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發生的三鹿奶粉造假事件令人印象深刻。這些日子翻閱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讀到書中提到的那個時代的工廠主在商品中攙假造假的情況，對比當今發生的三鹿奶粉造假事件，令人驚嘆歷史居然有如此驚人的相似之處！產品造假，在一百多年前的英國，在其“市場經濟”發展之初也是比比皆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物定的內容和目的”所做出的科學結論，就是當年那些產品做假現象的根本根源。分析當今三鹿奶粉造假行為的動機根源，與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得出的結論幾乎完全一樣的。而雖然當今發生的三鹿事件與一百多年前原始資本主義時期資本原罪的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但我們卻沒有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防止產品造假而進行的有效的監督管制。因此，也不免對當今的我們所面對的某些時代特色發出某些質疑。
關于西方原始資本主義初期，工廠主進行產品造假的情況，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了幾個很有意義的事例。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中，引用了魯瓦爾·德卡爾《論偽造圣物》的內容。內容是這樣的：
“法國化學家舍伐利埃的一篇論商品“攙假”的文章中說，他所檢查過的600多種商品中，很多商品都有10、20甚至30種攙假的方法。他又說，很多攙假方法他還不知道，而且他知道的也并沒有全部列舉出來。他指出，糖有6種攙假方法，橄欖油有9種，奶油有10種，鹽有12種，牛奶有19種，面包有20種，燒酒有23種，面粉有24種，巧克力有28種，葡萄酒30種，咖啡有32種，等等。甚至仁慈的上帝也不能逃脫這種命運。”
此處敘述的情況，可謂觸目驚心。
本篇還提到一個肥料制假的例子，書中說：“煤煙是碳的一種高效形式，可作肥料，資本主義的煙囪掃除業者是把煤煙賣給英格蘭租地農民。1862年，一個英國陪審員審理了這樣一個案子：賣者瞞著買者在煤煙中攙了90%的灰塵和沙，這樣的煤煙空間算是‘商業上’的‘真正的’煤煙呢，還是‘法律上’的‘攙假的’煤煙。‘商業之友’判決說，這是商業區上的‘真正的’煤煙。原告租地農民敗訴，并且還要支付訴訟費用。”
馬克思還引用了面包攙假的例子。書中注釋道，英國下院“食物攙假”調查委員與哈索爾醫生揭露的情況說，面包廠商在面包制作中，將明礬磨成細粉，或與鹽混合，制成所謂“面包素”。（筆者注：以上內容見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288頁與第289頁）
這些一百多年前的例子在今天讀起來，多么像當今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情。
對于書中列舉的工廠主的種種劣跡，馬克思的結論是：“不管生產方式本身由于勞動從屬于資本而產生了怎樣的變化，生產剩余價值或榨取剩余勞動，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物定的內容和目的。”（見本卷第344頁等）如今，距離馬克思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年，環繞我們的周圍，雖然當今主流社會對資本進行了高度的贊美，不幸的是至今我們所接觸到的現實仍然與馬克思一百多年前下的這一結論是完全相符——“資本主義生產的物定的內容和目的”至今仍然沒有任何改變。三鹿事件發生的原始動因，正是起源于這個“資本主義生產的物定的內容和目的”。 同樣的道理用在外資身上也是一樣，比如，我們期望引進外資“帶來先進的技術與管理”“以市場換技術”等等，到目前為止也還是一廂情愿的臆想。
由此我們也要回憶一下經歷過的共和國的歷史：文人們鼓躁攻擊毛澤東時代“沒有法制”，喋喋不休“十年浩劫”之混亂乃至“崩潰”，但那時誰也沒有遭遇假貨的經歷。面對這一點，文人們始終處于難以自圓其說的尷尬窘境。其實根本原因在于，毛澤東時代堅持的是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這與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完全不同的。正因為兩種生產方式的生產目的各不相同，才有這種涇渭分明的效果。因此，這也就是為什么三鹿的前身——成立于1956年的那家幸福乳業生產合作社，在“沒有法制”的幾十年中卻沒有過什么造假事件；這也就是為什么偏偏在如今這個“偉大的新時代”中，在幾次“思想大解放”之后，在企業精英們的“科學管理”之下，卻犯下了如此傷天害理人神共憤的滔天罪行。因此，在此重提商品生產中的生產目的問題，也是完全必要的。
