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孟軻提出“性善論”，他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意思是，這些道德品質是與生俱來的，不是后天教育的結果。他進一步強調，正是因為人性本善，統治者才能實行“仁政”，而普通勞動人民卻無法保持善性，因此才有了善與不善的區別。
按照孟軻的邏輯，統治階級之所以能維持統治，是因為他們天生具備“仁、義、禮、智”，而勞動人民之所以貧苦、愚昧，甚至會做壞事，完全是因為他們自己喪失了善性。這就把社會不公的根源推到了勞動人民自身，而不是去追問社會制度的問題。換句話說，孟軻的理論是在告訴勞動人民：如果你受苦受難，不是因為社會壓迫，而是因為你自己不夠“善”。同時，他又讓人們相信，統治者是“善”的，是值得依靠的，他們不會無緣無故地壓迫人民，而是會施行“仁政”。這種說法的最終目的，是讓勞動人民對剝削者產生信任，放棄斗爭，安于被統治。
他一方面說人性本善，一方面又說勞動人民會“喪失”善性，而統治階級卻不會。如果善性真是天生的，為什么普通百姓會喪失，而奴隸主階級卻能保持？根本原因就在于，這種理論本身就是為奴隸主階級量身定做的。它的目的是把奴隸主階級的道德觀念包裝成人類普遍的本性，試圖讓勞動人民接受，進而成為“聽話的好百姓”。這種思想后來被宋明理學繼承，程頤、朱熹等人發展出“義理之性”和“氣質之性”的說法，進一步美化剝削階級的“善性”，最后被封建統治者寫進《三字經》等教科書，灌輸給千千萬萬的百姓，讓他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從而接受封建秩序。
與孟軻的“性善論”相對立的是戰國末期法家荀況提出的“性惡論”。荀況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意思是，人天生是惡的，而一切善行都是后天教育和改造的結果。他還指出：“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就是說，不管是高貴者還是卑賤者，他們的本性是一樣的，都是趨利避害、自私自利的。這種說法直接戳破了孟軻的謊言，揭露了奴隸主階級“天性善良”的虛偽面孔。既然所有人性本惡，那么那些高高在上的統治者，憑什么說自己天性善良？他們的“仁義道德”，不過是用來欺騙人民的工具罷了。
不過，荀子的“性惡論”雖然比孟軻的“性善論”更接近現實，但它本質上仍然是一種唯心主義觀點。他強調“人性惡”，因此主張用禮法約束人性，認為社會秩序必須靠法律和刑罰來維持。他提出：“立君上之勢以臨之，重刑罰以禁之。”這就為封建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依據。后來，韓非子繼承并發展了荀子的思想，提出更為嚴厲的法家理論，主張實行嚴刑峻法，以國家強權來控制人民。這套理論最終成為秦始皇建立專制統治的思想基礎。可以說，在戰國那個動蕩的時代，法家的“性惡論”比儒家的“性善論”更符合新興地主階級的需要，因為它有助于建立中央集權國家，推動封建制度取代奴隸制，因此在當時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它并沒有真正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上，它的“法治”只是為了加強統治，而不是為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
無論是孟軻的“性善論”，還是荀況的“性惡論”，它們的共同點就是把人性當作一種超越社會關系的東西來討論，而不去分析人的思想、道德觀念是如何由社會環境塑造的。馬克思主義明確指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性并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由社會制度、經濟基礎決定的。毛主席說：“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里，就是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么超階級的人性。”
所以，所謂“人之初，性本善”也好，“人性本惡”也好，歸根結底，都是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制造的騙局。統治階級要維持他們的統治，就需要勞動人民服從，因此他們要么說自己天生善良，讓人民相信他們會施行仁政；要么說人性本惡，必須實行嚴刑峻法，讓人民不敢反抗。不管是哪種理論，目的都是一樣的——讓勞動人民相信統治階級的秩序是合理的，讓他們失去反抗的意識，甘愿做被剝削的馴服工具。
真正的人性，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固定的，而是由社會環境塑造的。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只有通過改變社會制度，才能改變人的思想，才能讓勞動人民真正獲得解放。而那些剝削階級的人性論，無論是孟軻的“性善論”，還是荀況的“性惡論”，最終都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麻痹人民的斗志，讓他們心甘情愿地接受剝削和壓迫。真正決定人性的，不是虛無縹緲的天性，而是現實的社會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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