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當局批準斯諾登離開機場,斯諾登律師稱尚未收到相關文件》,法新社莫斯科7月24日電,俄新社莫斯科7月24日電,美聯社莫斯科7月24日電,俄新社莫斯科7月23日電,德新社莫斯科7月23日電,俄羅斯《莫斯科時報》網站7月24日報道。據報道,據俄護法機構消息人士透露,俄聯邦移民局向斯諾登發放了關于其避難申請已被受理的文件。在邊防部門允許下,他可以憑此文件離開機場中轉區。
就在一個禮拜之前,美國法西斯及其豢養的中國走狗們還在為它們找到了一個可以歪曲普京講話的機會而自鳴得意,然而,這種自欺欺人的把戲注定是常存不了的,事實證明,普京為俄羅斯能夠獲得斯諾登這個“圣誕禮物”而感到高興,因而絲毫沒有美國法西斯及漢奸走狗們所意淫的“普京希望斯諾登趕快走人”的這件事。
美國法西斯當然不希望有任何一個國家收留斯諾登,因為斯諾登翻出了美國統治集團法西斯專政的證據。盡管對斯諾登而言,他的這個行為很明顯是在維護美國《憲法》的尊嚴,是在維護美國公民的人權,但是,美國統治集團并不這么看,在這場危機面前,美國統治集團的反動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當然,美國法西斯——作為一個整天將自己標榜成信仰“憲政”的武裝暴力集團——并不敢用“莫須有”的罪名來緝拿斯諾登,于是就習慣性地用栽贓嫁禍的辦法,通過編造各種罪證來給斯諾登羅織罪名,從而把斯諾登“證明”為一個罪大惡極的叛國者。在此過程中,美國的主流媒體集中力量對斯諾登及其親人進行了大規模的妖魔化宣傳,大有把斯諾登打入十八層地獄后再踩上一腳的味道。據說這是文革中“造反派”制造冤案時常用的手法,然而,現在,我們分明看到,恰恰是“當權派”在明目張膽地使用這種手法,并且還厚顏無恥地把被他們屈打的對象指稱為“文革余孽”。
李敖說過,“莫須有”的意思不是“沒有”。他認為,秦檜——作為當朝宰相——再怎么想陷害岳飛,也不可能無恥到在沒有罪證,因而在沒有罪名的情況下就公然殺掉岳飛的地步,因此,根據他的考證,“莫須有”是“莫須,有”,也就是說,“難道沒有嗎?”。秦檜的用意很明顯,就是暗示手下這幫爪牙和投機分子——一定要想辦法把罪證提交上來。但是,這反過來也證明了,趙構和秦檜是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拘捕岳飛的。當然,他們在抓捕岳飛的時候就已經在公開場合大肆宣傳岳飛犯了很多大逆不道的罪行,但是并不提供任何證據,因為他們實際上根本沒有證據。盡管在此之后,秦檜一黨所提供的罪證無一不是證明了岳飛嚴重違背了當時的社會主流價值觀,如“逗留不進”、“棄守楚州”、“指斥乘輿”、“坐觀勝負”等數條罪名,換言之,秦檜一黨將一個積極主張抗金、反對合議投降的民族英雄誣陷成一個畏縮不前、消極避戰、割地賣國、圖謀造反的漢奸、陰謀家,換言之,將原本屬于秦檜的罪名強加到了岳飛的頭上,然而事后證明這些罪證都是偽造的,這些罪名都是欲加之罪,因此,后來岳飛才得以平反昭雪,所謂的鐵案被人民群眾的力量碾成齏粉,而秦檜和趙構賣國肥私的陰謀也曝光于天下。因此,盡管當時趙構和秦檜在謀害岳飛時,也將自己的這個做法稱之為是“時代所向、群眾所盼”,但是,對人民群眾而言,這只是反動統治者自說自話、自拉自唱、自導自演的一出丑劇。
(岳飛班師圖,王師南歸,金國宋朝子民無望,沿途跪拜痛哭。)
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固然要辯證地看待一個人的功過,但是,不能將莫須有的罪名強加在他的頭上。典型的如不能將后世儒生誣蔑秦始皇的罪名強加在秦始皇身上一樣。所謂焚書坑儒,根本就是后世的誣蔑之辭,秦始皇殺的不過是幾個——聲稱自己具有特異功能的——江湖騙子和邪教分子(如李二之流),燒的及禁止傳播的不過是前朝經典(如《毛選》第五卷、《周恩來選集》等等)罷了,即便按照現在的標準,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而秦始皇推行的嚴刑峻法正是秦國得以強大和統一天下的保障,這不僅不是秦始皇的過失,相反還是秦始皇的功績。后世儒生為了向權貴階層獻媚,所以無恥的把嚴刑峻法妖魔化為秦始皇的罪過,其實質不過是為了給“刑不上大夫”制造輿論,給特權階層為非作歹卻不受制裁編造借口,既然“刑不上大夫”,那么無論宰相怎么“不為自己謀取‘一分’私利”都不會受到應有的制裁了。因此,越是貪官污吏、漢奸國賊,越是反對嚴刑峻法,越是要妖魔化秦始皇,越是要把秦始皇誣蔑成暴君,然而,恰恰是那些不法分子和意圖不軌者才是秦法所制裁的對象。而且,秦國的滅亡也和秦始皇本人無關,相反,恰恰是秦二世和趙高違背秦法,篡逆亂政,指鹿為馬,破環綱常,陷害忠良,所以才導致民心盡失,天下大亂。因此,秦始皇實際上是被冤枉的。
