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碑的時代與立碑的時代

    1974年8月30日，日本東京三菱重工總社的9層大樓發出轟天巨響，威力強大的炸彈被引爆，頃刻之間硝煙彌漫，一片狼藉，8人死亡，367人受傷，爆炸當時的沖擊力據說使得在霞關——日本政府部門集中地——的東京高級法院和東京地方法院的玻璃窗都震顫不已......　　

    不久之后，關西（京阪地區）的新左翼活動家收到了來自三菱爆破實施者的聲明書，其中明確提到:“這次作戰是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狼’干的。三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黑司令部。爆破中的死傷者寄生在帝國中樞，是肥滿的殖民者。日帝中樞地區（丸之內）將成為硝煙不斷的戰場。”⑴以使用炸彈名聞日本激進左翼運動的東亞反日武裝戰線及其最著名的戰斗小組‘狼’將三菱爆破作為開端，開始了一系列爆炸大企業高樓的新行動。十個月內，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的三個戰斗小組“狼”、“大地之牙”、“蝎子”接連襲擊了包括三菱重工、三井物產、帝人株式會社、鹿島建設等十三家日本資本主義的代表性大企業，直到1975年5月19日，其主要成員被日本能干的鎮壓機器——公安警察——一齊逮捕為止。　　

    這些“恐怖分子”為什么要爆炸那些大企業？爆破鹿島建設的“蝎子”⑵——主要成員：黑川芳正、宇賀神壽一——把作戰代號命名為“花岡作戰”的做法就說明了所有的原因：三菱、三井、鹿島、日產這些新老財閥都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亞洲時的走狗爪牙。但在“大日本帝國”滅亡之后，這些企業并沒有跟著一起完蛋，反而在戰后蓬勃發展，繼續在“經濟大國日本”的旗幟下掠奪著亞洲，所以很自然地成為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的襲擊目標。　　

    現在讓我們回到三菱爆破之前，再來看看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狼”實施過的一系列“炸碑”作戰。　　

    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狼”——主要成員：大道寺將司、大道寺綾子、片岡利明、佐佐木規夫——1971年12月12日在熱海爆破了由南京大屠殺的劊子手松井石根興建的、旨在“安撫慘遭屠戮的中國人的怨念”的“鎮魂”之物“興亞觀音像”；　　

    1972年4月6日，“狼”爆炸了橫濱曹洞宗總持寺安置著5000柱在日帝殖民朝鮮時期的無名殖民者和侵略者遺骨的常照殿。1965年日韓在花旗帝國的撮合下復交，日本政府向當時風雨飄搖的樸正熙政權提供了3億美元的無償“援助”和2億美元的有償“援助”，作為對這種日韓“親善”的回應，遂在漢城附近建立所謂合祀臺安置上述的這5000柱遺骨。但是韓國人民無法容忍此種羞辱，在合祀臺建成后“更以汽油焚燒、破壞臺座碑面、發表抗議聲明等手段反對。”日方無奈之下于1971年將遺骨接回本國，但卻在次年被“狼”炸成了一堆瓦礫灰煙；　　

    1972年10月23日，“狼”又同時炸掉了象征著日本殖民阿伊奴人民⑶的北海道大學文學部和旭川市常盤公園里的紀念碑“風雪之群像”......　　

    “狼”在“炸碑”時期最著名的行動是在熱海爆破“興亞觀音像”的同時，炸掉了同在熱海的日本右派圣地“殉國七士之碑”。所謂“殉國七士”即是東條英機、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廣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武藤章七名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處以絞刑的甲級戰犯。當時流傳這些人中的部分遺骨被從火葬場中盜出，并秘密安葬在熱海，于是就建立起所謂的“殉國七士之碑”，更有時任總理大臣的吉田茂揮毫題寫碑名。然而“轟然一聲巨響，這座碑，連同南京大屠殺保佑‘興亞’的觀音菩薩像，都被‘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狼小組’，被所謂極左派學生之‘狼’，兩處一塊點火，一炮同時炸飛了！”⑷　　

    “我們是和（被日帝侵略、壓迫的）阿伊奴人民、沖繩人民、朝鮮人民、中國人民的反日斗爭相呼應，和他們的斗爭合流的反日帝斗爭的執著的‘狼’。”（《腹鐘——城市游擊戰士讀本1級》）　　

    他（她）們如是的宣告。　　

    那些“仁人君子”一定會指控我在“全球反恐”的今天居然美化“恐怖分子”，而一些民族主義者將指責我在這樣的時代里還要偏袒“小日本”。我清楚地知道，東亞反日武裝戰線不是天使和圣徒，他們過激的手段和強烈的無政府主義傾向導致他們最終敗北；但在“殉國七士之碑”被炸飛四十年后的今天，我決定要向當年這些“小日本”的“恐怖分子”致以歷史的敬意。　　

2011：立碑的時代......　　

