。這句話可能連摩羅先生自己都不相信，而且在邏輯上也存在著明顯的自相矛盾。中國都崛起了，還用得著你勞心費力地高叫什么“中國站起來”嗎？在幾千萬工人失業、上億的農民失地、大量的少年兒童失學、大量的官員失足、上億的工人農民又重新淪為資本的奴隸的時候，在一個上千萬婦女被逼迫得要靠出賣肉體來養家糊口，在一個黑心磚窯、殺人礦井、血汗工廠普遍存在的社會，在一個官員和普通的國民都爭先恐后地往外國跑，青年婦女以爭嫁外國人、甚至是外國的老頭子都為榮的國度里，摩羅先生硬是看出了正在崛起，不知是具有怎樣的“慧眼”？摩羅先生看到二00九年正在崛起的唯一依據，可能就是所謂的GDP增長。三十年來，中國的GDP確實是一直都在增長，可那付出的是怎樣的一種代價？污染的天空、大地、河流、空氣，何時才能恢復原有的潔凈？血汗工廠、殺人煤窯、黑心磚窯，何時才能不再流血；光禿的山川，何時才能綠樹成蔭？工人和農民，何時才能不再受奴役？“躺”下去的姐妹，何時才能站起來？出賣而且還是賤賣給外國資本的工廠和礦山，什么時候才能回到人民的手中，戰略資源的稀土，何時才能不再只賣個蘿卜的價錢？靠這樣的代價支撐起來的GDP增長，能夠持續多久？
崛起與崩潰，先進與落后，強大與弱小，富裕與貧窮，優與劣，這些概念都是相對的。沒有對比，僅憑自我感覺就對自己崛起與強大做出的認可，與意淫相比又差了些什么。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在一個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中實現崛起，離不開一個全民族的共識，離不開一個正確的、完整的、長期的發展戰略，離不開強大的民族凝聚力，離不開一個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離不開強勁的戰略執行力，離不開超凡的膽魄與堅韌的意志。目前的中國是世界上唯一還沒有完成統一的大國，不僅臺灣離大陸越來越遠，而且西藏和新疆也產生了越來越強烈的分離傾向。如果在我們的共識、戰略凝聚力、膽魄與意志等方面還一切都正常的時候，臺灣問題，西藏和新疆的問題也許不僅不能造成多大的麻煩，而且還可能早已解決了。可是看一看我們如今在處理上述這些問題上的表現，相信每一位真正的中國人不僅會對我們民族的未來產生深深的憂慮，而且可能更會感到深深的恐懼。
二0一0年一月六日，美國國防部宣布向臺灣出售價值六十四億美元的升級版的“愛國者”導彈。對“愛國者”導彈稍微了解的人都知道，升級版的“愛國者”導彈具有攔截對方彈道導彈的能力。攔截彈道導彈，離不開衛星的引導。臺灣沒有自己的軍用衛星系統，若使“愛國者”導彈形成真的戰斗力，那么就必須使用美國的軍用衛星。因此，美國售臺“愛國者”導彈，意味著要將臺灣納入自己的戰區導彈防御體系，此舉的政治意義要遠遠地大于軍事意義，意味著美國將對臺獨勢力提供更多更有力的支持，將給中國的統一制造更大的障礙。在美國宣布售臺“愛國者”導彈之后，我們是否看透了其幕后的潛在用意？都采取了哪些有力的反擊措施？我們的有關部門除了“表示強烈的不滿和繼續關注”之外，只進行了一次反導試驗。對美國潛在地宣布對臺灣提供軍事保護，對如此嚴重阻礙中國統一的行為，我們的有關部門卻只進行了一次防御性質的反導試驗，然后便杳無聲息了。一個男人，當流氓闖入其家，已經開始伸手侮辱他的妻子或女兒了，他卻趕緊拿出一根松緊帶，系在他的妻子或是女兒的褲腳上，然后大聲高叫：“我要堅決保護你小腿的清白！”這樣的保護與高聲叫喊，有什么實質上的意義，對流氓是能起到威懾作用還是起到了縱容的作用？在如此嚴峻的國際局勢面前，在國家的安全和統一面臨如此嚴重的威脅的時候，憑著如此維護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信心、決心、勇氣和膽魄，就奢談什么崛起，除了是意淫之外，還能是什么？
摩羅先生在《中國站起來》這部書里表達出來的愛國立場不會有任何的問題，摩羅先生的愛國激情可圈可點，可欽可配，可摩羅先生的認識，卻實在是不敢恭維。立場的問題確立了之后，認識就成了解決問題的關鍵。中國人在認識的這個問題上，總是不時地就會出現一些問題，而且有時問題還很嚴重，甚至是致命的。中國人之所以在認識的這個問題上不時地就會出現一些問題，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國人長期養成的直線型的思維方式。這樣思維方式的特點，就是不注重對事物內在運動規律的探究，不注重演繹推理，而只注重事物外部方面的直觀變化，凡事總愛用事實和經驗來說話。所以中國有句古話，叫做“不見棺材不落淚，不到黃河不死心。”這樣的思維方式，難以對自然科學的發展起到根本性的推動作用。因此，中國古代只能產生算術，而產生不了數學，中國古代的自然科學的發展，只能靠經驗的堆積而成，所以很難發生質的改變。而自然科學的停留與滯后，又反過來影響了社會科學的發展，從而使中國古代的社會科學在解釋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上，要么是靜止不變，要么就是玄而又玄，因而才導致了中國人思維方式的凝固，也造成了中國古代社會形態的相對穩定。在認識這個問題上，就連信奉辯證唯物主義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早期的時候，也經常犯路線上的錯誤。