用虛假罪證審判他人,乃至置人于死地,這是一切反動統治者在搞法西斯專政時慣用的手法。美國身上的這種例子太多了,典型的就是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因被美國誣稱其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被美國用武力推翻,薩達姆也被處死,但始終沒有找到任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近來,美國也無端指責中國對其搞黑客入侵,比如前中情局長海登就指稱中國電信巨頭華為公司為中國政府從事間諜活動,盡管華為予以堅決否認,但是,據《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報道,海登稱西方情報機構已掌握了華為從事秘密活動的信息,不過,該報沒有提供任何間諜活動的具體證據。
在斯諾登引爆了“棱鏡門”之后,美國法西斯從事間諜活動的證據被曝光了,但是,美國法西斯不僅不抵賴,相反還義正詞嚴地表示要把監視監聽活動繼續搞下去,與此同時,美國法西斯卻反過來指責中國的電信企業對美國搞間諜活動。因此,對中國來說,問題只在于是否要承認美國的這一強盜邏輯?而是否承認美國的這一強盜邏輯是合理的,這將取決于中國政府的民族立場和階級立場。
南宋朝廷陷害忠良、殺戮民族英雄一事揭示出一國之政府的立場未必就是愛國愛民的,從趙構、秦檜到蔣介石、汪精衛,都揭示出一國之政府同樣可以持賣國立場,因為賣國可以肥私,正如朝廷官員通過大搞貪污腐敗活動將國家財富和公共財產中飽私囊一樣,反國家性、反民族性、反人民性等等同樣能夠在一個國家的政府及其領導層里體現出來。因此,正如中華民國的老百姓沒有理由去支持、擁護蔣汪賣國政權一樣,南宋的老百姓也沒有理由去支持、擁護那個賣國的朝廷。相反,那些在冤案面前“堅守地服從中央決定,靜觀法律審判”之輩恰恰是在做漢奸國賊的走狗,是在姑息縱容漢奸國賊為非作歹。張學良就是為了“維護中央的權威”,就是為了所謂的“小局服從大局”,因此聽從了蔣介石“不得開槍”的命令,讓日本侵略軍兵不血刃地占領了東三省。因而,如此“維護中央的權威”的做法非但不可能保證國家長治久安,恰恰相反,中國因此才會陷入亡國滅種的危險境地。
因此,盡管“令出一門方能不偏不倚”對一國政府自己而言是真理,但是,辯證法告訴我們,只有在該國政府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前提下,人民群眾才會和政府保持一致,相反,如果該國政府違背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拋棄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進而反過來賣國害民,那么從這種政府大門里出來的政令對人民群眾而言又怎么可能是“不偏不倚”的呢?!“不偏不倚”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是要講前提的,對那些和美國法西斯不清不楚的漢奸賣國政府而言,它的“不偏不倚”就是賣國肥私,對殖民地政府而言,它的“不偏不倚”就是給殖民主義勢力當看門狗。總之,在大談特談“走群眾路線”的今天,只有走群眾路線的政令才能“不偏不倚”,更不要說當今中國的很多政令尚不是出自新華門,而是出自賓夕法尼亞大街16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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