由此，可以進一步提醒我們，當主流們在高歌“解放思想”中熱情歌頌資本贊美資本之時，當主流們歡呼資本在推動經濟運行特別是在高速推動GDP的之時，絕不能對資本“惡”的一面熟視無睹，絕不能將腦袋鉆進沙子里，不承認其“惡”的存在，對其放縱不管。孫中山早就提出“節制資本”的方針，就是清楚地認清了資本的負面作用，對于今天仍然有效。節制資本，就是用法律等手段對其負面進行約束。我們看見，距資本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雖然前些年西方世界仍出現的普華永道會計事務所那樣重大的造假事件，但當年那種惡劣的商品造假現像還是極大地減少了，就生產假貨這一點來說，已被比較有效地置于法制監督約束之下，像三鹿事件這樣長期的，大規模的行業造假現像在他們那里現在應是難以想像的。這應主要歸咎于西方經過百年多來的法制監督機制的發展，正是像 郎咸平 教授所強調的，現代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是法制化社會。（當然，在現代西方國家中，馬克思所講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物定的內容和目的”依然沒有根本的改變，其“惡”的一方面以更高級，更“文明”的方式運行，其危害烈度有增無減，如最近發生的金融危機）
那么，在當前我們生活的這個“特色”環境中，我們的監督約束是怎樣的呢？現實中，各級行政部門對資本做出的諸多曲意迎合，甚至超國民待遇，明顯是自身有意的失職行為，在實踐中是對民眾利益的侵害。而主流們批了近三十年計劃經濟，贊美了近三十年市場萬能，是對民眾進行的又一場觀念上的忽悠。
由此，我們還可以提出更多的質疑：
以號稱“吳市場”而一度出盡風頭的吳敬璉為首的那幫極力鼓吹自由市場經濟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精英們，他們對真正的現代市場經濟究竟懂得多少呢？
做為執政指導方針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實際操作中已變味為“經濟可以沖擊其它”，在這種氛圍之中實現“法制化社會”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
即使是實行了某種程度的“法制”，在上述方針的引導下，“法制”在實際操作中是否會淪為蔑視大眾利益而為資本“保駕護航”的護院家丁呢？（以三鹿免檢待遇為實例，完全是這樣）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質疑：被經濟學精英們贊不絕口的企業改制，將國家集體的公共財產強行分配給極少數人，而將大批國企或集體員工強行驅趕出企業，這究竟是“先進文明”的現代資本主義式的資產分配方式，還是野蠻落后的封建專制式的資產分配方式？
三鹿，做為全國奶業處于行業領導者地位的特大型企業，早已實行了“現代股份制改造”，改制成時髦的“民營經濟”，管理層持大股，當然不存在所謂產權不明晰的問題，而且三鹿與國外大型奶制品企業合資，算是與國際接了軌。這樣的企業，按經濟精英們的說法，算是“最好的”運營機制了。但事與愿違，卻出現了帶頭造假并使消費者至死的惡劣案件，其卑鄙無恥，骯臟下流，在全世界也是掛得上號的。這不僅僅是給那些經濟學家精英們一記響亮的耳光，也不僅僅給人們上了一堂生動的資本原罪之課，還給予我們這樣一個理念：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大地催生出的了這樣的一類資產階級，其主體構成是以依靠權力牟利的“官倒”以及借國企“改制”之機竊取國民財富產生的“企業家”，以這二者構成的資產階級群體，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史中所見到的最低能的資產階級；它在娘胎里就是靠掠奪國民財富孕育生長的，其無恥下流堪稱全世界之最；它在成長之初就與社會大眾離心離德，根本不具備西方資產階級誕生之初的那種朝氣，那種先進性、革命性。雖然這個群體中也不乏姣姣者，但就其整體而言，它一開始就是腐朽墜落的，完全不能與西方資產階級誕生之初相比。三鹿，就是這種腐朽性的一個寫照。
就此我們可以斷言，這樣的階級根本不是所謂“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完全不具備領導中國獨立富強走向現代化的能力。
三鹿事件后，一位大人物又一次習慣性地做出仰天悲痛狀，宣示“企業家的身體中應該流著道德的血液”。不知這里所指的企業家是如何界定的，反正，與馬克思對工廠主的描述不太一樣。據說這位大人物的夫人、兒子以及女婿都是在資產市場上呼風喚雨的大腕，他們的行為在傳說中也頗為魑魅魍魎，當然也都應列在該人物所指的“企業家”的范疇。因此，這位大人物心中對企業家身上實際流淌的是什么樣的血液應該是十分清楚的。攙入牛奶中的三聚氰銨算不算“道德的血液”呢？對于這個問題，他自己的夫人及兒子最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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