直到用幾十萬紅軍將士和共產黨人的鮮血和生命交夠了這筆學費，才認識到了毛澤東的正確，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才普遍相信了毛澤東思想才是真正的科學。對于中國目前為何會出現精神崩潰問題，摩羅先生把它歸結為是由于那些精英和體制內的文匪們身上的“洋奴”情結造成的。這樣的歸結，摩羅先生做得很準確，但是，摩羅先生在總結那些精英和體制內的文匪們是如何產生濃重的“洋奴”情結時，可能是為了回避什么，卻硬生生地將中國的歷史割斷了八十年，從二十世紀初直接跨越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樣的割裂，不僅能將當今中國精英和體制內的文匪們身上產生的“洋奴”情結，與“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聯系在一起，而且也能繞過毛澤東與毛澤東時代。其實摩羅先生最想、也最應該割斷的是從“五四運動”到毛澤東時代的這六十年，而這六十年，正是中國人民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啟蒙與召喚下，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率領下，進行艱苦卓絕的拯救中華民族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強盛中華民族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六十年，是中國人民走向站起來的六十年，是走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的六十年。在無法否定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性的情況下，只有割斷這六十年的歷史，割斷中國人民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從而才曾經站起來過的這段歷史，才能將中國重新引回到孔孟之道上來。
其實，不論是社會主義道路，還是孔孟之道，只要能夠引領中華民族走向強盛，就不妨走下去；不管是毛澤東思想，還是儒家思想，只要是能夠將中華民族凝聚在一起，我們都可以信仰。可是，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了，孔孟之道不僅不能引領中華民族走向強盛，而且還只能導致中華民族走向衰落；儒家思想不僅不能將中華民族凝聚在一起，而且還只能使中華民族成為一盤散沙，導致落后挨打，因此才留下了直到今天還仍然需要摩羅先生在不斷地發出《中國站起來》的吶喊。今天，為了證明中國的傳統文化的先進與強大，在中國出現了一種奇怪的論調：“由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被滿清給過濾掉了，所以才造成了中華民族在近代的衰落。”當年，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滿清統治者極有可能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過濾掉，然后塞進更多的糟粕。中華民族近代的衰落與挨打和滿清統治者的腐朽昏庸與短視有直接的關系，滿清統治者對中華民族在近代的衰落與挨打負有無法推脫的歷史罪責。可是，宋明兩代時期的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還沒有被滿清統治者過濾過吧，那宋明兩代因何卻亡了國？莫不是從唐宋明時期中國就開始自己過濾掉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
我們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有沒有糟粕？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與儒家文化是怎樣的關系？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危機是因何產生的？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先賢們對國民劣根性的揭露和批判造成了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崩潰，進而又導致中華民族遭到了西方和日本的侵略與奴役才產生了深重的民族生存危機？還是中華民族在儒家思想的束縛下，造成了日益衰落，從而在反抗西方和日本的殖民入侵屢遭失敗的情況下，才產生了深重的民族生存危機？“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先賢們對國民劣根性的揭露和批判是為了進一步禁錮和麻醉中國人的思想和精神？還是為了通過對國民劣根性的揭露和批判，喚醒精神嚴重麻木、血性嚴重缺失的國民，在完成拯救中華民族的同時，進而完成拯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歷史重任？