被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狼”所炸飛的那些“碑”，如今穿越了四十年的奇妙歲月，竟然落到中國的大地上生根、發芽、開花和結果了。　　

可能在地圖上還暫時屬于中國的“方正縣”為日本的“開拓團”立起了一座碑，而那塊碑是如此的“日本”。　　

說“如此的‘日本’”不是因為它的建筑樣式，而是指它的“碑文”：“一為告之日本后人，其先人長眠于此，勿以忘之；二為展示人類至善大愛乃人性之根本；三為前事不忘，后世之師，反思戰爭之危害，昭示和平之可貴。故立此名錄，以警世人”。　　

這種曖昧的話語就是我所說的“如此的‘日本’”。就像廣島慰靈碑上的銘文：“安息吧，因為錯誤已不會重復。”可問題在于究竟是“誰”的錯誤？是扔原子彈的還是招來原子彈的？還是兩者都是？　　

日本社會對于戰爭的看法，除了右派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和左派對戰爭責任進行徹底追究這二極之外，絕大多數都是上述的那種曖昧態度。另外從戰后到今天，日本已經編織了一張足夠大的作為“受害者”的話語之網：“學徒出陣”、東京大空襲、廣島長崎的原子彈、西伯利亞命運悲慘的關東軍戰俘，還有那如櫻花般散落的特攻隊員......所謂“反思”戰爭，就是不想再成為那樣的受害者，而對于自己作為加害者的歷史卻一致地選擇了失憶，這就是厄恩斯特·勒南所說的記憶/遺忘結構的標準生產過程⑸。于是，兇惡的侵略者變得比祥林嫂還要苦，比竇娥還要冤⑹。　　

現在，日本為這種曖昧的話語找到了一個出口的地方，而且地點竟然是遭受日本帝國主義傷害最巨的中國。不過仔細思量一番，“方正縣”的“開拓團碑”也許并不那么匪夷所思，這一切都是水到渠成：從在原“孤島”上海的教科書里芟除“狼牙山五壯士”到原“滿州國”之“方正縣”立“開拓團碑”，一切都是邏輯的必然；又也許今天的中國根本不需要從日本進口。自從“掏光了養灰”，自從“不要爭論”，自從有人對革命的正義性開始心虛，自從祖國大地上變節者和思想侏儒橫行的時代開幕，這一切就都是順理成章的事。　　

關于“開拓團碑”事件的分析已經有了很多精彩的文章，我沒有再畫蛇添足的必要。這塊碑據說已經被“神秘”地移除，現在還不知道它最終的去向。或許它會像當年漢城合祀臺的遺骨那樣“榮歸故里”？但今日的日本，是很難期待再有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的“狼”出現了。而在中國這一邊，有形的“開拓團碑”被清除了，卻又有多少無形的“開拓團碑”依舊安然無恙，并且嘲笑著所有的愛國者。　　

神話的時代......　　

今天是一個墮落的時代。　　

而墮落的源頭就在資本主義全球霸權越過萬里長城的那天。　　

當然，這也許是一個新生將要降下之前的陣痛。　　

但我畢竟還是不可救藥地懷起歷史的舊來，在這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的“狼”炸飛“殉國七士之碑”的四十年后。　　

我無法不傾心于那個神話般的時代：因為那里曾有過超越了民族主義，用最激烈的方式為被本國帝國主義所戕害的人民報仇雪恨的日本人；因為那里曾有過拒絕向所謂“國際社會”和“國際主流文明”屈膝，始終不卑不亢，同情一切被壓迫者的中國人；還有根本不能一言道盡的‘還有’、‘還有’......　　

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　　

我無緣親身那個時代，于是她對我而言，就成為了一個永遠不滅的奇偉神話。　　

⑴山本祐司《最高裁物語：日本司法50年》，p349，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⑵“蝎子”（さそり）一名可能來源于漫畫家筱原徹的同名作品。漫畫《蝎子》與同時期日本許多的大眾文藝作品一樣，具有鮮明的反權力、反體制的時代特征，這是那一時期左翼學生運動與漫畫相互影響的典型事例之一。參見筱原徹《蝎子》（1-6卷，小池書院，2008年）或張承志論《卡姆依傳》的文章。　　

⑶在一部分日本左翼看來，日本帝國主義最先取得的殖民地乃是居住著阿伊奴人的北海道。　　

⑷張承志《敬重與惜別——致日本》，p119，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9年。上述關于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狼”的“炸碑”部分也請參閱是書。　　

⑸參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⑹比如那些被拋棄在東北的日本遺孤。日本的一部分影視作品和相關介紹總不忘提到他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如何受到了“迫害”。