摩羅先生之所以生拉硬扯地將國民劣根性這個問題推到西方殖民者與“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先賢們的身上，聲嘶力竭地否認國民劣根性的存在，硬說國民劣根性這個問題是西方殖民者與“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先賢們臆造出來的，是強加在中國人頭上的。摩羅先生也應該知道，國民劣根性只能是客觀存在的，而不是他人能夠主臆想出來的，更不是外部能夠強加的。只不過是在沒有經過對抗和較量的情況下，國民劣根性顯現不出來而已。在中華民族與西方民族以及日本的較量中，中華民族的劣根性不僅暴露了出來，而且還暴露出了其產生的原因。可是，這足以致中華民族于死地的劣根性在暴露出來之后，又被那些虛榮心極強，妄自尊大，善于自我掩飾的文匪們編織成了“皇帝的新衣”。為了挽救中華民族，魯迅等“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先賢們不得不將其喝破罷了。魯迅等“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先賢們喝破文匪們精心編織的這件“皇帝的新衣”，開展對國民劣根性批判的重要意義就在于找出了導致中華民族衰落的病根。并通過開展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將精神麻木已久的同胞從沉睡之中喚醒，勇敢地反抗西方殖民者的奴役，以挽救中華民族，而絕不是什么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自我丑化，更絕不是什么對中華民族精神的自我矮化。謊言編織著最怕與最恨的人和事，就是莫過于將其精心編織的謊言戳破了。
國民劣根性的產生，只能是傳統文化及社會經濟架構和政治架構造成的。中華民族產生了如此深重的劣根性，孔孟之道難辭其咎。摩羅先生拒不承認中華民族存有劣根性，并說劣根性這個問題是西方殖民者與“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先賢們主觀臆造出來并強加給中國人的。這種說法，真是即為孔孟之道進行了開脫，又給“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先賢們潑了臟水。這樣的篡改歷史，真是起到了一箭雙雕的功效。
正如摩羅先生所說的那樣，國民劣根性的問題是任何民族都存在的，而不是中華民族所特有的。中華民族在與其他民族的對抗中表現出來的最明顯的劣根性，也是導致中華民族在與其他民族對抗中落敗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缺少血性。由于缺少血性，才導致了我們一貫逆來順受，唾面自干，進而才造成了民族精神的麻木。由于缺少血性，才造成了我們認識上的混亂；由于缺少血性，才使我們中華民族遭受了如此多的苦難。因此，毛澤東的一生才要殫精竭慮地恢復中華民族的血性，鼓勵人們的“反潮流”精神，提升中國人民敢于反抗的勇氣。可惜的是，隨著毛澤東的逝世，此舉也就人亡政息了，中華民族在毛澤東時代恢復起來的那些血性，也被當做是“文革”差不多都被清洗掉了。至于如今我們這個民族的血性還殘存了多少？這個問題不好回答。但是，只要我們中華民族還有一個婦女要靠出賣肉體來養家糊口，那就是中華民族全體男人的恥辱。只要看一看如今我們這個民族有那么多的妻子女兒和姐妹竟然要靠出賣肉體來養家糊口，而我們中華民族的男人又是怎樣的一種表現，就知道我們這個民族的血性還殘存多少了！
中華民族的命運可真苦，中國工農勞苦大眾的命運真是更苦。中國有句古話：百年一輪回。可只有幾十年，中華民族就走完了一個輪回。在火車都提速的時代，社會變革也隨之加快了。曾經令中華民族差點就亡國滅種的孔孟之道，而且如果站在漢民族的角度去看，曾經真的令漢民族雖未滅種但也曾兩度亡了國的孔孟之道，直到今天還能令某些人如此的癡迷，這就難怪那個連巫婆神漢都不如的李洪志也竟然能夠擁有如此眾多的誓死追隨者了。在國力蒸蒸日上時候，憑借“三個世界理論”，手握“兩彈一星”在國際上縱橫遲騁的中華民族、乘坐著“運十”大飛機在藍天上自由翱翔的中華民族竟突然自我閹割、自我矮化、自我殖民、自甘下賤，不僅雄雞從此變成了草雞，而且還自我產生了一大批的洋奴和買辦，甚至是漢奸，莫不是中國人都成了《法門寺》里的賈桂？這一點，還真讓摩羅先生說著了。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絕不是摩羅先生所說的那個原因，借用一句廣告詞，那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中國要站起來，中華民族要崛起，中國的工農勞苦大眾就必須要盡早覺醒。只是，前途雖然是光明的，可道路也往往是曲折的。中國人民曾經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率領下，踏著成千成萬的先烈的血跡站了起來。如今中國人民要再度站立起來，那就必須還要沿著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才行，只是但愿這條道路上別再灑滿烈士的血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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